（一）中国特色城乡发展战略与模式研究
王胜今等认为，中国特色城镇化战略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建设总方针，转变为坚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思路，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在于：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重大项目布局充分考虑支持中西部发展，作为全面落实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的重要保障措施。
摆在中国面前的城乡和区域发展战略似乎有平衡发展和非均衡发展两条路可走：一方面是通过限制沿海地区的土地供给和劳动力向东部转移的方式，倾向农村和内地的政策来平衡城乡和区域发展；另一方面是推进经济向沿海地区的集聚，走非均衡发展之路。陆铭、陈钊认为，如果简单地通过政府的行政干预促使内地获得相对平衡和更快的发展，那么其代价可能是牺牲东部沿海的发展，而这样很可能使中国走上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平衡效率与公平、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实现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和土地开发指标的跨地区交易。通过促进劳动力与土地的跨地区再配置实现经济集聚的规模效应，为更大规模的区域和城乡间转移支付创造条件。转移支付在平衡发展的同时，更多地着眼于推动市场整合和区域间分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由此，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应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创新：（1）地区间的平衡要靠发展东部来解决，关键是要推动土地的跨地区交易；（2）城乡间的平衡要靠发展城市来解决，关键是要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安居乐业；（3）“以平衡促发展”，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应该以促进地区间分工为基本导向，避免投向内地缺乏比较优势的生产领域，而应更多地投向内地的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从而引导生产要素进行跨地区的合理配置，使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更少地建立在公共服务的区域间差距之上。
（二）区域间协调发展战略与模式研究
区域发展战略演变由东向西和由南向北的空间渐进模式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成功探索，从改革开放前期注重效率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向相对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转变取得了总体效率和空间平等相对较好的结合，区域改革开放也取得许多成功的经验。
王胜今等认为，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是对改革开放以来非均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而非计划经济时期均衡发展战略的回归。
刘乃全等认为，由于东中西部地区联动发展的机制尚未形成，致使区域差距在不断扩大。我国未来区域发展整体战略的目标应该是形成合理的空间结构，实现总体效率与空间结构的相对均衡，并通过空间集聚及加强区域经济联动等方式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的四轮驱动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将有助于我国经济在区域协调发展中保持持续稳定增长。
梁香青、李涛将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三大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分别定义为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广东模式。北京模式的经济发展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带动性、辐射性比较强；上海模式则有自己完整的“经济链”，独立性较强；而广东模式则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最大。比较而言，北京模式是地方合作与地区发展最佳的选择。从国家发展经济的整体层面来看，我国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更要关注经济安全，我国三大经济圈必须实施各自不同的发展模式来承担不同的任务。
卢中原、陈昌盛认为，近些年来区域经济发展重心开始呈现由东南向北移动趋势：（1）西部地区由追赶式发展战略逐步向协调式发展战略转变；（2）由争取国家优惠政策和“输血”为主，转向争取“输血”和增强“造血”功能并举，建立健全资源环境补偿机制，将西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3）开发重点由加强基础性建设为主，转向继续加强基础性建设和培育区域增长极并举，由被动依靠国家重大项目布局转向主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4）开发模式由以行政区划为界限，转向以功能定位为导向。西部地区较多的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这两类功能区的发展机会，将面临新的变化，当地的发展愿望、发展思路和发展路径将面临新的考验。
潘文卿、李子奈通过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技术，测算了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增长极对中国内陆地区的外溢效应只有10.9%，而且主要集中在对中部地区的外溢效应上。这在一定程度地解释了为什么改革开放30年来，东南沿海的“先富”迟迟未能带动中国内陆地区、尤其是西部与东北地区的“后富”。就三大增长极对内陆地区外溢效应的比较来看，长三角最大，其次分别是珠三角与环渤海；产业层面的分析揭示出对中国内陆外溢性影响排在前5位的产业在三大增长极中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金属制品业与建筑业、电气水的生产与供应业、木材加工及木制品制造业、非金属制品业对内陆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带动作用。
（三）主体功能区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发展战略研究
主体功能区，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对国土空间进行规划布局，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
陈秀山、杨艳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赋予区域协调发展必须以区域利益协调为主线，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两个领域，四大板块，主体功能区、经济圈与经济带三个空间层次的协调，着力构建地区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区域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市场一体化加强、资源有效利用且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和改善等五大目标的动态组合。
曾培炎指出，做好主体功能区规划工作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同时，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要做到开发与保护并举、把保护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做到坚持利用市场机制与加强政府调节相结合，做到坚持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相结合。
孙红玲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决定于利益驱动而不是主体功能区布局。东、中、西纵向区域既不能解决日益严重的地区差距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应将综合区竞争发展与类型区有序开发的特点结合起来，构建沿海帮助内地、生态“受益区”与“贡献区”互补的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块”横向区域财政经济利益共同体，从而促进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的形成，即采取“3+4”方案一揽子解决日益严重的地区差距拉大与生态功能弱化等共性问题。
郑江淮等认为，开发区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产业空间组织的一种“转型制度”形式，正在经历一个企业“扎堆”向产业集群的转变。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进驻开发区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政策租”，由此导致开发区企业“扎堆”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产业集聚效应：靠近要素或者靠近市场的好处。企业落地开发区，尽管它并不必然与关联企业在空间上集中，但其技术和市场行为必将与当地政府和产业关联要素发生作用，从而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和开发区的集聚效应。在产业转移和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导致“政策租”耗散的情况下，经济开发区要么因政策租金的耗散和新建开发区的竞争而失去竞争力，要么形成集聚效应而变成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产业集群。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发区作为政府培育的经济增长点，到形成有组织能力的产业集聚，基于开发区的企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开发区的非政策性的集聚效应。
严汉平、郭海阳认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经济特区的改革目的、思路、路径相同，但改革的背景、内容、方式、影响不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具有实现的经济基础，符合网络发展模式的条件。空间网络的形成是建立在若干产业链和城镇群纵横交错基础上的，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这种较为成熟的网络体系，它在空间上覆盖的面积更为广泛，空间网络对腹地的辐射力比增长极更大，还能通过网络逐渐扩大促进更大范围的地区经济发展。
（四）区域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王胜今等认为，区域一体化战略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统一市场的形成需要遵循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656 陈丁、张顺实证研究了中国各省经济发展的空间邻居效应，各省份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强的经济联系，省域经济受毗邻省份增长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制定省级经济政策时，政策制定者需要将周边省份的经济现状纳入决策范围，充分考虑周边省份可能会出现的经济冲击，做好相应的准备，为了获得更加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与周边省份形成某种经济同盟是一种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
陈建军认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可以用“动力—行为—结构—模式”这样的具有内在逻辑的分析框架来统一，在这一框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分解为四对主要关系：即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关系；主导地区和周边地区是否是中心与外围的关系；产业分工与合作方面，是如何处理产业同构问题；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是政府作用如何与市场化的企业主导模式相协作的问题。
周元元从收益、成本、可行性角度分析认为，中国一东盟区域货币合作势在必行。当前中国一东盟区域金融合作处于初级阶段，尚需一种长远性的制度安排。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与东亚、东南亚经济互补性日益增强，相互依存度逐步提高，应利用中国一东盟货币合作的大环境推进次区域货币区—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并以此推进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
田野基于比较制度分析框架下的交易成本模型，定序测度了问题领域敏感性、国家同质性、透明度、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与不确定性六个变量，从而为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形式选择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随着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中国相继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相对于全球层次，中国在区域层次的多边制度建设具有更高的积极性和更大的影响力，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制度建设就显著地反映了中国关于区域制度形式的政策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