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技术创新推动工业进步和产业升级将成为我国工业发展的基本主题，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已成为关系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战略任务。
（一）区域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创新能力是一个综合性指标，是社会、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诸多因素共同耦合的结果，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社会、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各方面齐头并进、协调发展。
白俊红等应用DEA方法测算了各省区的创新效率，2000年之前是东部大于中、西部地区，而2000年之后呈现相反的情况，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纯技术效率较低所致。因此，为了提高创新效率，东部地区必须适当进行管理变革和制度创新。中、西部地区创新效率高于东部，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东部地区创新要素向中、西部地区的流动，进而促进了创新的收敛。收敛分析结果表明，全国总体和西部地区存在绝对收敛的趋势，而东、中部地区绝对收敛趋势并不显著；全国及三大地区条件收敛显著，且人力资本是促成其显著收敛的重要因素。加大教育投入，加强人才建设对缩小地区创新差距意义重大。
王学军、陈武运用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探寻了湖北省区域智力资本各要素的构成对各要素的贡献度，研究发现，区域结构资本对于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贡献度最为重要，其次是区域关系资本，最后是区域人力资本。区域结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区域关系资本的水平和区域人力资本水平，因此，提高区域结构资本水平显得最为突出，制度创新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关键。为此需要通过优化经济、社会的各种体制、制度和机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来提升区域结构资本的水平。通过鼓励国际、国内贸易、招商引资来提升区域关系资本的水平；通过发展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事业来提高区域人力资本的水平，区域智力资本各要素的构成的改善会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丁美霞、周民良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2001与2005年的创新能力进行了定量化分析评价，2005年全国区域创新能力按照大小的排序是：广东、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山东、辽宁、四川、湖北、天津等地，研发支出、研发全时当量、三种专利申请授权数、政府支持、技术市场成交额、高技术销售收入、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等成为各省市区创新能力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赵彦云等利用创新资源能力、创新攻关能力、创新技术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人才实现、创新辐射能力、持续续创新能力、创新网络能力、创新指数等指标发现，2001—2007年区域创新能力呈现了一个逐步分化和持续上升的趋势。创新资源正在从单一地区的绝对优势发展为多个地区的强势，资源分布趋于合理；创新产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无论在专利还是在人才培养和价值创造上，基本都处于快速增长阶段；部分发达地区在创新辐射能力方面越来越发挥重要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持续创新能力在略有波动中保持了提升的趋势；创新网络尽管还不完善，但网络能力正在积极构建之中。
吴延兵运用1996—2003年中国地区工业面板数据研究了自主研发、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引进对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1）自主研发和国外技术引进对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国内技术引进对生产率并没有显著影响。（2）我国创新能力基础薄弱、研发投入结构不合理，自主研发的吸收能力较低，没有与技术引进形成互补优势共同促进生产率提高。（3）自主研发、国外技术引进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地区效应。自主研发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生产率有显著正影响，但对西部地区的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国外技术引进对西部地区的生产率有显著正影响，但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则不然。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基础、技术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基础可能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所以，激励东部地区科技创新和西部地区技术引进，因地制宜地采取有针对性的创新激励政策，才能全面提升各地区的创新能力，促进各地区经济实现平衡增长。
姚洋、张晔提出产品国内技术含量概念，利用投入—产出表来计算各种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并对全国及江苏省、广东省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得以检验，结果发现：1997—2002年间全国以及江苏省的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迅速下降，而且全部技术含量也没有显著提高；但广东省的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在1992—2002年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变化。据此分析，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水平的下降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现象，在发展出口加工业的过程中，中国可能存在着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V型反转趋势，即将经历一个产品国内技术含量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当然，V型曲线说尚需更长时期的跨省或跨国数据来对这个趋势进行验证。
（二）企业创新绩效与区域经济发展
在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中，企业是区域创新能力最为关键的主体。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各地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将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杨晔对全国不同省份企业自主创新投入产出、创新绩效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30个省份中有12个省份企业自主创新产出富有效率。广东、上海、北京是“高投入—高产出”代表，天津、福建、湖南的基础创新则具有比较效率，是“低投入—高产出”的突出代表；辽宁、黑龙江、陕西是“高投入—低产出”的突出省份；甘肃、青海、江西则是“低投入-低产出”的突出省份。另外14个省份企业的创新是缺乏效率的。在技术创新投入要素与创新效率提升的基础上，实现“低投入—高产出”将是区域企业自主创新应该共同实现的发展路径。
卢方元、焦科研认为，中国各省区大中型工业企业在技术创新投入、研究开发、制造能力、技术创新产出以及创新环境支持5个方面存在差异，江苏、广东、山东、浙江、辽宁、上海在总量上都有较强的优势。相比之下，贵州、甘肃等地很多相对量的排名有不同程度上升，这说明随着企业竞争程度的加剧它们逐渐提高了对技术创新的认识，加之国家对西部大开发重视，因此，在相对量上进步较快。
FDI对中国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即技术“外溢”效应和技术“挤出”效应，其影响程度与技术本身所属的原创程度、对企业的重要性及当地企业的吸收能力相关。
李晓钟、张小蒂对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2002—2006年FDI对我国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表明：FDI对区域一般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明显存在，由于东部地区发展基础较好、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和国家的外资倾斜政策，呈现东部较高、中部次之、西部不明显的特征。随着FDI的梯度转移，FDI是激活中部地区技术创新潜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为跨国公司和加工贸易企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创造条件，从而促进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但跨国公司通过其内部化及关键技术“黑匣子化”等对核心技术实现控制值得关注。研究发现，FDI对中国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即技术“外溢”效应和技术“挤出”效应。从技术的层次来讲，外观设计和实用新颖专利等实现水平相对较低的技术，内资企业较容易获得FDI的技术外溢，但核心技术较难从技术外溢中得到。由于技术优势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获胜的决定性因素，跨国公司虽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但母公司常常通过跨国公司内部分工、核心技术对生产性技术的控制及强化低档产品对高档产品的依赖等实现对核心技术的控制。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利用生产环节的“片段化”（Fragment）可以将技术分散外包到多个主体中去，并利用分散外包主体之间客观存在的较高交易费用形成某种“管中窥豹”效应，从而使得核心技术“黑匣子化”。从这方面来说，FDI不仅对我国区域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较小，而且在优秀人才雇用等方面对我国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存在某种“挤出”。目前，利用外资已经成为我国获得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也是我国发挥后发优势的主要途径。政府可通过政策措施，引导我国企业建立自主研发体系，加大对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吸收能力，努力在自主创新和利用外部技术资源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三）技术创新路径与区域经济发展
林云、金祥荣认为，近年来区域技术创新绩效呈现差距日益加大的“马太效应”。研发、技术机会及吸收能力对于区域技术创新绩效具有累积循环的影响作用，累积循环导致创新的区域差异日益明显。东部以其优势的技术机会以及高效率的企业、高校研发占据着中国技术创新领域的强势地位。东北企业的创新绩效比起中部和西部较高，但政府没有提供很好的技术机会，总体创新绩效并不突出。中部地区高校作用不明显，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共同作用，但其作用方向却相反，而且政府负向效应远远大于企业的正向效应，创新绩效较差。研发一方面作为技术创新的投入对创新产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可提高技术吸收能力和学习能力，对于FDI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产生积极作用，间接作用于区域技术创新。
张秀武、胡日东认为，创新和集群是当前我国发展高技术产业的两大途径，考虑了R＆D存量因素的知识生产函数能够比较准确地揭示区域高技术产业知识生产的投入产出关系，区域内的产业集群因素和区域间的知识溢出都对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影响显著。
丁岚、王分棉采用显示性指标和分析性指标两个维度评价高新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力。首先利用显示性指标对北京高新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及发展潜力进行剖析；然后利用分析性指标来深入挖掘影响北京高新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即利用贸易竞争指数和MI指数分别测算高新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实力和国际竞争潜力；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计算出各省市区的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北京高新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但发展趋势呈上升态势，北京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相对于进口具有比较优势，是促进北京对外贸易增长的重点；北京的科技资源配置规模（R＆D强度、R＆D经费、科技人员等）远远高于其他省市区，但北京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低是影响高新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提升北京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就是提高科技资源产出，增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载体的科技产业转化能力，扩大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及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的经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