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源诅咒”与区域经济发展
邵帅、齐中英应用“资源诅咒”理论假说，通过1991—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表明：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确实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虽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前能源开发负向作用于对外开放度、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但“诅咒”效应尚未明显产生，而实施大开发后能源开发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负向作用的增强，导致诅咒效应明显。进一步考察发现，能源开发在西部主要通过其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挤出效应，以及滋生寻租和腐败而引起的政治制度弱化效应这三种间接传导途径来阻碍经济增长，其中人力资本投入是作用最强的传导因素。但是，能源开发并不是完全抑制经济增长的，而是可以通过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来对经济增长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景普秋、王清宪从经济增长、结构演进、空间差异三个角度分析了煤炭资源开发给山西经济发展带来的正反双重影响：（1）煤炭是区域经济发展与结构演进的主要动力，但煤炭资源价格波动较为强烈，导致资源型区域经济增长波动的幅度与频度均高于非资源型区域，从而加剧了区域经济增长的波动；（2）从产业演进的角度看，煤炭资源产业有强化的趋势，生产要素向资源部门的流动，制约了工业内部能够带来规模报酬递增的制造业的发展，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导致城镇化质量滞后，甚至出现“反工业化”现象，造成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严重偏差；（3）煤炭资源开发推动了人均GDP快速增长，但对居民实际收入与消费的推动作用非常弱，区域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同时，区域收入差距也在扩大。
高波、罗剑朝认为，出现“资源诅咒”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资源开发的产业链较短，资源要素价格长期偏低只是其表面原因。金融对资源富集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支持作用，但其作用低于全国水平，金融支持在不同产业上的单位资本产出不同意味着金融对不同产业支持的力度不同，第一和第二产业高的单位资本产出率暗含着金融机构有被锁定在资源开发项目上的风险。依托资源优势建立起的相对单一的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高能耗、高物耗工业体系，其能源、原材料优势没有转化为深度加工增值的产业优势，形成了对制度创新、科技进步、人才培育等的排斥倾向，降低了工业化的水平，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原煤、原油、天然气等资源税实行输入地从量计征的现行财政税收体制，导致税收与税源背离，本应体现为资源输出地的税收，反而流到了资源输入地，造成区域间不合理的税收转移；同时导致资源的开发利用者不承担环境外部成本，环境保护中的“谁破坏、谁治理和谁污染、谁补充”原则难以真正落实。
（二）能源效率与区域经济发展
能源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支持”，然而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粗放式的能源消费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压力越来越大，提高能源效率是中国当前最为迫切和重要的问题之一。
刘畅、崔艳红分析了影响中国能源消耗强度区域差异的长期和短期因素，研究了不同区域各种经济因素与能源消耗强度之间的关系。1979—2000年，能源消耗平均增长率不到GDP平均增长率的一半，能源消耗弹性小于1，中国以较低的能源增长率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2001年起，中国经济增长表现为以较高的资源消耗为代价，对能源的依赖在增加。研究认为：能源消耗强度较低的省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能源消耗强度较高的地区集中在以煤炭消费为主的内陆省区。就能源消耗强度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而言，产业结构及能源消费结构对高能耗区域的影响很大，高能耗区域通过结构调整有更大的节能空间。尽管中能耗区域有较高的长期价格弹性，但能源价格的短期波动对各区域都不显著，有必要尽快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性和环境成本的合理能源价格体系。投资结构与企业科技开发投入对各区域仅有长期影响，对高能耗区域的影响更大。低能耗区域的能源消耗强度对各种经济因素的短期波动能迅速做出反应，而高能耗区域虽然对各种因素的短期变化调整缓慢，但表现出更大的长期节能潜力和技术创新需求。
如何科学地评价各地区能源效率（EE）的现状是中国实现“十一五”节能降耗战略目标的重要的科学前提和保证。杨红亮、史丹使用单要素方法和三种全要素方法对以2005年数据为基础的中国各地区的能源效率的比较研究表明：（1）全要素能效指标可以更好地对各地区的能效利用状况做出科学解释，全要素能效的结果肯定了能效差别有着地区生产要素结构上的原因。（2）中国的总体能效水平也还很低。如果各地区可以达到上海等先进地区的能效水平，中国大约可以节约30%左右的能源消耗。（3）东西部之间巨大的能效差距表明了在现阶段实现地区间节能合作、推动先进生产技术在东西部之间扩散的现实必要性。
史丹等测算了1980—2005年中国能源效率地区差异中各因素的作用大小，结果发现：中国各地区能源效率逐渐从“单峰”分布向“双峰”分布变化，三大地带之间的能源效率差异在总差异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将成为今后中国能源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资本—能源比率和劳动—能源比率的差异都对地区间能源效率差异有较大影响，平均贡献份额分别为36.54%，45.67%和17.89%；资本—能源比率和劳动—能源比率差异的作用在缩小，而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作用在持续提高，是近年来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能源效率地区差异的主要决定力量。东部地区能源效率的收敛主要是增长方式趋同的结果，而中西部地区由于体制转轨进程参差不齐，经济结构和增长波动导致了内部能源效率差异呈现波动性变化。仅从微观技术层面或产业结构方面着手并不能有效地缩小各地区，特别是东西部地区间的能源效率差异，只有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才能促进包括能源技术在内的技术扩散、改进地区资源配置效率，逐步实现各地区能源利用效率趋同，从而提高落后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
李国璋、王双利用对数平均D氏指数技术（LMDI）对1995-2005年中国能源强度变动进行区域因素分解，分解为区域能源强度变动、区域内产业能源强度变动、区域内产业结构转变及区域产出结构转变，分别反映区域技术效应（即技术进步、区域内能源强度及区域能源强度）和区域结构效应，研究发现：由区域内能源强度所显示的区域内技术进步因素是影响中国能源强度变动的决定因素，其次是区域能源强度，而区域内产业结构转变和区域产出结构转变的解释力较弱。因此，加快产业技术进步，提升产业能源产出水平，尤其是能源密集型的第二产业，促进各产业能源节约使用是区域能源使用战略的关键。在对区域内能源强度的分解发现，东中西三大区域中第三产业能源强度下降的速度最快，其次是第二产业，下降最慢的是第一产业，这说明第三产业能源强度下降对能源强度变动起主要作用。加大第三产业的能源节约力度，开发和引进能源节约型的先进技术，能够有力地降低区域能源强度。同时，加快区域内产业结构转变仍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
师博、沈坤荣将知识存量纳入生产函数，使用包含资本、劳动、能源、土地和知识存量五种投入要素的超效率DEA模型，对1995～2005年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结果显示：（1）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正处于稳步攀升的阶段。1995～2005年全要素能源效率在东部水平最高且较为平坦，但在中西部却展现出螺旋型的演进态势。（2）能源禀赋相对充裕的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较低，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市场分割扭曲了资源配置，地方保护造成产业结构趋同，致使地区间相互牵制难以实现规模经济，从而造成全要素能源效率损失。因此，培育统一、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是改进中国能源效率的根本之策，当前则需要强化“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和“北煤南运”等能源区域调配力度，并完备能源区域调配补偿制度，防止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趋势的拉大。
（三）FDI与区域经济发展
白雪洁等以外资利用效率与土地利用效率的研究为出发点，对我国27个国家级开发区2004—2006年的土地利用效率和外资利用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只有闵行、漕河泾、南京、广州、北京5家开发区的外资与土地利用效率，具有集约高效发展模式的特点，近20家开发区呈现的是外资与土地利用效率双低的粗放型发展特点。外资与土地利用效率双高的开发区，因为地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土地资源的稀缺价值得以充分体现，集约高效开发利用土地的压力和动力并存，在吸引外资时更加注重质量、技术与管理等因素，这也是这些开发区呈现“双高”模式的原因，也是其他开发区实现单边突破式、扬优补劣渐进式，以及短期积蓄能量跨越式发展等提升效率的有效路径。
郭志仪、杨曦：实证研究发现，FDI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对中部地区边际作用较大但不明显，对西部地区作用甚微；FDI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技术外溢和资本挤入效应，外资规模的增加能够显著扩大全社会的投资，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挤入效应而不是技术外溢效应，在西部地区，资本挤入和技术外溢效应均不明显。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吸引FDI进入，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显著提高FDI的吸收规模。在影响中部地区经济效率的各因素中，市场的开放能产生最为显著的作用。人力资本的提高对于西部地区吸引FDI的进入和地区经济效率的提升更具意义。通过引资政策来减少FDI在地区间的不平衡分布并不能有效解决区域发展差距的问题。在中、西部地区培育更为开放的市场，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作为资本补充，还有助于形成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
张诚、赵奇伟研究了服务业FDI在中国的区位影响因素，发现：（1）基础设施和政府干预程度是影响我国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提高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程度对吸收服务业FDI具有积极的影响。市场规模并没有像预计的那样会促进服务业FDI的流入，市场规模可能要越过一定的门限水平才会和服务业FDI正相关；（2）服务业跨国公司更偏爱在一个拥有良好基础设施和自由化管理体制的地区进行投资。在东部地区，服务业FDI体现出较强的追随客户的特性，而中西部地区需要加大基础建设投资才能吸引更多的服务业FDI。（3）分时期的检验结果表明，在1998—2001年和2002—2004年期间，服务业FDI追随客户的特性有逐渐加强的趋势。此外，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投资时一直对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地区有所偏爱。
（四）贸易与区域经济发展
贸易自由化是增加还是减轻了贫困？郭熙保、罗知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结果显示：（1）贸易自由化可以有效促进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有利于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2）沿海、内陆地区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都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显著减少贫困，但是内陆地区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对减轻贫困的边际作用都高于沿海地区；（3）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绝大多数省市的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提高有促进作用，同时沿海地区贫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幅度明显大于内陆地区；（4）贸易自由化通过经济增长对减轻贫困的作用随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深化而加强。
陈秀山等认为，西北各省区对外贸易和省（区）际贸易的绝对量，自西部大开发以来逐步增大，对内和对外开放程度均有所提高，并在空间上呈现两大特征：一是地区内省（区）际贸易联系较强，甘肃、青海和宁夏最大的贸易伙伴均为西北其他省区，区内贸易份额占总量的30%以上；二是地区外贸易具有明显的东部沿海指向，五省区的区外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东部沿海地区（沪、苏、浙），其次为中部地区，两地区贸易份额平均值高达40%。从产品结构上看，制成品贸易已经成为西北各省区贸易的主要内容。对外贸易特别是边境贸易的繁荣是西北各省区国内贸易增长和空间格局变动的重要原因。继续推进西北地区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流通通道建设，同时加强地区内各省区之间的产业关联建设，是促进对外贸易和省（区）际贸易同步发展的关键。
刘方、赵忠秀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考察发现，区域经济增长与初级产品进口、初级产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贸易的增长更为相关。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初级产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稍大，而工业制成品的效应略小。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波动，初级产品进口、初级产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解释力依次下降。这说明持续扩大对外贸易重要性，一方面，提高工业制成品进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或对引进的技术设备注重吸收、消化、改造，用于扶植发展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通过结构调整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大量进口原材料、能源等初级产品，为老工业基地振兴打下长远发展的基础。
唐海燕、张会清认为，中国在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过程中逐渐崛起，削弱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网络影响力，突出表现在迅速上升的零部件和资本品出口比重，以及大幅下降的半成品进口比重。然而，在高技术含量的零部件生产环节，中国对东亚地区仍具有较高的依赖性，在东亚生产网络乃至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低端位置短期内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但正是通过核心部件的进口和产品内分工的技术溢出，中国逐渐积累了高端产品的生产经验和必备技能，中国崛起的竞争效应推动东亚分工网络成员乃至网络整体的专业化层次提升。借助与中国在产品内分工各流程的衔接合作，东亚生产网络的内部联系进一步强化。
（五）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
保建云以Hoover地方化系数和Krugman指数为基础构建新的描述地方保护程度、地方产业集中度和地方专业化程度的指标体系，从区域非均衡发展与大国经济转型角度构建一个解释区域差距、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一体化发展之间相关关系的理论框架，探讨区域差距扩大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效应。为了实现追赶目标、最大化地方就业与财税利益、充分显示官员政绩，地方政府有进行地方保护的积极性。区域发展差距越大，欠发达地区进行地方保护的积极性越高，根本原因在于地区之间在产业与市场竞争力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
江曼琦、张志强分析了影响产业空间集中和分散的因素。研究发现：企业规模、技术效率、跨国公司等因素对于产业的空间集中均有正的效应，但是在导致产业空间集中的若干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产业的空间集中的关系呈负相关，即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空间上布局趋于分散，从而间接证实了新经济地理理论所阐述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对于一个区域的发展来说，注意培植具有较大规模的推进型企业，并通过企业之间投入产出联系，壮大区域主导产业的集群效应。在区域产业发展战略制定中，以区域现有的要素禀赋来选择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不一定是有效的。
周勤、吴利华将区域就业增长分解为地区效应、产业效应和周期效应，分析了区域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对区域就业的影响。在就业增长率相同、就业初始水平相同的条件下，就业初始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就业演变的路径，地区初始工业化程度不同，就业演变的路径不同。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促进了制造业和相关产业发展，带来了区域就业的增长；中部地区就业绩效指数差异来源于制造业，制造业就业的下降导致中部地区的就业萎缩；东北地区就业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制造业和采掘业产业竞争力的衰退；基础设施的改善、资源性产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市场开放程度提高带来了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的发展。这些产业的发展带动了西部地区就业的增长。因此，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所占比例和产业竞争力的差距是造成地区就业差异的主要原因。
谷彬采用分层聚类方法，以2006年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占GDP比重、服务业增加值增长率反映服务业静态、动态特征的指标为聚类变量，将31个省市区分为三个区域组。结果发现：（1）工业化对服务业比重有负向影响，其原因就在于工业化对服务业存在挤压效应。（2）挤压效应随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弱，东南沿海省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东北老工业基地和“泛珠三角”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西部内陆省份刚刚步入工业化初期阶段。在过去的20多年中，工业一直充当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工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角，而服务业则处在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没有跟上整体经济发展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