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进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发表了大量的纪念、总结改革开放成就和经验的论著。在这一年里，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使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大不确定性。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经济学的进展和成果，以及如何应对国内外经济较大的变动等问题时，理论经济学本身也经受着检验。在回顾、展望和争论之间，许多新的理论问题，如经济危机、体制转型、农村改革、土地流转等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一些长期讨论的问题，如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贫富差距的扩大、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方法及其模式等问题，也在继续研究和进行争鸣。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的争鸣拓展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和思路。
（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成就总结及未来发展道路的争论
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0年的历程，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及未来发展道路的分析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这些问题包括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如何处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如何看待股份制的地位，以及如何认识国有企业与非公企业的性质等等。
1、对改革开放30年成就及存在问题的评价
厉以宁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是完成了三件事：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第二个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证券市场，第三个是民营经济的兴起。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城乡二元结构；二是行业垄断；三是社会保障。
吴敬琏认为，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除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之外，还有产权问题与法治问题。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到位，涉及到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土地地权这个问题，即我们经济学上说跟级差地租相联系的那个产权，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另外一个就是法制建设问题。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就是自主决策的，是自由的交易，如果是一个什么行政的或者其他的权力在那里支配，这个东西根本不叫市场经济。所以这方面的改革进展太缓慢。他还认为，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必定是市场取向的。建立了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一了百了，现实迫使我们思考：市场经济是不是也有好坏之分？什么是坏的市场经济？什么是好的市场经济？实行法治，即符合公认正义的法律统治，是发达市场经济共有的特征。实行法治乃是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高尚全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上产生了关于改革的一系列质疑。有人说我国的改革是完成了“四化”（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培养了大批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人大肆批判所谓“新自由主义”，认为“问题就在于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走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道路。”借机批判改革，否定改革。改革开放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很突出，你问姓“资”姓“社”，他问姓“公”姓“私”，标准往往停留在本本上，停留在老祖宗说没说过。比如搞股份制，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后来就去找经典著作上有没有。幸好，马克思对股份制有过论述，这才有了勇气去推行。反过来看，假如马克思没讲过，怎么办？我们对老祖宗太苛刻了，哪能要求他预言100多年以后的事？30年经验、教训都很深刻，不能再走回头路。
吴宣恭指出，近年来，高尚全先生在不同刊物和各种会议上，反复地以不同的标题发表内容大致相同的文章和报告，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影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片面鼓吹私有经济应成为我国的主要所有制，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有关国有经济性质的重要条文不一致。但由于他的文章也在个别段落插进一两句中央文件的词句，借以表示他并没有背离中央的精神，所以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此，很有必要通过经济理论分析，指出其错误及其真实用意所在，以正视听，以利于贯彻科学发展观，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高尚全主张“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突破点在于民本经济”，要“以民间所有、民间积累、民间投资、民间经营为主要经营方式”。“民有、民营、民享”，实际上是由资本家投资、经营，归他们所有、积累和享受，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背弃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他把“以人为本”改为所有制上的“以民为本”，是推行新自由主义主张。
赵磊认为，如今有一种倾向，只要一说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人们往往习惯把根源归结为“产权”和“法制”。产权和法制当然是要害问题，但如果不能站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富人和精英的立场上去把握产权和法制问题，就不能正确认识30年改革后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如果说，前30年改革开放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的，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的话，那么，今后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就只能是建立在由利益失衡转向利益均衡的努力之中。我们面临的根本问题已经不再是“激活”的问题，而是必须有效控制利益分化向两极分化加速发散的问题，从而逐步实现利益分化向利益均衡的收敛。因为前者正在造成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断裂和离心倾向，极大地损害和削弱了中国社会的凝聚力。
刘国光认为，30年过去了，我们仍然要继续解放思想，要与时俱进，但要坚持小平同志所倡导的以正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解决过去积累以及新出现的问题，正确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当中不适应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东西，如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经济不相容、所有制结构只能是“一大二公”不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等教条，必须加以破除，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观念。今后还要进一步扫除妨碍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意识形态，树立促进社会进步的新思想观念。但是，思想解放是有底线的，不是无边无际的胡思乱想。这个底线，就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忽视了社会主义的底线、突破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解放，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卫兴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制度与体制的改革和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而改革开放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既要坚持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又要坚持开放的正确大方向，即党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具体讲主要有：一是实行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同所有制平等竞争，各显神通，促进生产力发展；二是实行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将公平与效率统一起来，有利于充分发挥诸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三是国有企业通过改革有了自主权和自主“钱”，打破了“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旧体制；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配置资源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有利于搞活经济；五是通过对外开放，利用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所有这些，都调动了多种经济成分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和多种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形成了一种综合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强劲发展。他认为，总结改革30年，既要总结在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要总结缺失和偏误；既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创建及其指导作用，又要澄清理论是非，分清科学的和非科学的经济理论界限。
刘树成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发展绩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不是遵循市场原教旨主义，不是简单地复制其他国家现成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根据中国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使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形成内生性的制度变迁轨迹，由此避免了那种强制性的制度移植和输入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国改革的国别特色和“本土化”制度创新模式，成为转轨经济中独树一帜的模式。党的十七大对30年来相继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了完整统一的概括和鲜明科学的大整合。这就是：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整个历史新时期我们所高举的旗帜，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相应地，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践探索中所走过的道路，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党的十七大在理论上的历史性重大贡献。
林岗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初步形成，主要经验有以下几个方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把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结合起来；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努力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点与市场机制的长处结合起来，把国家的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件、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允许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把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结合起来。
张宇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和基本道路的概括与总结，包括了经济改革模式、经济发展模式、对外开放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讲，中国模式就是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以市场化、全球化和工业化为内容，以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意义；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2、对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发生新变化的争论
樊纲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时认为，在1992年初期大家都在谈国有制改革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是要走一条路，但是怎么也改不动，改不动就创造条件，创造条件就发展民营经济，这样创造改革国有经济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市场竞争的环境，国有企业改革才能逐步动起来，后来事实证明也确实是这样，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为整个一系列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茅于轼认为，穷国与富国，根本还是在于制度的不同。改革以前，都是“别人的钱为别人花”即公有制，这是有问题的。最有效率的是“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赚钱”，最典型的是小商贩。他们不偷懒、不贪污，因为有竞争也不会降低质量，这是最有效率的，独资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这种情况。改革开放前人们的劳动就等于义务劳动，你的劳动成果自己看不到，全国变成了一个义务劳动的国家，这会有效率吗？用别人的劳动为别人赚钱，国有企业就是如此。企业是国家的，赚的钱不是总经理的而是国家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不太关心劳动的效率，改成私营后，生产效率就得到了提高。所以，改革的目标就是使生产和消费都是最有效率，药方就是私有化。
陈志武认为，从人类更长的历史趋势和人的本性看，私有经济是中国未来的希望。私营经济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真正希望，民营经济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全新的活力。18他还认为，国有经济份量越重，对法治建设的威胁就越大。为了法治发展，中国也应该私有化，将土地、国有资产分回到私人手里，让中国老百姓除了工资收入外，也能享受到土地升值、资产升值的好处。这样，就能带动内需的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度，从而结束目前“国家太富、老百姓太穷”的局面。在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操作上，他主张应把国资委体系掌握的国有资产一部分划拨给社保基金，剩下的跟国土资源部掌握的一些国有土地一起放到一个或几个大基金，然后把基金份额分给全国老百姓，每个公民得到同样多的基金股份，并允许个人自由交易这些基金股份，就像现在的股票基金可以交易一样。
刘国光认为，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有经济，应当从两个方面来正确对待。一方面是不应轻视，不应歧视；另一方面，不应捧抬，不应护短。现在对私营企业轻视歧视的现象的确是有，特别是前面提到的融资问题和负担问题。例如我国大银行对中小企业（主要是私营），除了“重大轻小”，“嫌贫爱富”外，还存在“重公轻私”的所有制歧视。私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有广大的投资天地，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一些重要部门现在也可以参股投资，分享丰厚的盈利，他们应当知足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群体和“新社会阶层”，私营企业主大概不会觊觎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地位”。但是确有某些社会精英明里暗里把他们往这方面推。要教育他们不要跟着这些精英跑。
郭飞认为，在我国现阶段，在所有制结构总体上兴利抑弊，最大限度地体现“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使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关键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断探索、发展和完善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坚持走基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现阶段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苏东剧变后一些国家在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出现的历史大倒退，其根本的经济制度原因就在于放弃或改变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实行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
王中保认为，只有公有制（也就是国家或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和按劳分配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或者说公有制是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经济基础。我们在“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时候”，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进而保障“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是经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需要。因此，只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快、更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二）对美国次贷危机的起源及其影响的分析
2007年4月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日渐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引发了实体经济危机。关于引发危机的原因，不同立场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做了各自的分析与解释。一些人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不利影响的结果；有的学者提出，一些人认为危机的爆发是市场经济不彻底、不完善的结果，“自由市场万能论”是站不住脚的；更有一些学者建议加大我国私有化的力度，以避免中国爆发类似的危机；而另一些人开始重新捧起马克思的著作，以求从中找到解释危机的答案。
张五常认为，不少学者说这次金融风暴是自由市场的失败，皆胡说八道。次贷触发的大灾难，不可能单由自由市场引起的。人类的自私可以带来繁荣，但也可以增加交易或社会费用。二十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的自私衍生出来的制度及行为，可以毁灭人类！23他还辩解说：“格林斯潘是信奉自由市场的，我也是。这次金融风暴惹来的国际言论，说自由市场证明是失败了，政府要多加管制。没有谁会那样傻，认为市场应该自由到完全不需要政府。问题是什么政府要管理，什么不要管，争论了好几代，到今天还是没有一致的看法。”
陈志武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在美国的按揭贷款衍生证券市场上，由于所隐含的委托代理关系链太长，其隐含的结构性系统风险总有一天要爆发，这是必然的。
赵磊认为，基于次贷危机的教训，经济学家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呼吁：“加强监管”、“不能实行没有监管的金融自由化”，等等。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这种呼吁当然具有很好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实行监管当然能够缓解危机、延迟危机的爆发。但是问题在于，即便实行了有效的监管，市场经济是否就能从此真正告别“危机”或“周期”呢？如果我们对危机的反思能够做进一步的“马克思主义追问”的话，那么可以预计，类似次贷危机的灾难今后肯定还会发生，而且，在虚拟经济严重超越真实经济的大环境下，这种危机将会越来越频繁。
吴建环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其一表现在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如保险公司、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分别属于不同的政府机构监管，协调和配合不容易，出现了监管漏洞，酿成重大危机；其二是仍然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三是对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
余永定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鲁比尼早就指出：60%～70%的美国人实际工资下降，靠借钱维持过去的生活水平；20%的美国人靠借款维持超出其收入水平的生活水平。在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负债的最常见形式是住房抵押贷款。在此基础上，通过再融资，美国居民进一步扩大了负债。储蓄率的下降和负债率的上升，意味着风险的提高。各种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只能转移风险，并不能减少风险，更不能消除风险。美国货币当局无法令利息率无止境地下降，也无法令住房价格无止境地上升。当贷款者们最终无法偿还贷款（付息）之时，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日。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是：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杨圣明认为，次贷危机说明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这两部分本应大体一致，但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就在于虚拟经济（其主要代表是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
吴宣恭不赞同危机的重要原因是“多重环节的利益链条断裂”，或危机的根源主要是贷款门槛太低、金融交易风险大监管难；或危机根源在于金融管理机构工作失误和存在缺陷；或根源在于美国过度透支了“整修国家的信用”等观点。他认为危机的根本和深层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
白暴力、梁泳梅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原因绝不仅是对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监管，而是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起危机爆发。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的表现，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此外，金融产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因素推迟并加深了经济矛盾，导致本次危机的集中强烈爆发。此次危机严重打击了资本主义经济，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观念，必将对资本主义全球化产生抑制，并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争论
与分配相关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为学界长期关注和讨论。尽管中央有关文件中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一再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把提高效率与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并将其作为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之一，还进一步具体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但学界的争论并未因此停止，2008年仍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与争鸣。
蔡继明认为，平等与效率之间存在着替换关系；公平是主观评价收入分配状况的规范概念，要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必须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平等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
吴敬琏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上世纪80年代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平均主义提出的。这话有个前提，即在人们的机会是平等的情况之下，效率和平等之间才会呈现某种负相关的关系。目前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主因恐怕是机会不平等而非效率。而机会不平等的消除却恰是跟效率提高相辅相成。所以，认为目前收入差别过大主要是由于过分强调了效率，多少混淆了不同的问题。一个富人富得有道理，穷人仍然有希望、有保障的社会，人们是能够接受贫富差距的，贫富差距是自由竞争后的必然结果，是成功与失败的恰当距离。这种可以接受的贫富差距自然不会成为可怕的贫富分化。
魏杰认为，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似乎是现在不少人对新体制的一种流行性评价，但这种评价是没有实践根据的。其根本错误是将效率与公平绝对地对立起来。效率与公平实际上是相统一的。有人经常将收入差距作为评价社会公平的重要指标，据此认为现在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了社会不公平。这种观点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事实上，不能将收入差距作为评价社会公平的唯一指标。我们评价社会公平的最主要指标，是看人们的机会是否均等，机会均等下的收入差异是正常的。对于那些靠自身禀赋和努力而获得较多利益的人，人们并不认为这种情况不公平。人们的不公平感并不是来自效率本身，而恰恰来自和效率相对立的垄断和权钱交易，因而不能把缺乏公平的帽子戴到新体制头上，不公平的现象是由传统体制的未能真正改过来的弊端形成的。
何炼成认为，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没有错误，只不过在不同情况下有所侧重而已。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邹东涛认为，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和贫富矛盾的凸现，不少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提出了质疑，好像收入差距拉大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效率优先”造成的。如果是这样，就得降低效率了。迄今为止，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和资金产出率还远低于发达国家。国家和社会应当关注社会公平，但关注公平，实现贫富和谐，绝不能向效率开刀。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是激励效率的重要杠杆。而收入差距过大，则会影响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
宋圭武认为，当效率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时，社会政策的重点应是大力提高效率；当公平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时，社会政策就应该重点解决公平问题。但不管何种情况，我们都应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将其对立意味着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分离，意味着手段成了目的，发展只能成为一种异化的发展，而不是科学的发展。
卫兴华、张福军认为，现在中央强调“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并提出“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不存在何者优先、何者兼顾、孰重孰轻的问题。而是将两者结合与统一起来，效率与公平并重。十七大所提“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也不能与原来讲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相混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意味着初次分配不注重公平，只是在再分配中注重公平。而现在强调“初次分配与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就是主张在初次分配中也要注重公平，不能只注重效率，再分配则更加注重公平。另一方面，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比重，应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要过急过快，要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余斌认为，公平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效率。在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中，公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平促进效率。但是，由于以往的某些政策没有把握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社会矛盾在“效率优先”的一些改革措施的副作用下日益严重起来。与再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相比，当前初次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民心向背是决定社会制度变革成败的最关键因素，改革开放只有促进社会公平，向着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全力支持。
中央党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认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效率问题与公平问题并存，但公平问题更突出。不能因重视效率问题而否认、忽视公平问题，也不能因为正视、重视公平问题而否认、忽视效率问题。效率与公平问题并存、失衡，主要在于公平问题，当前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强烈的诉求。公平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安定、稳定，还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
（四）贫富差距扩大的不同见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是我们拉开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和理论依据。一些人认为，我国现存的问题不是财富的差距，而是地位的差距，一些人认为，我国收入差距主要是国家与人民财富之间的差距，即“国富民穷”，一些人提出应利用“拉大的收入差距来促进经济发展”。但更多的人认为应重视和抑制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
吴敬琏认为，旧JifawxCz-a2Xxv@sv5NLRtUoMBJi7 路线的捍卫者宣传说，“1Zm@lS@+0i5v0LMj4-RwzeGWtgfMiFMhM64SPXmf7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rIUUsR5CcgHqIg＆）BOWdZL5w4W-%F000！FCF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而市场化改革正是我国2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完全不符Lo0vSQqpFLbe6 UseK＆5vJjuruDAoGy4K^353rvCEC7xTHbNVff4C合事实。我国收入差距过aoy1%CM）大，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学者6k6^pS3J-uawRTCLqP＆）wgLmI1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了社iB3EPxZB＆w@P（hA会注意的。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贫gOYlI@QIpd%-*+pEvqSTWB富分化加剧的原因何在，解决该问题的着力P2aW02点又应当在哪里。旧路线的捍卫者断言，它是yU0g+*3＆i%m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因此，他们主张把矛AeGy-Ol4mChD！B*+^7HHgnSMTnaw3头对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勤于劳动、善于经营ElYx＆6biux8V（Drli（而取得中等和中等以上收入的人们，以便拉平cV*@V+P^9Et+f+20AwUhxO-LX%H！p3WDM^m#7p6eiRIY他们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主张用BFdOrgrg7j8@xN#10TmrA32Co8eu3252FZEuoZYh＆Z2hU改革的办法解决目前社会问题的人们则SCT56T%i%Cmva5#M2tRsxBQ0Y（QNB8tW*G4iARPO9gz7L＆＆rMgk5XE认为，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的不正常拉大，IB#11XOH！QME@WLszcv！%b@V*i812P6iAa+FMrbUsii%30E＆yDll18%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党政f7ynza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能够接近这种cq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发财致富。因而，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推进gbl3yjjoQM@uq9＆-iOf7d2KRs）3zU＆（GIoW）HcRC*S91B市场化改革，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坚决打击“d7S29WwElZlhl2）jjE4Pl%8JK-UqG62Vc+uVpMuh*！xMFb%H6cyWu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
陈志武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最大的资本家是国家，具体地讲，是国资委和财政部。在中国经济仍然以国有制为主的情况下，增长的结果是国家越来越富，而老百姓拿的是极少部分。这不仅抑制内需增长，而且扭曲产业结构。社会中的贫富差距的确在扩大，但国家与民间之间的贫富差距，则以远远更夸张的速度在扩大。
张五常认为，不要相信农民的生活愈来愈苦，或贫富两极继续分化。这里面有一个计算的问题，就是政府也难以估计有多少流动人口。以户籍人口算农民的人均收入不对，农村如果以户籍人口来算，人均收入增加就很慢，因为很多人都离开农村到外面赚钱了，但其实是增加得很快的。无论是农地的租值，农民工资的上升，都比城市要快得多。而外国机构的什么分化指数统计并不科学，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发生着什么事。在收入的差距上，城市与农村之间可能还在加大，这是指绝对收入的差距。但相对的百分比升幅，这几年农民比城市市民升得快是没有疑问的。这样发展下去，农民的收入早晚会追上城市的居民。
赵人伟在研究“鼓励财产性收入是否会加大收入差距”时提出，贫富差距是否过大并不在于是否承认有财产性收入，而在于财产分布的差距和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否过大本身。收入和财产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居民收入增加了，用于消费外的部分就可以转化为财产。反过来，当居民的财产增多时，财产就可以转化为收入。
茅于轼认为，从历史的发展看，财富的“不平”从来没有减少过，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大，不但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都是这样。但是，地位的“不平”却越来越减少，在有些国家基本消灭，人和人变得地位上相同。对于现在社会上的贫富差距，不但消灭不了，还要有条件地继续保留下去，因为在市场经济下，个人的收入主要取决于他的要素贡献，或取决于他创造了多少社会财富，保留一定的财富差距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否则，贡献多与贡献少的都拿着同样的收入，这样势必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因此，我们应保持一定的财富差距，应尽全力消除地位的差距。这对于今后的改革会有很重要的影响。
魏杰认为，高收入者的一些收入通过累进所得税转向低收入者，这表明高收入者是最有效率的人，同时也是最有社会公德的人，因为他们将自己的一些收入贡献给了社会公平。这种体制使高收入者的收入转向社会，并肯定高收入者的社会贡献，即他们既有效率，又能兼顾公平，是应该受人尊敬的社会群体。高纳税者也是具有社会公德的群体，也应该受到社会尊重。
刘国光指出，我们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验看，财富和收入分配的集中度在上升，贫富差距在扩大。我们不能说明市场经济越发达越成熟，贫富差距问题就能自然解决。所谓“市场化改革”到位，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纸上谈兵而已。从分配领域着手，特别是从财税等再分配领域着手，来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这样做。这是必要的，但是远远不够。还需要从基本生产关系，从基本经济制度来接触这一问题，才能最终阻止贫富差距扩大、向两极分化推进的趋势，实现共同富裕。
丁冰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上，非公有制经济过度膨胀，乃是导致基尼系数过大的根本原因。随着经济增长，在人们收入水平总体提高的同时适当拉开收入差距，这是完全合理和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若削弱、动摇甚至改变了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使私营、外资经济的比重过大，贫富差距的合理界限也就势必难保了。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的差别，城乡之间、东西地区之间形成的收入差别是又一重要原因。除上述所有制结构和生产力布局两方面的问题外，还有一些次要的原因导致基尼系数过大，如某些垄断性行业的垄断性经营等，但腐败不是对基尼系数影响的主要因素。
吴宣恭认为，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经济根源，主要在于所有制性质。由地区、城乡、行业差别和劳动差别导致的收入差别，有的只不过百分之几十，有的只有三倍多；而一般私营企业主靠占有大量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休止十几倍、几十倍。至于靠正常途径暴富的少数富豪与下岗工人的收入悬殊，更是难以计数。结果是一边有着千百万贫民蜗居于危房蜗室，另一边是京城惊现2.8亿元豪宅；我国城镇10%的家庭仅持有全部城镇居民财产总额的1%左右，占总人口6%的人占有全国40%的金融资产。此外，政策上忽视公平也是其重要原因，不少企业大讲效率“优先”，只求企业主的利益，置公平于不顾。工会和群众组织不敢维护未被“兼顾”的公平。
（五）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问题的讨论
2008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安徽小岗村考察时说，“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0月19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决定》公布后，农村改革与发展问题再次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这些热点主要集中在土地私有化还是集体化、农业生产经营、土地调整权等问题上。其中，“土地流转”问题是讨论的焦点。一些人认为，新土改已经到来，土地私有化势在必行；一些人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放开，将成为进一步扩大土地改革的一个有效突破口；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将引发土地所有制层面的剧变，其意义决不亚于30年前的“承包到户”。也有学者对此表示了忧虑，认为如此一来，有可能出现失地流民。
胡星斗认为，农村土地归农民所有，实行土地私有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和集权腐败的治本之策，是当前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是伟大的制度创新。如果没有土地的私有制度，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必然面临着被虚置和剥夺的命运。只有土地私有化，产权清晰，才能够保障农村社会的公平与效率；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够有效地保护耕地，保证粮食安全。
陈志武认为，如果能通过土地私有，那么那些官权就少了牵着农民鼻子走的最重要物质基础。而土地又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就只能求着官权，就不会有“还权于民”。有了“还产于民”才会有“还权于民”。但如果像在一些地方试验的那样，只有名义上的“私有产权”而同时行政权力不受制约的话，那么真正的“私有产权”会很难，因为行政权力可随时侵犯产权。土地私有后不会比现在的局面更糟糕。在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制度下，土地照样在转为非农用途，在此过程中权力和资本获益最多。相比之下，如果土地私有，在转让过程中拥有地权的农民至少还有点发言权，是交易的主体方，在许多情况下农民的所得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少。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收益是，农民会更富有了；其制度成本是，那些掌权者少了捞钱、捞权的基础。只能是把土地产权分回到家庭个人，这才可彻底发挥出农民最自然的责任感。
党国英认为，在土地制度改革上，不要把私有权看成一个“洪水猛兽”。其实在我们这个世界中，绝对的私有权是没有的。即使是西方国家的土地制度，对农民的私有土地也有很多制约和限制。我们要在农村集体拥有建设用地上做一些改革，让集体拥有的建设用地成为真正的一种市场化的要素。建设用地被一些企业乃至个人在使用，这不存在两极分化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耕地问题。一些人认为耕地流转以后，就会出现“大地主”，会造成农民没有地就跑到城市来。根据对历史的了解，对别的国家经验方面的考察，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力干预，要让农民把地卖掉，产生大量的流民几乎不可能。
张曙光认为，保护耕地等于只让农民务农，与农民通过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获得利益的愿望相悖。保护耕地和增加建设用地也会发生矛盾。加快农地转用，扩大建设用地，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增加财政收入。
秦晖认为，土地私有制是目前可以选择的各种方案中相对比较好的一种方案。在目前中国的特定条件下，土地私有制在促进公平上有它的意义。“土地不能归农民私有，是因为土地是农民的最后保障，从社会保障的角度讲不能让它私有”，这种说法是极荒唐的。在目前体制下，我们就把土地宣布为农民的私产又能怎么样？我们现在没有承认土地私有权，但是我们承认城市住房的私有权，人们是有房产证的，但是政府要“征”那不还是照样征吗？也没有说因为它是私有的就只能自由购买了。至于说“集体所有制”，如今的体制能允许中国农民具备集体主义精神吗？宁可允许私有制，也不能允许这种集体。
温铁军认为，土地私有化是认识上的误区。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人多地少，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社会保障私有化？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受旱，因此，尽管那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导致产出率低，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是第一位的，也没有条件以所谓的耕地私有化来形成规模经济。因此，中国农业事实上不可能依靠提高土地的规模来参与国际竞争。这些所谓照搬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考量中国农业问题的思路，在目前我们这样的资源环境中都要碰壁。56农业用地的流转，自20世纪80年代推进家庭承包以来，从来没有在任何政治文件中消失过，历来都是鼓励流转的，也从来没有过障碍。在农业内部，农地的流转是顺畅的，只是根据生产力要素的配比关系发生过数量形态的变化，而没有本质性的变化，所以在基本制度上我们是坚持的，这点没有什么太大不同。
马晓河认为，土地流转跟私有化是没关系的。土地流转的基础是集体所有制，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只有使用权、交易权、支配权是农民的，现在流转是使用权，不是所有权，所有权始终是集体的。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的，这一性质不会改变。而农民要流转的是一种使用权，等到合同到期，承包权可以再收回来。
小橹认为，一涉及深化农村改革，一些人就要强调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甚至探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买卖”问题，这很让人担心。从中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制度改革上，要避免因急躁冒进而引发社会矛盾冲突和不稳定因素。土地对农民长期起着生存保障、社会保障的作用。城里打工的农民就业困难，还可以回到农村去耕种那“一亩三分地”。如果农民手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长期转包甚至“买卖”了，他们又无法享受城镇低保制度，就可能引发多种社会不稳定。农村土地流转可能会受资本利益和使用不当公权力这样外在力量的挤压，少数地方政府可能因为政绩而盲动，甚至可能在交易过程中发生“权力寻租”。
张晓山认为，农村“土地私有化”的论调是对政策的误读。国家只不过是想在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承包经营权的具体实现方式做出调整。土地可以转包、转租或者股份合作，这几种方式之前的文件精神中都已提到，现在关键是农地的“抵押”和“继承”尚未突破。如果这两者都突破了，就将对农民的土地经营权进一步“物权化”。
厉以宁认为，农村改革目前可行的做法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目前可以在农村土地承包制不变的条件下，农民根据自愿原则，实行承包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尤其是采取转包、租赁、土地使用权入股等方式，促进规模经营。有的地区还试行“土地银行”经营方式，即外出务工的农民或家中缺少劳动力的农户把所承包土地存入农村信用社，按年取得利息。总之，只要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能够流转起来，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局限性就可以大大减少，城镇化的速度也可以加快。
亦菲反对“还权于民”的提法，因为还权于农民的“权”不是土地所有权，而只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若笼统地提出把土地权利还给农民，让人误解为土地所有权可以流转，无疑等于倡导土地私有化，这完全是一种误读，不符合中央精神。
李昌平认为，一些学者将农民“土地流转”等同于城市房地产交易一类的问题，所想的办法就是明晰产权——承包权物权化，承包权永久化。承包权物权化和永久化，就是解散集体和彻底否定集体所有制，就是将一家4——5亩地、7——8块的现状固定化了，导致“土地流转”更加困难了。再说，农村也没有像城市一样完备的产权交易制度体系，物权化或永久化了也不能通过市场实现“自由流转”。这实际上就加剧了“地坑人”。
丁关良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法律性质为用益物权，而不是所有权。我国土地所有权可分为两类：一是国有土地所有权；二是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村土地承包主要也有两类：一是家庭承包；二是其他方式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流转”，转移的是“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部分权能”，而不能转移土地所有权。所以，任何人拥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村土地经营承包权，都不得也不可能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性质。
（六）中国理论经济学构建方法与模式的讨论
近10年来，围绕“中国经济学”的相关讨论一直没有停止。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得益于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中国理论经济学经过50年的多阶段的曲折发展，现在确实到了全面重建的新时期；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结果。
茅于轼认为，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我们改革所有的毛病都是向西方学来的，当然这个话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们看向西方学习所得和所失来比较，我认为所得大大的超过了所失。我们的技术毫无疑问全都是学的西方的。在经济上，在制度上，可以说成功的方面都是从西方来的。人民代表大会这是学西方的。宪法是“进口”的，环境保护是“进口”的，不是我们国家搞出来的。股票市场、证监会都是“进口”的，银行这也是“进口”的，我们得到了很大的方便，节省了很多的时间，节省了学习的成本，我们一步就跨上去了，这叫做后发优势。当然我们要说学习西方也有很多的毛病，西方克服了的毛病我们没有克服，我们比它犯的更多，所以我们今天需要解决的是怎么在主流的思想方面发扬我们自己中国的优秀文化。65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一部分有思想的人都在探索经济学问题。但是，当时条件封闭，他们除了看《资本论》之外没有什么可看的。因此，他们只能是从《资本论》中寻章摘句，这是没办法研究好经济学的，因为《资本论》不是建设的经济学，而是革命的经济学、破坏的经济学。
林毅夫认为，现代经济学前沿理论通常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提出的，那些理论通常是为了解释现在发生在发达国家的现象，其问题特征不见得和我国相同，因此那些理论不见得有借鉴意义。即使有些理论讨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问题，也常因为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因素的切身体会，而有隔靴搔痒之感。因此，中国经济学家要努力肩负起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历史重任。
程恩富认为，中国理论经济学在具体演进中，创新、改革与若干不良倾向是并存的。改革前的主要不良理论倾向在于模仿苏联经济学，改革后的主要不良倾向在于模仿西方经济学。主要表现为：第一，在规范分析层面，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缺乏研究深度。第二，在实证描述层面，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高度重视数学方法的优良传统，缺乏定量分析。第三，在政策研究层面，一味地“唯上”和“跟风”，并作辩护性的解释，缺乏反思意识。第四，在学科重构层面，以所谓市场经济学取代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缺乏本质揭示。第五，在方法变革层面，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缺乏创新精神。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要将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多种实践作为思想源泉，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假设作为主要理论基点，以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大背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类模式相对照，重点从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的多种实践中实证地描述出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科学地提炼和抽象出合乎经济事物本质的规律性范畴和原理。
卫兴华认为，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与阐述中存在的非科学观点，应进行梳理和辩明理论是非，特别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危害要有深刻认识。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改革与发展理论，能够有效地指导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而非科学的理论，会形成杂音和噪音，干扰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黄泰岩认为，中国经济学首先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中国经济学必须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和方法解决新问题，提出新理论。中国经济学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同时，又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开放胸怀借鉴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的科学成份，引进西方经济学为我所用，从而丰富和扩展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始终没有离开经济学的世界文明大道。中国经济学还是中国化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必须植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实践，并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现实。
张宇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坚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确借鉴并广泛吸收西方经济学以及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
裴小革和邱海平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本论》之间有着紧密的一脉相承的联系，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发挥了其他任何经济学说所不能替代的巨大作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一方面，《资本论》的方法论为说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合法性提供了理论出发点。另一方面，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资本论》关于市场经济的系统理论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特别是在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资本论》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再一次得到了充分体现。
孟捷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加强对教材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材需要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而发展，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在教材中得到说明。比如，如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的不同流派，如何正确应用数学等。
何炼成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高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压缩到仅10小时，连政治经济专业学生也不到40学时。基本上被“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2）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学界研究的课题和发表的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甚至公然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3）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4）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日益缩小，后继乏人，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队伍的中断，前途不堪设想。（5）与以上情况刚好相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却大行其道，绝大多数中青年经济学者言必称“五斯”：凯恩斯、诺斯、科斯、卢卡斯、莫里斯。大肆吹捧美英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被贬为“教条”和“空想”，这种情况，与苏东国家变质后经济学界的遭遇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裴小革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可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增强用于研究改革开放的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普遍真理与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的、先进的、有生命力的学说，但是，我们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而必须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其他人类文明的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对它进行创新发展。
白永秀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包括两大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前者重制度分析，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与发展问题。而后者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以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两者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中具有共性，如生产要素配置、资本经营、企业运行等方面。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两者都要同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功经验，从而实现创新。
丁冰认为，《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理论结构有原则区别，说明二者在整个理论体系上是对立的，不容混淆，也不能融合。但这不等于说西方经济学一无是处，事实上它的某些个别分析方法和观点对我们有启示和借鉴意义。如新古典经济学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和加强微观经济管理有重要参考价值；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某些方法，对于我们认识处理微观、宏观经济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有借鉴意义；西方经济学的种种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措施，对加强和改善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也有借鉴意义。
于金富认为，我们不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而且应当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发展与创新。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以马克思经典范式为基础，二是以现代经济社会问题为导向，三是以西方经济学为借鉴。
邱海平认为，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存在一些错误认识，是导致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重要主观原因。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实质上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一百多年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在一些最重要的方面证实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分析。同时，当代世界的发展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超越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结论，只有发展和创新马克思经济学，才能使之更好地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
余斌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假定与自然科学的许多假定一样，是为了排除某些从属因素的干扰，以便研究相对纯粹的事物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西方经济学的假设不仅将不相干的从属因素的干扰、甚至将错误的观点直接认作事物的主要运动规律。更为严重的是，西方经济学还将其假设直接作为研究对象，从而使之成为对自身主观臆断的研究，而不是对客观事物规律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