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诞生、发展与解体，是20世纪令世界震惊、全球瞩目的重大历史进程之一。70多年间，苏联崛起的步伐清晰可见：在与帝国主义的妥协与斗争中逐步巩固了苏维埃俄国政权，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基础雄厚的工业化国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在东西两大阵营对抗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与美国争霸、进行全球扩张势力范围的世界超级大国。与此同时，苏联解体的悲剧也历历在目：一个列宁创建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在达到世界大国之巅时却迷失了前进方向，一个拥有15个加盟共和国的庞大国家骤然之间分崩离析，一个拥有超强军事、政治、经济和科技实力的世界超级大国的继承者，一夜之间改颜易帜、迅速沦落为世界二三流国冢。
轰轰烈烈地崛起，惨惨烈烈地坍塌，苏联的发展历史或许能让人们清晰地意识到，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总是要面对一个个的战略关口，必须进行睿智的战略筹划和艰难的战略选择。能否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决定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决定着国家的兴盛与衰落、民族的永续与凋零。
一、以妥协谋生存，以反击求巩固
伟大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处于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与压制之中，“处在危急之中”。列宁根据当时国际形势和自身实力，及时制定了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国家安全战略：先与同盟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暂时的妥协赢得了喘息的机会；而后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一）忍辱让步签订和约，为新生政权赢得喘息机会对于代表俄国和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布尔什维克党来说，结束战争对于巩固新生政权具有重大意义。因此，1917年11月8日，即十月革命胜利的次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就颁布了《和平法令》，提出结束战争，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并向协约国各国政府发出照会，建议全面停战并开始和平谈判。列宁的建议得到急切希望摆脱两线作战的同盟国的响应，尽管协约国强烈反对，苏俄政府坚持同德奥集团进行谈判。
然而，德国却抱着瓜分俄国领土的目的参加谈判，提出了令苏俄难以接受的停战条件，要求苏俄复员军队，把波兰、立陶宛以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一部分土地转给德国，并向德国赔款。对此，布尔什维克党内形成了三种不同意见：一是以列宁为代表的现实派，主张立即签订和约，其理由是苏俄没有军队，没有进行战争的物质条件，继续战争将导致战场上的失败和苏维埃政权的覆灭；二是以“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为代表的革命激进派，主张立即停止和谈，以革命战争反对德国，推动欧洲革命；三是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超脱派，认为签约是苏俄的耻辱，而战争则将导致新政权被推翻，因此主张不战不和。
面对帝国主义势力的进攻和包围及国内的重重困难，经过俄共（布）党内的激烈争论，列宁决定接受德国的谈判要求。列宁表示，“德国的条件无论多么苛刻，必须立即接受。没有别的选择，任何别的决定就等于宣布苏维埃的死刑”，“我们必须懂得怎样退却，我们必须善于等候时机，我们必须利用这一喘息时机来加强力量”，“继续进行战争，必然会破坏工农联盟，必然会助长国际国内反革命联合势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如果你们不签字接受这些条件，那么三个星期之后，你就得在苏维埃政权死刑判决书上签字”。1918年3月3日，苏俄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了条约，史称《布列斯特和约》。按照和约的规定，苏俄同四国同盟之间结束了战争，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同时也丧失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包括拥有大量人力资源的乌克兰和其他重要的工业区。同年11月13日，苏俄政府利用德国国内爆发革命之机，宣布废除了对俄具有掠夺性质的《布列斯特和约》，并将德国军队赶出了苏维埃的领土。
尽管历史上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主流观点仍然认为，《布列斯特和约》是新生苏维埃政权为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巩固胜利成果而实行的一种策略性的妥协行动。尽管和约的签订使苏俄蒙受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并未触动苏维埃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为苏俄恢复经济和创建军队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机，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
（二）建立工农红军，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面临着捍卫共和国成果这一刻不容缓而又极为重要的任务。正如列宁所说：“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继续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来证明这一点。”最初，苏俄政权并没有建立自己的正规军队，只有一支由彼得堡、莫斯科等工业中心的工人志愿者、革命士兵和水兵战斗队组成的武装队伍。这支队伍在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最初几个月中，忠实地履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武装力量的职能。根据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原理，列宁曾设想建立民军，以工农民兵这种形式的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以便把劳动人民从剥削者的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并使革命成果得以巩固”。据此，1917年12月，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建立民兵体制新型军队的计划。然而，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发动的国内战争，使列宁等领导人认识到，装备差而又缺乏训练的民兵部队是无法有效地应对国家生存面临的严重威胁。于是，结合俄国的实际国情，列宁改变了原来的军事力量建设计划。他指出，必须建立一支人数众多、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才能保卫苏维埃政权，抗击帝国主义国家的庞大军队。志愿兵制已无法保证建设一支这样的军队。因此，必须实行在普遍义务兵役制基础上建设人数众多的正规军的方针，动员工人和贫农加入红军。
1918年1月28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废除了1917年12月制定的建军计划，颁布了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法令明确指出，红军是社会主义国家反对被推翻的地主、资本家和反对外国反革命的武装支柱。2月11日，又颁布了建立工农红海军的法令，并随之在全国开展了组建部队和兵团的工作。2月18日，德国军队以彼得格勒为突破口向苏俄发动了全线进攻。在这重要关头，苏维埃政府发表了由列宁起草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号召先进的工人、农民、士兵和水兵报名参加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并于2月23日在全国各地举行了集会，进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总动员。这一天就成为苏维埃红军的诞生日。
为了保证红军和红海军的顺利建立和开展工作，列宁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仅从1918年12月到1920年12月，列宁就主持召开了143次国防委员会，解决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问题，确立了旨在建立一支实行集中指挥和具有严格纪律的正规军的军事建设方针，制定了苏联武装力量建设的重要原则。这些原则是：共产党领导武装力量；以阶级观点进行武装力量的建设；军民团结一致；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干编制；集中领导武装力量；一长制；高度自觉的军纪；武装力量保持常备不懈，等等。对于沙俄军队，列宁指示复员旧军队，废除军官制，在强调工农成分和忠于苏维埃的前提下，留用沙俄军队的部分军事专家。正是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苏维埃红军逐步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击败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动派的反攻。到1920年底，苏维埃政权已建立起一支总人数达到550万的红军队伍。至此，苏维埃俄国建设大规模正规军的任务顺利完成。
（三）击败外国武装干涉，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触动了协约国集团的利益，他们与国内反革命势力相勾结，发动了旨在扼杀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1918年夏，美、英、法、日等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分别从西北、西南和远东方向对苏维埃政权进行重重包围。俄国内的白卫军乘机占领了大部分领土，推翻了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反动政权。刚刚赢得和平的苏维埃俄国，为了捍卫新生政权，在多次向协约国发出和平谈判建议甚至准备以妥协让步换取停战无果的情况下，被迫投入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斗争。
根据当时战争的需要，苏维埃政府决定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保证工人和红军的物资供应，将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并成立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第一阶段的反封锁作战中，红军以东方战线为重点，粉碎了南方与东方两股白军会合的企图，然后转师南方战线，击退了协约国的第一次武装干涉。在决定战争胜败的1919年，红军又根据敌人进攻的方向，依次以东方、南方和西方战线为重点，分别击退了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等白卫军部队的叛乱。协约国的两次干涉行动均以失败而告终。
面对协约国发起的第三次进攻，红军改变军事战略，首先对入侵的波兰军队实施全面反击。在击退波军入侵后，出于推进世界革命的需要，红军进军华沙。在战局失利的情况下，为避免新生政权和红军遭受不必要的牺牲并集中力量同弗兰格尔作斗争，苏俄政府决定与波兰签订和约。此后，红军集中主力于南方战线，歼灭弗兰格尔叛军，取得了国内战争的全面胜利。至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开始了其恢复国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征程。
（四）调整内外政策，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
击败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后，苏俄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在国内，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危机，人民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导致国家政治形势动荡不安，1921年发生的喀琅施塔得兵变曾使国家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国际上，苏俄作为“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仍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经济封锁之中，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对此，列宁从维护苏俄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国内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对内，他指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根据俄国经济落后的国情，实行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以便采取“迂回过渡”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并将国内战争结束时总兵力达550万的庞大红军迅速缩小为56万人；对外，开始奉行和平开放的外交路线，致力于改善同周边邻国的关系，以拆除西方列强进攻苏俄的桥头堡，建立防护性的安全圈。列宁曾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苏俄此时的内外政策是密切相连的。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战略性任务的实现需要改善外部环境，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联系；只有提高经济实力，才能从根本上改善苏俄的国际地位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实力。
从安全战略角度来看，列宁的内外政策是一种退却性、防守性的政策。重新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是由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桥梁。列宁把自己的新经济政策称作“退却”，而且是一种清醒的、有原则的、有限度的、有秩序的、适时将转入反攻的退却。同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更是在苏俄妥协的基础上达成的。为瓦解协约国在苏俄西部边界构筑的反苏“防疫带”，苏俄不惜做出重大让步，先后与波罗的海三国签订和约；为充分利用西方资金与技术，苏俄以承担债务换取同英国签订贸易条约，使英国“事实上”承认了苏俄，打开了同资本主义大国发展贸易的缺口；为要求协约国承认苏维埃政权，对苏俄提供优惠贷款并缔结和约，在热那亚会议上，苏俄暂时放弃意识形态纷争，继续执行让步政策，并充分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德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使苏俄得到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首次正式承认，为1924年世界各国同苏联的“建交热”打下了良好基础。
通过调整内外政策，苏俄不仅初步恢复了国民经济，联合其他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苏联，还结束了十月革命以来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赢得了同资本主义国家较长时期和平共处的外部环境。
二、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加强武装力量建设
国内战争结束后，尽管苏联力求以妥协让步来维护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但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战争威胁。帝国主义经常掀起一股股反苏浪潮，对其实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这就要求苏联必须增强经济实力，建设强大的国防工业和武装力量，在最短时间内快速发展成为具有牢固的工农业基础的强国，使“苏联在帝国主义国家发动进攻时有所准备”。为此，苏共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在十月革命胜利后20年间，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为苏联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争论成为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的重要内容，并由此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斯大林模式。
（一）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1925年12月召开的苏共十四大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其目标是使“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从而使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环境下绝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按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建设的独立的经济单位”。但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速度等问题上，苏共高层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主要在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进行。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在于重工业化，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加速发展重工业，并要求农民为工业化缴纳“额外税”。而布哈林则认为，国民经济必须注意综合平衡，坚决反对向农民征收“额外税”，反对全盘集体化运动。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最深刻、最根本的分歧之一就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评价。布哈林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常的经济政策，是列宁晚年所设想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宏大发展战：略。而斯大林却始终把新经济政策视为社会发展的非常态，是恢复战后经济的一种特殊政策。这场争论表明，苏共高层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上有着原则分歧。经过党内激烈的斗争，斯大林坚持的高速、重点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取得了胜利。1929年底，斯大林公开宣布停止实施新经济政策，苏共开始把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模式，作为长期的、根本的国家经济发展路线固定下来，并加以程式化，形成了苏共建设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苏共均遵循这一模式，将工业投资的近80%用于重工业部门，建设了一大批大型重工业企业，使苏联由一个农业国快速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国，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
（二）加速发展国防工业，促使国民经济军事化
苏联确定的是以强国为核心，以发展军备、赶超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发展战略。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将加速发展国防工业作为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苏共十五大报告曾指出，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应该从对苏联武装进攻不可避免出发来建立相应的物质资源，而国家的工业化决定着苏联的国防能力。为此，苏联的重工业建设应该服务于军事意图，其建设原则是：工业的分区应该与国家安全战略的要求相适应，金属工业、黑色和有色金属应该保证国防的需要；工业扩充计划应该向国防最薄弱的部门投资；工业储备应该从国防需要出发。
苏联之所以把加速发展国防实力放在首要地位，源于斯大林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社会主义建设观。斯大林认为，苏联始终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面临着武装干涉的危险，而作为世界革命中心和基地的苏联，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民经济建设中，苏联特别注重发展作为军事工业基础的金属工业、化学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在1929～1933年，工业投资总额为248亿卢布，其中6%～7%用于军事工业，大邵分用于改造原有的军工企业。军事骨干企业的总资本从7.53亿卢布增加到20.497亿卢布，在这一领域工作的工人从13.7万人增加到32.2万人。红军的坦克数量从92辆增加到7633辆，飞机从1394架增加到6672架。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军在技术装备水平和数量方面，仅逊色于法国和英国的武装力量。对于苏联取得的成就，斯大林曾自豪地说：“苏联由国防准备不足的弱国变成了国防力量的强国，变成了能够随时应付一切意外事件的国家，变成了能够大量制造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并将这些武器供给自己的军队去抵御外侮的国家。”斯大林奠定的国民经济军事化基础对捍卫苏联的大国地位和抵御外来侵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着眼未来战争，加强武装力量建设
如何正确认识并做好未来战争的准备，加强国家防御能力和武装力量的战斗力，是苏联国家安全战略面临的首要课题。苏联军事理论界对未来战争的可能性质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伏龙芝、图哈切夫斯基、沙波什尼科夫等为首的主流派，同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反对派就“统一的军事学说”等重要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这场辩论最终“以伏龙芝观点的胜利而告结束”，确立军事学说的重要性得到了苏军事理论界的普遍肯定。经过这场大辩论，苏军高层达成如下共识：苏联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将是一场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未来战争将具有世界性质，规模巨大，作战行动遍及陆地、海上和空中；武装力量的建设应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并在战前制定出国家动员计划；苏联应奉行以进攻为主的军事战略。
根据对未来战争的认识，苏联开始大力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一方面，由于法西斯德国不断抛出总体战和闪电战理论，苏联将军事组织向常备军制过渡作为应对未来战争的首先选择，开始在编制体制等领域积极进行军事改革。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军事工业发展水平尚不能满足红军所需要的新式技术兵器的数量，苏联将军队的技术改造作为苏军军事建设的重要任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在改进现有武器装备的同时，在最短时间内试制出新式武器装备，然后将其大量装备部队，并成批生产新型飞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则是保证苏联武装力量具有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优势，即“在人数上不能少于我们可能的敌人在主要战区的人数，在技术上，要有两种或三种武器强于可能的对手，即要在飞机、火炮和坦克方面（占优势）”。到1938年第二个五个计划完成时，苏联武装力量的建设原则、编制体制及军兵种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武器装备、军事理论、军事训练水平大幅度提升。
三、进行战争准备，建立反法西斯同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战争期间，为了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斯大林在国内积极备战，大力发展军事实力，英勇抗击法西斯德国军队的入侵；对外则从本国利益出发，或与侵略者结盟，肢解他国，或与英美合作，共同抗击法西斯联盟。苏联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一个战略目标——确保苏维埃国家的安全。
（一）与狼共舞，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随着德国希特勒政府的上台，自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来较为密切的苏德关系迅速恶化，战争阴云笼罩在苏联上空。苏联政府从国家利益出发，开始调整外交战略，旗帜鲜明地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一方面，苏联积极同美国建交，应邀加入国联，分别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苏法互助条约》和《苏捷互助条约》；另一方面，积极争取英法支持，争取同英法等国结成同盟，构建欧洲集体安全条约体系，并积极支持西班牙等国进行反法西斯战争。为了同英法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苏联多次与英法谈判。但在慕尼黑会议上，英法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对德国的侵略扩张奉行绥靖政策，企图祸水东引，使苏联面临严峻安全威胁。
面对公开反共反苏的法西斯德国和暗中怂恿希特勒东进的英法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何种战略确保苏联的安全，成为斯大林面临的首要任务。经过一番斟酌，斯大林断然选择了暗中与法西斯德国联手、以侵略反侵略的战略方针，同时积极争取同英法结盟。其目的是在无法与英法结盟的情况下，能够制止或至少推迟即将到来的战争威胁。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苏联选择了一种与狼共舞的安全战略。这是一步事关国家生存利益的险棋：如果拒绝德国的建议不与之结盟，有可能既激怒希特勒，又无法与英法结盟，从而跌入绥靖主义者挑动的苏德战争陷阱；反之，与德签订条约虽则可为苏联赢得时间，为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赢得时间，但却可能遭到英法联合起来反苏。随着英法绥靖：政策的后果日益明显，斯大林决定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同时放弃同英法继续进行谈判。1939年8月23日，苏德秘密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亲自出席签字仪式。条约规定，双方保证决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在彼此间进行任何武力或侵略行动；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为的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将不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同时，双方还对东欧的势力范围作了规定。条约签订后，斯大林为了向军队将领解释与德国结盟的必要性，画了标有英国和苏联的两个三角形。英国三角形的注释是：“张伯伦想让我们与德国人发生冲突，而他则坐山观虎斗。”苏联三角形的注释是：“斯大林让柏林与伦敦发生冲突，而我们则坐山观虎斗。”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苏联在战火逼近而又难以同英法结盟的情况下，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而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带有某种不得已的因素，是苏联在外交上的有限成功，同时也是英法外交政策的失败。苏德签约成为斯大林现实主义的杰作，正如基辛格所说：“斯大林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是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耐心、精明、不妥协。”
（二）以侵略防范侵略，建立“东方战线”防御带《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没有抵挡住德国侵略苏联的野心，战争仍在一步步向苏联逼近。为了建立周边安全区，扩大防御纵深，苏联采取了以侵略防范侵略的战略。在1939年9月到1940年8月间，苏联依靠武力把国境线向西推进，构筑了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所谓“东方战线”防御带。
建立“东方战线”的第一步是出兵占领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根据斯大林与希特勒达成的秘密协定，德国先入侵波兰，然后双方共同瓜分波兰。1939年9月17日，在波兰政府流亡国外的当天，苏联政府以波兰的局势对苏联安全构成威胁为由，打着保护波境内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族同胞的旗号，命令红军越过边界解放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苏德两国以寇松线作为“最终国界”，肢解了波兰。在出兵波兰的过程中，苏联军队还制造了惊人的历史惨案——卡廷事件，把俘获的25700名波兰军官在卡廷森林枪决后掩埋。苏联这种残暴的行为成为战后影响苏波关系及冷战后俄波关系的最大障碍之一。
紧接着第二步是，苏联以保卫列宁格勒为由，向芬兰提出领土要求，要求芬兰边界向北推后20～30公里，并把卡累利阿地峡南部等地区2700平方公里的土地割给苏联，苏联则以3倍于此的东卡累利阿的地区作为交换。遭到芬兰政府拒绝后，苏联发动了侵芬战争，侵占了芬兰4.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最后第三步是，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苏联认为波罗的海三国是德国进攻苏联的主要通道。为此，苏联先是同三国签订了互助条约，获得了在三国境内驻军、建筑军港和空军基地的权利，尔后又以各种借口制造事端，迫使三国成立苏维埃政府，并最终加入苏联。在西南方向，苏联强行夺回与罗马尼亚有争议的地区比萨拉比亚，并强占北布科维那。
苏联通过建立“东方战线”把国境线向西推移了150～400公里。“东方战线”的建立在一定意义上扩大了苏联的防御纵深，增加了心理上的安全感，在战争初期虽发挥了一定的迟滞作用，但并未起到苏联预期的更大作用。
（三）顽强抗敌扭转战局，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力量无论是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是共同瓜分波兰，都没有化解苏德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相反，苏联建立“东方战线”的做法却刺激了希特勒的扩张野心。斯大林对此十分清楚，他曾在1940年10月25日对季米特洛夫说：“我们与德国人的关系表面上客气，但我们与他们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苏联开始积极准备即将到来的战争。对内，加强战备，加速在东部地区发展重工业，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重新组建机械化军、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并在西部边境地区加紧修筑工事和飞机场；对外，为了防止两线作战，积极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企图打破德日意三国刚刚结成的同盟。1941年4月25日，苏联同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在进行战争准备的同时，避免苏德两国交战依然是战前斯大林的最高战略目标。为此，斯大林派遣莫洛托夫秘密访德，试图再次与德国联手，并提出准备以确保苏联在土耳其、芬兰和高加索等地的利益为条件加入德日意三国联盟。斯大林此举再次表明，在现实的战争威胁面前，他选择了国家利益，放弃了意识形态分歧，甚至道德的束缚。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入侵苏联，打破了苏联对德国的最后一丝幻想。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斯大林不得不再次对安全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将与希特勒联手的策略迅速转变为与英美合作的战略。其主要内容是：以保卫社会主义国家为总目标，以彻底消灭法西斯侵略者和解放敌占领土为主要任务，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积极争取外援，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牵制侵略者，减小苏联的压力。基于这一战略构想，苏联主动搁置意识形态分歧和历史恩怨，与英美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苏联积极要求并接受英美军事援助，并希望盟军能在法国北部和挪威开辟第二战场，牵制一部分德军，以减轻苏军的压力。
客观地讲，战争初期，英美政府出于借助苏联对付德国的战略需要，确实给苏联提供了一定的军事及物资援助。但同时，英美政府从本国利益出发，不愿意在军事行动上给予苏联以实质性援助，一再拖延开辟欧洲战场。对此，斯大林再次展现了他坚定执著的意志，他在领导红军顽强抵抗德军的同时，再三向英美政府阐述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强烈要求罗斯福和丘吉尔开辟第二战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苏军转入战略反攻，苏德战场大局已定。在这种情况下，英美最终决定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1944年5月，英美联军在英吉利海峡实施了诺曼底登陆，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1945年5月8日，法西斯德国投降。苏德战争以苏联的胜利而告结束。
从战略选择的角度看，无论是与德结盟还是联英美反德，都是斯大林基于国家利益的一种战略和策略的综合考虑，目的是为了推迟即将到来的战争，在战争无法避免的情况下赢得战争。因此，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主要归功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最高统帅部的正确战略指导，归功于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顽强抗敌的无畏精神。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和第二战场的开辟对苏联胜利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由于苏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和它在战争进程中实力不断增强，苏联在战后国际秩序安排和雅尔塔体系建立的过程中赢得了巨大影响力和重要的发言权，一跃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超级大国。
四、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展开与西方的全面对抗
战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迅速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从斯大林时代到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从世界革命和国家安全利益出发，不断调整其对外安全政策和军事战略，展开与美国的全面对抗和争夺势力范围，并逐步从弱势走向强势，最终达成与美国的战略平衡，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
（一）建立华沙条约组织，在全球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宣扬苏联威胁论，拉开了针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铁幕”，先后出台了“遏制战略”、“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主义”，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阵营。
对此，苏联针锋相对，调整其对外安全政策和军事战略，开始同西方国家展开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全面对抗。在政治上，苏联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做是水火不容的两大阵营，全面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淡化同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关系，并提出了打垮和消灭资本主义的战略目标。在军事上，苏联大力扩充军事力量和建立军事政治集团。在北约成立之后不久，1955年5月，苏联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8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以便同美国及北约进行军事抗衡。在经济上，苏联积极抵制和反对西方国家对东欧国家的经济渗透，加强对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的经济援助，并联合上述国家于1949年1月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以社会主义市场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市场。通过确立和扩大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建立了一道应对冷战的安全屏障。
与此同时，为了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打着推进世界革命、取得共产主义在全球最终胜利的旗号，加强对东欧各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斯大林把苏联安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不惜践踏他国的安全利益。1946年3月，斯大林在回答《真理报》记者提问时说：“苏联为了保卫自己将来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按：指苏联军队所到国家）建立对于苏军抱善意态度的政府，试问，这有什么奇怪呢？”这充分表明，苏共具有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处理国家关系的平等原则。苏共凭借其在共产国际的特殊地位，以“老子党”自居，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强行推行斯大林政策与政经发展模式。对于试图参加“马歇尔计划”的东欧国家，斯大林严厉制止并威胁说：“如果你们参加会议（按：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会议），你们将会用行动来证明你们甘愿充当反苏的工具。”1948年，苏共联合东欧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企图控制东欧国家。1949年10月，情报局将试图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南斯拉夫开除，苏南关系开始恶化。
赫鲁晓夫上台后，采取新的对外战略，加紧同西方阵营进行“和平竞赛”，并将第三世界国家看作“供苏联资金、苏联技术、苏联军火和苏联思想渗透的领域”，开始向第三世界国家“中间地带”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以近40亿美元的巨额金援争取到一大批“中间地带”的亚非拉国家，实现苏联利益在全球的扩张。苏联在与美争夺势力范围的同时，从大国沙文主义和自身利益出发，极大地损害了兄弟国家的利益，苏南冲突、苏波矛盾、匈牙利事件及中苏关系的破裂，都是对苏联安全战略自私性的最好注解。
（二）推出“三和”路线，企图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斯大林推行的“阵营对抗战略”使得东西方冷战愈演愈烈，虽然社会主义阵营不断扩大，但苏联却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美国逐步扩大其势力范围，企图从东、西和南三面对苏联形成包围之势。赫鲁晓夫上台后，在全面否定斯大林的同时，开始对苏联对外政策和军事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以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特别是核武器为支柱，以巩固的社会主义阵营为后盾，以援助第三世界国家为补充，积极缓和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以取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实现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战略目标。为此，苏联对内实行全面改革，试图医治斯大林模式的弊病；积极推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以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缓和国际局势。
这一时期苏联调整战略的主要原因在于，赫鲁晓夫对战后世界形势的看法发生了转变。他认为，两个社会体系之间的矛盾可以缓和，两大阵营可以进行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原则绝不是要求这个或那个国家放弃它所采纳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决心踏上和平共处道路的国家将不使用任何形式的武力，并且根据有关方面的利益和平解决可能发生的争端和冲突”。赫鲁晓夫把改善苏美关系视为国家安全的关键。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实现了苏联领导人对美国的“破冰之旅”。他在访美时表示：“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碍苏美两国建立成睦邻关系。”为了改善苏美对抗的局面，早日结束冷战，苏联主动向美国提出缔结苏美友好合作条约的建议，在裁军、核禁试和战后遗留问题等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姿态。
由于苏美两国在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对立，和平共处只能是赫鲁晓夫的一相情愿。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美苏首脑会晤所形成的“戴维营精神是一个乐观的幻想，我从来不抱这种幻想”。随着苏联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快速发展，苏美两国关系注定要演变为两大阵营的对抗。1960年5月1日，美国U-2高空侦察机在苏联上空被苏军导弹击落，使刚刚缓和的苏美关系又趋紧张。1961年8月爆发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则使两个超级大国差点儿兵戎相见，几乎引发核战争。
应该看到，赫鲁晓夫的缓和战略，尽管仍出于同美争霸的战略需要，但却部分改变了斯大林时期的“阵营对抗”战略，打破了斯大林模式的僵化思维方式及其造成的僵局，促进了国内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基本上适应了由军事对抗转向经济竞争的国际斗争大趋势。但是，由于赫鲁晓夫“转弯”过急，苏联不仅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而目，还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两大阵营的对抗。
（三）大力推行火箭核战略，确保均势安全
核武器的出现及核战争的巨大毁灭性使赫鲁晓夫认识到，战争有可能避免，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将长期和平共存，核武器是防止战争的重要威慑力量。面对美国对苏核讹诈的严峻局面，苏联领导人认识到，唯有大力发展核武器，尽快建立一支能够进行可靠的防御、足以威慑美国的战略核力量，才能打破美国的核垄断，迫使美国放弃其大规模核报复战略，使日趋紧张的国际局势转向缓和。赫鲁晓夫多次强调，强大的火箭一核盾牌不仅是苏联安全的保障，而且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安全的重要保障，是制约帝国主义侵略意图的强大因素。
1960年，通过苏军高层关于未来战争及核武器地位问题的重大争论之后，赫鲁晓夫在第四届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了“新军事学说”的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火箭核战略。该战略认为，核武器将完全改变以往战争的特点，将成为未来战争中的决定性武器；“核武器将首先决定军队发展和建设的方向”，要优先发展火箭核武器，夺取对敌军事优势；未来战争中进行军事行动的基本的、决定性的方式将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靠地面部队的进攻，而是进行集中的导弹核突击。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开始大力发展核武器，变和平竞赛为军备竞赛。截至1964年，战略火箭军在组建之后短短4年间，就装备了200枚洲际导弹和750枚中程导弹，海军开始改装和建造常规动力的弹道导弹潜艇，空军远程航空兵开始装备带核弹头的空地导弹，最终形成了三位_体的战略核突击力量。同时，为了适应核战争的需要，苏军改革了各军兵种编制体制，并实施了核条件下的实兵演习。
通过大力发展火箭核武器，苏联军事实力大幅提升，军事力量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成为世界上唯一可与美军抗衡的强大军队。同时，由于拥有超强的战略核力量，苏美之间形成了“核恐怖”平衡和冷和平的局面。
五、一边搞缓和一边搞军备竞赛，争夺战略优势与世界霸权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共处，实质上是一种安全策略。勃列日涅夫打着和平共处的旗号，一边与美国搞缓和，一边同美国搞军备竞赛，其目的是为处于弱势的苏联赢得发展机会，增强国力和军力，争夺战略优势，最终战胜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一）推行“缓和”战略，麻痹对方削弱对手发展自己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苏联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迅速增长，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第三世界国家反霸斗争取得重大进展。与此同时，美国开始丧失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及时抓住国际格局变化的有利时机，开始推行“缓和”战略，以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创造更加有利的安全环境。
苏联的“缓和”战略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政治缓和是指两个阵营之问互不干涉内政，西方国家不许插手东欧事务；军事缓和是指在考虑各自安全利益和不谋求单方面优势的基础上，尽可能完成苏美关于限制和减少战略武器协定的准备工作；经济缓和是指苏联愿意按照和平共处的原则，继续加深同美、法、西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互利合作关系。
实际上，苏联的“缓和”战略只是一种策略，是一种为对抗服务的工具，是为掩护自己的战略准备而施放的烟幕弹。“缓和”的实质是进攻，目的是麻痹对方、削弱对手、发展自己。正如1973年初勃列日涅夫在布拉格召开的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秘密会议上所说：“‘缓和’为的是使苏联赢得时间来加强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便在1985年以前使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任何需要实现我们意愿的地方实现我们的意愿。”难怪西方将这种策略称为仅仅有利于苏联的“单行道”。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点。整个60～70年代，苏联利用“缓和”政策获得了在与西方直接对抗中前所未有的好处，不仅为苏联增强实力赢得了时间，获得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地位，极大地提升了苏联的国际地位，而且助长了西欧对苏联的“绥靖”思想，获得了西方的大量贷款，有效地削弱了美国同其盟国的关系。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随着苏联军事实力的提升，“缓和”政策被军事扩张和争霸世界政策所取代，从而再次暴露了苏联与生俱来的帝国野心。
（二）加强军备建设，谋求对关战略优势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把取得对美绝对军事优势作为达成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他将实力原则奉若神明，把赶超美国并争夺对美军事优势置于苏联内外政策的最优先地位。他执政期间一直强调“国防问题处于一切工作的首位”，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扩充军备，同美国展开持续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取得了重大进展，使美苏军事实力对比一直朝着更加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变化。在战略核力量方面，苏联以维持数量、更新技术、提高命中精度和生存力、在质量上超过美国为军事建设方针，仅用了几年时间，就在数量方面逐步赶上并超过美国，只是在核弹头数量、命中率方面稍逊于美国。在常规武装力量建设方面，苏联在全面发展各军兵种的同时，尤其重视海军的建设，把海军从一支近海防御力量迅速变为一支强大的远洋作战力量，1978年海军总吨位达到330万吨，拥有大型水面舰艇约360艘，并列装了“基辅”号攻击航空母舰。据有关资料统计，苏联在1967～1977年10年间用于建造军舰的费用比美国高出50%左右。在战争准备方面，苏联强调，既准备打核战争，也准备打常规战争，以战略进攻为主，在战争初期实施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把战略核武器、战术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有机结合起来，以一切手段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苏联大力扩展军备、疯狂发展核力量的做法极大地刺激了美国，致使美苏军备竞赛愈演愈烈。1977年1月12日，美国总统福特在国情咨文中说：“美国决不能容忍战略均势发生不利于我们的逆转，或者出现这样的情况，既美国人民或我们的盟国相信力量对比正在转向不利于我们，如果世界相信我们的对手拥有决定性的优势，美国将冒最严重政治后果的风险。”为此，美国在大力发展军备的同时，开始联合美、欧、中、日等国采取抵制措施，使苏联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同时，这种超越国家经济实力、一味发展军事工业、开展军备竞赛的做法对苏联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迫使苏联向美国提议停止军备竞赛。但美国不予理睬，继续实施其庞大的扩军计划。面对美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为了保住在军备竞赛和对外扩张中的成果，苏联领导人又被迫不顾一切地继续加强军事实力。这就使苏联的内外政策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在看似安全、稳定的内外局势中潜藏着巨大的危机。
（三）推行全球扩张战略，争夺世界霸权和势力范围勃列日涅夫在执政中后期开始以武力大举推行其进攻性“全球战略”。同其前任一样，勃列日涅夫始终把帝国主义看作战争的根源，将推行世界革命、在全球扩大社会主义体系、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作为其历史使命。苏联“全球战略”的主要内容是：以美国为主要对手，以欧洲为战略重点，加强控制东欧，并从中东、非洲侧翼迂回包抄欧洲；把亚洲作为重要战略方向，东西两线相互策应，积极向第三世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关键地区和薄弱地区渗透扩张；加强和平攻势，以“缓和”为掩护，以军事实力为支柱，辅以政治、经济手段，力求巩固和扩大势力范围，进而谋求世界霸权。在东欧，苏联极力推行以“有限主权论”为核心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并以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威胁为由，悍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在亚洲，不断增兵中苏边境，挑起珍宝岛流血事件，援助越南侵略柬埔寨，支持印度入侵巴基斯坦，出兵人侵阿富汗；在非洲，以支持反帝斗争为借口，发动代理人战争，干涉他国内政；在拉美，以古巴为基地，牵制美国在该地区同苏联争霸的实力。此外，为谋求绝对安全，建立安全缓冲区，苏联还在国外大量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
通过推动其“全球战略”，苏联在与美国争霸的过程中逐步占据了相对优势，掌握了所谓的“历史主动权”，提高了国际地位，但同时也在国际上陷入了严重的孤立境地：美国开始联合全球的力量全力遏制苏联的全球扩张；东欧诸国对苏联的离心倾向越来越强；第三世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也日益高涨。正如俄罗斯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所说：“对一系列国家的事务实行军事干涉和‘半干涉’政策，我们自己变成了一个扩张主义的侵略国家，促使大量国家起来反对我们，并且给缓和政策带来严重的打击。”
六、提出对外战略“新思维”，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坍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戈尔巴乔夫时期成为苏联历史上最重要、也最值得研究的时期之一。尽管苏联解体有着许多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主客观因素，但戈氏改革直接导致苏联解体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苏联不应该改革，相反，面临着严峻的内外安全形势的苏联急需进行改革。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改革，选择什么样的改革战略和改革路线。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恰恰在于没有选择正确的改革路线，也没有制定出符合苏联国情的国家安全战略，特别是维护国内安全的对内政策，最终导致苏联从内部瓦解。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面临的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一方面，长期以来，由于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苏联已难以承受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争夺军事优势的重负；另一方面，转入攻势的里根政府积极推进“星球大战”计划，展开同苏联新一轮军备竞赛，使苏联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面对潜伏着严重危机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戈尔巴乔夫推出了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新思维”改革，将国家发展战略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导致整个国家在混乱中迷失了方向，最终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一）选择主动倒向西方的政策，力求构建新的国际安全体系戈尔巴乔夫在其《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提出了关于世界格局、国家安全及战争问题的对外战略新思维。他认为，战争已不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后手段，国际格局应是所有国家利益的综合平衡，世界已成为互相依存的整体；核战争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不会有胜利者；作为“整体”的世界，其安全是同等的、相互的、全面的和不可分割的，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靠牺牲另一些国家的安全得到保障；两大阵营的对抗只能以和平竞争的方式而不是军事手段进行。总之，其“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
为了构建理想化的国际安全体系，他主张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人道主义化和国家关系非意识形态化。在国际安全领域，面对美国里根政府执意进行军备竞赛的巨大压力，为了保持苏美已取得的战略均势，减轻核竞赛带来的重负，戈尔巴乔夫主张通过军备控制谈判等政治手段而不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扩军来确保苏联的安全。为此，他主动改变对等裁军的原则，在安全领域向美做出重大让步，最终于1987年12月8日促成美苏双方签订了《苏美关于消除两国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即《中导条约》），同意销毁部署在欧洲的全部陆基中程导弹（射程为1000～5500公里）和陆基中短程导弹（射程为500～1000公里）。到1991年5月底，苏联共销毁导弹1846枚，比美国多销毁了1014枚。1988年12月7日，苏联在第43届联大宣布，单方面裁减军队员额50万和大量常规武器。1990年11月，在苏联主导下华约组织与美国领导下的北约组织签署了《欧洲常规力量条约》，苏联再次做出重大让步，按照该条约，苏联在40个月内削减的军备超过北约盟国削减数量的总和。1991年7月31日，苏美签署了《美苏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将各自的战略核弹头由10000多枚削减至6000枚。
戈氏一味强调“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致使苏联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一条从屈从西方、迎合西方，到主动倒向西方的道路，忽视了自身的重大国家利益。但是，苏联的“亲善”态度并未获得美国和西方的同等回报，西方依然依据“丛林法则”、强权政治行事，不断扩大和抢占苏联“让出”的战略空间。
（二）实行纯防御军事战略，保持合理足够的军事力量根据“世界大战已不再可能成为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判断，戈尔巴乔夫以“对整个人类和世界文明必须持极端负责的态度”，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苏联军事学说具有单一的、防御目的性”，“防止战争是苏联军事战略的根本任务”。该报告提出的对外关系非军事化和军事建设合理足够原则，都直接关系到苏军的传统地位和未来发展问题。因此，苏军特别是高、中层军官普遍反应强烈。据苏联报刊统计，约有80%以上的苏联高、中层军官持反对态度。他们运用报刊等传统舆论阵地发表反驳和抵制意见，与“新思维”派形成尖锐对立。而“新思维”派则把军队斥之为“一切教条主义和反民主的根源”、“保守势力的老巢”。在“新思维”掀起的改革浪潮中，戈氏的军事改革方针逐渐占据上风。1987年5月，苏联颁布了《华约条约缔约国的军事学说》，确立了新的军事战略，改变了奉行几十年的积极进攻战略，开始实行以“三不”（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首先采取军事行动”、“不使作战行动超过边界”）为核心、以保持合理足够军力为建军原则的纯防御军事战略。
根据纯防御军事战略的要求，1989年，苏军撤销了在亚洲恰克图及欧洲明斯克的两个战时担任大纵深突击任务的新型陆军军。苏军的日常活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有万人以上参加的演习由1987年的47次减少到1990年的4次。陆、空军演习全部收缩在本土进行，海军的演习撤至近海。演习的内容改为陆军进行边境防御作战，空军和防空军进行防（反）空袭作战，海军实施岛岸近海防御作战。
根据“保持合理足够军力”原则，苏军在编制体制、武器装备、战略部署方面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如：建立防御型军队编制，把16个军区减至10个；最大限度地限制苏军武器装备中的突击武器系统，大幅削减坦克师和摩步师的数量，撤销战略火箭军中全部的中程导弹部队和陆军中所有的战役战术火箭部队，从1989年起停止生产化学武器和用于军事目的的高浓缩铀，逐步关闭提炼军用钚的工业反应堆；改变武装力量的部署，分批撤回在国外的全部驻军，撤销所有战区，变成在边境地区设一线军区和在内地设预备司令部。
（三）奉行全面收缩政策，放弃全球争霸战略
在国际安全领域，戈尔巴乔夫力图用政治手段替代国际间的武力对抗，实现国际关系非军事化，并把“建立并改善国家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同它所有邻国的相互关系”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主要目标。他强调，“必须在国际事务和国与国的事务中努力建立新型关系。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不能指挥世界”。
为此，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设统一的“欧洲大厦”的设想，一改苏联全球扩张战略，转而实行全面的战略收缩。他不顾联邦德国境内部。署有大量美国核武器的严重威胁，对美一再让步，最终同意让德国统一并加入北约，为日后的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此外，积极消除与东欧各国的隔阂，放弃了苏联长期以来对东欧各国的控制，给民主德国、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在政治上松绑，主动出访南斯拉夫并修好两国关系，积极同法、英等西欧国家展开多方位和多层次外交，以改善苏联在西欧的形象；同意从蒙古和阿富汗全部撤军等，排除了改善苏中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从越南金兰湾及100多个国外军事基地撤回全部军队；促进以和平方式解决尼加拉瓜、安哥拉等国的国内武装冲突等。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对自斯大林以来形成的苏联外交政策的深刻反思，对国内及国际形势均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放弃了苏联咄咄逼人的传统进攻态势，结束了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对抗和争霸局面，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停止了苏联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国的干涉、控制，促进了中苏关系的改善。但是，这种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片面追求全人类利益的理想主义安全观不可避免地会错误判断安全形势和威胁，导致国内局势的严重动荡，损害了苏联人民和国家的安全利益，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