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重新立国的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几乎在一夜之间退出了一流强国的行列。俄罗斯联邦不得不面对国家重新定位和战略选择的重大课题，再度回答“俄罗斯是谁”、“俄罗斯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在叶利钦执政时期，由于战略判断的失误和战略目标的错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经历了一次螺旋式的历史回归。面对全面倒向西方却未得到预期回报的羞辱，俄罗斯战略界对大西洋主义、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展开了深刻反思，在迷惘中选择了东西方兼顾的欧亚主义战略理念；面对北约东扩的战略挤压，俄罗斯不得不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调整，重新判断面临的内外威胁；通过汲取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教训，在第二次车臣战争的洗礼与考验中确立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战略方针；在激进改革派与传统强硬派的斗争中，俄罗斯改革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探索之路，逐步恢复世界大国地位。
一、实行全面倒向西方战略，反遭西方战略挤压
对于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来说，面向西方始终是其不倦的历史追求。与此同时，西方也始终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所在。在与西方的合作、竞争乃至对抗中，俄罗斯完成了其一次又一次的崛起与衰落。
叶利钦最初是作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民主斗士”登上俄罗斯最高政治舞台的，因此，实行全盘西方化的民主政治改革，迅速过渡到资本主义，自然成为叶利钦执政初期的主要任务。立国之初，为了维护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大国地位，为了确保其政权的稳定，叶利钦选择了全面倒向西方的国家安全战略。1991年，叶利钦在纽约大学演说时说：“俄罗斯已经做出了自己的最终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俄罗斯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趋同，与西方国家已“没有任何无法克服的分歧和利益冲突”，西方国家是俄罗斯的“天然伙伴和最终盟友”。他强调，俄罗斯与西方在战略上结盟，可以减轻俄沉重的经济负担，有助于从西方获得资金和技术，符合俄的根本利益。他认为，“新的世界秩序是按照圆周形构建的，其圆心是已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的七国集团。俄罗斯重返国际舞台的最佳途径，就是步人发达的民主国家的行列，并在这些国家中占有由历史及地理给我们确定的地位”。
作为俄罗斯民主派的意识形态，“欧洲一大西洋主义”自然成为俄罗斯融人西方的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俄罗斯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决定了其从来就是欧洲国家，西方国家是目前决定国际局势发展的主导力量，融入欧洲文明世界，奉行亲西方方针是目前俄罗斯唯一明智的选择，是俄罗斯“真正”的国家利益所在。作为西方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俄罗斯代总理盖达尔认为，“西方是西方，东方是东方，他们永远不会相遇。俄罗斯只能面向西方，绝不能选择东方的道路”。
为了着手实施俄回归欧洲、加入西方的政治战略，1992年初，叶利钦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对美、英、法、加等西方主要国家进行了旋风式的访问，签署了一系列文件，提出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新原则。他说，俄罗斯与西方不再是潜在的敌人，而是建立在民主和自由经济这个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伙伴和盟友；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不再存在任何意识形态障碍和政治分歧，双方将致力于消除一切冷战状态的残余；俄罗斯与西方将共同努力，实现俄罗斯接近和加入西方政治、经济和安全组织体系的目标。为了显示向西方靠拢的诚意，俄罗斯在许多重大国际战略问题上主动向西方让步。1992年1月25日，叶利钦宣布把洲际弹道导弹的瞄准目标从美国所有城市移开。1993年1月，俄罗斯又同美国正式签署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II），放弃了俄罗斯长期坚持的俄美“核均势”原则，默认了美国对俄罗斯的领先地位。1991～1994年间，俄从蒙古、阿富汗、古巴及东欧及波罗的海等地区全面撤军，丧失了传统地缘战略空间。仅在欧洲地区，俄就从南北两翼后撤了600公里，从中央后撤了900公里。此外，在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时，俄恪守《戴维营宣言》和《华盛顿宪章》，尽可能按西方意愿办事，极力消除与西方之间存在的“不和谐”和“对抗性”成分。
在倒向西方的同时，俄不惜牺牲苏联传统盟友的利益，支持并参与西方对利比亚、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的制裁，进一步同古巴、朝鲜拉开距离。此举不仅减弱了俄在上述地区的影响力，还使俄罗斯损失了160多亿美元。在独联体地区，为了能轻装前进，不再担负“供血者”和“大奶牛”的角色，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特别是贫穷落后的中亚国家采取“甩包袱”，政策，加大了这些国家对俄的离心倾向。
然而，俄罗斯一相情愿的融入西方战略却受到了西方现实主义战略的无情嘲弄。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战略的总目标是，进一步消化冷战成果，将俄纳入美国领导下的均势体系，确保俄“弱而不乱”。由于担心俄罗斯东山再起成为军事帝国，西方对俄的经济援助承诺“口惠而实不至”。俄寄予厚望的新“马歇尔计划”未能实现，按照西方建议进行的“休克疗法”反而导致国内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经济改革陷入僵局。据统计，1992年俄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14.5%，诵货膨胀率一度达到38%，财政赤字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卢布汇率狂跌至1：3550.激进经济改革的失败引发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俄高层围绕国家权力的争斗逐步升级，政权危机、宪法危机导致政治决战一触即发。总统的“白宫”与国会的“克宫”一度严重对峙，最终双方兵戎相见，发生了“十月流血事件”。
在国内政局动荡的同时，俄罗斯在国际安全领域也没有得到多大好处，对西方的让步与合作换来的却是西方置俄于小伙伴地位的尴尬境地。俄加入西方强国俱乐部及欧洲大家庭的愿望陷入了难以实现的困境，战略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一方面，西方国家加强对后苏联空间的渗透，积极发展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合作，支持他们加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安会等国际组织，并把乌克兰和里海地区作为争夺的重点。另一方面，美国积极实施北约东扩，使俄罗斯西部安全环境受到严重威胁。1993年初，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开始酝酿吸收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扩展战略。同年9月，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和苏联加盟共和国积极申请加入北约。对此，俄罗斯强烈反对，认为东欧应成为“一座连接东西大陆的桥梁”，俄“不答应中欧国家一起加入北约或欧洲联盟”。叶利钦分别致信美、英、法、德等国领导人，明确提出反对北约东扩，认为这是把俄罗斯赶出欧洲之举，警告西方不要匆忙向东扩展，否则会引起欧洲的动荡与重新对峙，并建议北约和俄罗斯共同保证介于二者之间国家的安全。为了不过分刺激俄罗斯，促使其进一步向西靠拢和实现民主转型，北约推出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邀请中东欧国家和苏联国家与北约建立“和平伙伴关系”，为加入北约做准备。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地缘政治环境急剧恶化，它失去了东欧盟友和近1000公里的战略缓冲地带，原苏联统一的军事战略空间被瓦解。因此，对俄罗斯而言，北约东扩意味着俄融入西方政策的失败，俄依然是北约潜在的主要对手；意味着自苏联解体以来的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战略空间进一步压缩；意味着西方国家想彻底剥夺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建立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新的欧洲安全格局。
二、重新认识安全威胁，坚决抵御北约东扩
融入西方的困境和北约东扩的威胁，加剧了俄罗斯的危机感，迫使其重新认识所面临的安全形势，开始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全面调整。经过俄高层及战略理论界的激烈争论，以科济列夫为首的欧洲—大西洋派逐渐失去影响力，以外长普里马科夫为代表的新欧亚派开始左右俄对外政策。与此同时，俄罗斯逐步确立了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以确保独立大国地位为核心的内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
1996年，叶利钦发表了《总统国家安全咨文》，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形势有了较为清醒的评估。1997年12月17日，俄正式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国家安全构想是俄罗斯关于“确保国家利益免受一切现实和潜在危险的威胁，为整个社会的有效运作和不断发展创造条件的官方观点体系”。根据这一构想，俄罗斯改变以所谓民主价值观来确定战略方针的做法，开始从国家利益出发来制定安全战略。俄认为，国家安全包括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两个方面。前者指的是领土和主权的保护程度，后者则是国家为获得发展、为改善生存条件而需要的合理的利益和空间。生存安全是整体安全的基础，发展安全是生存安全的保障。在全球化逐步加强、安全范围不断延伸的情况下，大国的发展安全在某种程度上已演化为生存安全的一部分。
俄联邦安全构想认为，俄罗斯的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都面临着严重威胁，国内外安全形势均不容乐观。内部威胁集中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信息和精神等领域，主要包括：经济危机持续发展；政局动荡不已，中央与地方矛盾突出；地方分离主义与民族势力抬头；车事改革缓慢，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其中经济危机和极端分离主义势力的挑衅最为突出。这些威胁相互影响，使联邦的稳定、完整和统一面临严峻挑战。外部威胁主要表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企图进一步削弱俄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进一步挤压俄的战略空间。其中，北约东扩对俄国家安全构成最严重、最直接的威胁，其目的在于建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欧洲安全格局，使俄面临着成为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这将彻底打破欧洲地区常规力量的战略平衡，对俄地缘战略空间构成现实威胁。
为了抵制北约东扩，俄联邦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首先，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以期从内部影响北约。1994年初，围绕俄罗斯是否加入“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俄朝野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辩论。国防部副部长格罗莫夫、杜马独联体事务委员会主席扎图林、总统顾问米格拉尼扬等许多官员和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加入该计划意味着俄罗斯接受北约对中东欧及独联体安全事务的主导权，因而将加大俄罗斯战略上被矮化、受排挤的危险。然而，科济列夫等人则主张加入该计划，认为俄罗斯只有以某种方式加入，才能从北约内部对事态的发展施加影响，否则将自动被排除在欧洲安全事务之外。经过权衡，叶利钦最终同意加入，但坚持要求与北约单独签订协议，双方合作应“与俄罗斯在国际和欧洲事务中的角色相般配，与俄罗斯军事力量和核实力相般配”。其次，积极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在奉行双头鹰外交政策的同时，按照独联体优先、欧美次之的顺序，巩固俄传统地缘战略空间。根据《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俄重点发展与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等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构筑以俄罗斯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系，致力于将独联体建设为在后苏联空间乃至欧洲地区政治安全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与北约和欧盟等组织鼎足而立的地区组织。同时，俄积极倡导加强欧洲安全合作，努力建立能平衡俄和北约关系的共同欧洲安全结构。第三，加强军事战略部署。为了与北约抗衡，俄在推迟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同时，大力加强西线兵力部署，在加里宁格勒特别防御区、北方舰队和高加索地区以及白俄罗斯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
俄罗斯的强烈反对未能抵挡住北约东扩的势头，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势在必行。对此，俄对北约东扩的立场由坚决反对转变为在安全、经济等方面寻求补偿，努力将北约东扩对俄罗斯造成的不利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1997年5月，俄罗斯与北约签署了《俄罗斯与北约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的基本文件》，规定建立俄罗斯一北约常设理事会，双方定期就和平与稳定等问题举行各个级别的会晤；俄罗斯在常设理事会中与北约成员国享有同等票数，有关欧洲安全的原则性问题必须有俄罗斯的参与；北约同意不在新成员国部署战术核武器，也不在这些国家修建军事设施；北约同意俄罗斯加人西方“七国集团”，承诺帮助俄罗斯加入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增加对俄罗斯经济援助等。这样，俄罗斯以800多公里的战略空间换取了对北约事务一定程度的发言权。但实际上，该文件的签署只是俄罗斯以妥协让步换取了一张空头安全支票，俄北双方在安全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并没有解决。俄罗斯仍然坚决反对北约东扩，不允许“波罗的海国家和独联体国家加入北约”，将该地区作为北约东扩的“红线”，并强烈反对北约制定扩大职能的“新战略概念”，但这些都无法阻挡北约东扩的步伐。俄罗斯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了科索沃战争。俄罗斯深刻认识到，这是北约进一步挤压俄生存空间，俄罗斯所面临的潜在军事威胁已上升为现实军事威胁，国家安全威胁中的军事危险因素明显增多，必须调整国家安全战略。1999年10月，俄总统批准了新的俄联邦军事学说，对军事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强调更多运用军事手段特别是军事威慑手段维护国家利益，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强化现实遏制战略力量在保障安全方面的作用。
三、回归欧亚主义，确立“双头鹰”战略
几经挫折和西方的打压之后，俄罗斯新欧亚主义者与欧洲一大西洋主义的当权集团进行了激烈争论，其焦点主要是俄罗斯应该继续奉行“融入欧洲”的亲西方政策，还是应奉行基于俄罗斯地缘、文化特点和民族历史传统的“东西方平衡”政策。1996年，主张欧亚主义的普里马科夫出任外长，标志着这场争论以欧亚主义者逐渐占据上风而告一阶段。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不是一个欧洲国家，不完全属于欧洲文明，欧洲也决不会接受俄罗斯作为一个平等合法的伙伴。在繁荣的西方民主国家共同体中，俄罗斯将永远是群体中的“白乌鸦”，具有永久的复杂的自卑心理。因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其独一无二的跨洲地位，立足欧亚建立由俄领导的欧亚共同体，实现独联体国家的重新一体化；俄罗斯的政治实力决定了其战略重点不是同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同与俄实力相当的中国、巴西和印度加强合作；俄罗斯地缘政治状况和军事实力要求俄必须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强硬态度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
面对来自国内的强烈呼声，叶利钦调整对外政策，决定由亲西方外交转向东西方兼顾的“双头鹰”外交，由“倒向西方”转向“坚定不移地走向东方”。尽管叶利钦没有明确表态支持欧亚主义，但是他起用欧亚主义代表人物普里马科夫来取代主张全盘西化的科济列夫的做法表明，俄罗斯开始告别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尽管如此，俄并没有放弃对西方的幻想，制定对外政策时仍然强调同西方的“共同价值观念和利益”，努力建立和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伙伴关系”，特别强调同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实际上，这也是俄罗斯对外政策和战略选择中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俄积极加强同亚洲及独联体国家的联系，试图以此牵制西方国家。在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地区热点问题上，俄开始从本国利益出发，表达与西方不同的立场。
基于俄罗斯是世界大国，是独联体范围内的超级大国这一判断，俄罗斯把确保在独联体地区的主导权，实现国家的复兴，在未来多极化世界中成为有突出影响力的一极作为战略目标。随着国内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和西方对俄罗斯吸引力的减弱，俄开始全面调整其安全政策。俄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的趋同并不能改变国家利益的不同，俄罗斯不可能用追随西方来换取西方对其大国地位的认可，更无法换取西方支持俄罗斯对独联体地区的控制权；西方对俄罗斯的排挤和不信任，正是俄罗斯国际地位下降、安全形势恶化的重要原因。为此，俄罗斯在不放弃争取同西方建立伙伴和合作关系的同时，逐步放弃一味追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策，在涉及俄罗斯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加强抗争；强调在独联体发挥特殊作用，充当独联体国家盟主，确保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重视亚太外交特别是对华外交，以提高俄罗斯在亚太的地位并在东线建立稳定的战略后方。
俄罗斯的“双头鹰”战略首先在亚太地区取得了积极成果。中俄关系不断提升，两国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印军事技术合作稳步上升，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有所发展，俄日关系取得一定进展。此外，俄罗斯还积极倡导建立亚太地区安全机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和参与能力逐步提高。与此同时，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俄总统被邀请参加“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同欧盟签署了“伙伴和合作协议”。在对美关系问题上，俄罗斯积极谋求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同时坚决反对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反对北约东扩，反对美国破坏军控协议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在独联体地区同美国进行激烈争夺。俄罗斯明确宣布，独联体地区是俄“天然的特殊利益带”、“最重要利益的集中地区”，俄罗斯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问题直接关系到俄罗斯改革的命运、关系到克服国家危机的前景以及俄罗斯人的正常生存。为此，俄罗斯积极推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签订集体安全条约与双边军事协定，取得了在部分独联体国家保留军事存在的权利。
四、维护国内安全，发动两次车臣战争
在苏联解体前后，俄联邦内“争主权”、“闹独立”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迅速发展，鞑靼斯坦、达吉斯坦、卡累利阿、图瓦、卡巴尔达—巴尔卡尔等自治共和国均不同程度地向联邦中央提出了主权要求。俄罗斯在承受西方全面战略挤压的同时，又面临着国内地方分离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威胁，俄领土完整与国家统一受到严峻挑战。位于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共和国在分裂的道路上走得最远，最终引发了两次车臣战争。
民族矛盾激化和地方分离主义势力上升，是导致1994～1996年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的深层原因；而俄高层在解决车臣危机时的矛盾和分歧，在事关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决策失误，则是此次危机扩大并酿成战争的直接原因。1991年11月，原苏军少将杜达耶夫发动政变，建立地方武装，宣布车臣一印古什共和国脱离俄联邦成为独立国家。为打击分裂主义行径，叶利钦颁布总统令，决定在车臣地区实行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派军队前往收缴武器和维持秩序。车臣当局随即宣布共和国进入战时状态，并组织起6万多国民卫队与俄军对峙。为避免局势恶化，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否决了叶利钦的命令，决定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将车臣问题暂时搁置起来。这为日后车臣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严重的隐患，使车臣当局更加有恃无恐，在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既不签署《联邦条约》，又不参加议会选举和全民公决，而是不断壮大其武装力量。对于羽翼渐丰的杜达耶夫政权，俄政府却优柔寡断，试图通过和谈方式解决车臣问题。谈判破裂后，则希望通过扶植车臣内部反对派来制衡杜达耶夫政权。在上述策略均失败的情况下，俄联邦安全会议才决定出兵车臣，以武力恢复在车臣地区的宪法秩序，失去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致使车臣分裂势力及非法武装已经日益坐大，并不断得到外部反俄势力的支持。
为打击车臣分裂主义势力，1994年12月11日，俄政府出动6万多兵力进军车臣，拉开了第一次车臣战争的序幕。即使在此时，俄联邦当局高层在军事解决车臣问题上依然意见不一，主战派和主和派分歧严重，导致作战方针多变、前后矛盾。1996年在车臣局势出现有利转机的情况下，叶利钦又出于竞选的需要，与车臣分裂势力签署了和平协议，决定将车臣问题推迟5年解决，实际上承认了车臣的现状。被称为世界上第二大军事力量的俄军，出动大规模军队，历时2年多，却没有制止车臣当局的分裂行动。相反，车臣战争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不仅影响了俄政治力量格局的重组，加深了俄国内的民族矛盾和民族仇恨，还使俄内部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权高于主权”旗号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加速了第二次车臣危机的爆发。一方面，它不仅使俄地缘战略形势更加恶化，国内政治斗争日趋激烈，还使俄罗斯进一步认识到尽早解决车臣问题的必要性，即必须赶在新干涉主义者之前解决本国极端民族主义分裂问题。另一方面，以巴萨耶夫为首的车臣分离势力也希望利用相对有利的国际时机，寄希望于美国和西方的国际干预，在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前制造事端，以转移矛盾，打破自1996年以来形成的车臣局势。1998年8月初，车臣武装分子潜入达吉斯坦，在当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配合下策动叛乱，宣布建立“达吉斯坦伊斯兰国家”。刚刚接任俄政府总理的普京顶住西方压力，断然决定对非法武装采取军事行动，动用轰炸机对车臣境内藏有武装分子的村庄进行轰炸。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
俄罗斯对此次车臣危机采取强硬立场的主要原因：一是地缘战略需要，二是国内政治形势使然。第一次车臣战争以来，车臣出现了许多国际恐怖分子的训练基地，成为国内紧张局势的重要策源地，对周边地区构成严重威胁。同时，叶利钦和普京也迫切需要在大选之前树立自己的形象。事实证明，车臣战事的顺利进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叶利钦总统的形象，使其一跃而成为“捍卫俄罗斯国家尊严的斗士”，更使政坛新秀普京的政治声望持续飙升。此外，俄军一直寻求机会洗刷上次车臣战争中所蒙受的耻辱，因此坚决支持普京的强力措施。短短几个月之后，俄军就控制了车臣大部分地区，非法武装被迫转入密林深处，难以进行大规模的抵抗。
同一个车臣，同一支军队，同样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只因高层战略决策的不同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应该是两次车臣战争对维护国家安全战略选择的最大启示。
五、实行军事改革，保持军事大国地位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罗斯那样，几百年来主要倚仗军事力量来谋求发展并逐步崛起。在苏联废墟上诞生的俄罗斯，同样把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作为实现国家复兴战略目标、保持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1993年12月，俄正式颁布了国防和武装力量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俄军事学说是国家安全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俄军必须遵循的军事方针。该学说指出，俄军事战略目标是以军事实力恢复大国地位，确保传统势力范围，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围绕着这一战略目标，自建军以来，俄军政领导就一直竭尽全力推动军事改革，实施了各种不同的改革方案，使俄军改革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探索之路。在整个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军事改革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
一是关于国家安全威胁与军队的任务。立国初期，俄军事改革与建军进程同步进行。与这一时期国内进行的激进改革相对应，俄罗斯在建军伊始推行的也是较为激进的军事改革方针。俄领导人从对国际安全环境的乐观判断出发，认为爆发“世界性核大战和常规战争的直接威胁已经大大降低”，“俄罗斯没有敌人，没有军事危险”，“俄美不再互为敌人”。俄激进民主派、国防会议秘书巴图林强调，俄军在中、短期主要面临的是局部战争或地区性战争的威胁，同北约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应根据俄面临的实际威胁和整个国家的财力决定军队的建设方针，改革武装力量的结构并调整其任务。俄军的主要任务是应付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侧重打中低强度的战争。但俄军方则普遍认为，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始终存在，尽管俄没有面临直接的现实军事威胁，但在俄国内外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客观上存在着的潜在威胁可能随时升级，俄军必须有所准备。被西方称为新“鹰派”人物的罗季奥诺夫接任国防部长以后，再次修正了格拉乔夫时期对俄面临安全形势的乐观判断。他认为，俄国力严重衰退，领土完整和国家尊严所受到的威胁在增大，周边有不少潜在的敌对国家。他积极倡导“现实遏制战略”，主张俄应恢复大国地位，维护俄的全球及地区利益，强调俄必须把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作为政治手段解决冲突的后盾。
二是关于军队规模与军种结构。基午对威胁的不同判断，俄高层在军队规模等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根据“以应付局部战争和地区局部冲突为主，建设一支数量少、质量高的职业化军队”的建军方针，俄激进派强调，俄军应继续奉行“纯防御”军事战略，按“合理足够”原则全面改革现有军队的编制结构。1992年批准的《国防法》明确规定了军队规模不超过总人口的1%的比例。俄军方表示坚决反对，认为，俄军在“避免了超级军备综合症”的同时又患上了低于健全理智水平的裁军综合症，仅从应付小规模军事冲突的角度来制定军队建设的方针是错误的，更不能引证某些文明国家的现行标准来确定军队编制。罗季奥诺夫主张，军队改革应从俄当前和将来面临的现实威胁出发，采取平衡务实的措施，在俄军现有基础上和构架内进行改革、完善和提高，建立一支具有强大的战斗力、能击退外敌入侵和保卫国家安全及领土完整、具有俄军自身特点的新型军队，国家应对军队改革提供财力、物力保障。他认为，军事改革的目的不应是裁减军事力量，而应是优化军事力量结构；加强担负战略任务的兵团和部队。因此，武装力量规模应保持在150万，暂时保留五大军种结构，适当调整各军兵种比例。罗季奥诺夫的观点遭到巴图林的强烈反对。在建军思想上，巴图林主张合并有关军种，建立文职国防部，按照西方特别是美军模式建立新型的俄罗斯军队，俄军改革不能依靠国家增加拨款。经过激烈的争论，得到总统支持的激进民主派占了上风。谢尔盖耶夫担任国防部长后，不顾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继续裁减车队员额，逐步向三军种结构过渡，组建10个陆军常备师。
三是关于优先发展核力量。俄军的各种改革方案都主张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重视战略核力量的地位与作用，将其视为俄大国地位的主要象征和国家安全的唯一有效保障。但由于俄坚持低水平国防开支政策，俄军面临选择武装力量发展优先顺序的难题，并由此造成了俄军高层的内部矛盾与分歧。战略火箭军司令出身的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力主优先发展核力量，将军事航天力量和防空军导弹空间防御部队并入战略火箭军。为加强对战略核力量的统一指挥，他还提议成立战略核遏制力量联合司令部。尽管这一建议得到了叶利钦的批准，但俄军高层却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其中反对最激烈的是总参谋长克瓦什宁。他认为，俄罗斯应做地区性大国，俄武装力量在现阶段根本无力同美国保持优势，应该承认美国的优势，并根据新的地缘现实确立俄军21世纪的军事战略思维，寻求新的遏制方法，侧重追求国家的战术目标。谢尔盖耶夫则坚持认为，在俄罗斯经济实力下降的情况下，只有依靠核遏制潜力，才能保住大国地位，俄罗斯不应放弃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军事大国地位。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之间的争论，从表面上看是军事改革道路的分歧，实质却涉及俄罗斯未来国家目标定位的重大问题。这场争论以2000年8月普京在联邦安全会议上提出的“各军兵种要均衡发展”的建军思想而告一段落。
叶利钦时期的三任国防部长实行了三次军事改革。格拉乔夫的改革受制于资金短缺、政局动荡和军内派系斗争等因素，许多改革措施没有得以实施，俄官方承认“真正的改革并未开始”。罗季奥诺夫因得不到总统的支持，其改革方案虽有些新意，但也不了了之。谢尔盖耶夫的改革思想因与总统合拍，得到了总统的大力支持与信任，使俄军建设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基本上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但由于军费有限，从总体上看，俄军在叶利钦时期进行的旨在恢复军事大国地位的军事改革呈现出雷声大、雨点小的特点，成效不大，只是进行了员额的裁减。主要原因是：首先，俄高层将军事改革作为俄政治斗争的新战场，将控制军队作为巩固自身地位的重要手段，使军事改革缺乏连续性。其次，俄面临的严重经济困境使军事改革缺乏强大的物质基础，本来就不多的国防预算经常有50%资金不到位，1996年军费仅达到30%。第三，俄军事改革缺乏预见性的理论指导。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俄军改革却总是亡羊补牢，在出现问题时才制定相应的政策文件。
尽管如此，俄军仍是一支仅次于美军的现代化军队，拥有现代化的精良装备，训练有素的官兵队伍和战斗训练水平较高的常备部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支军队，俄罗斯才能捍卫其地缘政治利益，逐步实现其复兴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