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坚信中国-东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不仅惠及中国，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更将在今后为东南亚的经济增长和稳定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在目前全球307个FTA（自由贸易协议）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中国提议，中国与东盟达成共识、签订框架协议，到早期收获计划的启动、双方《货物贸易协议》的达成，仅用了短短四年时间，这充分反映了中国与东盟增进合作、共同发展的迫切愿望。但中国-东盟经贸发展的路途并非一帆风顺。在自由贸易区格式下，对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企业界来说，既意味着挑战也意味着机遇。对于双方来说，许多经济活动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这就要求中国和东盟在短期或中期内进行一定量的结构调整。当然这不仅仅意味着困难的加剧，但相信在像中国这样规模的一个国家里进行结构调整，将会为东盟国家提供巨大的新机遇。同样，有一个快速发展的东盟市场，也将大大拓展中国企业的国际经贸发展空间。
我们将会看到：中国与东盟市场相互开放，经济依存日益密切，共同的经济利益凸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在改变我们的市场规模的同时，也在改变我们的生产、经营，乃至于企业经营思维、经营文化。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在开放各自市场中，不仅仅需寻找新的产业分工和合作调整，而且还更需要通过优化组合，提高本区域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本部分将探讨如何深化中国-东盟的贸易合作，探索发展双边经贸合作的各类前瞻性问题。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出不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国家与地区会有怎样的发展。然而，在不同的国民经济实体之间或同一经济实体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国际贸易的地位和作用有着不同的特点。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等条件千差万别，而且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经济环境不断变化，一国的国际贸易除了受该国经济状况的影响以外，还要受该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际市场环境、各国经济政策以及该国经济制度和发展战略等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
5.1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理论基础
中国和东盟各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贸易结构、贸易模式、比较优势等诸多方面有着巨大差异和复杂性，这在某种意义上给我们对中国-东盟贸易发展模式的理论分析增加了难度。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前，有必要回顾相关的国际贸易理论，特别是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经济区位的角度对贸易合作基础的分析及其理论发展的解析，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化该问题的理论分析脉络，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东盟各国之间不同类型的贸易模式的理论基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5.1.1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吻合CAFTA经贸合作现状
一、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的主要内容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虽然产生于19世纪初期，但只要国家间存在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差别，这一理论的基本结论就仍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利用社会生产可能性曲线和消费无差异曲线为工具的途径，对李嘉图理论作现代数理分析，来证明它的现实有效性。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因此在李嘉图模型中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商品的单位劳动投入衡量劳动生产率。
……本国在产品1的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外国在产品2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时如果允许贸易，两国就会展开贸易。本国会出口产品1并进口产品2，因为外国产品1的相对价格高于本国而外国产品2的价格低于本国。贸易后一产品的相对价格取决于世界的相对供给和相对需求。一般说来，一产品的相对价格会处于两国单位劳动投入之比之间的某一点上。如果贸易后的相对价格恰好等于一国的单位劳动投入之比（等于其贸易前的相对价格），该国就会两种产品都生产，否则两国将实行专业分工。这样的贸易对两个国家都是有利的。从生产的角度看，它使生产效率提高；从消费的角度看，它使消费可能性扩大。当产品多于两个时，贸易模式的确定取决于两国相对工资的大小。的产品是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将在本国生产并出口；那些本国生产率低于本国相对工资的产品是外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将在外国生产并出口（即本国进口）。而相对工资是由整个世界劳动的相对需求和相对供给决定。
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的线性规划证明
李嘉图理论可归纳为如下对偶问题，并采用线性规划解出。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解释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中国、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表明虽然中国和东盟各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仍可以产生国际分工和贸易，而且每个国家都能从这种分工和贸易中获利。
5.1.2 资源禀赋理论奠定了CAFTA合作的现实基础
一、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主要内容
美国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多米尼克？索尔韦托瑞认为“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越大，他们之间的贸易就越有可能是产业间贸易”。中国与印支三国、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之间的贸易实践也充分的证实了这一点。例如，2001年中国出口越南商品主要是摩托车、普通机械设备、成品油、高新技术产品（主要是计算机、通信技术和生命技术产品）和轻工产品；越方出口中国商品主要是原油、矿产资源和农产品。中国对缅甸主要出口商品为：机电产品（如船舶、农机、工程建筑机械、水电站、码头设备、糖厂设备）、纺织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等；中国自缅甸进口主要商品为原木、宝石和锯材等。中国对印尼主要出口商品为机械及设备、电器和电子产品、原油、纺织品、摩托车等；从印尼进口主要产品为原油、纸浆、锯材、纸和纸板、原木、胶合板、棕榈油等。中国对柬埔寨出口的主要商品有：纺织品、钢材、电视机、服装、鞋类、家用陶瓷器皿等；中国从柬进口的主要商品有：胶合板、天然橡胶、锯材等。这种建立在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仅用国家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来解释是不够的，我们要更深入地研究产生产业间贸易的原因，就必须引入赫克歇尔——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
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1919年在论文《国际贸易对所得分配的作用》中，首先提出有关国际贸易、要素配置及所得分配的问题。赫克歇尔在解释李嘉图比较成本学说中的两国比较成本差异时，认为产生这一差异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两国的要素禀赋不同；二是不同产品在生产中使用要素的比例不同。后来，他的学生俄林发展了他的观点，于1933年出版《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提出生产要素禀赋论，并建立赫克歇尔——俄林模式。俄林指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某些商品在某一地区生产要比在另一地区便宜。在每一个地区，出口品中包含着该地区比在其他地区拥有的较便宜的相对大量的生产要素，而进口别的地区能较便宜地生产的商品。简言之，进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生产要素昂贵的商品，而出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生产要素便宜的商品。”他认为，“一个生产要素在A地区比B地区是便宜些或昂贵些，只有当两种货币的汇率建立后才能确定。而汇率依赖于相互需求的情况，依赖各地区定价的基本因素。只有考虑构成价格机制的所有因素——相互依赖的体系，才能恰当地解释区域贸易的性质。”他的结论是：“各种生产要素不同的供应情况是导致贸易的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不相等的主要原因。一个地区同另一地区相比，某些生产要素的供应量很大，而另一些要素供应则很少。当需求情况不能抵消供应的不平衡时，结果是在隔离状态下生产要素和商品的相对价格的不相等。在汇率建立后出现一种形势，A地区丰裕的生产要素价格比B地区便宜，而稀缺要素的价格则比B地区昂贵。”
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与中国-东盟贸易实践
我们在对中国-东盟国家之间贸易问题的研究中，所运用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主要理念和定理有区际贸易理念、区域定位论和H-O定理。
1、区际贸易
俄林认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都是区际贸易（Regional Trade），没有本质区别。地区是发生贸易的基本单位。所谓经济地区是由生产要素禀赋决定的，禀赋即具有，无论先天所有还是后天所有均可，地域内生产要素可自由流动，但在地域之间不能自由流动。由于在一个地域中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本等）的分布及流动不同于其他地域，某一地域表现为某一种生产要素的优势，即该要素丰富，则该地域生产其丰富要素密集型的产品具有比较利益，这种地域划分就是地域分工。全世界可划分为大地域（如洲）、次地域（如地区、国家）次次地域（如国内地区）逐级分下去，无论地域大小，均根据生产要素进行分工，即生产要素禀赋论。国家也是地域的一种形式，国内贸易实际上也是一种区际贸易，国际贸易是超越国界的区际贸易。俄林的这一观点，是我们研究中国-东盟贸易、次区域经济合作问题所依据的基本理念。
2、区域定位论
依据比较利益，各国生产如何定位，主要根据生产要素供给的状况以及运输成本组织生产。区域定位论的基本原则就是最小生产费用结合原则。具体可分为：个人消费偏好及集团需要；生产要素所有权状况；自然条件；生产要素的供给状况；经济安定条件；生产的社会条件；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及其“可分割性”；商品的可运输性；生产要素分配地区的运输线；资源运输；运输设备和转移的社会条件等。这十一点因素归纳起来可概括为市场需求、要素供给、运输、经济社会安定条件四个方面。这一观点在我们对华南-越南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地区的开发和中、老、缅、泰“黄金四角”地区的小区域经济合作的比较研究中尤为重要。
3、H-O定理
H-O定理的主要论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两国生产同样产品，价格的绝对差是国际贸易的直接基础（差价高于运输费才有利可图）。（2）价格的绝对差是由成本的绝对差决定的。（3）成本的绝对差是由于成本的比例不同，即各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不同而表现出来。（4）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不同是由于生产要素价格不同。各国生产不同的商品，需要使用不同生产要素的组合。不同生产要素的价格比例，就产生了不同的成本比例。（5）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对价格比例产生影响。生产要素的供给取决于该要素的禀赋大小。（6）汇率的调整，使商品的价格不断发生变化，双方贸易得到平衡。以上六个环节形成一根链条，每一个环节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相互依赖、相互补充。每一个国家商品价格结构不同，根本原因在于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和要素比例的不同。各国可根据比较利益组织生产，开展自由贸易。俄林认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结果，使各国都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
H-O定理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的，经过许多经济学家的严密推导论证，其理论体系更加充实、完备。数学公式推导证明如下：
（1）在相同生产方式和要素结构情况下的数学推导（同一技术系数）。
产品的相对价格上涨。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强调的是要素禀赋与国际贸易模式的联系，在考察中国与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等国之间的贸易模式和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原材料、农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的贸易时，我们的主要理论依据就是H-O理论。
5.1.3 产业内贸易理论解释了CAFTA经贸合作的优势领域
中国与东盟国家中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之间的贸易相当一部分是产业内贸易，且呈日益增长趋势。如2001年中国出口新加坡出的主要商品有：电子产品、纺织品和服装、成品油等；从新加坡进口的主要商品有：电子产品、成品油、塑料等。中国对菲律宾出口的主要商品是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纺织品及服装、煤、玉米、以及钢材、鞋类、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从菲进口的商品主要是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未锻造的铜及铜材、香蕉、成品油等。中国对泰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有：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零部件、纺织品、手持或车载无线电话机、电视及无线电设备的零件、录放像机、钢材、纺织机械等；中国自泰进口的主要商品有：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零部件、初级形状的塑料、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天然橡胶、液化石油气、钢材、食糖等。由上述的产业内贸易我们知道，在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日益增长的产业内贸易，显然用H-O理论来解释是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需要引入新的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
一、产业内贸易的理论框架
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不少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对产业内贸易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1975年格鲁贝尔和劳艾德合著了《产业内贸易》专著，对佛道恩、密切勒、巴拉萨、小岛清、德雷泽和林德尔等人的前期理论加以综合分析，对产业内贸易进行了系统的研究。80年代以后，美国的保罗·克鲁格曼等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资料和现象的分析，以寻求一种完善的产业内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为非净贸易部分的贸易，即进口与出口相抵消的那一部分贸易。在现代经济中，大部分商品是有差别的，这就使得国际贸易中的一大部分包含了同一产业内或同一类商品组中差别产品的交易——产业内贸易。国际贸易商品的差异性是产业内贸易的基础。而商品的差异性与产品的同、异质性有关。产品同质性是指：产品之间可以完全相互替代，市场区位不同，市场时间不同；产品的异质性：产品间不能完全替代（尚可替代），要素投入具有相似性。产品的同、异质都会产生国际贸易。异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包括：国际产品异质性是产业内贸易的基础，这体现在产品牌号、规格、服务等特点的不同上；同时，需求因特点不同也会产生既进口又出口的现象。同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包括：国家大宗产品，如水泥、木材和石油的贸易；合作或技术因素的贸易，如银行业、保险业走出去，引进来；转口贸易；政府干预产生的价格扭曲，使进出口同种产品有利可图；季节性产品贸易，如季节性关瓜果的进出口等等。
么产业内贸易份额便为1（或100%）。如果某些贸易为净贸易，某些贸易为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份额数值便位于0-1之间，其数值大小表明着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我们在分析中国和东盟部分国家的贸易时，使用了这一计量方法，用以测度双方不同产业间的产业内贸易的差异，以及同一产业中随着时间推移产业内贸易的变化。
产业内贸易一般涉及到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以及消费需求偏好等方面。因此没有一个有关产业内贸易的一般理论。在H-O理论框架内解释产业内贸易一般要求产品是垂直差异的，而在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结构下，利用规模经济可以解释水平差异和垂直差异的产品。
关于产业内贸易的研究是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前沿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很多，如新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新张伯伦模型、兰卡斯特模型、布兰德-克鲁格曼模型等等，这些模型都是试图从不同角度来说明产业内贸易。
总之，产业内贸易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或机器大生产的基础上的。因此它趋向于排除竞争，形成大规模企业控制某个行业产品生产和市场的程度。虽然，产业内贸易模型很多，但是一个比较共同之处就是都把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主要原因并且消费者偏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上产生三个方面的结论：一是由于企业追求差异产品形成的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国际贸易；二是由于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所导致的相互倾销（贸易）；三是由外部经济效果所产生的行业优势，从而是不完全竞争企业所进行的贸易（出口），以及由此引申的后发展的国家为获得某种行业，从而是企业优势所需要的“干中学”。另一方面，由需求引起的产业内贸易则是由于代表性需求与需求的多层次性给各国企业向大规模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产生了建立在差异需求条件下的国际贸易。虽然，这种贸易一般不能预测贸易的模式，但是贸易仍能使进行贸易的国家都得益，并且贸易后调整的成本比较低。
二、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之间的关系
在分别说明了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后，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分析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之间的关系，以便使我们的理论分析更贴近中国-东盟间的贸易实际。
（即两国对于这两种商品的市场有一个互相渗透），反映了基于规模经济的产业内贸易。这用以解释中国与东盟国家中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之间的电子产品相互出口最为贴切。这样，当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产品是同质的时候，我们就只有产业间贸易。如果产品是差别的，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都会发生。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的要素禀赋和技术越接近，与产业间贸易相比，产业内贸易就越重要，反之亦然。由于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和中国与老东盟国家中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之间在要素禀赋和技术上越来越相似，产业内贸易相对于产业间贸易的重要程度也越来越大。
5.2 中国-东盟贸易研究的主要实证分析方法
在对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对其进行实证分析。以下将概括性地从对外贸易依存度、经济计量模型、显性比较优势、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示性竞争优势、贸易结合度指数等五个方面对中国-东盟贸易提供实证分析方法。
5.2.1 对外贸易依存度
首先，我们在中国-东盟贸易问题研究使用了对外贸易依存度这一工具。经济开放度代表一国商品和生产要素在世界市场的流动程度和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对外贸易依存度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对外贸易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之比。
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两个指标的综合。出口依存度是指出口贸易额在该国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它表示一国经济产出中对世界销售市场的依赖程度。进口依存度，也称市场开放度，是指进口贸易额在该国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表示该国国内市场对进口商品的依赖程度，亦可看作一国在经济建设中利用世界资源的程度。在分析中国-东盟经贸发展潜力这个问题上，对外贸易依存度是个有用的分析工具。它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其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外贸在国民经济中所处地位的变化。
5.2.2 经济计量模型
我们根据一定的理论假设，确定和建立各种经济变量和计量模型，并通过对其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在中国-东盟之间国际分工和贸易结构的决定中比较优势究竟起多大作用。但是，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各种统计数据的要求很高，在各种统计数据的残缺不全或数据的精确度不高等情况，都将直接影响其分析的结果，有时甚至得不出任何结果。对于中国、东盟各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很多历史统计数据要么残缺不全、要么口径不同而无可比性，在统计资料方面很难满足回归分析方法的要求。
5.2.3 显性比较优势分析方法
我们可以运用显性比较优势分析方法，来测定分析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制造业贸易商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结构。使用显示比较优势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的先驱是巴拉萨（Balassa，1965，1989）。后来，经小岛清（1968）和巴兰斯（Ballace，1988）等人对理论推导和整理，使得显性比较优势分析方法得以完善，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推广。在日本，高桥（1994）、丹下（1998）等人的研究也都使用这一类分析方法，分析了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贸易结构形式及其变化。
显性比较优势分析方法的特点是：它不直接分析比较优势或贸易结构形式的决定因素，而是从商品的进出口贸易的结果来间接地测定比较优势。因此，它所揭示的是贸易商品的流通领域的比较优势。这一特点决定了它在实证研究上的优点：第一，与回归分析方法相比，它在实证分析中（在较大的范围内）可以摆脱苛刻的各种理论假设的制约，因而较适合于现实的国际贸易的结构分析。第二，与回归分析方法不同，只要有较为规范的历年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比较优势分析方法就可以发挥作用。值得庆幸的是，联合国每年都提供较为规范的各国历年的贸易统计数据。这正是我们对中国-东盟贸易的实证研究采用这一类分析方法的主要原因。
5.2.4 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
我们还结合使用贸易竞争力指数（Normalized trade Balassa，NTB）、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Competitive Advantage，CA）来确定中国、东盟国家中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是世界市场上在t时期的总进口。
5.2.5 贸易结合度指数
为了测算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互补度，我们还引入了贸易结合度指数的分析方法。贸易结合度指数首先是由经济学家布朗（A。J。Brown，1947）提出，后经过小岛清（1958）、琵特·德拉斯（Peter Drysdale，1967，1991）、山泽逸平（1971）等人的研究得到了完善，并明确了其统计学和经济学上的意义。
国在贸易上较为疏远。
贸易结合度指数可以分解为贸易互补度（Degree of Complementarity）指数和国别偏向度（Degree of Special Country Bias）或贸易偏向度指数。在理论上，贸易互补度与上述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差异密切相关，而贸易偏向度则更多地与地理上的邻近程度、政治关系和经济政策决定的政治经济上的“距离”远近。
这实际上就是贸易结合度指数的公式，它表现为贸易互补度指数和贸易偏向度指数的乘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