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在经常项目开放的同时，一直实行着较为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这些管制措施，对维护我国国际收支平衡，成功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促进涉外经济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众多的国际实践经验证明，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实行开放型经济的国家来说，要实现完全的资本管制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说明资本管制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起到有限的隔离作用。我国外逃资本的存在，也说明了我国资本管制将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隔绝的能力不断弱化。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着政府对经济活动行政干预的减少，贸易自由化及资本流动自由化推进的影响，尤其是进入2007年，银行业全方位开放，使资本管制的效力大大下降。另外，开放资本项目的潜在收益，也是我国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原因。鉴于内在的需要和外在压力，我国开放资本项目已是大势所趋。但是，资本账户的开放并不是无条件的，市场机制发育成熟、经济基础健康、宏观调控技术娴熟以及金融体系稳健等，通常被列为一国进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必备条件。而且资本账户的开放亦并不完全是有益的，它同时对我国的金融安全有着负面影响。
4-3-1 中国资本账户管理的现状
4-3-1-1 中国资本账户管理的现状
随着金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走向世界金融市场的愿望日益强烈。为了更多地分享金融全球化的收益，我国人民币在1996年12月1日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后，其资本账户开始了有限度、有选择的对外开放，但至今我国的资本账户管理仍然比较严格，特别是对短期流动资本的监督管理更加严格。
1.直接投资管制
中国对FDI管制的放松开始的较早，因直接投资大多是以生产机器和设备等形式投入的，其变现性较差，稳定性较好。当出现金融动荡时，FDI不可能因为暂时的汇率波动而轻易撤资而发生资本外逃。所以，目前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测度研究于FDI只要经过有关部门证实基本上不会加以限制。而且FDI也是到目前为止在所有中国跨境金融交易中最开放的领域。
现阶段涉及FDI有关资金流入、汇兑、汇出管理等比较宽松。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方既可用可兑换外币或人民币利润出资，也可用场地、厂房、无形资产出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可以结汇成人民币使用，外方撤资转股所得人民币也可兑换成外汇汇出境外；外商投资企业小于注册资本和承诺的投资总额之差额的对外借款无须经审批。目前，中国对直接投资的流入几乎没有什么管制，非居民只要符合中外合资法和其他相关的法规，并且得到中国外经贸部的批准，便可在中国境内进行直接投资。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初期，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历史相比滞后了一个多世纪。经过20多年来的探索和发展，已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由表4.27可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量上存在着规模偏小的问题：一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明显偏小，目前中国境外投资金额仅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0.15%。据统计，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为1∶1.14，发展中国家为1∶0.13，而我国仅为1∶0.09，因此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二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偏小，目前我国海外企业平均投资不足140万美元，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平均600万美元的投资水平，同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450万美元的水平。在投资的流出方面，只有经过中国外汇管理局SAFE审查外汇资产来源以及对投资所包含的风险做出评估之后，并且获得MOFTEC的批准，在SAFE注册后方可获得所需外汇。近两年来，为配合党中央、国务院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外汇管理方面推出了许多新举措，包括：简化境外投资资金来源审查的手续；取消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和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对已收取的保证金进行清退；进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试点范围已经覆盖到19个省市。
2.证券投资管制
证券投资由于灵活度大、流动性强，更易发生方向的逆转，我国对这部分放开态度十分审慎。因证券市场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我国开放其资本和货币市场相当缓慢，大部分的投资工具对外国投资者都是被禁止的，外国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如表4.28所示。
我国市场融资中的证券化率不到10%，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对外国投资者开放：一是B股市场；二是在海外上市和发行。与海外发行相比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市场买卖中国企业股票的机会是非常有限的，这表现为B股市场规模相对狭小和交易极不活跃。
1996年PBC公布了开放中国证券市场的一项重要措施，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授权的投资基金部分地进入本地股票市场，这可以说是统一中国分割的股票市场的第一步。2002年11月，我国推出了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QFII），投资品种包括股票、债券和基金等多种以人民币标价的金融工具。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实施以来，迄今已有12家国际知名投资机构获得17亿美元的投资额度，促进了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但总的看来，我国对股票市场是严格管制的。我国的固定收入证券市场对外国资本是封闭的，非居民不允许在我国本土进行任何有关债券和其他中期人民币负债工具的交易，换言之，我国境内固定收入证券市场是完全关闭的，与此相关的证券投资资本的流量也是非常小的。
3.其他投资管制
贸易信贷是与进出口贸易资金融通相关的一种特殊的信贷形式，又是实现国际资本投资的灵活方式。1997年贸易信贷资金流出为150.18亿美元，到2006年贸易信贷资金流出为261.48亿美元。我国在贸易信贷方面的政策主要体现在：中资企业向内地外资银行或境外银行获取贸易信贷须事先取得借款主体资格或贷款指标，但也有所放松，境外偿还贸易信贷无管制；我国对外提供贸易信贷、偿还国外贸易信贷均无管制，对贸易信贷主要是真实性审核，没有汇兑限制。
其他投资资金流动规模从1990年至2006年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如表4.27所示）。无论是流入量还是流出量都增加很快。尤其在2006年，其他投资流入量为5162.29亿美元，流出量为5029.98亿美元，都远远高于1990年的168.90亿美元和160.51亿美元。
1997年中国对外贷款的流出为198.58亿美元，2006年减少至33.83亿美元，波动较大。中国对借贷款资金的流动有所管制：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依法自主对外借款。内地其他机构对外借款，要事先取得借款主体资格，并纳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或拥有借款指标。内地金融机构经批准可以遵照外汇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规定对外放贷。对国外贷款和投资要经外汇管理局的金融条件审批。内地工商企业不可以对外放贷，非居民对中国居民还贷无限制。总的来说，中国对资金流入管制较松，对流出管制较严。
中国在货币和存款方面的资金流动管制有所放松，但在资金流出方面还是有管制：要求非居民在内地金融机构的存款必须满足内地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要求；中国公民、外国人入出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限额为8000元。在开放边民互市和小额贸易的地区携带人民币的限额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并报经人民银行和海关总署批准后实施。携带外币现钞入境超过一定金额的须向海关申报。存款在资本项下流出须经有关部门审批，个人家庭不得在境外开立私人账户，境内机构在境外开立外汇账户要经外汇管理部门审批，即有管制。中国对其他资产的流动虽然也有所管制，但由于其他资产的灵活性较大，在最近几年，无论流入还是流出，其资金规模都较大。
4-3-1-2 我国资本账户的管制效果
1.资本项目管制的成本不断提高
我国目前实行的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存在着高昂的成本，这种成本不仅包括实施管制所直接支付的成本，还包括对资本项目管制所产生的机会成本。资本项目管制的直接成本包括政府支付给管理者的费用。随着对外交往的日益密切和频繁，为了对资本进行控制，政府必须建立庞大的外汇管理机构，对资本项目下的交易进行审批和监督，其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国家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也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效率。维持一定程度资本项目管制效力所需要的直接成本与逃避资本管制的行为密切相关。逃避资本项目管制的动机越强烈，维持资本项目管制效力的直接成本就越高。逃避资本项目管制的动机主要来源于国内外金融资产的名义收益差、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类型差异以及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差异，此外金融资产面临没收和通货膨胀风险也是促成逃避管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1996年底我国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后，为实施资本项目管制，必须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进行区分。然而，从国际收支角度看，国际收支大部分交易同时具备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的特性，且与此相应的资金是没有标签的，客观上造成难以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进行有效区分，部分资本项目资金混入经常项目逃避管制。这使得监管部门的控制难度大大增加，管制成本也随之水涨船高。资本项目管制的机会成本是指实行资本项目管制所丧失的收益。这些利益主要包括，资本项目开放使经济获得金融服务专业化、降低成本的好处；资本项目开放能够激发金融部门的活力，提高金融工作效率；资本项目的开放使居民能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降低收入和财富受国内金融和经济冲击的影响，分享国际市场增长的好处；资本项目开放能促进一国进入国际资本市场，降低融资成本等。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不断加深，这种机会成本只会进一步增加。
2.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在不断降低
首先，进入2007年，我国银行业已经全方位放开，外资银行全方位进入中国市场后，可以有更多的途径绕开资本管制，如通过本外币相互质押贷款渠道、通过外资银行往来联行渠道、通过咨询公司渠道以及通过对背贷款渠道等，我国的资本项目事实上已基本无法守住。
其次，我国部分资本项目实际已经相当开放，已有将近一半的资本项目交易已基本不受限制或较少受限，严格管制的项目仅有一成多。由于资本本身具有可替代性，对一种工具进行控制，对另外一种工具不进行控制，就会导致资本流向未受控制的工具，容易出现资本项目监管漏洞或真空，导致资本管制有效性降低。
4-3-2 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与金融安全
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考虑到开放资本账户的风险，“渐进型”开放模式更为可取，但考虑到资本管制带来的高昂成本，这种渐进开放应是一种“积极的渐进型”模式。但是随着资本账户的不断开放，所带来的各种风险亦成为危及金融安全的另一重要因素。
1.资本账户开放的现状
为了更好地评估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制的《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把资本项目交易分为7大类43项，根据每项交易按其可兑换程度进一步分为较少限制、较多限制、严格管制三类，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现状作一个客观的描述。
我国实行的是典型的渐进式的资本项目开放，遵循了先流入后流出，先中长期资本后短期资本，先直接投资后证券投资的开放顺序。而且，通常是交易的自由化先于汇兑的自由化。这种可兑换安排，使中国在对外开放中能够趋利避害，规避了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保持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相对独立性，促进了外汇收支状况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谨慎的资本项目开放政策是中国能够比较顺利渡过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资本项目交易的划分标准，到目前为止，中国有将近一半的资本项目交易已基本不受限制或有较少限制，有三成多交易项目受较多限制，严格管制的交易项目不到两成。可以说，目前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已经实现了部分可兑换。
2.我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的风险分析
在推进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中，获得市场化和经济开放利益的同时，必然面对随之而来的风险及危机。综观各国实践，风险是制约和困扰资本项目开放进程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对非国际货币国家。大多数国家在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爆发严重的货币危机乃至金融危机，成为阻碍进一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的制约因素。
（1）短期资本流动风险。短期资本流动是导致我国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虽然短期资本可降低获得国外短期资金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将促进增加新的金融交易品种，改善短期资本的市场流动性和效率，拓展流动空间，提高短期筹资能力，但国外短期资本跨国流动也会给中国带来诸多风险。随着资本账户开放进程的加快，受国际市场影响程度越大，使银行体系脆弱性上升，市场波动增大，易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传染。尤其是入世后扩大证券投资开放引起的短期风险及衍生工具风险，更是不容忽视。因此，中国在进一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中，应特别关注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
（2）资本流入风险。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资本流入已达到相当规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下一步继续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中，必将带来更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但是，过度的资本流入会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产生影响。首先，损害实际经济部门。大量资本流入通常会导致实际汇率升值，持续的实际汇率升值势必影响出口，同时，会使资源从贸易品部门向非贸易品部门转移，从而使经常项目收支恶化，实际经济部门受到损害，并进而危及国际收支平衡。其次，货币供应量增加。大量资本流入会导致外汇储备的持续大幅增加，储备增加直接引起流通中货币投放的增加和货币对外升值的压力，从而进一步导致外资的流入。同时，国外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中国，要求投入相应的人民币配套资金以保证外资的使用效率，也会造成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第三，造成对外过度借贷。大量资本流入可能表现为对外过度借贷，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预算软约束和汇率固定的情况下表现更为突出，这就为风险的累积和随后的投机性冲击埋下祸根。第四，汇率风险。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实施“宽进严出”的对外开放政策，国家外汇储备和境内外汇储蓄急剧增加。截至2007年6月末，我国金融机构各项外汇存款3986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这17312多亿美元的外汇敞口面临着巨大的汇率风险。
（3）资本外逃风险。资本外逃将减少我国资金供应，使借款成本上升，偿债资源减少，易产生债务危机。在宏观层次上，持续的资本外逃不仅对人民币汇率产生贬值压力，而且直接削弱对套利的限制，对外汇体制和外汇政策造成冲击。在微观层次上，资本外逃将降低国内厂商创造就业的能力，并进一步扭曲国民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加剧腐败和社会矛盾。随着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逃避管制的成本下降、渠道增加，资本外逃将变得更为容易。但另一方面，出于逃避资本管制、分散投资组合等目的的资本外逃，由于合法资本输出渠道的增加，数量会大幅下降。另外，资本项目开放后，随着资本流入对外负债的增加，银行也会相应增加对外资本输出，从而导致我国对国外的直接投资或证券投资大幅增加。资本管制放松带来的巨额资本流入亦会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和国内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发生资本流动逆转，导致大量资本抽逃。资本流动的逆转说明最初的资本流入是过度和不可持续的，而大量资本抽逃形成投机性冲击，造成严重的经济动荡和危机。虽然资本项目开放后，一部分资本流出增加是正常的，但短期内大量资本流出或外资集中撤资所带来的风险是巨大的。
（4）外债规模增大风险。随着我国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外债的举借也不断增加，并有规模加大的趋势。截至2007年6月末，除港澳台外，我国外债余额为3278.02亿美元，比2006年末增加48.14亿美元，增长1.49%。金融机构债额占比较多，短期外债迅猛增长，外债净流入下降。对外举债需保持适度规模及速度，外债规模取决于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宏观战略、承受能力等，举债速度取决于国内经济发展速度、结构及偿付能力。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近几年的GDP增长速度始终保持在9%以上的高水平，随着经济周期的运转，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不可能始终持续下去，势必走向平和稳定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也将趋于平缓。如果当前借着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机大量举借外债，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就将面临较大的还债压力，对影响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对我国金融安全也会造成负面影响。
（5）投机资本涌入风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目前在各市场中频繁出入的国际投机资金大约有不下20000亿美元，约等于全球产出的20%。资本账户开放为国际投机资本在各国游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会使外国证券资本大量流入的同时也会使不少投机资本涌入，从而加大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一方面，国外投资和投机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参与会使国内证券市场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之间的联系增强。当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发生波动时，即使我国经济状况良好，国内证券市场价格也会出现相应的波动，甚至波动更为剧烈。而且，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国外投资基金及投机资本的突发性大规模撤资会造成我国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困难，从而引起上市公司危机甚至金融危机，我国的宏观经济也会受到冲击，货币的大幅贬值将不可避免。当前由于我国资本账户未完全开放，外资投机资本无法进入中国A股市场进行投机，但在人民升值预期下，已有大量热钱集中在H股市场，一旦热钱在短期内大量撤出，势必对H股市场造成冲击，影响香港证券市场的稳定。而一旦中国的资本账户完全开放，脆弱的中国股市及债市都将面临被外资投机资本重击的风险。
（6）资本市场的动荡风险。证券资本流入限制的放松，以及由此引起的证券资本大量流入（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入的急剧增加），显然会放大证券市场的风险。首先，由于国际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外国投资者往往十分看好我国的经济前景，进而导致资本的大规模注入。许多国际银行和证券投资者未能够对我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做出准确判断，而是进行了过分乐观的评价，于是低估了我国的信贷风险。那么，因为公开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上市公司未按国际准则提供完整的会计资料，对于重大关联交易，不及时向投资者声明，结果，市场“传言”往往成为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和过度投机的根源。由于信息不充分而引起的市场风险扩大，常常成为外国投资基金大规模撤资的重要原因。其次，交易和清算系统是证券市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当外国投资基金大量进入而使交易量迅速上升时，而我国的清算系统技术条件尚处于落后阶段，不能适应大规模清算的需要；同时，监管当局为赋予清算机构对经纪公司进行资格和最低头寸管理的权限，也使清算活动包含着巨大的风险。最后，在我国股票现货市场尚不成熟的时候过早的发展股指期货、期权和保证金交易等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从而使得原本已经存在的风险进一步扩大。由于这类衍生产品的交易具有明显的杠杆效应，因此，我国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势必更加助长过度投机和市场波动，并可能产生巨大的系统风险。
（7）汇率制度改革压力增大风险。随着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继续保持目前钉住名义汇率的政策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如果要继续保持名义汇率的稳定，除了受到中央银行动用外汇储备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能力的制约外，即便采取干预措施稳定汇率，也必然带来汇率高估或低估的风险，如果汇率被低估，可能导致外国资产价值的高估，使国内资产蒙受损失，我国经济可能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汇率制度改革在进行资本账户逐渐开放的过程中压力变得越来越大。
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实现资本项目有条件开放下经济内外均衡的关键。理论上看，在资本流动条件下，浮动汇率有助于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固定汇率则削弱了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上的自主性。从我国国情来看，我国不可能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选定有区间的浮动汇率制度条件下，中央银行虽然可以执行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但由于其具有维持外汇市场平衡从而保持汇率在一定区间内浮动的职能，经常要被动干预，必然使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可见，汇率制度、汇率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存在矛盾，国家在汇率制度及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上面临着挑战。
我国现今的汇率制度在调整上存在一定的时滞，缺乏灵活的弹性来应对资本账户开放后的各种外部冲击。我国金融市场本来就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缺陷，与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市场相比，易发生动荡，造成金融机构的不稳定。在取消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以后，资本的流动较为频繁，我国金融市场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扩张或收缩，这种情况将对我国的货币数量、信贷规模、利率水平和价格水平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