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迁
4-4-1-1 改革开放中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1980~1993年）
这个时期正是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时期，汇率制度按其变动状况可分为两个阶段：
1.1980~1984年的钉住一篮子货币
此时期的人民币按“中间偏上”的原则定值，由于受政治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趋于人为偏硬，最高峰时在1980年7月8日达到1美元兑1.4480人民币的记录。这时的汇率明显定价过高，十分不利于出口贸易，外汇储备短缺。为了扭转此种局面，汇率政策目标改变为鼓励出口，增加储备，实行了双重汇率制，即在官方仍然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同时，对贸易结汇采取内部结算价，其确定方式为出口换汇成本加10%的利润，当时定价为1美元兑2.8元人民币。同时配合以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外汇留成制度，留成比例随地区和行业的不同而有别。此时，官方汇率逐步下调，于1984年底与内部结算汇率相同，从而使内部贸易结算价事实上失去存在价值。人民币经过频繁小幅的不规则变动，逐渐退出了钉住汇率制。
2.1985~1993年的双重汇率制
此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是官方牌价和市场调剂价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名义上是管理浮动制）。人民币汇率制度官方表面上是一种可调节的钉住制度，但外汇调剂价兴起，并且其作用日益增加。这种调剂价基本由市场力量决定，并随市场供求自由变动，且其范围逐渐扩大至涵盖80%的贸易账户交易。以人民币官方名义汇率加上外汇调剂价来计算的人民币“有效”汇率，实际上是管理浮动。在此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86年10月第一次正式将我国归类为管理浮动汇率制。我国政府则在1991年4月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由于官方汇率存在人民币高估，加之外汇供不应求，市场调剂价高于官方汇率。随着外汇留成比例的增大，官方汇率实际上是追随调剂汇率而变化，根据国内物价上涨，多次大幅下调，与调剂价的差距不断缩小。
此阶段汇率变动的特点是：第一，汇率调整僵硬，缺乏灵活性，多数情况下采取大幅度跳跃式贬值，给国民经济特别是进出口带来巨大影响；第二，汇率走势总体上不断下降，但官方汇率仍然长期存在高估，既不反映对内价值，也不反映对外价值。在此阶段，国内通货膨胀率不断走高，同时国际收支经常出现逆差，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预期不稳定，货币当局没有足够能力控制国内通货，也无法准确预测外国的通货膨胀，因此实际汇率的走势也无法把握，这使得外贸企业面临很大的成本压力和汇率风险，相对容易的解决方法就是对名义汇率的快速调整。
4-4-1-2 向市场汇率过渡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4~2005年7月）
1994年，中国进行了外汇管理体制和汇率制度的重大改革，实行官方汇率和市场调剂汇率的并轨，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以结售汇制度取代了外汇留成制度；建立全国联网的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中央银行通过在市场上买卖外汇来稳定汇价。汇率并轨后的人民币对美元汇价为1∶8.72，每天变动幅度不超过基本汇价的±0.3%。这样，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名义上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际演变为钉住美元汇率制。①
此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突出特点表现在：第一，汇率形成机制的不完全市场化。这里的市场是指银行间的外汇市场，市场上的参与者受到严格的资格限制，只有会员才能进场交易；而会员只能是外汇指定银行，个人、进出口商和一般金融机构不能参与场内交易，他们只能同外汇指定银行进行柜台交易；会员银行均以总行的身份出现。且此阶段市场上外汇的供求也并非自发的真正意义上的供求，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的外汇供应和需求，政府按不同账户实行不同管制措施，对经常账户项下的贸易和非贸易收支实行限额条件下的强制结售汇制。对市场参与者的限制、对外汇供求管制使得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较为僵化，最终的外汇供求者不能根据自身状况自由买卖外汇，外汇银行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持有外汇，市场上出现大量的非意愿外汇供给，而真实外汇需求则被严重压抑，无条件的供给和有条件的需求并存使外汇市场一般不会出现供不应求。通常的情况是供大于求，也就是出现外汇的超额供给。但中央银行对各外汇银行规定有买卖和结算外汇所必要的周转限额，它们只能在限额内持有外汇，超出部分须无条件出售给中央银行，从而消除超额供给。以这样的供求为基础所形成的汇率无法反映真实的外汇供求，可能会导致名义汇率经常偏离均衡汇率。第二，汇率水平变动的固定化倾向。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日波幅有严格限制，规定汇率的日波动幅度，人民币兑美元的日波幅为±0.3%，兑港元、日元、欧元的日波幅为±1%，当日交易汇率以前一营业日成交的平均汇率为基准，上下波动不能超过日波幅限制，接近波幅边界时，央行就会入市干预。这样使人民币始终处于央行的目标之内，呈现一个较为稳定的态势，有一种固定化倾向，最终运行的结果是管理浮动汇率制演变为固定汇率制。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周边国家汇率贬值和中国出现通货紧缩，人民币出现短时间的贬值预期；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启动并进入新一轮上升轨道，升值压力显现，但在当时的汇率形成机制下，不论是贬值预期还是升值压力，汇率水平都保持稳定状态。这种超稳定状态对我国金融安全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4-4-1-3 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2005年7月21日至今）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自当日起，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表明，中国以回归管理浮动的方式，正式启动了人民币汇率机制弹性化改革。
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基本特征：第一，有管理的浮动。这是一种可以容纳巨大变化的较具弹性的汇率制度，在制度上公开宣布人民币不同任何单一货币或“篮子货币”保持钉住关系，这将使得投机资本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失去依凭，从而使我国货币当局在同投机资本的博弈中获得主动权；第二，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参考“一篮子货币”与“钉住一篮子货币”表面上较为接近，实际上有相当大的差别。所谓“钉住一篮子货币”，指的是按照选定的货币种类和权重来确定一个抽象的“篮子货币”的价值并将人民币钉住该货币篮子价值的一种汇率安排。在这种汇率安排下，货币当局基本上没有汇率定价主动权，而且必须承担钉住义务，与钉住单一货币实质相同。参考“一篮子货币”，仅仅将“货币篮子”功能定位在参考的位置上，则货币当局摆脱了钉住的束缚，从而可以根据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以及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来主动、灵活地调整汇率的定价基础；第三，改变了人民币对各单个外币的定价机制。“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而“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一定幅度内浮动”，也就是说，人民币对其他可交易货币的汇率决定也脱离了其与美元汇率的中介关系，走上了相对独立的浮动安排。而此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既表现为人民币钉住美元，也表现为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根据美元对各该货币的汇率套算而来，这使得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随美元对这些货币汇率的变化而变化。另外，本次人民币汇率制度在以上机制改革的同时，对汇率水平也作了调整，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2%，由前一天的1美元兑8.27元人民币升为8.11元，这种升值可以说是对过去过于低估的人民币汇率的一种回归，也可以说是为了缓解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呼吁的压力。
4-4-2 钉住汇率制度下的金融安全
我国长达10年的钉住汇率制度，一方面提高了我国维护金融安全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也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金融不安全的隐患。
4-4-2-1 钉住美元汇率制与我国金融安全的维护
1.稳定的汇率制度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我国经济结构呈现外向型特点。
（1）经济开放度显著提高。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开放速度进一步加快，2000年为42.95%，2005年为63.9%。这使得进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尤其是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尤为明显。
（2）出口和进口呈现联动和同步增长状态。进出口贸易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属于加工贸易，1994年以来，我国出口总额中加工贸易所占的比重年均在50%以上，2002年这一比重为55.3%，2003年为55.16%；进口贸易中加工贸易所占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由20世纪90年代的60%以上下降到2002年的41.4%，2003年进一步下降到39.5%。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涉外经济主体同时兼具出口商和进口商双重身份，汇率的稳定减少了这些涉外主体的汇率风险，也减少了它们为规避汇率风险而进行金融交易的交易成本，有利于其成本核算和预期利润的实现，从而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使国力进一步增强。
2.稳定的汇率制度有利于吸引外资流入
在优惠政策和生产成本以及国际投资形势一定的情况下，FDI的投资规模主要取决于汇率和市场规模。名义汇率的相对稳定，能够消除投资利润的贬值预期和升值损失。如果存在人民币贬值预期，那么在不考虑其他方面情况下，有意来我国投资的外商就可能推迟投资，已经在我国投资的外商也会延缓投资追加，并加速利润汇出。同时，汇率的稳定也避免了由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损失，因为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会使他们在中国所获取的利润换成其本国货币后相对减少；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在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中国成为他们出口加工地，其大量产品要返销回其本国，汇率的变化尤其大幅升值会加大其成本，减少其利润，从而制约其投资。所以，名义汇率的稳定对于FDI来说无异于拥有了一个汇率保险。正是在这样一个稳定的汇率环境下，我国的FDI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3.稳定的汇率制度带来了外汇储备的大幅度上升
我国长期以来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机制是直接导致外汇储备增多的原因。稳定的名义汇率促进了对外贸易和FDI的发展，其结果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由于汇率的固定机制通过贸易收入和资本流入的渠道带来的外汇供给增加，不能影响市场汇率变动（央行干预、强制结售汇），只能以央行储备的形式持有，表现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外汇储备持续增加，使我国维护金融安全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在对付国外投机冲击方面。到2005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增至8189亿美元，居世界第二。
1994~2005年6月，我国贸易账户一直保持巨额顺差，同时资本和金融项目（除1998年外）也出现顺差，尤其是直接投资项目下每年都有大量的资本流入。1998年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资本以各种变相形式流出较多，使得资本账户出现63.2亿美元的逆差，但同年的经常账户和直接投资却分别保持了314.7亿美元和411.2亿美元的顺差。总体来看，除1998年外，其余年份均为双顺差，且规模有逐渐扩大之势，1994年双顺差的规模为401亿美元，2004年增加到1794亿美元，到2005年达到了2238亿美元。长达10多年的顺差，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绝无仅有。长期的顺差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看，表现为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加。1994年比上年增加304.2亿美元，1999年增加的幅度较小，为97.2亿美元，但2001年以后大幅度增加，2004年比上年增加了2069亿美元。表面看经常项目、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是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原因，但从深层次观察，人民币汇率机制的缺陷是外汇储备高增长的制度基础。此期间的汇率制度是以强制结售汇为保障的超稳定的固定汇率制。这种制度，造成了人民币汇率的低估。这种低估，一方面刺激了出口，另一方面却鼓励了资本流入包括热钱的流入，引起双顺差。外汇储备的连续大幅度增加，为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维持既定的汇率制度提供了可靠保障，有力地增强了维护金融安全的实力。
4-4-2-2 钉住汇率制度下资本异常流动对金融安全的冲击
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对我国的货币安全、银行安全等均产生重大影响，我国的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随之亦发生重大变化。汇率的低估，使国际社会产生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于是大量的以获取短期利润的各种投机资金大量涌入我国，这一点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错误和遗漏项目以及其他投资项目的变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999年开始，错误与遗漏项目下的资本流出逐渐减少，到2002年，此项目发生了逆转，由负值变为正值，也就是说该项目下的资本外逃变为了资本的大量涌入，而且呈逐年上升态势，2004年达到270.5亿美元。另外，其他投资项目在2001年也出现了净的资本流入。这部分被称作“热钱”的资本大量流入，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上升的泡沫，银行信贷随之过度投放，银行体系蕴藏着巨大的地产价格泡沫风险。一旦资金流向逆转，房地产价格下降，银行将会陷入大量的不良资产的困境中，严重时将会导致破产倒闭，连锁反应下可能引发银行危机。
4-4-2-3 钉住汇率制度下超规模外汇储备的效率和风险损失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有助于防范可能出现的债务风险、银行风险，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的实现。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其根本任务，所追求的金融安全和稳定应该是建立在效率基础上，如果以牺牲效率为代价，以牺牲经济的长远发展为代价，那么这样的金融安全也将难以长期维持。
从1997年开始，我国出现超额的外汇储备，而且超出适度规模的储备量越来越大，到2005年底，已超过4000亿美元，这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状况极不相称，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影响到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能力，为此我国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承担了很高的风险。首先，损害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一国资源具有稀缺性和排他性，外汇储备大幅增加意味着物质资源的净输出，这种状况并不利于我国经济可持续性增长。对于一个资源不丰富的中国来说，资源的大量输出影响到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般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与其GDP比率的合理范围是-5%~0，而我国这一指标从1996年的0.89%迅速上升到2004年的4.15%。其次，导致我国经济结构失衡。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意味着我国对出口的依赖越来越严重，国家的经济政策和资源大都向出口部门倾斜，引起了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严重不平衡，非贸易部门的发展受到抑制。这将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发展失去持久的内在动力。第三，支付高额的成本。中国是以购买美国国债为主要形式来持有外汇储备的，这样储备资产的收益率大约是3%左右，如果综合估计外汇储备的多种投资结构，得出的投资收益率约为3.5%。而我国外汇储备绝大部分来源于资本项目下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FDI投资收益率远远高出外汇储备的收益率。根据世界银行估计，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所获得的平均利润率为16%~1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得出，在我国的FDI投资收益率大约为10%，美国《商业周刊》给出的数字更高为13%~14%。但无论如何，FDI的投资收益率与中国的外汇储备收益率至少相差7%~10%，投资的效率发生了极大的损失。这也意味着我国为持有巨额外汇储备支付了高额的成本。第四，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面临巨大的汇率波动风险。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占80%以上；而我国的对外债务里，除了美元债务外，还有日元债务，因为要以美元换日元去归还日元债务，日元升值，使得中国日元债务的偿还面临更大损失。同时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使人民币遭受来自国际社会要求升值的压力，人民币的升值，使以美元为主要币种的外汇储备发生急剧缩水。
4-4-3 现行汇率制度下的金融安全
4-4-3-1 现行人民币汇率走势
2005年7月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不再单一地钉住美元，而是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因此在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分析上，不应只关注其对美元的升贬值率，而需要将其他国际主要货币相对人民币的走势纳入分析范围之内，关键是考察人民币的波动幅度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在2005年7月至2006年底期间，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上连续公布的国际主要货币有美元、欧元、日元、港币，由于港币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因此相对人民币而言，港币与美元的变动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因此通过对人民币相对美元、欧元、日元走势的观察，能够大体上获知人民币汇率在汇改之后的弹性变化情况。
人民币汇率相对美元呈现明显的单向升值趋势，而相对欧元与日元而言，则是有升有降地波动，变化幅度较大；截至2006年底，人民币相对美元与日元已分别累计升值3.73%与10.17%，而相对欧元则贬值了2.52%。因此，不能单纯按照以往的思路以偏赅全地认为汇改后人民币大幅升值，而应该从更全面的角度看，相对于主要货币，人民币表现出灵活波动的态势。
4-4-3-2 现行汇率制度下的金融安全状况
1.现行汇率制度对金融安全状况的积极影响
第一，宏观经济平稳运行。2005年GDP增长率为10.4%，2006年实现了10.7%。从其他宏观经济指标来看，消费者物价指数除了2006年12月为2.8%以外，其余月份的数据都保持在0~2%的满分区间内，世界银行报告也表示，虽然服务和住房行业价格增长速度较快，但总体而言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仍保持着较低水平。2005年汇改后的下半年中，固定资产投资月同比增长率维持在27%~28%之间，处于平稳偏快的水平，2006年起增速有所加快，然而国家此时加大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2006年5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包括调整住房供应结构，强化税收、信贷、土地调控手段，加强廉租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等六项措施，8月起调控的效果逐渐显现，到年底增速降到24.5%的“及格线”。汇改后广义货币供给量增长速度一直在评价标准的及格线以下，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外汇占款迅速增加，企业和居民通过结汇获得的大量人民币资金转化为银行存款。
第二，货币政策效果显著。其主要表现在：其一，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经济发展基本相适应。2006年12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34.56万亿元，同比增长16.94%，增幅比上年末低0.63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2.60万亿元，同比增长17.48%，增幅比上年末高5.7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余额为2.71万亿元，同比增长12.65%。全年累计净投放现金3041亿元，同比多投放478亿元。其二，金融机构各项存款稳步增长。2006年12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34.80万亿元，同比增长15.94%；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33.54万亿元，同比增长16.82%，全年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4.93万亿元，同比多增5226亿元；金融机构外汇各项存款余额1611亿美元，同比下降0.28%；12月末全部金融机构超额储备率4.78，比上月高2个百分点，比上年末高0.57个百分点。其三，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加适度。2006年12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23.83万亿元，同比增长14.55%；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2.53万亿元，同比增长15.07%，增幅比上年末高2.09个百分点；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3.18万亿元，同比多增8265亿元；金融机构外汇贷款余额为1664亿美元，同比增长10.02%，全年外汇各项贷款增加168亿美元，同比少增3亿美元。其四，银行间市场利率基本平稳。2006年12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2.25%，比上月低0.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0.53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2.01%，比上月低1.0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0.47个百分点。2006年银行间市场利率运行总体高于2005年。其五，国家外汇储备继续增加。截至2006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0663亿美元，同比增长30.22%，增幅比上年下降4个百分点。全年外汇储备增加2473亿美元，同比多增384亿美元。
第三，国有银行改革加速进行。在加入WTO，金融业逐步开放的压力下，银行也加快了改革的步伐，特别是作为我国银行业主体的国有银行，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累积了大量风险，因此从2002年起，国务院为此成立了改革专题工作小组，研究并实施了包括国家注资、处置不良资产、设立股份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择机上市等改革步骤的总体方案。2006年既是汇改后的第一年，也是入世保护期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中，银行业比较瞩目的当属中国银行与中国工商银行在内地与香港两地的同时上市，目前两家银行的主要指标已接近国际水平，从而也使我国银行业的整体资本实力与经营效益得到进一步提升。2005年汇改以来，银行业的总资产与总负债一直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中2006年第三季度总负债首次超过40万亿元，由于银行负债经营的特点，总负债的扩张意味着银行业资本实力的增强。另外2006年我国主要商业银行（指4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继续保持“双降”，截至2006年12月末，按贷款五级分类的不良贷款余额为11701.8亿元，比年初减少494.6亿元；不良贷款率为7.51%，比年初下降1.38个百分点；从机构类型看，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0535.1亿元，比年初减少188.3亿元，不良贷款率9.22%，比年初下降1.26个百分点；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66.7亿元，比年初减少306.2亿元，不良贷款率2.81%，比年初下降1.42个百分点。
2.现行汇率制度对金融安全状况改善的局限性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此次汇改的确对金融安全产生了诸方面的积极影响，国家也适时推出了大量政策措施与之搭配执行，然而目前国内金融体制仍存在几方面的制约因素。
首先，缺少汇率风险规避机制。新的汇率体制下，汇率将具有更大幅度的弹性，从而市场主体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但从我国现有的外汇市场体系来看，无论在交易品种上，还是在交易规模上都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汇改之后，国内的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交易市场呈现两个层次，其一是银行间市场，包括直接远期与掉期交易，其二则是银行与客户之间的远期结售汇，除此之外的外汇期货，期权交易还是空白，这很大一部分也是由于远期交易市场萧条所带来的。另外，真正主导人民币定价权的市场并不是国内的远期市场，而是香港，新加坡等地的NDF市场；2006年8月，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推出了人民币期货，期权产品，可见海外市场大有喧宾夺主之势。因此，完善国内的人民币远期外汇市场，以及发展人民币外汇期货、期权市场已经显示出其必要性与紧迫性。外汇衍生品规避风险的理论机制在于，市场参与者可以根据自身对风险的偏好与承受能力来进行交易，实现市场风险的有效配置，从而达到保障金融安全的目的。
其次，资本项目管制阻碍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根据“三元悖论”原理，如果我国选择了汇率弹性与资本自由流动，那么仍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在汇率灵活性扩大的情况下，有必要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与汇制改革紧密配合。目前，我国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主要还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境外直接投资的限制。二是对股权类投资的限制。包括境内企业到境外或境外企业到境内发行股票和其他股权类证券，以及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股市的投资、境外投资者在境内股市（主要指A股）的投资。三是对债权类投资的限制。包括境内机构在境外以及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公司债券或其他债务证券，以及境内投资者在境外债券市场、境外投资者在境内债券市场的投资。由此可见，积极拓展对外直接投资，规范发展境内外证券投资，将有利于汇率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也正是“三元”因素的均衡，才能使金融安全状态保持动态平衡。
最后，巨额外汇储备无法有效运转。在国际收支双顺差的作用下，2006年10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万亿美元，由此，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系改革的问题浮出水面。在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依靠发放央行票据来勉强维持外汇供给平衡，而吸纳外汇储备却造成了金融系统的流动性过剩。当商业银行不断吸收外汇的同时，一方面增加了流通中的人民币数量，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民币单向升值的压力。因此改革外汇储备管理模式、科学管理外汇储备资产成为外汇储备体系改革，以及汇率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