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世间，往往讲究均衡，当事物的两端严重失衡时，就要对高扬的一端施加力度，使之保持平衡，就像孩子们玩的“跷跷板”那样。社会现象亦然，经过若干年，就要来一次“均贫富”，越是贫困的地方，这种“打乱重分”的周期越短，几乎不分是“生产发家”，还是“刻薄致富”，反正“富”标志着邪恶，而“穷”总是代表正义。
对于这方面的是非曲直，我不敢妄加评论，只能就事论事，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说说一个资本家的经历：
河南武陟县农民鲁连城，以小贩起家。先是挑贩零碎货物沿街叫卖；继而贩卖山区的野菊花、地黄、山药等中药材，再从汉口、天津等城市运回成衣、布鞋、洋布、洋纱；以后就开设布庄、药栈，终于成为拥有多家商号的富商。他于1919年在河南武陟县建办了共有2800余枚纱锭的成兴纱厂，时值“一战”后期，棉纱利润丰盈，所以他接着又在山西绛县建办大益成纱厂，在西安开设自成纱厂，共有纱锭6480枚。
财富增加，灾难也接踵而至。
从1928年到1930年这3年间，他和儿子鲁锡爵，先后三次被河南军阀刘镇华、石友三，土匪张仁山劫持绑架，平均每年绑架一次，以“筹饷”为名，三次共拿出赎金5万余银元，工厂元气大伤，被迫停产。1931年夏，他将纱厂出租给有钱有势的河南省商会会长杜秀升。
1937年，鲁家经过诉讼收回纱厂，不料1938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河南，鲁氏父子拒绝和日寇合作，日军没收了纱厂，拆迁到新乡，更名河南军管第十九工厂，改为制造军火，并毁坏了部分设备。抗战胜利后，剩下纱锭5040枚，被政府接收大员“劫收”，改名“军政部河南新乡纺织厂”。
鲁连城卖掉西安自成纱厂，筹集资金，经反复交涉，于1947年1月收回成兴纱厂。从此，这家纱厂就不断遭到军政人员和地方豪强的敲诈勒索，那场景简直是触目惊心：
他们常到厂中打牌、喝酒、抽大烟，厂里常用三名厨师，专门服侍他们，工厂成了这些“土皇帝”的高级宾馆。每逢年节，厂里送出去的“海参席”、“鱼翅席”就不下三四百桌。
1947年，驻军王仲廉部借口修筑工事，向成兴纱厂勒索9亿元法币，厂里拿不出这么多钱，驻军就派一个营将全厂围墙统统拆光；后来又以“私通敌军”、“抬高物价，扰乱市场”为名，抓走了经理鲁定华，花了3千多万元金圆券，才把人放回。
直到1949年5月，驻军撤退新乡，溃逃之前仍向厂内开炮，强行索去300个银元。
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到1949年春，成兴纱厂债台高筑，生产停顿，已处于奄奄一息。
鲁氏父子不是大资本家，但在当地已成了“吃大户”的主要目标，其潜台词是：“你开厂，你赚钱，俺就是吃定你！”
成兴纱厂的遭遇，并非地处闭塞，“天高皇帝远”。距离“皇帝”不远的地方，情况也差不多。
武汉裕大华企业集团，是华中地区的大企业。抗战胜利后，它在石家庄的大兴纱厂，长期驻扎军队，工厂无法开工；它在重庆芭蕉园存放的裕华纱厂重庆分厂的棉纱，被说成“囤积居奇”，贴上封条，花了近3万元才肯解除。就连与首都南京近在咫尺的沿海都市上海，战争结束才几个月，就发生一连串的绑票案件：
号称“钻石大王”的嘉定银行总经理范回春被绑；“五金大王”唐宝昌被绑；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也在上海被绑……勒索赎金数字，“狮子大开口”，前所未闻。这些绑票案，都有从重庆到上海“劫收”的军政官员直接策划和参与。
旧中国的官僚，在治世是“官”，为民“父母”，从捞油水到刮地皮，吸吮民脂民膏，唐代诗人罗隐的《金钱花》，讽刺了这种现象：
占得佳名绕树芳，依依相伴向秋光。
若教此物堪收贮，应被豪门尽将。
然而，在太平年景，他们要装出几分“官腔”，多少保持几分“官体”。到了乱世，他们就成了“匪”，甚至比“匪”更加残酷，他们诬陷良民，制造冤狱，勒索百姓，抓人绑票。晚唐诗人杜荀鹤写下了一首《再经胡城县》：
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
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
在战后众多的绑票案中，最为令人惊骇的，是民族工业巨子荣德生绑票案，这桩大案震撼中外，舆论大哗，当时路人皆知。
1946年4月25日上午10时许，荣德生和三子荣伊仁、五婿唐熊源乘汽车离开高恩路住宅，前往江西路总公司，汽车开到弄口转角处，被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匪徒绑架。绑匪们乘有淞沪警备司令部标记的小汽车，持有军方签发的逮捕证。
绑匪向荣家勒索赎金100万美元，并在恐吓信中扬言：“限文到两日内，切实筹妥，以清手续。”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以50万美元赎金，才放出荣德生老人，而且绑匪指定送款的地点，恰恰是当时名声煊赫的一位司令官的官邸隔壁，用的车辆仍是警备司令部的小汽车。
荣德生被绑在匪穴34天，这桩绑架案件已闹得满城风雨，全国皆知。迫于舆论压力，政府不得不煞有介事地出动大批军警追缉绑匪，到7月初宣称已查获破案，逮捕了15名匪徒，其实都是喽爪牙，真凶主犯仍逍遥法外。根据警方公布的案情，社会人士“疑窦丛生，群情莫释”，沪、锡报纸公开指出：“某军事机关与匪徒暗通声气，参与绑架。”当事者荣德生老人也在日记中写道：“此次破案，积匪治死罪者有8人，然起意者以行贿赂，反而逍遥法外……呜呼，天下无公道久矣！”
捕获的罪犯，不过是替死鬼，真正的主犯则已逃之夭夭。
接着，军警们又演出一出发还赃款的丑剧，要荣家派人到警备司令部去领取发还的赎金，拍了照片在上海各报登出。可是，“发还”的第二天，警方就派人到申新总公司讨要“破案奖金”，2天后，荣家送4万美金给警备司令部，表示“酬谢”，又送4万美金给市警察局，以资“犒劳”。但他们嫌少，加了一次又一次，两次不够三次，接连多次勒索，荣家一次次到市上搜购美钞，荣尔仁无奈地说：“绑匪只要50万美元，现在破案后的‘奖金’倒花去60多万美元。”官府的胃口比绑匪还大！
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要求“援助”、“捐款”、“救济”的函电，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江苏省政府主席要求荣德生拨出追回的赎款一部分，捐助建立“青年馆”；无锡县长则要求他捐款“救救苏北逃亡难民”；省党部书记长要求他资助“抗战蒙难者”；不少慈善机构、学校和社会团体也都纷纷要求“赞助”，有人甚至还写信恐吓强借，一股“吃大户”之风，刮得昏天黑地。
而受害当事人的荣氏，真是有苦说不出，中国旧官场的惯例，警方破案的“丰功伟绩”，总要长篇累牍不厌其烦地登报广播，但他们破案后从受害者那里所获取的“奖金”、“犒劳”却是讳莫如深，至于在这个案件中的“官匪勾结”，更成了“千古之谜”。民间俗话说，“既要做婊子，又要竖牌坊”，活脱脱地勾画出这些人的丑恶嘴脸！
荣氏绑票案，使中国民族资本家胆战心惊，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灾难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有一位企业家白天都不敢出门，有要事外出，要带上6个保镖。在那个年月里，匪灾、兵灾，条条根子都通官府，是不折不扣的“官灾”。
在20世纪40年代，先是政府的“民国万‘税’”，继而是官僚资本的兼并鲸吞，最后发展到军警勒索、武装绑架。官灾，已经逼得民族工业走投无路。已进入暮年的著名民族资本家荣德生，本想在抗战胜利后，再展宏图，振兴家业，但一个又一个沉重打击，实在使他悲愤难平，万念俱灰，正如唐代诗人罗隐所写的《蜂》：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