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社会经济已到了崩溃的地步。民间流传着一首民谣，名曰《古怪歌》，它的开头是：“往年古怪少呀，今年古怪多。板凳爬上了墙呀，灯草打破了锅……”这首歌唱出了乱世的颠倒、怪诞和荒谬。
这年夏天是个炎热的夏天，持续高温，“立秋”过后紧接着一个月的“秋老虎”，几乎将大地烤焦，烤得人七窍冒烟。8月19日，政府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币制改革”，规定每300万元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使用了13年的法币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决定，使得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大有末日到来之感。这个消息传出，行庄封关，市场停顿，各城市呈现“休眠”状态。
记得3年前抗战胜利之初，政府规定老百姓用“中储券”兑换法币，以后又发行1元抵25元法币的“关金券”，如今又以1元金圆券换法币300万，百姓家底全被刮光，黎民脂血都被榨干……
就在发行金圆券的同一天，限价政策出台，硬性冻结各种商品价格，从而引起全国性的抢购风潮。这时的产品售价，大大低于成本，卖出后无法补进原料，企业只得坐吃山空。如20支的双牌棉纱，每件纱的成本超出限价达175.6元金圆券（折法币5.28亿元），还不包括税收。荣氏申新系统每天至少生产棉纱几百件，企业亏损，数字吓人，所以，在限价期间，损失成本达50%，等于一半奉送卖半价。限价，使福新、茂新面粉系统损失达200余万元金圆券，折面粉20余万袋。
如此巨额亏损，一般民营工厂如何承受得起？一个又一个工厂停工，仓廒断粮，堆栈无货，升斗小民更是嗷嗷待哺，报上常见“野有饿殍”或“全家自杀”的报道。但极少数经济官僚和大投机商却骄奢淫逸，沉湎于纸醉金迷，他们向巴黎特制服装，从美国运来家用电器，空运西洋稻草铺盖别墅屋顶，宠犬享受着“高等华人”的待遇……它使人想起柳宗元那首脍炙人口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一幅“寒江独钓图”，暗喻着民穷财尽，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我不幸生于乱世，却有幸见到这千载难逢的一幕，见到一个“官本位”社会面临崩溃前夕光怪陆离的畸形现象。
作为经济神经中枢的银行，正常的存放业务已无法进行，金融界丧失其基本功能。1947年，农民银行在江南放贷一批垩田的豆饼，竟然也采用以物易物的放贷形式，借一块豆饼，农民秋后还10斤稻谷，这恐怕是中国自有票号、钱庄和银行以来从未见过的怪现状。
民营工厂本来就缺少流动资金，全靠银行“输血”，如今贷款中止，只能去借黑市高利贷，而高利贷月息平均高达30%—60%，普通厂家生产什么产品能够达到50%以上的暴利？而且还要保证一个月内“资金回笼”？所以他们宁可停产关厂，也不愿意与高利贷沾边。只有不按照经济规律攫取暴利的投机商，碰上这些高利贷才会觉得“如鱼得水”。
农村高利贷普遍盛行“一粒半”，即春天借一担稻，秋后还一担半；“卖青苗”，在青黄不接时，为等急用以低价卖出田里禾苗，秋熟收成全归债主；还有一种“驴打滚”，更是利加利、利滚利的高利盘剥。所以农谚说：“冷在风里，穷在债上。”
高利贷，古已有之，最厉害的盘剥来自官府。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中，写过这样一段：
垂成穑事苦艰难，忌雨嫌风更怯寒。
诉天公休掠剩，半偿私债半输官。
租船满载候开仓，粒粒如珠白如霜。
不惜两钟输一斛，尚赢糠饱儿郎。
诗中说到的“两钟输一斛”，按宋时容器计算，就是1石租税，得实缴12石8斗，这比后来农村中利息最高的“驴打滚”还要厉害，和二战后城市“地下钱庄”的高利贷差不多，因为地下钱庄的存放款，不是计算年息、月息，而是按天数计算。
地下钱庄号称“地下”，但他们的经营活动并不隐蔽，而是一般都在闹市区商店的楼上租两间房，堂而皇之地进行收款、放款活动。显然，他们并不合法，但得到官府有关部门的默契。地下钱庄人员很少但效率奇高，一般只有三个人，一个负责和存款者“谈头寸”，其他两个收款、付款、开票、结算。
来到这里的人，都是钱庄老板的熟人，或凭熟悉关系介绍而来，人气很旺，满屋烟雾腾腾。这里的利息高得吓人，存款三五天，就可以连本带利翻一番，这使得今人难以置信。到这里来的，小额存款居多，对象有小店老板、摊贩、店员、工人，甚至还有医生、教师，他们怕货币贬值，钞票变成一堆废纸，所以以微薄的收入，甘冒风险，企求得到更多的利息。这里绝对找不到借款人的行踪，全凭电话联系，仿佛在这些地下钱庄的背后，都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操纵，他们吸收社会游资，用来翻云覆雨兴风作浪。
在当时的中等城市里，都有二三十家“地下钱庄”，和“银元贩子”一样，他们是畸形社会里的“怪胎”。
市场茶会，是做生意的场所。譬如粮食市场，过去只有粮行、米店、糟坊、面粉厂老板来此，一边喝茶，一边了解行情，成交批发买卖。但战后的粮食、花纱布等市场茶会，却显得空前“膨胀”，不仅与粮食、棉花毫无关系的工厂、商店的老板们几乎每天必到，就连学校校长、医院院长、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报馆总编等等“清贵”们也要频频光顾，有的本人不好意思，就由他们的夫人或委派亲信作为代表。市场的交易厅不断扩大，茶桌一增再增，门前停着望不见头尾的漆黑锃亮的包车。
这不能怪他们庸俗，贪婪，这应了官场常说的一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们为了保持自己手里掌握的那一点货币值不致跌得太惨，每月到期能发得出职工的薪水，他们就不得不降贵纡尊，来了解瞬息万变的市场变化，不得不和铜臭熏天的商人们称兄道弟，投入这多少带点投机性质的买空卖空、抛进抛出的浑浑浊流。
走地下钱庄，跑市场茶会，议行情，谈“拆汇”，抢购，排队，似乎是当时的一种“时髦”，形成了一道并不靓丽的都市风景线。
它的积累、凝聚、升华，也提炼成一种心态，一种奇特的“文化”，其特点是：察貌观色，窥测方向，待人对事早晚“市价”不同，为攫取名利而不择手段。这种“投机文化”也许古已有之，但这时却更加集中，更加灵活，而且披着时代的外衣。
在以后的年月里，当时积极参与这些活动的朋友，都将此作为“个人隐私”深埋心底。当经济规律重新被人们所重视，“市场经济”这个词儿再度“吃香”的时候，他们豁然开朗：“我当年不是天天跑市场吗？”“我不是早就站在‘正确’的一边了吗？”“我不就是熟悉市场经济的‘老资格’吗？”
于是，还不知道生产什么产品，就先向社会广泛集资，年息一律50%—60%，这正是当年地下钱庄的“经验”，这些继承者认为：“我们还没有达到当年他们的那个‘水准’”。
于是，对一些商品道道转手，层层回扣，“经手三分肥”，一针白蛋白，出厂价160元—170元，用于临床，病人要付出每针300元的高价。这有什么奇怪？当年的市场买空卖空，都是这么干的！
于是，利用名人效应，制造虚假广告，用来推销伪劣产品，如假借×民族招牌兜售“治肝灵药”，患者增重病情乃至死亡；收购名牌酒瓶，装进吃死人的假酒，无异谋财害命……
在“市场经济”的大纛下，重炒在1948年前后经济秩序极其混乱年月里的“冷饭”，是不肖子孙对市场经济的莫大侮辱，是沉渣的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