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八景：多少帝王多少诗》
早就听闻有燕京八景之说，至于是哪八景，一直搞不清楚。只好读史料，方知其大概。
北京可圈可点的景物太多，且各有千秋。不信的话可查阅《帝京景物略》，你会眼花缭乱。选景跟选美似的，要想从三千粉黛中挑选出前八名，并不容易。因为必须学会放弃。说实话，放弃谁都让人怪舍不得的。
北京自古至今产生的最好的一首诗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后来就少有佳作了。女皇武则天当政的时候，陈子昂随军出征，来到幽州（北京的古称），登高望远自然百感交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短短四句，却达成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完美组合。
幽州台在哪里？何以给了陈子昂如此充沛的灵感？诗人踩着一级级台阶爬上去，无意识地达到了自己的创作高峰。
幽州台即蓟北楼，是战国时代燕都蓟城北部的门楼，遗址尚存。北三环路上有一座现代化的蓟门桥，钢筋水泥浇筑，立体交叉。站在桥头，四处张望：这里离幽州台该不远了。“蓟门烟树”是燕京八景之一。由蓟门桥往北去不远处，元大都土城关上，有皇亭（俗称黄亭子），亭内竖立乾隆御书“蓟门烟树”及题诗的大理石碑。碑文提及：“水经注》：蓟城西北隅有蓟丘。”据传说这座荒芜的土城关即古蓟丘遗址，为蓟城门之所在。
其实陈子昂登幽州台时，绝对不是趾高气扬的，而是顾影自怜——由天高地远、天荒地老，联想到自身的孤独与失落。他本来是和天子同在一条船上的，也多次在武则天面前直言相谏，痛砭时弊，呼吁改革，可专横自负的女皇哪能听取一个知识分子的忠告呢？回敬以大棒！陈子昂一度因“逆党”株连而被关进大牢。譬如此次来幽州抗击契丹部落骚扰，他在武则天委派的武攸宜元帅帐下当参谋，又犯了“顶撞领导”的老毛病。武帅不擅领兵，屡战屡败，陈子昂数次请求改变策略，不仅未被采纳，反而被降级为军曹——这简直是在污辱诗人了。
唐朝的诗人喜欢登高。除幽州台之外，尚有滕王阁、黄鹤楼、凤凰台、鹳雀楼等等，诞生过无数名篇。
李白是否曾来过北京？我没有找到考证。李白的《北风行》，倒是以幽州为背景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幽州思妇十二月，停歌罢笑双蛾摧……”他所谓的轩辕台，和陈子昂的幽州台是否有什么关系？抑或，是指燕昭王的黄金台？
战国时昭王曾在燕都筑台，置金于台上，礼聘天下豪杰。陈子昂曾在其遗址怀古：“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可见在当时，黄金台已沦为荒丘，杂草丛生。如今更是失传了。
李白还专门吟咏过这一为怀才不遇的奇士们津津乐道的建筑：“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方知黄鹄举，千里独徘徊。”富翁修金屋，是为了藏娇的。昭王筑金台，则是为了纳贤——真壮举也（北京至今尚有金台路之类的地名，金台夕照一直是相传的燕京八景之一）。
再说到“燕山雪花大如席”——真亏李白想得出来。但这也正是诗仙之风格：既然白发能有三千丈，雪花大如席也没什么了不起。鲁迅说得好：“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就变成笑话了。”凡俗之辈，想也不敢这么想的，哪怕他终生居住在燕山脚下。
即使李白不曾亲临幽州，燕山对于他却一点也不陌生。他比任何当地人更贴近这座山脉的魂魄。沾了大诗人的光，“燕山晴雪”也就出名了。
早在800年前，有个君主金章宗，就细加比较，罗列出一份优胜者的名单：太液秋风，琼岛春云，金台夕照，蓟门飞雨，西山积雪，玉泉垂虹，卢沟晓月，居庸叠翠。金中都城郊的这八大景点，有些属于御苑，譬如太液池与琼岛，大多数则是当时市民寻芳访古的旅游热线。可见在那时候，人们就喜欢在节假日爬香山、登长城、看卢沟桥了。
由于宋金战争的缘故，我一向以为攻城略地的金主天生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可这位附庸风雅的金章宗，却打破了我的偏见。他不仅仅是征服者，更是个“看风景的人”，兴致勃勃地在先辈缴获的山河间游走，不时用手持的马鞭指指点点，吟几句诗呀什么的。燕京八景作为其“御批”，从此身价百倍。但金章宗在赐名时，绝对动了一番脑筋——而且是以赞美者抑或田园诗人的身份出现，对面前的一草一木爱不释手。
金章宗不仅评点了八景，还修造了八苑、八大水院，被后人赞誉为“北京园林史上一大盛举”。八苑指中都城内的琼林苑、广乐园、同乐园、熙春园、芳园、南园、北园、东园——虽属人造景观，但其精致纤巧，恰恰与气势恢宏的郊外八景交相辉映。至于八大水院，则建于西山：“选择山势高耸、树木苍翠、流泉飞瀑、地僻幽深的山林间……并从全国各地征召来造园大师和工匠，进行修建和装饰，其造园艺术手法既有南方高超造诣，又与北方山水自然美相融合，使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寺庙兼有园林的造园艺术，有了进一步发展”。（引自焦雄编《北京西郊宅园记》）八大水院，想来是“西山积雪”（后又称西山晴雪）这一大景点里的小景点，成天人合一之势。
金章宗爱江山又爱美人。他从燕京风物中选拔出八景、在后宫粉黛中，他又独宠才貌双全的李贵妃，在琼华岛上盖了别墅，金屋藏娇。李贵妃颇有远见，她坐守琼岛春云，俯瞰太液秋波，过着养尊处优的宫廷生活，却道出了极富忧患意识的一句格言：“拥有者不必是其守护者，守护者不必是其拥有者。”这个女人，可以改行当哲学家了。
金主虽是燕京八景的命名者，却不可能是其永久的拥有者。金中都的风水再好，也逃避不了最后的劫难——传至宣宗时，为垂涎三尺的成吉思汗所毁灭。
自金以后，是元、明、清，乃至民国等等。燕京八景屡屡易主。看风景的人，即使再尊贵、再长寿，毕竟属于过客。惟独风景本身是不朽的。
元世祖忽必烈，弃金中都之废墟，另择新址兴建“汗八里”（大都）。但对燕京八景，还是作为前朝的一笔遗产给继承了。甚至他的皇宫与新城，皆以八景中的琼华岛与太液池为核心。忽必烈本人，偏爱在琼华岛山顶的广寒殿过夜。相传此乃辽萧太后梳妆楼故址。
元顺帝于1368年被明朝北伐军驱逐出北京城，风景是带不走的。燕京八景，又迎来了新的主人。
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胡广等13位文艺界人士，将燕京八景绘成“连环画”，分别配诗加以说明。虽属集体创作，大家的心还是挺齐的：“兹以北京八景图并诗装潢成卷，举足迹所至书于卷末，且以诸景所以得名者疏于各题之后。诚非欲夸耀于人人，将以告夫来者，俾有所考。”于是燕京八景又额外成了泼墨的山水、纸上的风景。此举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在某些名称上稍加润饰与变革，譬如将蓟门飞雨改为蓟门烟树（因蓟丘一带金元时期的楼馆已湮灭，而为草木所覆盖）。
金章宗擅长给风景区取名字，而且毛笔字写得很好。玉泉垂虹、卢沟晓月等景原先的匾额，都是他亲自动手题写的。可惜今人已无缘一睹这位风流皇帝的书法了。再去参观，所能看见的是清乾隆为诸景逐一手书的刻碑。
乾隆的书法比之金章宗如何，无法判断。但在附庸风雅方面，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以帝王之尊，为燕京八景树碑立传。他发挥诗人的才华，为八景逐一赋诗——后来自己感到不满意，又推翻旧稿，另起炉灶，重新写了一遍。仿佛只写一遍，是很不过瘾的——因为他每次登临皆有新的灵感与体会。例如他尤爱蓟门烟树：“苍茫树色望中浮，十里轻阴接蓟丘……青葱四合莺留语，空翠连天雁远游。”本已不错，他还要继续琢磨，又构思出“十里轻杨烟霭浮，蓟门指点认荒丘”的新篇。这位文武双全的帝王，在替燕京八景赋诗时，有一股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儿。
金章宗与清乾隆如同隔世的兄弟，不约而同地为燕京八景兴奋不已，仅仅御驾游赏仍不满足，还要吟诗、题匾，抒发豪情，恨不得将自己的大名永久地镌刻在山水之间。“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恐怕是他们共同的体会。燕京八景，总算又遇见知音了。
《勒马长城》
驱车出北京城，沿东北方向，过顺义，再过怀柔，直抵密云县境内。我们原计划攀登燕山山脉的最高峰雾灵山（海拔两千多米），按道理应该在太师屯的叉路口右拐，可惜当时风沙大作，没遇见指路的牧童，就顺大道直行了。后来才知道，这条气度不凡的大道是去承德的——清代的皇帝们就是由此取道避暑山庄围猎的吧？
直到与崇山峻岭间的一座关隘狭路相逢，司机才猛然刹住车：原来走错路了！窄窄的山谷，像安了一把锁——固若金汤的城关上书写着“古北口”三个红字。由于年代久远，斑驳的城楼似乎已与两边的山岗融为一体，显得天衣无缝。南来北往的客运或货运车辆，只能排着长队井然有序地从锁眼般的门洞里穿过——这简直是一道控制着车水马龙的闸门。再往前行，无疑就是塞外了。司机懊恼不已，我却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歪打正着地撞见了大名鼎鼎的古北口。因为不期而遇的效果，古北口在我眼中更像是天外飞来的关卡——或者说如同一个沉重的幻影。我特意要求下车走走，仿佛为了验证它的铜墙铁壁是真的还是假的——不会像梦一样被我的手指捅破吧？
虽然已是四月了，可由于面临塞外，这里的风依然像刀子一样凌厉（不是剪刀而是镰刀）。仰望周围山脊上蜿蜒的长城，似乎也被冻得鼻青脸肿，拼命地缩着脖子。其中有一段一段倾颓了的，仿佛已被旷古的风当作巧克力给吞噬了。长城啊，这中国最古老、最大的破落户，一直在风霜雨雪中苟延残喘。而古北口这一段，估计自明亡以来再未修复过。大约1691年前后，镇守古北口的总兵叫蔡元，由于他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而向朝廷“请行修筑”。康熙皇帝予以拒绝：“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康熙几乎每年都要离开紫禁城去木兰围场秋狩，一生计有48次之多，每次经过古北口，都会目睹长城的尴尬——而从未加以同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代的皇帝们已习惯了将长城视为自己的俘虏，视为戴着镣铐跳舞的阶下囚。怎么会顾得上给它剃须修面呢？他们的全部精力都用来庆祝自己抑或自己的家族的胜利了。
从康熙的话里面透露的有恃无恐，必然在其子孙身上遗传，到最后发展为夜郎自大了——譬如乾隆接见前来建立邦交的英国使团，还以为这是远在重洋的岛国经数万里之程输诚纳贡呢，他的回信标题为《赐英吉利国王敕书》，有一种当干爹的感觉。大清帝国对外患缺乏警惕，疏于防守——由其对待长城的态度可见一斑。难怪甲午战争前夕，北洋水师的舰炮居然成了晾衣竿，而敌人由此细节察觉到这所谓的“海上长城”的腐朽与不堪一击。果然，一战之下，樯橹灰飞烟灭，黄海成了大清帝国的赤壁——水上的滑铁卢。不管对待陆疆还是海疆，清朝的皇帝们头脑中都毫无长城的概念——并坚决否定其必要性。最后终将自食苦果：被坚船利炮撞开的国门，比瘫痪的长城还要脆弱，还要无奈……而这些是废弃了长城的康熙所预料不到的。
帝国的衰败与狼狈，同样躲不过长城的眼睛。1860年，威丰把偌大的北京城丢给英法联军，带着慈禧去热河避难——古北口自然是必经之路。古北口啊古北口，怎么也想不到：连皇帝都会逃荒！历史开了这样一个玩笑：当年皇太极率领清军入关时何其威风，可他的子孙却在长城的注视下扮演逃兵的角色——而化为灰烬的圆明园，就是咸丰跑丢了的鞋子。
在我心目中，秦始皇是个泥瓦匠，首创了长城。而到了明朝，又把这门祖传的手艺给发扬光大了。朱元璋主张“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他的后代也一直热衷于土木工程。“明修长城清修庙”，明朝是长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从隆庆元年（1567年）开始，调集了数十万士卒和民工，在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今昌平县西）两千多里的拱卫帝都的防线上，对原有的边墙（明初大将徐达所筑）进行翻修改建，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年）才竣工。你猜工头是谁？戚继光——就是战胜了海上倭寇的那员名将。他被调来担任蓟州总兵。
密云作为京都的东北大门，是北京及华北通向东北松辽大平原的交通要道。而自古即是兵家必争之地的古北口，更成为“南卫京畿护燕赵，北防虎狼裹关山”的锁钥重镇。“密云县的长城，长达四百二十五华里，在全国来说，密云县也是拥有长城最长的县分之一……戚继光此次修城，把密云一带的长城，作为重要防线，特殊加工整修，不论在建筑艺术上，还是建筑质量上，都有许多独特之处，可称明代长城精华之最了。”（李大儒语）我知道古北口关堪称榜样中的榜样：共有三道长城，三道关门——其中包括一水门（又称水关），是明代长城中独一无二的水门关。我特意绕到这著名的水关前看了看，发现损坏得很厉害，况且河水已断流，只剩下干枯的河床——这是一座已渴死了的水关！
北京以北的边墙，是名将修筑的名城——先是徐达，继而是戚继光。徐达是把元顺帝驱逐出北京的大明开国元勋，至于戚继光，无论早期在东南沿海，还是后来调防北方边陲，都仿佛是长城的影子。可惜，在这段重修的长城完工之后不久，戚继光也死了。根据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的说法：“这阳历1588年1月17日清晨，将星西殒……30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戚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我在心理上把戚继光视为这段明代长城的守护神。当然，大明最后的没落，绝非哪个人或哪段长城所能挽救的。戚继光绝对不会相信：他至死都在苦心经营的长城，若干年之后，居然会成为一道在东方提前出现了的“马其诺防线”，成为一个经不住推敲的神话。下一个王朝的皇帝，会将它视为懦夫的积木、儿童的玩具。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大明的开始与结局：虽然元顺帝出居庸关逃走了，被赶回漠北，可弹指一挥间，另一个游牧民族又从山海关打进来了。这就是长城的光荣与悲哀。
当郊游的车辆在古北口关前急刹车时，你猜坐在车中的我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张明敏唱过的一句歌词：“勒马长城，勒不住我思念情深……歌名已记不清了。好像还唱到”黄沙荡荡呀什么的。是的，我也在勒马长城。勒马长城似乎比勒马悬崖还要惊险、还要刺激。因为你将同时面临金戈铁马的历史，和腥风血雨的往事。面临国破山河在，和城春草木深（下意识地成为杜甫的替身）。面临大漠孤烟直，和长河落日圆——面临怎么也读不完的古代边塞诗。
勒马长城，你就能与霍去病、李广、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乃至杨靖宇重逢。
勒马长城，你看见了秦时明月汉时关，看见了金木水火土、唐宋元明清，看见了芦苇荡和青纱帐，看见了鸡毛信和红樱枪，看见了悲欢离合、阴晴圆缺……
勒马长城，你的手在颤抖，你的心也在颤抖。而长城本身，就是一根更为强劲的疆绳——民族的缰绳。和风拔河，和黑暗拔河，和灾难拔河。只要稍有疏忽，历史就会像脱疆的野马一样狂奔，无数生灵遭受铁蹄的蹂凌……因为长城的缘故，古老的中国更像是一个忍辱负重的纤夫，肩膀上被勒出一道道的血印。
长城啊，露天的军事博物馆，良心的试金石，无字的纪念碑，停摆的钟——指针永远指向昨天。一个民族漫长的回忆录。
今天，我也像许多消失的英雄一样，在长城前勒马，在长城下放牧。
车往回开，继续寻找去雾灵山的路。雾灵山屹立于北京市密云县与河北省的交界处。清代圣祖仁皇帝曾赋诗《晓发古北口望雾灵山》：“流吹凌晨发，长旗出塞分。运峰犹见月，古木半笼云。地迥疏人迹，山回簇马群。观风当夏景，涧草自含薰。”只是如今的雾灵山已作为一自然保护的森林公园。我们的轿车可比大清皇帝的马队快多了，没一会工夫就抵达了山脚下的曹家路村。
俗话说靠山吃山，曹家路村沾了雾灵山的光，靠旅游经济发展起来了。农民们纷纷把自家的四合院改造成民俗旅馆，供远道而来的游客食宿。我们几个人有幸在烧得滚烫的大炕上过了一夜，连梦都散发出烤玉米的香味。
第二天早起，在村子周围逛了一圈，发现不少处古长城的遗迹。有时一抬头，看见迎面的山头上孤零零地耸立着一座穹窿顶的敌楼，像戴着一顶威风凛凛的帽子。由于绵延的城墙湮没了，这悬崖上的楼便显得尤其突兀——让人猜测当年战士是怎么爬上去的（不会是天兵天将吧？）其实这并不奇怪。长城在密云全县左盘右屈，沿线共有敌楼、战台666座，几乎扼守了所有的交通要冲和险要山头。只可惜，由于修路、盖房子，大段大段城墙被拆毁了，或者留下醒目的路口。我多次目睹农民家的屋脊后面露出半裁城墙的横切面，抑或在墙根下盖起的猪圈——长城就这样被糟踏着。好在它早已宠辱皆忘。
向村民打听，才知道曹家路原本是长城一道关隘的名称。那时候关隘的里侧一般都筑有用于屯兵养马、聚草存粮、驻扎后援部队的戍堡——也就逐渐形成了后来的曹家路村。村子的外围原本有城墙环卫的，解放后拆掉了。有路牌的村口，原本是城门的位置。可见曹家路村的前身是戍边的兵营，说不清从何时起转为民用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相当一部分土著居民是明清时边防军人的后裔。了解到这点之后，我果然察觉路遇的村民眉宇间都不乏英武之气——哪怕是一个拎着铲子拾粪的羊倌。
历代的长城，也养活了不少人啊。沿着长城的藤蔓，像结果子一样，产生了大大小小的村落。曹家路村，在我眼中是一个香喷喷的大南瓜。我居然在这大南瓜里美美地睡了一觉。连梦中流的涎水都是甜丝丝的。
勒马长城，枕戈待旦抑或解甲归田，是两种不同的诗意。这也构成了战争与和平的区别。在曹家路村，我看见了战争与和平的分水岭：一边是烽火楼台的长城，一边是炊烟袅袅的民居。
跟早已成为旅游热点的居庸关、司马台相比，古北口更富有一种沧桑的美。这恐怕因为它缺乏修缮、多有残损，看上去像是历史的孤儿或弃妇，蓬头垢面。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古北口一带的长城是不收门票的，如同尚未被圈养起来的野生动物，有时候突然冒出来，吓你一跳——一眨眼又找不见了。而居庸关呀什么的，已被驯化为撩拨游客雅兴的宠物，有点假，有点做作，让人怀疑是精心搭设的电影布景。
当然，我并不是说居庸关有什么不好，我说的是气氛——因为人流如织，快变成露天的大杂院了。至于居庸关本身，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所谓的居庸关，纵深四十里，俗称关沟——在我眼中就像是群山夹峙间的一条漫长的胡同。古北口倚托着燕山山脉，居庸关则属于太行山系——是其八条自然通道之一。自南口（又叫夏口或下口）入山，北口就是八达岭。共有四重关隘：南口关城、居庸关长城、上关关城、北门锁钥关城。早在《后汉书》里就有记载：建武十五年徒雁门、代、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关以东。《唐书》里也提及幽州昌平西北三十五里有纳欣关（即居庸关）。它很久以前就已是一座明星式的关城：《淮南子》称之为天下九塞之一，《金史》也把中都的居庸与秦之淆函、蜀之剑门相提并论，开容其险峻。至于今天，则把居庸关的八达岭树立为北京长城的表率，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已主要指爬八达岭。于是八达岭长城带有“劳模”的意味，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游人吭哧吭哧地爬呀爬，为了到山顶满足一番虚荣心。我真担心：总有一天长城会被爬塌的。好在它也受到最舍得下本钱的维修——我不知道八达岭的城砖有多少块是旧有的，又有多少块是后来添加的。既然存此疑虑，我索性将其视为赝品。
居庸关几度成为历史的休止符：金兵是从这里打进来的，元兵是从这里打进来的（后来也是由这里退场的），李自成是从这里打进来的……破关之后，北京城自然也像核桃仁一样暴露出来了，任人取舍。但也不能完全责怪居庸关的失职，专门有人为其辩护：“此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恐怕正因为受此害影响，康熙才把长城视为无关痛痒的赘肉。
在居庸关通往北京城的途中，有一尊李自成快马加鞭的纪念塑像。（后人树立的）。他正如探囊取物般直奔紫禁城的太和殿而去，渴望在龙椅上歇歇脚。可是他为什么忽然勒住了马，永远地停留在过程之中——成为一尊令人慨叹不已的雕塑。打江山很容易，坐江山很难，于是像李闯王这样的英雄人物，也只能勒马长城了——也只能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每逢看见这尊铜像，我总要想恨铁不成钢：李闯王，你为什么偏偏要在冲刺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候，勒住了自己的马？你为什么不更上一层楼，一览众山小？或许，不是你勒马，而是你本身被一根看不见的疆绳给勒住了，你被小农意识所制约。这就是历史：差一点点火候都不行！
在这一点上，当代伟人毛泽东则要高明得多。他1949年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特意做了个报告，大意为“我们不能学李自成”以及“要防止糖衣炮弹”之类。他在庆祝攻克国民党老巢南京的胜利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以“造反派”的身份攻克帝都，并且还逼死了皇帝——这就是李自成。他不仅做了梁山好汉宋江所不敢做的梦（“杀了鸟皇帝”），而且他那种“擒贼要擒王”的勇气与魄力，恐怕连后来的洪秀全也要自叹弗如。难怪当时有迂腐的儒生感叹：“这人为千古历来流寇所未有。他的猖獗，除是唐末五代之间黄巢一个人可以比得他住，余外就没有与他比的了。”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揭竿而起的李闯王自西安发兵，经过山西大同，直逼居庸关。目标很明确：“今大兵既兴，志在与朱明共争天下，若破北京，则国皆为我有关。”过关斩将之后，于三月十六日围困了笈笈可危的北京城。三月十八日傍晚攻克广宁门（今广安门），导致山穷水尽的崇祯皇帝吊死在一棵树上——他自尽前还在推卸责任：“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第二天早晨，李自成率领大部队通过大明门（即天安门），像梦游一样进入紫禁城。据说头戴白色毡笠、身穿蓝布箭衣、骑着乌龙马的李闯王，张弓搭箭，轻而易举地射中了城楼上的门匾——以这礼仪性的动作来象征一个农民对一个王朝的致命一击！这一箭戳穿了泱泱大朝的脊梁骨，以及那曾经不可一世的神话。可惜呀可惜，明代不遗余力地修筑了二百余年的长城，简直像纸老虎一样，在瞬间就垮台了。长城是它的墓志铭。
李自成骑马跨越长城之间，想些什么？已不可知了。正如自居庸关至北京城途中的那尊闯王塑像——表情模糊、高深莫测。想当皇帝是肯定的，想搜罗点粮铜也是可以理解的，错只错在他还想到了衣锦还乡（典型的中国暴发户的理想）——荣宗耀祖，并且让街坊四邻羡慕。这一点是有史料可查的。李自成认为“十个燕京也比不上一个西安”，可见他并不情愿在北京安家落户（“北京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北京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中途遇见的最大的一座客栈、饮马、歇脚、饱餐一顿之后，还是要打道回府。当然，最好是把此地的宝贝全搬运回去。所以他特设“比饷镇抚司”，向明王朝的皇亲国戚、遗老遗少们追索赃银助饷，共获白银七千余万两——仅此就让他喜上眉梢了。如此地易于满足——这样的胸襟，确实显得有点小了。
李自成过于看重银两，却忽略了长城。他把几万名太监哄出紫禁城，就感到天空地广，可以高枕无忧了，却一点没把山海关外的边患当回事。他未慎重对待远处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态势。其实，长城的城砖比他孜孜以求的那些金银玉器重要得多。一旦大墙颓塌，则玉碎宫倾，玉石俱焚。
李自成仅在北京城里做了四十二天皇帝（用俗话说就是“吃了四十二天饺子”），长城就出现了新的缺口。垂涎已久的清兵，由投降的吴三桂引路，自山海关涌入，就像滚滚洪流一样，淹没了北京城，淹没了中原以及江南，淹没了整个明王朝的版图。这是一次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决堤！清兵入关，不仅意味着长城的沦陷，而且意味着水灾的开始——尤其在晚清，灾祸发展到尽致，长城的尊严遭受到有史以来最恶劣的践踏……
明朝的开国元勋，肯定预料不到自己的末代皇帝会死在一个农民的手里——而且是在兵临城下时上吊的（有点像是“畏罪”的意思）。有什么办法呢，这个王朝终将遇见自己的天敌：一位敢于在皇宫里放马的西北农民——他用自己的疆绳打了个死结，居然把皇帝给勒死了。
这个王朝的青春期，还是颇有雄心壮志的，也确实呈铜墙铁壁之势：把长城越修越长，越修越高、越修越坚——比秦始皇更有耐心与毅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胆识惊人地行使了天子守边之策。
明太祖朱元璋原本定鼎南京，明成祖朱棣上台后，毅然迁都北京。把边塞重镇定为国都，是需要要勇气的——可见这真是一位居安思危、枕戈待旦的皇帝！他不仅是一国之君，还兼任着“边防军总司令”的职责。自古以来，又有几个皇帝敢于这样亲自坐镇长城的——一直到老，一直到死。况且在明以前，北京已被北方游牧民族占据了四百多年（从燕云十六州被割让给契丹的辽王朝开始），成为一座“胡化”倾向很明显的混血城市，自然条件也很恶劣。明成祖为克服北部边患，将政治中心北移，形成天子守边之势，无疑鼓舞了士气，体现了民意，同时大大增强了长城的防御能力。这等于在物质的长城之外，又加筑了一道精神的长城——即我们今天所常说的“血肉筑成的新的长城”。朱棣确实是一个热血男儿，以大手笔强化了祖传的长城。在当时，长城最结实的一块砖，该算皇帝的血肉之躯。他的这一创举，充满了“皇帝在、阵地就在，阵地在，长城就在，长城在、江山就在”的气概，是对畏惧战乱的老百姓最大的安慰。他和长城一起担当着保护者的责任，并且同时向庶民承诺着和平。他还曾亲率六军，五渡阴山，直逼漠北讨伐鞑靼、瓦刺二部，基本上解决了一直让人头疼的“边患”。这甚至是一个死在行军路上的皇帝——第五次北征的归途，他含笑瞑目于榆木川一带（今内蒙古多伦西北）。
“天子执将师之役，御辇载鼙鼓而专征”——这就是声震长城内外的永乐皇帝。想想他，再想想后来那一个个或儒弱或昏聩的“败家子”（尤其是在土木堡战败被瓦刺骑兵俘虏的明英宗），确实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代不如一代啊！不要责怪长城变得酥软了——那是因为巨人不在了。
长城如同老人牙床，不断地修补，又不断地损坏。它在默默地咀嚼着什么？是唇亡齿寒的往事吧？
而北京，就是柔软的舌头，尝尽了酸甜苦辣。
秦始皇把战国时秦、燕、赵三国北方边境的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了一条西起临兆、东至襄平的万里长城。而在历史上，北京地区是万里长城的中心地段，相当于群雄角逐的大舞台。
有人说，没有长城就没有北京：“战国七雄的故都，在秦统一后均失去了显赫的地位，惟独地处北隅，在当时并不突出的燕郡蓟城，在秦统一后地位一直蒸蒸日上。由沿边游牧民族所必攻、中原农耕民族所必守的军事重镇，发展成了帝王之郡。在北京的发展史上，长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在借助长城来拨河，比试各自的膂力。北京城频频易手，就是这两股原始力量互有胜负的标志。
还有人说：没有长城，辽、金、元、明、清也不可能在北京建都。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跃过长城之后，并不敢远离自己的故乡，在更靠南的地方建都——为了留有退路。于是长城脚下的北京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首选。至于明朝，如果没有长城作为军事屏障，也不敢贸然迁都北京的——况且中原王朝历来就深受“据长城而抚四夷”的传统观念之影响。可见长城情结是属于攻守双方的。对于一方来说，它是盾牌、是武器；对于另一方来说，它又可作为绝妙的战利品，构成永久的诱惑——更重要的是，敲开了这扇门就等于敲开了整个中原的深宅大院……
于是，长城成了东方的“被争夺的海伦”，成了世袭的“特洛尹”，围绕着它展开了无数的战争，同时也谱写了无数的史诗（比荷马史诗要浩瀚、漫长得多）。从宏观的方面来看，帝王变迁、朝代更替、国家兴亡，都与长城有着潜在的联系。自春秋、战国以来的中国历史，堪称是一部《长城传》。正如史学家埃米尔·路德维希以《尼罗河传》为名撰写了一部关于埃及文明的书，长城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命脉——它的意义仅次于长江、黄河，它是一条凝固的河流、时间的河流。
我在浏览长城的时候，也就等于在阅读这部《长城传》，阅读无字天书——阅读战乱频仍、灾难深重的古老中国。而北京，正是其中最醒目的一枚书签。一枚浸透了铁、血、火、泪的沉甸甸的书签。
在长城面前，连文盲也会感动啊——这冰冷而又滚烫的长城，受伤而又愈合的长城，疼痛而又麻木的长城，破碎而又完整的长城！
《运河之死》
20世纪80年代，有一部电视专题片叫《话说运河》，以怀旧的笔调重温了京杭大运河的盛衰与始末。不知道摄制组是否确实沿着运河一线且走且歌，在夹叙夹议中横穿了半个中国？假如在古代的话，这需要磨烂多少双鞋子，抑或折断多少根桨楫？今人肯定是搭乘汽车之类现代化交通工具与运河同行，我仿佛能从那晃动的镜头里闻到淡淡的汽油味。因为这条古老的航线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就被新兴的铁路“挤垮”了——或者说，从那时起，运河就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离退休老干部”，只能蹲在家中自言自语、自娱自乐，而不再承担伟大的社会责任。
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较为完整地听见运河的传说——我目睹的是一条流淌在荧光屏上的运河，质感不太明显，色彩有点失真。作为画外音的解说词采用了悲壮的语调，颇像是为烈士拟的悼文。不管怎么讲，我间接地完成了一次和运河的拥抱。
从此以后，运河的消息日渐稀少。它似乎被全社会遗忘了。简直相当于从世人的视野里消失，连一朵浪花都未留下。
话说运河，话说运河。运河还是很值得说一说的。其实运河本身，就如同一位讲故事的老人，开场白永远是：“从前呀……”“从前呀有个皇帝，叫隋炀帝”，诸如此类。
话说运河，话说运河。说完也就完了。
东北的鲍尔吉·原野去杭州，写过一段精彩的文字：“去赵健雄所在的拱宸桥，要坐很久的公共汽车。有一段路与一条河并行。河水白浊肮脏，一副疲惫之相。机动船往来运送水泥预制板什么的。总之这条河不起眼，不清澈不壮阔不风景。晚上在赵府谈天，夜已静了，窗外有低缓的汽笛声传来，我向赵氏打听这条河的名字。赵健雄呷了一口野菊花茶，平淡地说：运河呀。运河！这就是运河？我才知‘京杭大运河’中的‘杭’字的道理，又想起隋炀帝等等。自己不仅昧于地理，还在心中唐突了运河。我第一次见到运河，应该整衽正冠，肃然起来才好。”有的人终生不曾见过运河，有的人与运河不期而遇（像鲍尔吉·原野这样的）。却很少有人专门去拜访运河的——因为运河不是公园、不是风景区、不是游乐场？因为运河业已废弃——没人愿意去搅这潭浑水？
原野兄无意插柳，偶然间邂逅运河的。运河给了他运气。我倒是特意拜访过运河——通州至天津的这一段，史称北运河。大运河共分为五段。我看了河之头，原野兄看的是河之尾。我据此而明白了“京杭大运河”中的“京”字的道理：“北起通州、南迄杭州之京杭大运河，纵连京津二市与冀鲁苏浙四省，沟通浙长二江同淮黄海三河，全长3400余里，自开凿之日起，至今已有2400余年。其历史之久，规模之大，工程之巨，作用之伟，敢谓环球之最，同万里长城相媲美，亦乃中华民族之象征。”周良先生的这段叙述颇有点慷慨陈辞、大力推举的味道。听得我浑身发热。
通州号称京东首邑，是因北运河的开发而饮誉天下的。当地接待的朋友听说我专程看运河而来，摇头笑了：还是不看的为好，免得失望。怎么能不看呢？多年前我尚是南方的学童，即从地理课本上知晓了这条京杭大运河——当然那时候，它是印在纸上的。纸上的运河伴随着乾隆下江南等故事，使我魂萦梦绕。通州的老码头，肯定系过皇帝的龙船。纵然折戟沉沙，凭吊一番夕照烟柳也未尝不可。
当地的朋友连称别误会。贯穿了大半个封建时代的千年漕运史，业已随昔日辉煌划上一个黯淡的句号。自潮白河水断流、航运停止之后，北运河即成为排水河道，主要用于灌溉农田。死水微澜，已不足以令人怦然心跳。北运河遗址，是通州城内现存的文物古迹之一——遗址一词使用得让游客绝望，但毕竟准确。试想，假如目睹漂满空易拉罐、食品包装袋、朽木与菜叶的污浊水面，你愿意相信它就是大运河吗？所以顽固地保留一段尽善尽美的想像，未尝不是一件仁慈的事情。
我去南京时，也有人劝我千万别去看秦淮河，说桨声灯影名存实亡，只剩下一条严重污染的臭水沟；既然美人迟暮，最好过其门而不入吧。我还是压抑不住好奇，独自夜游了一回。后半夜躺在旅馆的席梦思上，心里果然不是滋味。但今天运河已流到我眼皮底下了，退避三舍真于心不忍，我的灵魂在通州的城门口徘徊，很矛盾。
魏晋时期某名士雪夜突发奇想，划船溯流去拜访一戴姓朋友，至其门前又悄然返回，自我安慰：“乘兴而来尽兴而去，何必见戴？”在运河的问题上，其怪诞的方式确可仿效——也不失为一种风度吧？但我还是很不甘心。
北运河遗址究竟什么面貌，我不敢去想象。运河真的死了吗？我内心存留这样的疑问，波浪一样起伏。我走过它的身边，却不敢去试探它的呼吸——是怕被那份死寂刺痛呢，还是怕把它从死寂中惊醒？这是否太懦弱或胆怯了。其实，即使眼睁睁地瞅着梦的破碎，也比与其擦肩而过要好！至少，也算用一种遗憾取代另一种遗憾。生活中总会有遗憾的。
不愿意与运河失之交臂，我鼓足勇气踏上了残花败柳的堤岸。看见了什么？看见了淤积的河床、倾颓的码头，以及杂草与污水间的种种垃圾。古运河已成一潭死水，我看见的是一具光荣的尸体。
看来北运河确实已经死了，在做完了温柔富贵梦之后停止呼吸——你简直无法想象它拥有过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繁华场面。甚至斜阳衰草间如我这样虔诚的凭吊者，也寥寥无几。仿佛此情此景不足一游。但要知道，唐、宋、元、明、清甚至更早（北运河通漕始于秦汉，秦始皇曾由此调兵运粮以加强北陲防御），运河的水路是南北交通与运输的要道——当时通州是北京城的大粮仓与大库房，几乎每天都有整船整船的粮食、丝绸、盐铁、砖木及其他货物自江南水乡远道而来，囤积在码头上。尤其北京成为元大都后，江山大一统，天下奇货皆为大汗拥有，可任意调拨——一位叫郭守敬的水利学家，奉命开凿了大都城的通惠河与山东的会通河，使运河真正成为一条连接了古中国的南北大动脉。“元时既开通惠河，运粮船直至积水潭”（《宸垣识略》）远航的货物到了通州，甚至不用在码头装卸、换乘，而进入通惠河（忽必烈的赐名），直抵大都城下。大码头已非通州张家湾，而移置积水潭了，云帆高挂，桅杆林立。积水潭至钟鼓楼一带，顿时成为集市与酒楼密布的商业中心。通惠河俗称里漕河，而北运河俗称外漕河。里漕河起始在东便门，又和内城的护城河相连，可见古人在水运上的良苦用心——当然，作为世代漕运河道的通惠河，如今只是北京城区几条主要的排水河道，听不见桨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