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明清的皇气》
自从紫禁城改称为故宫的那一天起，它就是一座属于亡灵的城池。在此居住过的明清两代24个皇帝，仅仅是虚拟的主人，陈列于历史的花名册上；而那一代又一代的嫔妃、太监乃至顶礼朝拜的文武百官，都已陆续化作了风中的幻影，甚至连一根羽毛都未留下。好大的一阵风哟，刮过红墙、琉璃瓦、有石兽守望的翘檐，刮过无知的树木和泛黄的纸张，把记忆里的龙飞凤舞、莺歌燕语席卷而去。每当夜幕低垂，这偌大的城池便形同曲终人散的露天剧场，显得格外幽静。时光啊时光，青山遮不住，依旧东流去——我们所能触摸到的不过是一具空洞的蝉壳。
参观故宫博物院，我的脑海里总萦绕着一曲不知在哪儿听过的挽歌。旋律很熟悉，却叫不出名字。是出自贝多芬之手还是出自柴可夫斯基之手？是该叫作命运交响曲还是悲怆交响曲？也许，兼而有之吧。以至周围都莫名地沾染上一份凭吊的气息，园圃里的花苍白得像是纸做的。是的，我确实是在参加皇帝们的集体追悼会——毕竟，是紫禁城送走了中国漫长封建时期的最后一个皇帝。1924年10月24日，仍然盘踞深宫的清废帝溥仪终被冯玉祥将军驱逐，当紫禁城的大门在其身后缓缓关闭，他恐怕也意识到：列祖列宗的阴魂已很难死灰复燃，一部陈旧的史书合拢了！也就是在那一瞬间，帝制的余威被彻底根除。从此以后，平民百姓只要买一张门票，就可以游览脱下了龙袍的紫禁城，大步流星地直闯昔日帝王的寝宫。
逛故宫，其实是在翻旧书，翻中国的陈年老账。不时能读到御笔的眉批。在当年，这可都算是金口玉言——左右着国人的命运。紫禁城，一部浸透了血泪、唾沫、脂粉、硝烟乃至铜臭的线装书，通篇都在阐释着权力的定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一度作为龙宫受到膜拜——龙床、龙椅、龙袍、龙靴（包括大清帝国所张扬的龙旗）……大大地包装了皇帝的“龙颜”——他们索性以龙的化身自居。龙子龙孙也一样继承着祖辈的威信，而这一切全是因一根权杖作怪。紫禁城啊紫禁城，堪称权力的迷宫，每一位皇帝都相当于那个时代的大魔术师，把政治的游戏玩弄得花样百出。他们累吗？他们真正地知道自己是谁吗？
然而，魔术总有破产的时候。被一个农民李自成逼迫在景山上吊自杀的明崇祯皇帝，和后来的清废帝溥仪肯定是有同感的，那就是一种玩砸了的感觉。古训说得好：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这只黑匣子被打开之后，历史就曝光——不可一世的皇帝们再也没有隐私，也就无法保持永远的神秘感。根据其遗留下来的诸多道具（譬如床凳桌椅，甚至取暖用的火盆），登堂入室的你我可以轻易臆想出皇帝们的日常生活，并且讶异地发现：他们原本也是肉体凡胎，也有七情六欲——绝对不是吸风饮露的神仙。所有的等级观念都是人为的。
故宫令我百读不厌。有一次逛得晚了，已到了闭馆的时间，蓦然回头，才察觉游客皆已散尽，陪伴着我的是一座暮色四合的空城。冷清的宫殿，太监们住过的低矮厢房，还有那口淹死过珍妃的古井，顿时显得无比虚幻。而正是在这一瞬间，我目睹了紫禁城最真实的一面：寂寞、冷酷，并且压抑……我浑身打了个激灵。真担心会在两侧红墙构成的狭长甬道，跟某个皇帝的阴魂撞个满怀。我是一溜小跑着出来的，被自己脚步的回音吓着了。我体会到了逃亡的心情——这是否也是崇祯和溥仪的心情呢？说实话，我对他们甚至不无同情：当皇帝也挺不容易的，他们给别人制造了恐怖，自身也或许生活在同样的恐怖之中？故宫的九千九百九十九间房，没有一间是属于我的。我并不羡慕。就我个人而言，宁愿在乡野搭一座茅草棚，也不愿意住在紫禁城里。况且皇帝的龙床再尊贵，能比今天的席梦思更舒服吗？当然，皇帝不一定会这么想，别的人也不一定同意我的看法。这仅仅是我一个人在紫禁城里的呓语。一个人的紫禁城。
还有一次，在原皇城的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观摩张艺谋排演的歌剧《图兰朵》。那是夜间，太庙灯火通明，仿佛恢复了昔日的荣耀。把一个有关中国公主的传奇，选择这样的地点表演，确实是匠心独运。绿树参天的庭院挤满了观众，并且不乏金发碧眼的洋人。当主题歌《今夜无人入睡》响起，我下意识地把视线投向一墙之隔的紫禁城——不知那些昏睡百年的皇帝，是否会被彻夜的歌声惊醒？精心搭建的仿古风格舞台，描金绣凤的丝绸戏装，还有一张张浓妆艳抹的面孔，在探照灯的掩映下如同太虚幻境。闭目倾听，我简直怀疑是亡灵们在歌唱。那些皇帝的亡灵，公主的亡灵，太监和宫女的亡灵，是否会乘着夜色卷土重来？
老北京由三重城墙连环而成，紫禁城（又称宫城）是最核心的一座——周围3公里。在其外还有皇城——周围约9公里，以及京城——周围约23公里。北京城是很典型的“中国盒子”：大盒子套着小盒子，以及更小的盒子。层层递进，层层揭秘。难怪紫禁城被称为“大内”呢。假如再把紫禁城掰开来，就能看见皇气逼人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即所谓的“朝廷”，皇帝办公、开会、接见大臣或使节以及举办各种庆典仪式的地方。在朝廷后面，是王与后的寝宫，藏匿着一代又一代天子们的私生活。在当时，这属于绝对隐私了！因为神秘的缘故，反而能勾起后人无穷的想像力。有一段时间，电视荧屏上“清宫戏”（譬如《还珠格格》、《康熙微服私访记》、《雍正王朝》等）盛行即是证明。还是林语堂说得好：“通过两个宽大的庭院和端门、午门。这道门标志着紫禁城的起始点。紫禁城如同伊甸园里的苹果，充满了圣洁和神秘色彩，禁锢起来的是诱惑和完美。”皇帝在紫禁城里进行着“暗箱操作”，统治着普天之下的臣民和率土之滨的版图。他的胳膊伸得可真够长的。
走一圈你会发现：紫禁城颇像一座放大了的地主大院，深藏不露，壁垒森严。“宫殿都被高高的带有枪眼的望塔的粉色城墙紧紧地围在紫禁城内。它酷似一个设防的城池，厚重的城墙上是有着大约三、四十英尺高、五十英尺宽基础的塔楼。”（林语堂语）太监是仆人，宫女是奴婢，顶盔披甲的御林军不过是狐假虎威的家丁。紫禁城里有厨房（御膳）、会议室、仓库、图书馆（文华殿后面的文渊阁）、祠堂、后花园以及男仆女婢的集体宿舍，三大殿更带有多功能厅的意味。深居简出的皇帝，就像一条结茧的蚕，并不比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高明到哪里。他把自己装在一个锦衣玉食的套子里了。拥有绝对自由的人，反而显得不如流浪汉自由。他一生中的大多数时光，都消耗在高墙之下。有什么可羡慕的呢？
紫禁城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大兴土木，终于完成了这众城之城。中国宫殿不同于西方宫殿。“中国宫殿不像一个平行封闭的军队列阵，却像展开的、分别进行的队阵……北京的宫殿遵循了一家之内分屋别室的观点，就是在不同的庭院建起不同的建筑物，由长长的石道和遮荫走廊相连结。它被人分成不同的生活空间，最后它们又都贯通集中在行礼大厅的开阔空间，突出强调的是梯形大理石台阶、围栏，和它们之间的景色。”（林语堂语）这一座城池颇能体现封建家长制的理念，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四合院。前朝后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皇帝的两面性。我估计所有的皇帝都具备这双重性格。
自从末代皇帝被逐出之后，紫禁城就形同一架停摆的座钟，它僵硬的指针永远指向昨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都想翻翻这本厚重的老皇历。
皇帝虽然不存在了，改为博物院的紫禁城——在我眼中，仍然显得阴森森的。莫非我的前世是一只惊弓之鸟？
穿着耐克牌旅游鞋在紫禁城散步。我最难忘的并不是三大殿（包括俗称为金銮殿的太和殿），也不是乾清官、坤宁宫呀什么的，而是后花园的一口枯井。它应该算紫禁城诸多水井里最不起眼的，光秃秃的——而其他水井大都有汉白玉石栏杆围绕，并且覆盖着遮雨的小亭子。然而它的名气却是最大的——珍妃井。一位优秀的女性的葬身之地。
戊戌变法失败，光绪皇帝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他的“小蜜”珍妃则被关押于紫禁城景祺阁后面的院子，从此天各一方。因为跟其他嫔妃不同，珍妃实际上已成为光绪皇帝政治上的女秘书——这是一种新角色。难怪慈禧太后要把珍妃当作势不两立的政敌来看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珍妃被打入冷宫两年之后，准备去西安逃难的慈禧命人将其推入安顺门内的水井淹死。据说慈禧寻找的是这样的借口：“洋人就要进城了，兵荒马乱，在这里万一受到污辱，丢了皇帝的体面，对不起祖宗。”我估计珍妃死前最大的愿望，是能够看杳无音讯的光绪皇帝一眼。可惜她这最后的愿望也未能得到满足。珍妃井，掩埋着无穷的遗憾。
听导游讲解：珍妃的姐姐瑾妃，曾在此井北面的厢房里，布置了一个小灵堂（命名为“怀远堂”），供奉惨死的妹妹的牌位。姐妹情深。
慈禧太后害死了珍妃，似乎挺解恨的。她恐怕预料不到：这不仅给未来的故宫博物院增加了一个令人怀念的风景点，而且她的残暴——只能使九泉之下的珍妃显得更为冰清玉洁。珍妃，19世纪末中国的戴安娜王妃，在安魂曲的旋律中若隐若现。她惨遭不测，却赢得了人民的尊敬。
辛亥革命后，1913年，珍妃的遗骸被移置西陵崇陵的崇妃园寝，并追谥恪顺。但我觉得，应该追封她为女烈士。有人曾问我：北京除了出过大刀王五之外，是否也出过类似秋瑾的女侠？我觉得珍妃正是这样一位——只不过她不带刀罢了。在中国近代史上，珍妃是一位堪与秋瑾旗鼓相当的女性人物。她们以不同的方式做出动摇腐朽的封建统治的努力，并且同样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南有秋瑾，北有珍妃。连妇女都如此觉醒了，勇于反抗暴政，可见大清帝国的末日快到了。紫禁城的光环该被摘去了。
紫禁城的前朝后廷、三宫六院乃至亭台楼阁，据说都是严格遵循星相而陈列的，每一幢建筑物皆吻合了其所代表的星座在天空中所处的位置，因而能彼此呼应。这说法真够玄妙的。照此一说，紫禁城里的9999间房，不就象征着9999颗星辰吗？星罗棋布，能数得清吗？能数的过来吗？
干嘛不凑个整数呢？或许，在群星之上，就是黄袍加身的万岁爷了。他是惟一的太阳。
看来古代的皇帝除了擅长管理百姓之外，还是天文爱好者：按照灿烂的星空的图案构筑起大地上的城池。紫禁城堪称是对天堂的模仿，或者说，是一座平面设计的通天塔（巴比塔）。
巴比塔最终还是倒了（比西湖的雷峰塔的倒掉要早得多）。紫禁城没有倒，却失去了它的主人——皇帝的权威业已倒台了。
紫禁城的建筑风格，依然保留着君主制的痕迹。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上的御道，是皇帝专用的，官员和奴仆只能在两侧通行。正如天安门、午门等中央大门一般只会为皇帝开启，其他人等由侧翼（如西华门、东华门）进出宫廷。遇到殿堂的台基，御道常常由精雕细刻的石板构成坡度，方便给皇帝抬轿子；而两旁的汉白玉台阶，是提供给步行者的。保和殿后面御道上镶嵌的那块巨大石雕，原重239吨，相当于压在紫禁城心头上的一方镇纸。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将明朝的旧纹饰（九条青龙出没于云海间）磨去，改刻云龙纹图案——这块巨石经重新镂刻后仍长16.57米，宽3.07米，厚1.7米。此乃我国现存的最大一块石雕，却一度被皇帝们踩在脚下——换在别处早就被树立为丰碑了。皇帝就是这么牛气：能使旷古的碑材像受驯后的猫狗般蜷缩于足下。那么他同样也能以鳞次栉比的建筑来影射繁星。紫禁城，一幅平铺的星相图：北斗、猎户、狮子、大熊、天蝎呀什么的。
当千门万户次第开，就能体会到非同寻常的纵深感与神秘感，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步皇帝之后尘），进入了九曲回环的星空。星辰啊星辰，大珠小珠落玉盘。在紫禁城里很容易迷路。时间与空间给人造成了双重的眩晕。这是大地上最著名的一座迷宫——因为设计者的思路也同样地不可理喻。
擅长以小说描绘迷宫的博尔赫斯，写过一篇《皇宫的寓言》：“皇帝带着诗人参观宫殿。他们一路走去，先经过西南一大片台阶，台阶像一个几近无边的露天剧场的梯级，向下通往一个乐园或者花园，园中的金属镜子和错综复杂的刺柏围篱显现出迷宫的迹像……现实和幻想交织在一起，或者，更确切地说，现实是幻想的表像之一。好象世上除了花园、流水、亭台楼阁和光辉灿烂的形态，便没有别的可能了……”我猜测博尔赫斯对迷宫（一个仿佛被施了魔法的地方）的想象可能是受了紫禁城的启发——虽然他远在拉丁美洲。可以肯定，他描写的是一位中国的皇帝。因为文中除了提及天井、沙漏、宝塔之外，还有这样的语句：“每一件精美的瓷器和瓷器上的每一个图案，每一个暮色和晨曦，以及远古以来在里面居住的各色凡人、神灵和真龙的每一个光辉时代的每一个祸福时刻。”
在那篇小说里，皇帝消失的无影无踪，皇帝对诗人怒吼：你抢走了我的宫殿！
在现实中恰恰相反：消失了的是皇帝本人，只留下了空洞的殿堂，就像被施了魔法。
皇帝并没有被抢走，而是被赶走的。
在太和殿前的宽阔露台，摆放着一架大理石日晷，一只大理石嘉量以及一对铜铸的鹤与龟（象征长命百岁），足以证明皇帝对星辰、日照、时间乃至生死的兴趣。
皇帝根据星相营造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庄园和迷宫。而他本人也先于其他事物在其中迷失。太阳的比喻带有欺骗性。再显赫的皇帝，终究不过是一颗流星。
每次我跨进故宫的门槛，顿时被华贵的气象和繁复的色彩刺激得微微眯缝起眼睛。红墙内的一切，都仿佛是发光体，屈尊降临在人间。
每次参观紫禁城，我都神情恍惚，像一个姗姗来迟的梦游者。梦游者是不带地图的。
三大殿门前，皆摆设有一对半人多高的鎏金铜缸。第一次看见，我便下意识地猜测其用处：是纯粹作为装饰，还是饲养金鱼或莲花之类？再这么联想下去就没边了。我甚至将其想像成浴缸——但自己立刻就否定了：皇帝与后妃再无所顾忌，也不至于在露天的庭院里洗澡呀！毕竟，这鎏金镀银的大铜缸称不上温泉水滑的华清池。
后来向行家打听，才了解到这是预备救火之用——相当于现代的消防水龙头。称作吉祥缸，又叫“门海”（即“门前有海”之意）。储水防火，一旦冬天气温过低，还加设缸盖，盖中有烧炭的夹层（铁抽屉），以贮火融冰。考虑得可真周到！整个紫禁城共有吉祥缸308口。即使这样，也防不胜防——先后遭受严重火灾20多次，有的是雷击电闪造成的，有的则是灯烛香火引起的。看来天堂照样会失火，天子即使有龙袍加身，也无法避祸。
除了吉祥缸之外，紫禁城可用于灭火的水源还有水井近80口（包括珍妃井），还有御河（金水河），还有护城河（筒子河）。护城河为什么名为筒子河？很让人费解。天子脚下有那么多御用文人，难道就不能为之取一个更高雅点的名字吗？北京人习惯把那种用于集体宿舍的老式多层楼称作筒子楼。筒子河使我联想到筒子楼。
史料明明白白地记载着：紫禁城历经明清两代24个皇帝。可惜还是忽略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自成。李自成虽属草头王，却确实在紫禁城里住过——有一种翻身农奴当家作主的感觉。明崇祯皇帝的龙床余温尚存，李闯王就一屁股坐上去，发号施令，改朝换代。不知陈圆圆是否曾在乾清宫为闯王表演过霓裳羽衣曲（一种古老的脱衣舞）？草莽英雄登堂入室、坐上金銮殿的感受，恐怕比皇帝微服私访去逛民间的窑子还要刺激：这身份怎么一下子就变了？恍若梦境。当然，李自成只在紫禁城里做了42天皇帝，只在龙床上睡了42个夜晚——在这段时间里，敲梆值夜的更夫不再是太监，而是一群揭竿而起的青年农民（陈胜、吴广的后裔）。
可见紫禁城的主人，并不仅是24位。李自成——一颗从紫禁城上空划过的流星。他曾经在皇帝的庄园里跑马圈地改元大顺称帝而治。他是大明王朝的掘墓人。也可以说，大明王朝自永乐十八年（1420年）构筑了紫禁城，等于是提前修建好了自己的坟墓——终有一天，它会葬送在一位扛惯了锄头的农民手里。正是在那一天（1644年3月19日，闯王进京的日子），草鞋战胜了龙靴，锄头战胜了王杖。这是紫禁城历史里不应该被忽略的一页。
抚摸紫禁城，等于是在抚摸历史。假如你从冰凉的雕栏玉砌上触探到历史的体温，也必然会留下自己或清晰或模糊的指纹。
落日楼头，何时能把伤痕抚平、栏干拍遍？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紫禁城——皇帝们的营盘。如今已是一座最著名的空城。每逢夜暮四合，它便孤独地咀嚼着往事——以影子为食……
《社稷坛与太庙》
《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径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此乃古人建设都城的传统，白纸黑字地写着。北京虽然屡屡改朝换代，但也不例外。甚至忽必烈造元大都，同样不敢坏了这规矩，将太庙立于齐化门内，社稷坛立于平则门内，分别从左右两侧拥护着大内宫城。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更是照章办事，大大地拉近了“左祖右社”与皇宫的距离——紫禁城是坐北朝南的，在其前方御街的东西两侧，设置了规模宏大的太庙与社稷坛。既可作为紫禁城的附属建筑，又唇齿相依，密不可分。这下子，皇帝去祭祀天神与祖宗，更方便了。只需过几重门、拐几道弯就可以。而从心理上来说，也更踏实一些——毕竟，有这两大势力，在冥冥之中给自己撑腰呢！看谁还敢造反？那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嘛。
清朝取而代之，占据了紫禁城，在宫廷礼仪方面依旧沿袭着明制，把祭祀社稷、太庙同祭祀天地一起列为大祀。惟一的区别，在于将太庙里供奉的牌位，换为自家的列祖列宗了。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老北京有句流行语，夸耀本地之名胜：东单、西四、鼓楼前，五坛八庙颐和园。所谓五坛八庙，五坛指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八庙指太庙、奉先殿、传心殿、寿皇殿、堂子（古称“国社”，祭祀土谷神）、历代帝王庙、雍和宫、文庙（孔庙）。这些都是有劳皇帝大驾、需周期性拜谒的圣地。不允许布衣草民随意进入的。
社稷坛与太庙，俱名列排行榜，皇气逼人，勾起世俗中百姓的无穷想象。
直到1914年10月10日，笼罩着社稷坛的神秘感才首先被打破：定名为中央公园，正式向全社会开放。其时清帝已退位，蜷缩于紫禁城之一隅（依照辛亥革命后与南北军代表订立的“合同”，本应迁居颐和园的）。而三大殿以南各处，划归民国政府管辖。由段祺瑞等人挑头，各界人士踊跃捐款，赞助修理社稷坛，以辟作新时代的公园。开放的那天，第一批游客肯定觉得像做梦一样：只需掏钱买一张门票，即可自由进出于这皇家禁地——要放在从前，绝对是杀头之罪。
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拜殿（即今中山堂）与戟门明代叫具服殿，看见了存放神牌、祭器及制作祭品的神库、神厨、宰牲亭、退牲房，看见了乾隆二十三年修建的“办公室”（值宿待漏），看见了供奉关公雕像的坛神庙（后改建为工字形的四宜轩），最重要的，是看见了大名鼎鼎的社稷坛：系用汉白玉条石堆砌的台型建筑，高两层，另加筑坛面五色土一层。底层方17.82米，上层方16.87米，坛面五色土方14.92米。五色土是社稷的灵魂，依照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方位铺设：中央是黄土，东面是青土，南面是赤土，西面是白土，北面是黑土。正中必有一方石柱埋入土中，微露棱角，此即“社主石”。以土为肉，以石为骨——社稷坛啊社稷坛，是江山的缩影。“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阔不可尽敬，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谷众不可遍祭，故立稷神以祭之。”（《孝经纬》）这小小的台面上陈列着人类对天地万物的祈祷与感激。“社为九土之尊，稷为五谷之长，稷生于土，则社与稷固不可分。”（《山堂考察》）稷生于土，而人是吃五谷杂粮成长的，追根溯源，人本身说到底还是受泥土呵护、由泥土捏成的。帝王将相，也知道自己不能例外。
当时由东门通往拜殿的御道尚存，此为天子祭坛时必经之路。据说喜气洋洋的游客们，争先恐后在御道上“潇洒走一回”，尝一尝当皇帝的滋味。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地方从前仅有皇帝才能去，如今老百姓也可随便游览，使人大开眼界。社会上如此殷切期待着社稷坛开放，多为好奇心理所使，实在想看一看多年禁地里的景色究竟是什么样。”（引自建明《中央公园开放记》）
社稷坛原本是“封建式管理”，南、北、西均未设门，惟独东面辟三座门，依次为社稷街门、社左门、阙右门，供皇族及衙役出入。此三门皆在天安门里。自从辟作公园，即在临长安街的南墙（天安门西侧）开凿一大门。并有售票处。
后来，中央公园又改名为中山公园，有纪念孙中山先生之意。我曾经说过，北京的公园中，我最爱逛的是这一座。置身闹市中心，园内的环境却分外清静，路畔的灌木修剪得极整齐，像被遗忘的一方净土，大隐隐于市——对于公园莫非也如此？我多次去其中的音乐堂听音乐会，而且是西洋交响乐团的演奏。听交响乐就需要类似的与尘世既亲密又疏离的外部环境。我跟随曲径在亭台楼榭间绕来绕去，走挺远的一段路才抵达那笙歌四起的殿堂。算是为聆听神曲而做的“热身运动”吧？
我出生在帝制早已被取缔的时代，无缘亲眼目睹天子祭祀时的盛况，只能根据别人的描述而加以想象。《大清会典》记载：“凡祭祀之机，岁春祈秋报，皆以仲月上戊日祭太社太稷之神，以后土句龙氏、后稷氏配。”郑连章先生形象地勾勒了清代祭祀的礼仪：“皇帝身穿祭服，日出前四刻乘礼舆出宫，由内大臣和侍卫前引后扈至太和门阶下降舆，再改乘金辇去社稷坛，当出午门时要鸣钟，并设法驾卤簿为前导，导迎鼓吹设而不作，由阙右门进至坛的外垣墙北门外神路右侧降替。这时赞引太常卿二人恭导皇帝步行入北门的右门，进入戟门内幄次，皇帝盥洗毕，再由‘导引官导上（指皇帝）由拜殿右门出，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上至御拜位，内赞奏就位，上就位’，就开始正式进行祭祀活动。祭祀时要举行毛迎神，读祝文、上祭品、奏乐、献舞、上香、跪拜、读圭、出圭、送神、捧帛馔各诣晋位等一套繁琐的礼仪，都要严格按照仪式的程序和会典的礼仪制度进行安排。封建帝王对于社稷坛的建筑设计有着严格的思想要求，最主要是要表现‘社’和‘稷’的崇高神圣以及皇帝与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从社稷坛建筑艺术所产生的效果看，无论是总体的平面布局和空间组合或单体的建筑装饰都是非常成功的。”
这一整套繁文缛节，别说让咱们身体力行了，即使站在旁边看一回（幸好我看的尚且只是文字），也觉得眼花缭乱。当皇帝纵然令世人羡慕，其实也不容易，今天祭这个神，明天拜那座庙，东奔西走，一点不敢马虎。够累的！老百姓怕当官的，当官的怕皇帝，而皇帝本人，原来也有他怕的东西（说白了不就是老天爷嘛）。真正是一物降一物。
不过，幸亏还有这五坛八庙能镇得住皇帝，否则他还不无法无天了？还不成大闹天宫的孙猴子？自陈胜吴广以来，百姓造反（俗称“农民起义”），就是为了管一管大大小小的昏君或暴君，就是为了让皇帝知道什么叫做害怕。尤其明末，李自成率领一群泥腿子闯进紫禁城，崇祯知道去祭社稷坛（临时抱佛脚？）也没用了，只好一口气逃到景山上吊了。如果不懂得笼络人心，光靠拜天地、祭社稷也是没用的，偌大的江山照样会丢掉的。
五色土啊五色土，都是血染的、泪洗的、汗浸的、火烧的、霜打的。社稷坛是天地之间的炼丹炉，使古老的神话在不同的火候下体现出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命运。我从中发现：土地犹如树木，有着自身的年轮，乃至自身的规律。
社稷坛改作公园后，平民化的茶馆（老舍写过），随即搬进去了，抢占这块风水宝地。生意果然很好。看来在天子脚下，卖大碗茶都能发财。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这三个茶铺，成为中山公园“最热闹的所在”。在皇帝祭社稷的地方喝茶、聊天、看风景，何其逍遥？谢兴尧认为：凡是到过北平的人，哪个不深刻地怀念中山公园的茶座呢？尤其久住北平的，差不多都以公园的茶座作他们业余的休憩之所或公共的乐园。谢兴尧对中山公园的茶座情有独钟，还因为有许多周游过世界的中外朋友告诉他：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顶好的地方是公园；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中山公园茶馆的老板真有福，白捡了一条这么精彩的广告词。
不仅有茶馆搬进了中山公园，连1900年清政府为被打死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所立的石牌坊也搬家了，由东单总布胡同西口移至中山公园内。这是1919年的一大举动。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结束，德国战败，中国恰恰属于战胜国联盟，因而再也不怕德国鬼子了。不仅将石牌坊换了个地方摆，而且颇得意地将其更名为“公理战胜”坊，以洗刷旧时蒙受的耻辱。新中国成立后，再次将此坊改称“保卫和平”坊（郭沫若题字）。这座三间四柱三楼、全部以汉白玉石为材料的庑殿式牌坊，至今仍是中山公园内一道特殊的风景。它忠实地记载着中国近百年来的衰亡与复兴。我每逛中山公园，必看此牌坊，而且必定会由衷地舒一口气。
我想，供奉着祖传的五色土的社稷坛，同样也舒一口气。我听见了泱泱国土的一声叹息。
与天地神圣的社稷坛相比，太庙的人间烟火味恐怕更浓一些。它是皇帝的家庙，里面供奉着皇族祖先的牌位。然而皇家的祠堂，盖得可豪华了，比民间的庙宇更显尊贵。明清两代，皇帝的家谱或许并没有多厚，却是跟中国近600年来的历史混淆在一起的。在紫禁城里住过的皇帝，前前后后共有24位（没算上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作为旧中国的“首席执行官”，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这个国家的盛衰兴亡。
太庙与皇帝们的“家务事”密切相关。皇帝从登基开始，直到结婚（娶妻纳妾？）、生子，以及出征或凯旋，每遇见此类大事，都要亲自出马，去太庙祭祀列祖列宗。既是尽一尽孝道，又在请求九泉之下的祖先保佑，希望这个天字第一号的大家族越来越兴旺。
希望终归只是希望。皇帝家的香火，最后还是断了。自从末代皇帝溥仪被赶下台，太庙顿时变得萧条了。那里面记载着封建时代的风烛残年。
正如社稷坛被辟作中央公园，太庙也不再是皇帝家的“自留地”了。若干年后，它改换了门庭，成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天安门东侧，同样开凿出一道大门（和中山公园大门左右对称）。门牌上“劳动人民文化宫”这七个字，是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题写的，龙飞凤舞。据说这一设想，也是布衣出身的毛泽东的点子。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了，自然有权利将皇帝的家庙改造为自己的乐园。这真正是一种翻身的感觉。我觉得文化宫的“宫”字用得很好。在旧时代，它是皇帝专用的一个名词。凭什么只能他一个人用？不管故宫抑或太庙，都已非一个人的天下。
20世纪90年代，劳动人民文化宫经常举办特价书市，带有酬宾性质的。我每次都去，以很便宜的价格、很少的钱，就能买回一大捆打折处理的旧书。挑书之余，我喜欢四处逛逛，看看宫殿，看看红墙，看看假山石，看看古树。同时诙谐地联想：帝制早已过期作废，皇帝早已一钱不值。不知末代皇帝离开紫禁城之前，是否举行过拍卖会，将王冠、权杖、龙袍、龙椅及宫中的其他器物，全抖落出来，摆在地摊上，降价处理，挥泪大甩卖？不知是否有人舍得掏钱去买？
前几年，张艺谋执导的歌剧《图兰朵》（一个中国公主的故事），就是在太庙演出的。门票颇昂贵。这“老谋子”，真会选地方！
太庙的往事，曾出现在林语堂笔下：“在中国社会，祖先崇拜在生活中历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坐落在皇城东南角的皇室祖庙——太庙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一年中每个季节的头一天都要供奉牛羊来祭祀先帝的灵魂。按照古代赶庙的习俗，每当做出影响皇族前途命运的决策时，都要在此向死去的亡灵一一通告。与普通人家的祖庙不同，皇家太庙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殿堂被分成各个祭室，每个祭室供奉一位皇帝，而且为每位皇帝和他的后妃设有御位。皇帝御位置于中央，两侧是皇后的御位。例如，康熙有四位皇后，便另设有四个御位；乾隆有两后，咸丰有三后，可怜的光绪只有一位皇后。庭院里有古老的松柏，许多乌鸦栖聚在上面。这些鸟凭经验已经知道这个场所是禁止射猎的，在中国其他地位的许多祭祀场所也是如此。”看来在太庙里，先帝的灵魂同样需要“私密空间”，各居一室，面积还很宽大。至于那些通人性的鸟类，更是把太庙当作自己在北京城里最后的避难所（或避风港）。它们，也真会选地方！
跟门庭若市的民间寺庙相比，太庙是不对外开放的（皇帝在的时候），因而庄严、肃静，甚至有一点点阴森。当然，太庙也会定期举办“庙会”的，可那是一个人的“庙会”。一个人，很孤独的，在这里，梦见祖先的亡灵。不，还有一大群长舌妇般聒噪的乌鸦，陪伴着他。直至他自己，最终成为众多亡灵中的一员。所谓皇帝的一生，不过如此。
自从太庙改作劳动人民文化宫之后，原先的门牌就取消了，被撤换下来，闲置在紧锁的祭堂（作为仓库）里达数十年之久。最近，又把这块蒙满尘埃的写有“太庙”字样的匾额找了出来，重新悬挂在通向紫禁城的西门。据说是为了吸引逛故宫的中外游客，顺便能拐过来，看看明清皇帝的祖庙。毕竟，瞅着故宫的生意越来越火热，一墙之隔的太庙，有点眼红了。客观地说，太庙确实是紫禁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必要的补充。逛完紫禁城再逛太庙，能对古代的宫廷生活了解得更全面一些。我觉得这是件好事情。太庙里的园林、殿堂已年久失修，也该借着旅游热好好地修理一番。当然，这不是说中国人恢复了对皇帝的崇拜，而是表明：他们终于学会了尊重历史。对文物的保护，就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否则的话，未来的孩子们，将不了解太庙坐落于北京城的何处，而且更可怕的，是他们将不知道所谓的太庙是什么玩意儿……即使现在，也有许多人，只知道劳动人民文化宫，却不知道太庙。太庙，北京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它的往事，曾经长期被打入冷宫。
《中南海与钓鱼台》
我的童年是在南方度过的。遥远的北京，有两个地方，引起我无限的遐想：其一是中南海，其二是钓鱼台。中南海无疑属于祖国的心脏，毛主席住在那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至于钓鱼台国宾馆，招待过许多来华访问的各国元首。这两个地名经常出现在报纸上、广播中，即使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也如雷贯耳。
20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来北京。有远房亲戚在某部委工作，给了我一张中南海的参观券。激动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简直不敢相信，中南海会对我敞开大门。一进去就直奔毛主席故居——丰泽园的菊香书屋。青砖灰瓦的四合院，那几棵老槐苍柏增添了幽雅的气氛；一代伟人曾在这浓密的树阴下作闲庭信步。走进室内，不禁惊叹了：四壁都是书架，甚至连半张床板上都堆满了书籍，真正是伴书而眠啊。据说藏书达数万册。如果不了解此院落的背景，绝对会以为其中居住着一位赶考的书生。在毛泽东身上，英雄本色与书生本色并不相互矛盾。要知道，他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我不禁猜测，他有哪些诗篇，是在这宁静的庭院里写下的？世界的喧嚣，与其内心的宁静，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位新中国创业者的一生，真正称得上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结合。大手笔！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写过一篇《紫云轩主人》：“我像第一次看到‘丰泽园’那块匾额一样感到惊奇，因而也浮想联翩起来，这又是谁家早为毛主席准备好的书房、卧室？难道建造它的主人具有特异功能，知道毛泽东是紫云轩最合适的主人？知道毛泽东是时代的骄子，知道他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当代伟人。就是在文学艺术上，毛泽东的造诣之深，也不愧为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大文豪。”这座带有清代宫廷风格的古建筑，在20世纪才真正发挥了作用。紫云轩成了毛泽东运筹帷幄的书房。他还在这里接待过尼克松等一系列外宾。
1949年春，毛泽东进入和平解放了的北平，一开始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在此期间，华北军区负责给失修多年的中南海打扫卫生，整整花费两个月——动用了一支庞大的卡车队，运送太液池里挖出的淤泥。中南海就像布满云翳的眼球，做了一番“白内障手术”，终于恢复了明亮。据孙宝义、张同锡编著的《毛泽东的祖国山河情》一书讲述，叶剑英建议党中央进驻中南海，毛泽东不愿意：“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是原则问题。”他忌讳皇帝住过的地方。“进城之前，毛泽东特意号召全党看一看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本书讲的是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如何骄傲又如何失败的。”后经周恩来的劝说，毛泽东才同意搬进中南海——“主要是从安全考虑的，四周的红砖高墙是很好的安全屏障”。
菊香书屋北面的勤政殿，明清时是皇帝料理朝政及休息的场所。1949年6月5日，这里召开了新政协的筹备会议。而正式的政治协商会议，后来则在怀仁堂举行。“从1949年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大部分活动是在勤政殿进行的。他在这里会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共商国家大计。接待外国党和国家首脑及各界外宾，以及接受各国大使递交国书，发表过很多重要谈话和声明。”（引自《毛泽东的祖国山河情》一书）
勤政殿位于南海北岸，能望见延伸到湖心的瀛台。光绪皇帝曾在这小岛上被软禁了整整10年。他最想见的人莫过于珍妃。而珍妃已被打入紫禁城里的冷宫。咫尺天涯，情天恨海。望眼欲穿的光绪与珍妃，简直在重演牛郎织女的故事。南海啊南海，无形中带有银河的性质。拆散了这一对鸳鸯的，是慈禧太后。她甚至比王母娘娘还要残酷。1900年，为躲避八国联军的锋芒，她挟持光绪逃往西安，临行前下令将珍妃推进宫中的水井。珍妃至死都未能再见光绪一面，未能向情人道一声永别。
林语堂曾将光绪比作那位戴上铁面具然后关进地牢的法国王子：“他在那里腐烂、死去，却不为人知，那小岛就在法国戛纳以外的海中。”同样，“光绪帝只在这点缀着美丽建筑群的小岛内才有自由。他是在太监们的严密看守下生活的。那些太监们晓得，他们的小命是否保全就取决于是否服从太后的旨意。他们常常换班看守皇帝，这样便无人能与皇帝密谋逃跑……瀛台中发生的一切，都会立即传进光绪的这位婶娘、专横的皇太后的耳朵。”瀛台，恐许是世界上最美丽（或档次最高）的牢房了。年轻的皇帝像困兽一样在画栋雕栏间徘徊，可惜连寄一封情书的权利都没有。比政治的失意更折磨他的，是难以忍耐的相思病。人间蓬莱，柳浪闻莺，丝毫也安慰不了他对自己的另一半的朝思暮想——而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珍妃，简直比月亮上的嫦娥离他更远。他能看见月亮，却看不见爱人的脸。
在珍妃落井8年之后，在慈禧太后死去的前一天，光绪被谋杀了。其实在此之前，他的心早已死了，他的心早已碎了。
因为这个忧伤的传说，中南海瀛台，在我眼中，虚幻如海市蜃楼。让人联想起《长恨歌》里的诗句：“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绵绵长恨，属于乐极生悲。至于光绪与珍妃的生离死别，完全是大独裁者慈禧从中作梗，棒打鸳鸯，故意破坏其琴瑟相和——因而更令人同情。在强权与暴政面前，他们是弱者，弱者的爱情是由热泪和鲜血编织的。在这不同时代的两个爱情故事里，男女主人公的位置互换了：《长恨歌》里的杨贵妃死后，香魂隐居在云里雾里的蓬莱仙山；而一千多年后，中南海瀛台成为蓬莱的象征——只不过它已是丧失了爱妃的光绪帝的幽禁之地。惟一不变的是相思之苦，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浪漫回忆（过去的好时光），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心心相映，是爱情在现实面前的不堪一击……
中南海里曾经有慈禧的“小舰队”。不仅有古典的龙舟凤舸，还包括两艘从德国进口的豪华游艇（是借为神机营购买洋枪洋炮之机顺便订造的，属于“假公济私”），因而特设“西苑轮船公所”。可惜慈禧太后坐不惯这西洋味的“舶来品”，只领着儿皇帝搭乘一次，就厌倦了。高价购置的汽船，只好长久地锚泊在岸边，如同颐和园的石舫，纯粹作为风景的装饰。慈禧爱照相，是否曾以此为道具，摄影留念？
西苑三海（中南海及北海），慈禧最偏爱中海。中海与北海之间，以美轮美奂的金鳌玉桥为分界线。
中海一侧，有大名鼎鼎的紫光阁——同治皇帝第一次接见外国使臣的地方。“这座建筑有四、五十英尺高，虽不像其他大殿那样给人深刻的印象，却显得很亲切。宫殿内点缀着建筑艺术的珍品，此处可以看到隐在树丛中的拱形屋顶，彼处有一条修饰性的拱廊护卫着上桥的通道；这里是缤纷灿烂的琉璃瓦，那里是一尊大佛——但整体都很严谨，与周围景致协调一致。惟一的例外是一座隐蔽的欧式建筑，那是慈禧太后突发奇想兴建的。袁世凯将其改造成他的总统府，可是，把它改得非常难看。它衬托在典型的东方景致下，在西方的游客看来，显得不伦不类。”（林语堂语）看来袁世凯的“总统府”，是中南海里一处很拙劣的败笔。袁世凯于1912年2月被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原本应该去南京就职，可这个老狐狸赖在北京不肯走，甚至不惜发动一场“兵变”以推翻陈议。阴谋得逞，他把总统府建在中南海。第二年又靠威逼利诱，当选为正式大总统。他不以此为满足，又于民国4年（1915年）12月12日宣布实行帝制，自封为洪宪皇帝。此举遭到举国上下一致声讨，只好于民国5年（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两个多月后，袁世凯带着破碎的皇冠去见上帝了——有人说他是触犯了众怒，被吓死的。
不仅中南海“总统府”的建筑风格不伦不类，袁世凯这个人本身，也不伦不类。他想当皇帝想疯了。“登基”后发行印有自己头像的洪宪银元，被世人笑骂为“袁大头”。他只做了83天皇帝梦，黄粱就蒸熟了。还好，比李闯王还稍长点。李自成在北京城里只当了42天皇帝，就兵败远走——垮台了。看来想当皇帝是没什么好结果的。
值得一提的是，光绪当年恰恰由于袁世凯这个人的出卖，而被囚禁于瀛台。戊戌变法因此而破产。“传说皇帝临死前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了他最后的愿望，即应将背叛他的袁世凯永远驱逐出朝廷。”（林语堂语）袁世凯向慈禧太后告密有功，青云直上，在功利的道路上一再升迁，直至最终爬上垂涎已久的龙椅。当然，爬得高摔得也重，他又鼻青脸肿地从金銮殿滚下来了。
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中南海的关系，显得尤其密切。
西苑三海的原型是辽金时期的西华潭。元代将西华潭范围扩大，建金鳌玉桥分隔北海与中海——合称太液池。明初又在中海南端开挖南海，并以其土堆筑瀛台。瀛台不过是人造小岛——或曰假山。难怪看玲珑剔透的中南海，怎么看都有盆景般的效果。小山小桥小亭子，间或有几条小船——系在小花小草的岸边。当然，这里也出过慈禧、袁世凯之类的“小人”。
中海的主要建筑是清波碧浪间顾盼生姿的水云榭（水中凉亭）。“式样比较独特，共有五梁十二角，如同一座大亭和四座小亭合在一起。二十根红色立柱竖在花岗岩的台基上，飞檐金瓦，稳重而端庄。”（东伟语）假如你有福气登上这四面环水的观景胜地，可以目睹供奉在其中的石碑——上面镌刻着乾隆亲笔题写的“太液秋风”四字，及其附庸风雅的一首御制诗。“太液秋风”是金明昌年间始有的“燕京八景”之一。乾隆曾分别为“八景”题词树碑。风景也是有门牌的。“太液秋风”的门牌，原来立在这座湖心亭中。真可惜了乾隆铁划银勾的书法——观众寥寥无几。连我，都是道听途说的。
中南海位于北京的市中心，钓鱼台则稍显偏僻，坐落于阜成门外的西郊。
中南海的前身是金主避暑的夏宫（大宁宫）之太液池（西华潭）。钓鱼台，同样也是金代遗迹。《日下旧闻考》：“钓鱼台在三里河西里许，乃大金时旧迹也。台下有泉涌出汇为池，其水至冬不竭。凡西山麓之水流悉灌于此。”钓鱼台的水源自西山诸名泉。而中南海，亦是“引玉泉山及京西北的水系为源，注入池中”。二者可谓一脉相承。
可见金代很重视水利。水利不仅利国利民，同时为帝王将相的郊游提供了方便。太液池与钓鱼台，皆属于金中都（今广安门一带）城外隆重推出的“水景乐园”。皇室成员在城墙里呆得厌倦了，想出去转一转，体会戏水的乐趣——要么去太液池划船，要么去钓鱼台垂钓，可任选其一。
《帝京景物略》记载：“出阜城门南十里，花园村，古花园。其后树，今平畴也。金王郁钓鱼台，台其处，郁前玉渊潭，今池也。有泉涌地出，古今人因之。郁台焉，钓焉，钓鱼台以名。”我怀疑原文中的“郁”字，通假“御”字也。这似乎就更好理解了。钓鱼台，乃金王御用，自然属于御台。
有金哀宗御制诗为证：“金主銮舆几度来，钓台高欲比金台。”他沾沾自喜地将钓鱼台与燕昭王的黄金台相提并论，有故意拔高的成分。昭王在燕都筑台，置黄金于其上，悬赏招募天下名士，而传为佳话。那一代明君，以重金垂钓的，是治国安邦的人才。金哀宗哪配跟求贤若渴的燕昭王相比呢？他登台时纯粹为了钓鱼，体验到的仅仅是乡野渔翁的情趣。说难听点，是不务正业，游戏人生。对于帝王来说，钓到一条大鱼，与获得一位才俊——虽然快感相似，但层次上是有差别的。况且，由所下的诱饵，即可看出垂钓者的吝啬或慷慨。金哀宗的钓钩顶多悬挂着几条蚯蚓之类，而持着无形的钓竿的燕昭王，则一掷千金，不惜以江山相许。
燕昭王出手大方，广纳中原贤才，使沦为齐国“殖民地”的燕国起死回生，“有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不仅收复失地，反攻下齐城72座（包括齐都临淄），报了一箭之仇。齐国的“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于燕。”昔日下血本垂钓人才的黄金台，又摆满了缴获来的战利品。甚至敌国的洪钟大吕、宝鼎礼器，都放在台面上公开展览。
至于金哀宗，只贪图钓鱼之乐，并未真正在意人才之匮乏。他拿自己的钓台比拟燕昭王的金台，仅仅是在夸富斗奇。我不知道他垂钓的水平究竟如何，大驾光临钓鱼台，有多少收获？顶多把鱼篓给装满吧。在政绩方面，哀宗毫无建树，最终被蒙古兵围困而自缢，真够悲哀的！钓鱼台，送走了一位亡国之君。
元灭金后，有位达官贵人将钓鱼台据为己有，改造为花园别墅，起了个好听的名字：万柳堂。据时人描绘：“堤柳四垂，水四面，一渚中央，渚置一榭，水置一舟，沙汀鸟闻，曲房一邃，藤花一架，水紫一方。”
直至清乾隆年间，钓鱼台又沾染上王气，成为皇家的行宫。水域的面积有所增扩，但仍沿用金代自香山开凿而来的水渠。由于金主的御台早已倾颓，因而大兴木土，在其遗墟重建了一座以城砖包砌的高台。登台远眺，乾隆忍不住又技痒（手痒？）了，让随行的太监取来纸笔，泼墨写下“钓鱼台”三个大字，下令镌刻于西门的匾额。乾隆来钓鱼台，没有钓鱼，改练毛笔字了。这是一位喜欢题写“某某到此一游”的风流皇帝。从中南海到钓鱼台，北京诸景，乃至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都能见到这位“业余书法家”的手迹。金主钓鱼成瘾，而清朝的皇帝——大都有赋诗题词的癖好。
传至末代皇帝宣统，钓鱼台又被转手了——溥仪很大方地将其赐予自己“陪读”的教师爷陈宝琛（属于御用文人一类）。估计陈老头又惊又喜，暗暗地掐自己几下，以验证是否为梦境。这一笔“学费”，确实够昂贵的。“老教授”无意间钓到了一条“大鱼”。
北平解放前夕，傅作义将军曾以此为别墅。傅将军立了一大功劳——向共产党军队交出了自己驻防的北京城，使文物古迹免受炮火损失。我猜测：他在下榻的钓鱼台深思熟虑，终于作出了正确的抉择。
1959年，钓鱼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宾馆，开始了全新的命运。“包括古台在内，占地面积达40万平方米左右，十五座造型古朴，雍容华贵的宾馆楼，形成新型园林组群，馆内河道环流，弯曲有致，树木葱茏，新辟3个人工湖，引玉渊潭水注入。古钓鱼台的皇帝行宫于1982年进行了重修，基本上保留了清代乾隆行宫的原貌。行宫内的斋、轩、亭、台的建筑形式，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我国古典造园建筑的独特风格。养源斋院曲廊迂回，散置峰石，秀润多姿。淙淙溪流，在斋前汇成一池碧水，游览者至此，心与景会，鱼鸟亲人。潇碧轩三楹，门前临池即可垂钓。澄漪亭建在土阜石山最高处，登台俯览，玉渊潭的秀丽景色尽收眼底。”（引自焦雄著《北京西郊宅园记》一书）
钓鱼台国宾馆的警戒很严格。酷爱野菜的美食家汪曾祺，有一次路过，发现高高的围墙外长了很多灰菜，极肥嫩，忍不住弯下腰采摘，装进随身挎着的书包，准备回家后炒一炒，“打牙祭”。门卫很警惕地走过来，边审视边问：“你干什么？”汪老乖乖地把书包里的灰莱抓出来，供他“审查”，他才没再说什么，走开了。事后汪老很幽默地自我解嘲：“他大概以为我在埋定时炸弹。”我就这样知道了国宾馆的卫兵很负责。同时知道了：钓鱼台的围墙下居然有野菜。我当然不会去采的，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但挺想看一看的。看一看总可以吧。钓鱼台的野菜，是否属于古老的品种？估计只有植物学家才能看懂。我去看，纯属瞎看——凑热闹。我想，钓鱼台肯定越来越热闹了。汪曾祺写的《沙家浜》里，有热情的唱段：“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来的都是客……”当然，那是赞美春来茶馆的，并不足以形容钓鱼台国宾馆的兴旺发达。
《景山是历史的镇纸》
马可·波罗在描绘元大都（即“汗八里”）时，提及皇宫以北距大围墙约一箭远的地方，有一座人造的小山，方圆约1英里，高达100步，山上栽满了美丽的长青树：“大汗一听说哪里有一株好看的树，就命令人把它连根挖出，不论有多重，也要用象运到这座小山上栽种，使得小山增色不少。因此这座小山树木四季常青，并由此得名青山。小山顶上有一座大殿，大殿内外皆是绿色，小山、树木、大殿这一切景致浑然一体，构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奇景。”可见忽必烈汗很注重绿化环境的。有人认为此即北海中的琼华岛，山顶的大殿乃元世祖的别墅广寒殿（相传又曾是辽萧太后梳妆楼）——明代中叶被毁。“但事实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果马可·波罗所指的地方是琼华岛，那么他应该把它作为湖中的一个岛而提出来。”（林语堂语）这所谓的青山其实是景山。
马可·波罗还记载了在皇宫北方、城区旁边有一个人造的池塘，形状极为精巧，从中挖出的泥土就是小山的原料：“塘中的水来自一条小溪，池塘像一个鱼池，但实际上只是供家畜饮水之用。流经该塘的溪水穿过青山山麓的沟渠，注入位于皇帝宫寝和太子宫之间的人工湖。该湖挖出的泥土也同样用来堆建小山，湖中养着品种繁多的鱼类。大汗所吃之鱼，不论数量多少，都由该湖供给。溪水从人工湖的另一端流出，为防止鱼顺流逃走，在水流的入口处和出口处都安着铁制或铜制的栅栏。湖中还养有天鹅和其他小鸟。还有一桥横跨水面，作为皇宫和太子宫的通道。”我个人以为，他所说的前一座人造池塘是什刹海（即前海、后海、西海组成的“外三海”），后一座人工湖是太液池（即北海、中海、南海组成的“内三海”）。至于横跨水面的那座桥，极有可能是北海金鳌玉桥之前身。平地而起的景山，则无疑是靠挖掘什刹海与太液池所获的泥土堆砌成的。这确实算极为合理的利用：变废为宝，变垃圾为风景，化腐朽为神奇……一举两得——既有了山峦，又有了湖泊。
景山除了被叫作青山（相当于乳名）之外，又名煤山，明朝时还有万岁山之称。根据阿灵顿和路易逊著《老北京探故》里的说法：当地人称其为煤山，是因为迷信这下面埋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煤炭，可在城市被围困、弹尽粮绝时作为应急的燃料。当然，这设想稍微显得有点功利或俚俗。所以书面上一般写为景山，有美景小山或赏景之山的意思，顿时就超脱、飘逸了许多。
景山确实是看风景的好地方——虽然它本身即是风景。这简直是在市中心构筑的望台。一级级台阶地爬上去，即可大饱眼福（用北京话来说叫作“养眼”）。林语堂先生曾指点：“鸟瞰城市的最佳方法也许就是从宫殿后面煤山上的亭子里向下看。此处是这一带的最高点，离北城墙很近，能对整个城市一览无余。向下望去，皇城的绮靡光彩和壮丽辉煌展现于眼前。城市沿中轴线对称的规划设计很独特，其中有如宝石那样的城中城，金碧辉煌的屋顶衬托在各大园林的葱郁繁茂的绿荫当中。城墙上有城头堡和灰色的胸墙，三点五英里以外的内城门楼高大雄伟，耸入云霄，五英里外的外城郭门楼更像幻影一样消失在云中。天气晴朗时，可以看见远处的外城城墙……”他所眺望过的风景，有一些已永远地消失了——譬如明清两代的内、外城墙，皆被拆除。我们仿佛在倾听他讲述海市蜃楼，讲述远古的幻象。但毕竟还有许多景致得到保留，仍投射在今人的视野里：“站在煤山望去，北京宏伟对称的布景和清晰的轮廓线十分引人注目，与耀眼的颜色正相配合。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紫禁城大片的闪烁耀眼的屋顶，被衬出皇城轮廓的带雉堞的方形粉墙围绕着。左面最醒目的是东北角宏大的塔楼，冠以金黄和翠绿迭映的飞檐，倒映在绕皇城流淌的护城河里。大片耀眼的金黄色与环绕四周的葱绿树木形成鲜明对比，西苑那么葱郁茂密的树林则使皇城西部轮廓模糊不清。从这么葱郁中可见到北海的白塔。右面，西山紫坡的寺庙，新鲜的泉水是人们逃避城市尘烟的好去处。北面，是一片嫩绿的柳树遮掩着的什刹海湖水……”据他所说，最远处居然能看见郊外的西山。我想的则是：幸亏景山在明清时皆是宫苑禁地，否则皇帝在一街之隔的紫禁城里洗澡或做爱什么的，也会担心有人从景山之巅偷窥的。即使是披着龙袍的天子，也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景山与外城的永定门，内城的正阳门（前门）、天安门，紫禁城的午门与神武门等诸多城门处于同一中轴线上，并且是这条线的终点（因为北面再无中心门）：“它无疑成了观察烽火台上烟火的地点。那些烽火台是一套战时报警设施，它们列成一线从北面的长城穿过乡间直达此地。”（林语堂语）可见景山作为制高点还有赏景之外的另一项实用功能：监督着远方的烽火台，以便及时地了解到是否有敌情出现、狼烟升起。这是北京最忠实的哨兵，时刻都圆睁着眼睛。想一想也可以理解——毕竟，那时候没有雷达、无线电，恐怕连望远镜都尚未出现。鸡毛信与消息树的年代，只有登高，才能发挥肉眼的最大极限。
早就听人讲过，坐在景山之巅的万春亭里，如同置身蓬莱仙山，凉风习习，能将人的灵魂席卷而去。假如说景山本身即是风景的话，山脊上均匀分布的五座或圆或方或六角形的亭子，则是风景中的风景。那简直是一种占山为王的概念。星罗棋布，既分散——借山势各自为政，又共同构成完美的整体。据朱丽叶·布莱顿在《北京》一书里的记载：俄罗斯的外交使节回国后，大肆赞美景山的这一组绝妙的亭子，以至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不惜重金在彼得堡的冬宫里照葫芦画瓢复制了一座——中国古色古香的亭子居然也被洋人“抄袭”了……
景山不高。正因为搁置在城市里——尤其是北京这座十里长街、万家灯火的平面化的城市，它才勉强算为小山头；若和郊野的奇峰峻岭相比，不过是仿佛一伸手就能抚平的一堆土丘。然而在本地人心目中，景山是被软禁在围城里的山神，屏住呼吸，潜伏在朱红宫墙连环巨锁的桎梏之中，随时都可能大梦初醒仰天长啸，抖擞周身的林涛松针破空而去。
有些山是凭藉自身的巍峨壮美立足于世，令游人过客叹为观止，譬如鼎立中华的三山五岳；而另一些如景山者，则依靠的是典故，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在它们面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你是想拨开时光的迷雾窥探栩栩如生于幕后的故人往事呢。可是，这样的山便带有经典的意味，如无字天书供奉于历史的青玉案头，风吹松涛，落叶遍地，你会怀疑冥冥之中是谁在掩卷拜读呢？
所以，我喜欢古老的城市。所以，我喜欢有典故的山水。正如，我乐意与胸中浮现城郭的有识之士交往，也算体验一番“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脱俗美感——这在独自埋首赶路的世俗苦旅中不失为忘我的小憩。我甚至觉得，和我们一样——山水也在寻找知音，正如无字天书若真有灵的话，每时每刻都会默默期待点石成金的读者。否则，它也会寂寞的。
虽然不过是闹市里的一座“假山”（人工堆砌的），景山却构成过于沉重的历史盆景：那石头，那树木，那阶梯乃至那亭子，都在无言地诠释着什么。景山的风景，颇有点苦涩。
看见景山，我会想起一个人。
这个人活着时，曾经凌驾于万水千山之上，所有人见到他都要高呼“万岁”——以至他后花园里的景山，也获得万岁山之美誉。然而这个人偏偏又是短命的。当他吊死在景山东麓的一棵古槐上，似乎并不见得比一枚普通的落叶更有分量。这个人，就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
铺开地图，你会发现这座多少年前天外飞来般的山丘处于北京城核心的位置，紧邻皇气逼人的故宫后门。它飞来了，然后耐心等待，等待着完成最重要的一项使命——堵住一位皇帝的退路。难怪1644年3月19日，当泥腿子出身的闯王李自成把紫禁城的朱漆大门一脚踢开，崇祯在杀了妻子儿女之后，会一溜烟地穿过御花园逃到景山，用三尺白绢结束了一段历史。
据说崇祯当时衣冠不整，连龙靴都跑丢了，匆忙地在龙袍的袖口写下遗诏：“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皆诸臣误朕——所有的亡国之君都会这样推卸责任。他出逃前曾“鸣钟集百官无人应”——那恐怕是紫禁城里最空虚的一次钟声，仅仅把他一个人的心给敲碎了。他自缢时名副其实地成了“孤家寡人”——身边只有一个秉笔太监王承恩。王太监在附近另找了一棵树也上吊了。景山为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举行了最萧条的“国葬”：没有追悼会，没有纸钱与哀乐，甚至没有一副像样的棺材板。景山，成了祟祯的露天坟墓。
我想，景山就是这样出名的。
在我的故乡，孩童们把盛夏时靠一根长长的细丝悬挂在树枝上的毛毛虫叫做“吊死鬼”。学了历史课之后，每当看见这种“吊死鬼”，我总会想起一个皇帝。
清朝的顺治帝，住进了崇祯住过的金銮殿后，特意将景山寿皇亭侧的那棵歪脖子古槐定为“罪槐”，并且围上一条铁锁链。其实，祟祯是咎由自取，古树何罪之有——莫非它也犯了弑君之罪？这简直像笑话了。大清帝国后来也逐渐不景气了。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算是跑得快的，逃到了西安。而捆绑着古槐的铁锁链，居然被侵略者当作文物给掠走了。八国联军真厉害，什么都偷、都抢、都要——连铁链子都不放过。外国强盗，爬上过景山，趾高气扬地看风景。
从1928年开始，景山作为公园对平民百姓开放了，门票很便宜。在古槐前树立了刻有“明思宗殉国处”的石碑（原北大教授沈尹默书写）。
我去过陕西（慈禧太后逃难的地方），八百里秦川的奇峰无数，惟独骊山与马嵬坡令我想得最多、最深。前者是春秋时周幽王千金买一笑、烽火戏诸侯的滑稽舞台，我在山脚下做一次深呼吸，想辨别千年前混杂的脂粉与硝烟是否散尽；后者则因有个贵妃做过牺牲品而身价百倍，至少我听过当地有趣的传说：杨玉环墓原为土冢，盛传把这土搅在粉里擦脸，可使皮肤与容貌更加细腻白洁，因此游客和妇女纷纷偷土，致使土冢被挖下去数尺，为保护墓的封土，不得不加砌了一层青砖……因而我联想到，一个有思想的人，才真正懂得游山玩水，他比一般人还额外带有一层“偷土”的动机，即挖掘依附在历史断层的凝固的灵感，淘洗混杂于岁月尘埃的理智的金砂。这注定他与山水擦肩而过后不会空手返回的，他借助与山水的灵性相通丰富了自己的库藏。
景山的土，没有人偷。毕竟，死在这里的并非美女。但让人感到悲哀的，是系在树上的铁链子被偷走了。甚至树本身也无法幸免——“文革”期间，来北京“大串联”的各地红卫兵，争相攀折树枝、剥光树皮，拿回去做“纪念品”——以不枉“到此一游”。这已非“好古”，而是缺德了。那棵歪脖古槐被抽筋剥皮，必然要枯死。如今屹立在原址的槐树，是后来重新栽种的。我们看见的仅是一位“替身演员”。
和骊山、马嵬坡一样，景山意味深远，在于它吊死过一位皇帝——更确切地讲是一个朝代。山脚是鼓角齐鸣、旌旗招展，山头的枯树孤石则永远地展览孤家寡人无处藏身的阴影，与其昔日笑拥的雍容华贵相比，这是何等凄凉的讽刺。为什么这样？何至于此？亡国之君垂悬于高枝的孤影游魂，给景山打上一个看不见的问号。每逢和此等山水遭遇，我不得不怀有品茶的心境，玩味那挥掸不尽的苦涩中，是否浮沉有几瓣虽经火煮水沸而青嫩如初的旷古哲理。文似看山不喜平，那么看山呢，不也类似于读书吗？谁也不愿意掌上的经卷平铺直叙，一览无余。
客观上说，我和景山还是有点缘分的。我的寓所在沙滩北街，出门若步行的话，离景山只有10分钟的路程。约见外地来的朋友，我经常把守候的地点定在景山公园门口。在等人的那几分钟，我会倚着公园门口的石狮子，望着街对面不动声色的故宫——仿佛望着一纸之隔的历史，想一会儿心事。既然和景山熟悉如近邻，我想我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便信手写下这篇与山有关的文字，献给无声无息坐守于我书房窗口能望得见的地方、陪伴我度过无数个写作与读书的不眠之夜的景山。
景山，任何时候都醒着。
在众人离去之后、死去之后、睡去之后，景山还是醒着。山顶的小亭子，是它醒着时所做的梦。
《万宁桥与积水潭》
我长期关注着北京的古桥（从卢沟桥到金水桥），却还是忽略了其中极有特色的一座。
或许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疏忽，而是一个时代的疏忽。
不管怎么说，有必要补充一下，以增强原本就模糊的记忆。
偶然听一位老先生做报告，题为《从莲花池到后门桥》，谈论北京往事：元大都是以后门桥为中心的。所谓莲花池，并非城南的那一座（金中都的御苑），而是指积水潭。这我能理解。《燕都游览志》已有注释：“积水潭在都城西北隅，东西亘二里余，南北半之。西山诸泉从高粱桥流入北水关汇此。或因内多植莲，名为莲花池。”至于后门桥乃何方神圣，我却不大清楚。只怪自己孤陋寡闻。
凭空搜索一番，终于想起来了。由地安门往钟鼓楼去，会遇见某古桥遗址。桥面基本已与两端的水泥马路持平，感觉不到什么坡度，惟一可以作证的是两侧孤零零立着的残损桥栏。况且当时，汉白玉桥栏杆皆捆绑着铁皮打制的巨幅广告牌，如同影壁，遮挡了东西而望的视野，因而没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
此即作为元大都核心的后门桥。恐怕因为地安门是明清皇城之后门，老百姓习惯了以此相称。查古籍，其原名为万宁桥，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
万宁桥与什刹海（古莲花池之一部分）互为依傍，犹如唇与齿的关系——水为唇，桥为齿。此桥建立后没多久，即赶上了一项“大工程”：至元二十九年春，忽必烈采纳水利专家郭守敬（北京城的大禹）的规划方案，引昌平白浮诸泉入大都西门水关，扩充积水潭容积，使水由万宁桥东南流，出城东水关，经大通桥直至通州……京杭大运河与大都城终于首尾相衔，南粮北运的漕船可以径直驶至天子脚下，节省了原先“五十里陆官粮”的周折与辛劳。忽必烈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使积水潭一举成为大运河的终端码头，不仅方便了货物的长途运输，还促成积水潭至钟鼓楼一带（古称斜街）“中央商务区”，有骆驼市、牛马市、鹅鸭市、羊市、米市、面市、绸缎市、皮毛市、帽市等，盛况空前。真是一条金街啊（相当于明清时的前门大街及今之王府井）。
这项工程的效率极高。仅仅是在第二年秋，忽必烈自蒙古大草原避暑归来，宝马御驾穿过万宁桥，看见桥下有舟楫往来，而西侧的水域更沿岸停泊着无数粮船，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当即为新修的漕道起了个很吉利的名字——通惠河。万宁桥，记住了这位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之君主的一喜！
万宁桥，可以借助滔滔流水梦见南国了，甚至梦见西湖的断桥。从西湖到什刹海（积水潭），中间再无阻隔。
积水潭作为销金窟，比南宋小朝廷苦心经营的西湖，有过之而无不及。暖风熏得游人醉，恐怕直把“幽州”当“杭州”了。说到底，都是运河的功劳，使江南的鲜货器物，在大都城里俯拾即是。“积水潭东北岸的斜街一带，帆樯往来，商业繁盛，这在北京的都市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当时万宁桥畔的斜街商业区，既邻近皇城，又擅舟楫之利，南方货物随粮船大批涌入都城，这一带地居要冲，很快便形成了市廛辐凑商贾云集的局面。加以水乡景色不亚江南，势家贵族多在此地构筑园亭，随之而来的必然有酒楼歌吹异常发达的都市繁华景象。”（伯骅语）
元惠宗时的集贤大学士许有壬，喜欢填词，先填了一首江城子，题为《饮海子舟中答人招饮斜街》：“柳梢烟重滴春娇，傍天桥，住兰桡，吹暖香云何处一声箫”。还觉不过瘾，又填一首蝶恋花：“九陌千门新雨后，细染浓薰满目春如绣，恰信东君神妙手，一宵绿遍官桥柳……”他所描写的“天桥”与“官桥”，都是指万宁桥。万宁桥一带，肯定栽种着许多杨柳，千丝万缕，浓得化不开。洇透了古人的诗句也洇透了后人的思念。
积水潭至钟鼓楼，是元大都繁华的市中心。而万宁桥，相当于标志性建筑了。唉，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文人雅士、商贾旅客，曾经从这小小的石拱桥上走过？可惜连脚印都没有留下。我只能凭空想象了。
万宁桥属于“桥闸”，具备双重功能——既是桥可通行，又作闸以制水。郭守敬开凿漕道，将积水潭作为水库，而又在通惠河沿途设立闸坝10处以资控制，有船来往方提闸放水，平常则紧闭。看来真够“节能”的。设在万宁桥下的，叫澄清闸，又名海子闸，是积水潭（旧名海子）之水流的第一道关卡。同时，又作为大运河的终端。一路溯流而上的江南粮船，降帆穿过万宁桥的桥洞，就进入可抛锚卸货的避风港了。紧提着的心也就可以放下——总算顺利完成了任务，万事大吉！
假如说积水潭是元大都的胃，日以继夜地消化着整船整船的粮食，那么，万宁桥无疑属于咽喉。它吞噬过太多的财富。
直到明朝毁弃元大都，改造新城，万宁桥才真正感到了饥饿。积水潭，也一样地饥肠辘辘：“自明改筑京城，与运河截而为二，潭之宽广，已非旧观。”（《宸垣识略》）大运河终点码头，南移至北京城东南角外的大通桥下。大通桥取代了万宁桥的地位。而大通桥与万宁桥之间的这段旧漕道，声明作废。先是逐渐淤塞，最终断流。万宁桥，再也无法亲眼目睹江南的粮船了。朝代更替，它仿佛一夜间就老了。打掉了牙，只能往肚里咽。
据伯骅先生回忆：万宁桥在北京创办有轨电车时其石拱桥外形尚基本可见，其后几经筑路施工，此桥遂被埋盖于路面之下，迄今只有两面历经沧桑、饱经风雨剥蚀的白石桥栏立于马路两侧。“万宁桥东侧原有一家白肉馆，后以卖大灌肠出名的福兴居，在此店的南墙外，三四十年代尚可见一段河身向东南延伸。此河身通过一片空地至东皇城根福祥寺胡同口外，经东步粮桥（俗讹为东不压桥）入东吉祥胡同之北河沿。当时此段河内每年雨季尚通流水。部分河段尚有白石栏杆遗存。此可参照孙承泽《天府广记》所载，明天顺二年（1458年）户部尚书杨鼎等奉命勘查通惠河时所上报的‘通州至京城四十余里，古有通惠河故道，石栏尚存’一语以为印证。”可我与万宁桥邂逅时，已是20世纪80年代，桥栏虽然依旧遗存，桥洞却被砂石封填成实心的了，以保障过往车辆（不乏重型的）之安全。不知那被填埋的空间里，古老的闸门尚存否？
幸好，近期以来，后门桥不仅被老百姓街谈巷议，还出现于市政府的治理与规则方案之中。道路一侧，立了一块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恢复了其古称：万宁桥。人们把这座残败不堪的石拱桥作为宝贝来对待。先是拆除两侧“煞风景”的广告牌，修补破损的雕花桥栏与望柱；继而又挖开被封堵的桥洞，并疏浚两侧的部分河床，使什刹海之水从桥下流过。曾经蓬头垢面的万宁桥，终于可以在水中照一照镜子，梳妆打扮。
再见万宁桥，它已收拾得干干净净了，甚至流露出几分娇羞的神情。
在清理淤堵多年的河道时，挖掘出五、六件巨大的镇水石兽，皆是通惠河之旧物。维修者依照昔时之格局，将这一系列出土文物砌在河岸。凭栏俯瞰，能看见这一只只威风凛凛的石螭，栩栩如生地趴在水边，作吞吐状。渴了吧？老伙计。
听说凿通桥洞后，有人很担心：700余岁高龄的石拱桥，是否有力气承担现代化的交通？赶紧做了个实验，让数十辆满载重物的大卡车，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桥身上，发现桥梁的结构与框架并没有坍塌或变形。考试就算通过了。万宁桥呀，你的脊梁骨真够硬的！连“主考官”们都不禁感叹：瞧瞧古人的建筑水平，绝非当今某些“豆腐渣工程”所能匹敌。
以永定门为起点，前门、天安门，紫禁城午门与神武门，乃至景山、地安门，直至钟鼓楼，形成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全长约8公里。在这条横贯古今的中轴线上，万宁桥原本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它与天安门内外的金水桥遥相呼应，从建造时间上而言，也算得上是兄长。难怪明清时称之为后门桥呢。可惜，我们不够重视，使其遭受了太长时间的寂寞与埋没。
重见天日的万宁桥，似乎并不抱怨什么。不管是冷遇还是礼遇，对于它来说都无所谓，都不过是瞬间的事情。至于桥东侧的河道，目前只疏通了100多米，水流到尽头就截止了，未能再延伸下去。即使这样，已够不容易了。要知道，原先这一段早就被填平，上面还盖起诸多违章建筑，光是拆迁就挺费劲的。
当然，如今的规模，与元大都时无法相提并论。据说那时皇城东北角外的河道宽约27.5米，一旦万宁桥开闸放水，则成滚滚洪流。而当年的积水潭，更是比今之什刹海宽广若干倍：“为了便于漕运，于元延六年（1319年）和泰定元年（1324年）曾用条石砌护积水潭沿岸，‘以石瓮其四周’。在今新街口豁口外的北京变压器厂院内曾发现元代积水潭的石泊岸遗址。地安门百货商场地下发现了条石护岸……从这看出积水潭在北京城的重要作用。”（何成语）斗转星移，积水潭变得消瘦了，而万宁桥依旧鹤发童颜，保持着健美的体魄。
《钟鼓楼的前世今生》
对北京的历史文化情有独钟的作家群落，上世纪以来自老舍始（当然还包括林语堂、梁实秋等人）。老舍是北京的一尊文学之神。比老舍整整晚一辈的又有刘心武，他这方面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钟鼓楼》，他和老舍一样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1997年盛夏赴刘心武在亚运村五洲大酒店的生日聚会（在座的还有张颐武、王干、邱华栋等文朋诗友），我对刘先生说：“如果不是在五星级饭店，而是选择钟鼓楼脚上做生日，或许别有一番怀旧的感觉——甚至可以兼而纪念自己的作品。我一直以为您的作品都是在钟鼓楼下听着风吹过耳写下的。”刘心武说他的寓所在安定门——那应该算离钟鼓楼最近的一座城门吧？我说鼓楼大街上有一家卖湘菜的马凯餐厅（“文革”前就有名了），我经常邀朋友去小酌，透过窗玻璃能看见鼓楼的穹门及红墙，惟一的遗憾是再也听不到那山鸣谷应般的钟鼓之声了。除了少数高龄老人。而今北京城里的大多数居民，都不曾亲耳聆听过那象征着昔日王朝的荣耀与华贵，最终又给中国漫长的封建时期划上句号的晨钟暮鼓。不知这究竟是一种幸运抑或不幸？
我忘不掉刘心武的《钟鼓楼》——堪称北京平民生活的当代画卷。对他们默默无闻的身世的关注，确实太少了。它只作为画外音而存在——人们更热衷于把视线投向高尚在上的紫禁城、风起云涌的天安门以及诸多曾经控制着时代走向的人物与事件，而获得对这座城市的宏观认识。
只有我，只有我偏颇地认为：对于这座古老城市所经受过的漫长历史，天安门自然是它尊贵的面孔，而钟鼓楼却是它朴素的心脏。怦然心动的钟鼓楼啊，日积月累地撞击着元明清三代北京城里帝王将相及平民百姓的集体记忆。直到民国初年之后，由于封建王朝的结束及钟表的普及，它才完成了庄严的使命，功成身退地沉默于被遗忘的角落。这北京城里光荣的更夫，不知确切是哪一个日期停止了心跳——但那肯定是一个既令人心痛又令人惊喜的日子：在它六百多年从不间断地提醒与呼唤之后，新的纪元开始了，从封建时期的阴影中挣扎而出的中国进入一个文明的新时代。伴随着皇权被推翻，钟楼哑了，鼓楼聋了，钟鼓楼就像一位聋哑的老人，以缄默封存住一个在人类听觉中逝去的北京。逝去的老北京。历史那暗哑的嗓门和被撞聋的耳鼓，锈迹斑驳，苔痕斑驳，证明着过多的苦难与荣耀浓缩成的沧桑之感……
《元一统志》曾记载它最初的生日：大都钟鼓楼始建于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时名“齐政楼”。鸣钟击鼓的功用在于报时。据金焘纯老人说：“鼓楼的神经中枢是一套测时准确的铜壶滴漏系统……壶前立一铙神，张臂执铙作欲击状。待至壶水一尽，双铙立时击响，不爽毫厘。其后，同时击响的二十四面更鼓总汇成惊天动地的巨大鼓声……据传鼓楼的漏壶原系宋代开封故物。四壶皆以精铜为之，外锈籀文，制作极为精巧。宋亡，运来大都。可惜的是，明朝以后，壶鼓皆已不知去向，在夜间改以燃香汁时，并另换了一面绝大的皮鼓。”玉壶冰心，水滴石穿。这不无诗意的描述，使我穿透岁月烟云，目睹并聆听到一门时间的艺术——关于人类怎样掌握时间、从蒙昧中获得时间醒悟的艺术。从第一滴水珠（那简直是幸福的泪水）划破夜空、流星般坠落的瞬间开始，时间不再是上帝保守的秘密，时间由神秘莫测的野生之物而成为玩弄于人类掌心的驯化之物。钟鼓楼在北京城平地而起，则把时间与权威联系在一起，使时间的艺术在形式上发挥极致——这毕竟是统一了华夏大地的时间概念，从中简直能辨别出王权的尊严与傲慢——它本身就构成纷繁复杂的国家机器上既有装饰意义、又不可或缺的零件。古老的时间的齿轮，辚辚运转，它的正面与背面分别是夜与昼、荣与辱、权力与服从、战争与和平，最终激扬起冲天的喧器与尘土，多少年之后才能在纸上归于平静。正如今夜，我在这座莫鼓晨钟已绝迹了的现代化都市里，在纸上描绘着曾经声名显赫的钟鼓楼——它在若干世纪的繁华与萧条烘托中近似于一座空中楼阁，孤零零地陈列于岁月的彼岸。
元大都的钟鼓楼已是一个幻梦。今日之鼓楼，乃是明成祖朱棣营建北京时在元代的废墟上仿照其原有法式重新修筑的，两者的建筑风格与规模大致相同——元代的鼓楼遗址也就被称为旧鼓楼。附近的一条街道以此命名。代表一种为了忘却的怀念？可以说在鼓楼获得新生的同时，天安门才诞生了。天安门作为新建皇宫（紫禁城）的大门，一举而成为王朝的面孔，它的表情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喜怒哀乐。钟鼓楼和天安门一样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站在景山顶上，当你向南眺望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你就恰好背对着钟鼓楼。你会觉得，翘角飞檐的钟鼓楼，恰好笼罩在不可一世的紫禁城的背影里。或者说，钟鼓楼本身就是紫禁城的背影，它已构成隶属于紫禁城并遥相响应的一部分。
自地安门北行，视野尽头就是鼓楼那颇具明朝建筑风格的巨大楼身，却望不见毗邻而居的钟楼。鼓楼恰好把位于其正北的钟楼挡住了——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北京城的建筑都是这样坐北朝南、层层推进的。向南的永远是正面。北面的都是背影，都是后院。鼓楼的那面绝大皮鼓极其有名，据说1900年入都的八国联军曾恶意用刺刀将皮鼓一角捅破——由于一种对古老东方文明的破坏欲？这是捅在中国心脏上的一道伤口，这是捅在近代史上的一道耻辱的伤口。但皮鼓是坚强的，音色未减，照样夜以继日鼓声不息——只有了解历史的人能从中倾听出一个民族强忍的疼痛与愤怒。至于钟楼的钟声，相比而言则稍显平白。北京城最有名的一口钟安置于西北郊的大钟寺内——名叫永乐大钟，有“钟王”之誉，一度是全世界最大的钟：通高6.75米，最大直径约3.67米，重约九万三千斤。夏明明曾撰文解说：“永乐大钟铸造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它产生的背景，是与明初的两件历史事件——‘靖难之役’和明成祖迁都北京——相联系的，因而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同时，它还反映了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思想。永乐大钟是佛钟（钟声内外铸满佛经铭文），又是朝钟，它把神权（佛教）和皇权（政权）糅合在一起。”此钟之声最远可传达四五十公里，可谓一鸣惊人，再鸣倾城。北京之钟哟。
炉火纯青的钟，众志成城的鼓，曾经控制着北京城里的日出日落。它不仅仅是时间的道具，更是时代的道具。暮鼓晨钟标志着一个离我们远去的时代——同样远去的还有众多不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哦，那远去的钟声，远去的鼓点——远去的古典！漏壶锈了，露水干了，鼓楼聋了，钟楼哑了，正如往事老了……惟有时间不曾中断，它像河流一样经历形形色色人类生存的场景，直至溅湿每一位过客的面孔。我站在钟鼓楼脚下，凭吊那完全渗透进沙土里的流水，愿我的眼泪是古老漏壶里最后一滴——水滴石穿、石破天惊。我站在听不见钟声与鼓声的地方，怀念着那时间的艺术，时间的音乐——那应该算人类最早的打击乐吧？它的产生和它的消失，都同自于同一种力量。我站在钟鼓楼的影子里，抬起手腕，给佩戴的机械表拧紧发条。没有一个路人能发现，我在用这个动作为钟鼓楼唱一首无声的挽歌，我在和历史核对时间！
《大前门》
20世纪70年代，我尚是葵花向太阳的天真孩童，家住南京长干桥一侧，对岸就是中华门城堡。爷爷奶奶皆有烟瘾，常吸一种叫大前门的廉价香烟（不带过滤嘴）。香烟盒上印着陌生的城楼画面。我很纳闷：它怎么长得一点也不像我天天能看见的中华门城堡呀——中华门是南京城的前门。后来听人讲解：这香烟盒上的大前门远在北京。
纸上的前门，使少不更事的我获得了对首都北京的最初印象。实在不好意思，我是通过香烟的商标认识你的——魂萦梦绕的大前门啊！
读小学后，发下的新课本第一页，是天安门的图画。在那个时代，画天安门，常常要画一轮正从城楼上升起的太阳，辐射出无数道金光。于是在我想象中，天安门会闪光，仿佛宝石雕琢而成。
恐怕有很多外地的男女老少，都跟我一样，把天安门或前门视为北京的象征。一纸之隔，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梦游了无数遍的地方。
至今我仍觉得，天安门与前门，其实具有不同的涵义。天安门富于政治色彩，是贵族化的——在古代惟有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从中出入。而前门则是平民化的，更通俗一些，甚至可以屈尊出现在商品广告中。类似于大前门的还有哈德门（即崇文门），亦衍生出了一种香烟品牌。
正阳门（在元代叫丽正门）是京城九门之首，属于正南大门。前门是老百姓给它起的外号，约定俗成，越叫越顺口了。而其原名，则逐渐被人淡忘。喊一声大前门，绝对相当于昵称，很亲热的，就像喊大山、大河、大树、大路似的。大前门哟，九座城门中的大哥哥。古老的北京翘起的大拇指。
“刘伯温修造北京城，前门楼子高大是第一名。”“北京城方又圆，四十里走不完，就属前门高又好，前门楼子九丈九。”为赞美这个大宝贝，当地人编造出一系列的顺口溜。此风不绝。直到当代，又产生了叫做《前门大碗茶》的抒情民歌：“高高的前门楼，那是我的家……”看来要品尝老北京特色的大碗茶，最好往前门去。
天安门前不会允许摆茶摊的。天安门主要举办重大的庆典，譬如1949年的开国大典，以及国庆节的阅兵式或联欢活动。总之是很严肃很庄重的。
前门却没有那么多禁忌。前门不仅卖大碗茶，还卖全聚德烤鸭、都一处烧麦乃至六必居酱菜。热闹非凡、民风淳朴的前门大街，云集着众多的老字号。前门楼简直是个聚宝盆。
“元时既开通惠河，运河粮船直至积水潭。”（《宸垣识略》）沾了积水潭这个大码头的光，钟鼓楼一带是元大都的繁华集市。可自明朝改筑京城之后，风水就变了：大运河终点码头南移至崇文门外大通桥，积水潭日渐萧条，前门则取而代之，成为新兴的商业中心。不管是明清、民国，还是当代，生意人都看重这块宝地。“前门大街一带名老店铺众多，吃、穿、住都有，人们都喜欢到这里来购买物品，品尝佳肴或游玩。”（王永斌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前门是属于老百姓的，是平民主义的乐园。《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戏园，当年内城禁止，惟正阳门外最盛。”可见清代中晚期，票友们只有到前门一带，才能自由自在地看京剧。戏楼林立，无疑也为此地经济锦上添花，吸引来更多的消费者。热乎乎的前门，香喷喷的前门，甜蜜蜜的前门，笑眯眯的前门。
20世纪初美国驻华公使保罗·芮恩施，对前门情有独钟：“内城中央的城门（前门）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样子。穿过这座城门或站在城门下面时，人们就会产生一种难忘的印象，感到这个独一无二的首都所特有的了不起的威严高贵。”我将此视为一位金发碧眼的西洋人对一座古色古香的中式建筑所投出的飞吻。
香烟盒上的前门，不仅感动过我，还感动过诗人西川：“我骑在我的战马上，也就是我那破旧的二八凤凰牌自行车上，每过正阳门，我的目光便会在那高大灰暗的建筑上停留片刻。那是画册中的前门、歌曲中的前门、烟卷包装纸上的前门。”老牌的大前门香烟，不知当初是由哪家卷烟厂生产的？如今市面上再也见不到了。可它那古朴的画面一定烙印在许多人的记忆里。
大前门，相当于北京的一张正面标准像。只不过它还戴着一顶高帽子：巍峨的城楼——是君主的皇冠？武士的头盔？诗人的鸭舌帽？抑或知识经济时代的博士帽？
成年后我移居北京，迫不及待地去拜访前门。一抬头，看见一大群漆黑的鸟像被谁安排好的，布满城楼上空。我以为是乌鸦——仔细辨别，不像。也不是蝙蝠。形状较像雨燕，估计至少是燕子的一个品种吧。它们围绕着残缺褪色的雕栏玉柱飞高飞低，叫个不停，仿佛乐不可支——它们心中装着怎样的喜事呢？据说前门楼上空，清朝就已经有这种鸟装点着黄昏，和暮鼓晨钟一起，构成典型的人间城郭景象。我头顶的这群鸟，已经历过多少代传承？本身就是一个秘不可宣的故事。这个故事只能由岁月来讲述。
一群小天使般的门神、一群守门的精灵，顿时填补了我记忆中的一小块空白。前门不死，前门充满了活力。对于我个人而言，前门不仅仅停留在纸上，它终于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实体。在此之前，它一直在我的想象中以影子的形式存在。我曾经暗自祈祷：前门啊前门，请站在原地等我！
或许我的前生，就是前门上空的一只鸟？或许此刻的我，就是一个影子？抑或，是姗姗来迟的另一个人？我究竟是在替谁圆梦呢？
浏览一张晚清或民国时期的老照片：一支运煤或粮食的驼队，从前门的城楼下走过。那时候的北京城，骆驼比小轿车的数量要多（连老舍笔下的一个人物都绰号“骆驼祥子”）。由城楼、箭楼、瓮城三位一体组成的大前门，其瓮城于1915年拆除，只剩下彼此脱离的城楼与箭门——如同两只悬浮的驼峰。往事皆已化作虚无的驼铃。后人只能根据史料的记载，来揣测海市蜃楼般消失的瓮城的威仪：“在城楼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堵似半月形的城墙和箭楼相连，那就是瓮城。瓮城里是个东西宽108米，南北深85米的小广场。箭楼和瓮城是前门正门的重要屏障，是保卫内城的重要堡垒。守城的士兵在箭楼上通过各个射孔，向下放射弩箭；在瓮城的城楼和女儿墙处，向攻城者放箭和投掷灰瓶滚木……”（引自王永斌著《话说前门》）。瓮城内原先尚有关帝庙与观世音菩萨庙，也相继被夷为平地。“来往人皆动拜瞻，香逢朔望倍多添。京中几万关夫子，难道前门许问签？”《都门杂咏》里所描绘的烧香拜神的热烈场景，已成灰飞烟灭之梦境。
前门箭楼下的护城河上，原本有一座古拱桥的，叫正阳桥。类似于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如今，不仅桥已无影无踪，护城河也被填平了。同样佚失的，还有桥头一侧木质结构、油漆彩绘的五牌楼。
所谓的大前门，其实是一组环佩相连的建筑群。而今，我们所能目睹的城楼与箭楼，不过是缺乏呼应的残肢。
沉默的前门，数百年间不知迎送了多少繁华与耻辱。李闯王率领起义者冲进去了。八旗子弟冲进去了。八国联军冲进去了（而且在天坛架炮，轰塌前门的箭楼与城楼）。侵华日军冲进去了……这道大门槛上来往过各色人等。1949年2月3日，叶剑英、聂荣臻、林彪、罗荣桓等当代名将登上前门箭楼，指挥并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
前门啊前门，什么都记住了，又什么都不说。它驻守在现实中，同时又投映在史书里——纸上的前门，影子一样的前门，亦真亦幻的前门，宠辱不惊的前门。
属于你，也属于我的前门。属于北京，更属于全中国的大前门哟！
《天坛与地坛》
天坛是中国忧郁而漫长的农业文明的缩影，也是人类对气候与丰收的关系深信不疑，并且永远采取祈祷的姿态的见证。“天、地、人”的三重结构，完善了东方民族对冥冥之中的命运框架的猜测——而“天”则是权威中的权威，占据着神的位置，既作为大自然的主宰者，又担任着人类生存境况的最后仲裁。对“天”的信任，是无条件的，也是别无选择的。天坛的建筑风格以及洋溢于其中的肃穆的气氛，给我们的印象简直是庙宇中的庙宇，那里面的空旷实则供奉着一尊无形的神，一尊自然之神或称众神之神。它的威信并未通过任何确切可感的具象来体现（已远远超出人类的想象力之外），但无所不在。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尊严，也是这个世界上权力的顶点。
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朝廷为了表示重视农业生产，建天坛于正阳门外——作为帝王祭天祈谷的场所。直至嘉靖年间，因蒙古部落多次越过长城奔丧京师，影响了皇帝出城祭坛，而特意在南郊增筑外城，将天坛圈入安全区，可见天坛的重要——天坛祭礼必须皇帝躲亲所行，至于日坛、月坛、地坛、先农坛等可令大臣代祭。祭天，是中国古代最庄严的仪式，代表整个民族在虔诚祈祷，祈祷风调雨顺，祈祷国泰民安。
天坛占地约276万平方米，却是离神靠得最近的一块净土，是神的庄园。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恐怕只有天坛的尊贵，堪与金碧辉煌的皇宫（紫禁城）相抗衡——这分别是对神与人的地位给予最高级敬重的两组建筑。而后者努力成为前者的化身；君权神授，人权隐含有天意。
“天”作为宇宙的君王、时空的主宰，借日月星辰、风雷云雨而显形——这是一张表情丰富的面孔，更令人敬畏的是它变化多端的心情。它对人类生活产生最直接的影响是农业——阳光与雨水是植物的灵魂。而农业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民族生存条件的基础，也是其精神状况的命脉。于是中国人把握天意的规律，发明了农历：一年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可以说这是最早破译时间奥秘的民族之一。既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勇气。
天坛作为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使我对先民们的努力充满敬意，这是一种为了保护劳动而进行的劳动，这是以建筑形式对时间的探索与表现。经历漫长的膜拜天地的历史之后，人类终于赢来了“战天斗地”的心理解放时代，蓦然回首同样发现：即使在既往的蒙昧岁月里，人的精神也是不朽的。以祈谷坛的祈年殿为例——它本身就是一幢时间的建筑，使时间具象化了。根据古人有关“天圆地方”、“天有九重”的原始认识，它被设计为圆形，建筑高度为九丈九。殿堂中央的四根大圆柱子代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各司其职。殿内中层的十二根柱子表示一年共有十二个月，外层的十二根柱子表示每天的十二个时辰。殿顶建筑周长三十丈，象征一个月有三十天。将殿内中层与外层两排柱子相加，数目是二十四，代表一年春夏秋冬的二十四节气……祈年殿是一座象征性的建筑，更是一门象征的艺术。这是一块时间的纪念碑、建筑史上的纪念碑：它使数学与时间、建筑与时间获得了艺术化的对应。这里面包含有先民们对时间的理解与诗意的表达——堪称神话般的想象力。
祈年殿前的回音壁，想必听够了先民们对命运重复的呼唤，这一代又一代虔诚的嗓音，此起彼落，山鸣谷应——仿佛时刻期盼着丰收能从天而降，幸福能破壁而出。这自远古传递过来的声音，珍藏在墙壁的记忆里——今天又回响在我的耳畔。这“天、地、人”之间的传声筒，这往事与现实之间的回音壁，在我感觉中像一只巨大的耳朵，持之以恒地收集着人类善良的愿望——连一声叹息也不会溃漏。这是天空的耳朵，时间的耳朵，人类古老想象中神的耳朵。也许并不存在那一个倾听者——有独立意志与无穷法力的倾听者。但回音壁作证：呼唤者从来就不曾中断过。或许祈祷本身，曾构成人类多灾多难的生涯中惟一有效的安慰，以及精神上最大的收获。祈祷的声音持续着、回荡着，说明人类从来就不曾丧失希望，即使在无知的黑暗中，仍然一往情深地呼唤着希望的曙光。这祈祷本身就是一种光明，穿透胸膛，穿过墙壁，穿透黑暗，穿透时间——像强大的力量穿透纸张。徘徊在天坛（今天的公园）那著名的回音壁前，我简直觉得跟历史只有一墙之隔，甚至一纸之隔……哦，这是天堂的隔壁，这是历史的邻居。
如果说天坛是父性的话，地坛则是母性的。地坛表达了人类对母爱最高形式的回报——而这种特殊的爱是由大地给予的，无微不至。天父、地母，人子——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的产物，人类的童年就把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模拟为家庭的结构。这种对天地万物的诗意想象伴随着它整个成长的历史。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对脚下的土地保持着婴儿般的依恋——这是从巨人安泰身上遗传的精神：大地是人类力量的源泉。恐怕正是基于这种感情，中国古代的人民在他们的都城里构筑了神圣的地坛，以最默契的方式跟大地进行年复一年的交流与对话。祭祀大地，是人类向诸神致敬的所有礼仪中最朴素、最有亲情色彩的一种了——它更多的是出于感激，而不是出于敬畏。或者说，大地是人类想象中最拟人化的一位神了。我们的粮食、建筑、爱情、生死乃至肉体，都与大地唇齿相依——这是一位与人类同甘共苦、永远处于哺乳期的女神。
地坛，翻译成白话，应该叫大地的祭坛。最初是明朝的皇帝为祭礼地神所建，位于北京城安定门外，与城东的日坛、城西的月坛、城南的天坛与先农坛遥相呼应、共成方圆。大地是人类的温床，对大地的祭典——即使再隆重，也会显得菲薄。我们供奉在大地祭坛上的礼物，实际上都是大地施舍的——大地默默地做出了更大的牺牲。这甚至称不上回报，而只能说是一种感恩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物质还是精神，大地是富有的，人类是清贫的。江山社稷，都是大地对人类的无私奉献——而人类精心堆砌了一座感激的祭坛，以象征它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形式并不重要，这是一次最彻底的心祭。土有五色，心却只有本色。但这种本色的爱会使祭坛里的五色土呈现人性与神性叠加的光辉。人类在赞美大地的同时也等于赞美了自己在大地上的劳动。地坛里很安静，仿佛能听见人类汗水坠落的声音——这是从刀耕火种的年代传来的。
皇帝被推翻之后，地坛也辟作公园了，平民百姓皆可自由参观。大地之门是不上锁的。我估计布衣草履的拜访者，才是最虔诚的拜访者——大地能辨别出它纷至沓来的客人们的心情。即使在无神论者心中，大地的养育也是一阕充满人情味的神话。虽然我是一个现代派的诗人，每次走进地坛，都无法自控地浮现出一脸农民式的表情，以及某种被疏忘的感激。我首先联想到在唐朝时就传诵的一首农民之歌、劳动之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是人类对土地的献辞。我从土地的形象中看见了人的影子。
我来北京之前，对地坛似乎就很熟悉了。因为读过轮椅上的作家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发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多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实际上大地的祭坛等待过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有的来了，有的没来。地坛老而又老了。我不止一次地拜访过这座都市里的废园，每次都会回忆起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不知道旧时代有多少文人墨客为地坛题过诗词，可我偏偏只记住了今人的一篇文字。或许因为它揭示了一个平民化的地坛——一位平民和一座神坛的关系？“我”与地坛，我与地坛——这个题目每每也会唤起我强烈的创作冲动。可我移居北京近十年了——如愿以偿地成为地坛的邻居，却无力写一篇属于自己的《我与地坛》，颇有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觉。是离地坛太远了，还是太近了？直至今天，才穿透时空发现地坛隐含的母性；到时候了，我的感情已像植物一样成熟了，可以给地坛写一首诗了，可以给大地写一首诗了……
《国子监》
路过这个叫国子监的地方，便会联想到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如果说孔夫子是个教师爷，他推行的仅仅是私塾教育，那么国子监算得上是最古老的大学了——而且是皇家学院。国子监的领导不叫校长，而叫祭酒（这名称确实体现了儒家的传统），别小瞧祭酒，他也执掌着四品官印——享受着司局级待遇吧？至于学生，则叫监生。他们进国子监干什么？还不是为了考状元嘛。这是一项旱涝保丰收的教育——他们可比那些民间的酸秀才强多了，毕业后大都能分配到外省担任县级干部，虽然只是七品芝麻官，但前途无量；运气好的还能留在中央直属机关从事文秘工作。所以能进国子监的都是幸运儿，踏上了一条金光大道。所谓的“国子”，不就等于是皇帝的干儿子吗？
北京的国子监，是元代首创的。明清两朝又将其发扬光大了。元代的遗址，已无任何建筑物可寻了，只留下一棵古柏、一棵老槐——据传是当时的首任校长许衡亲手种植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现存的彝伦堂、大成殿以及林立的石碑，基本上都是明清留下来的文物。尤其作为校园中心建筑的辟雍殿，建成时系由乾隆皇帝亲自给剪的彩，皇帝还坐上讲坛，主持了“开学典礼”，并即兴演讲，无非是要求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之类。这无异于聘请皇帝本人担任客座教授或名誉校长了。皇帝够给国子监面子的。辟雍殿相当于大礼堂，彝伦堂则是校长办公室，另有“四厅六堂”，作教师的科室、学生的课堂。不知图书馆在哪一间房子里。我在国子监的古旧建筑间漫步，逐一猜测它们的用途。国子监，可比剑桥、哈佛古老多了。
国子监是培养大学生的，贡院则是高考（或考研究生）的考场。明清两代，朝廷一般每隔3年举办一次会考，地点选在京师。明洪武四年（1371年）是首届，在南京夫子庙附近的贡院举行。永乐九年3月，将全国科举会考地点移至北京。明朝时南京也有国子监，北京的这一座是后成立的，相当于它的分校吧。直至清光绪三十年止，500多年里两朝共举行进士考试201科，取中进士51624人。国子监内最吸引人的就是那快饱受风雨摧残的进士题名碑了，镌刻着所有进士的姓名。人都已不在了，只留下一个个空洞的名字——但当时那种“金榜题名”的狂喜，仍然是可想而知的。
进国子监，就等于进名牌大学了；鲤鱼跳龙门，需要纵身一跃。但听汪曾祺老人说过，国子监后来也有不权威的时候：“清朝每年国子监收入的监照银约有14万两，即每年不经过入学和考试只花钱向国家买证书而取得大学毕业资格——监生的人就有八十二三万。原来这是一种比乌鸦还要多的东西！”这等于说，国子监也在卖文凭。谁花钱谁就能成为监生——哪怕他连国子监的校门（集贤门）都未亲眼见过。这比当今的函授啊夜大啊还不如。但由此可见：文凭在那时候就很吃香了。
国子监，今已改作首都图书馆的馆址——倒也一脉相承，都是为了安慰读书人的灵魂的。书香依旧。读书才能成材，这在古今是一样的道理。但国子监里出来的人，虽然是科班出身，真正留名青史的也屈指可数。至少我所感兴趣的明清文豪，似乎没有谁是国子监毕业的。国子监：一所像培养士兵一样来陪养文人的学校——培养出的也尽是些御用文人。让他们草拟点机关文件、首长发言稿、工作报告还行，却绝对写不出好诗来的——即使能写，也脱不下宫廷诗人的紧身衣。所以国子监不知是幸运的呢，还是不幸的？500多年的教育，还不如孔夫子在私塾里讲的几堂课生动、精彩且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