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农业生产思想
农战思想在唐朝有了进一步发展。为了发展农业，保障军粮供给，唐王朝一建立，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新律令，恢复了隋末战争破坏了的均田制，以轻税代替租庸调，史称：“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之制，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丁男，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
唐太宗登基之后，为了减少国家财政对军费的开支，把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唐时的均田特点；一是分配土地的对象是以丁男为主；二是授田规模大，官吏、兵卒均可受田。更为重要的是，唐均田制对府兵官兵实行特别优待，在隋朝“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减地”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诸因王事没落外藩不还，有亲属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还之日，随便先给。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孙虽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战伤及笃疾废疾者，亦不追减，听终其身也”。这一规定，对稳定府兵兵源，扩大军粮保障地域和渠道，有很大作用。
广大农民享受到了分田的权利，怛要承担服役当兵的义务，同时还要承担服役期间部分军资的责任，每一府兵必须“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毡帽、毡装、行腾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人而出给之”。凹这种兵制下的供军方式，给国家财政节省了大量的军费。国家对府兵的军费支出主要有以下二项：一是宿卫京师的“月赐”；二是府兵征行在镇及番还，国家计日给粮费用。在唐前期，军费在财政收入中，大约在30%左右，这样的军费规模，应该说是比较小的。白居易客观评价了李世民改革兵制，节俭军费的这一做法，说：“太宗既定天下，以为兵不可去，农不可废。于是当要冲以开府，因隙地为营地，府有常官，田有常业，平时而讲武，岁以劝农，分上下之番，递劳逸之序。故有虞则为战卒，无事则散为农夫，不待征战而封域有备矣，不劳馈饷而军食自给矣”。
武则天执政期间，对军事屯田十分重视。为解决军粮消费带来的巨大压力，她下令扩大屯田、营田范围。要求：“王师外镇，必籍边境营田”。他还注意通过军队屯田典型，来促进屯田、营田的发展。如娄师德在灵武一带屯田收获甚多。武则天表彰他说：“自卿受委北陲，总司军任，往还灵、夏、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采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甘州剌史李汉通的屯田也取得成效，史载：“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禾念，及至一匹绢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也受到朝廷的奖励。武则天还非常重视对屯田、营田的组织和领导。唐初，军州边镇屯田，多由当地军事官员直接管理。唐高宗后期，武则天进一步加强对屯田的管理，出现了“知营田”、“检校营田”、“营田大使”等专理屯垦事务的官员。
曾经出任唐朝兵部侍郎的陆贽十分关心国防建设，认为边防是国之大事，而“理兵足食”则是边防建设的根本。他特别强调粮食生产对于军队建设尤为重要，在这方面有很多精彩的论述。他指出：“兵之所屯，食为最急”。“窃以备边御戎，国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备御之大经。兵不理则无可用之师，食不足则无可固之地。”他总结了以往的历史经验，指出：“屯师而不务衣食者，未尝有焉”。陆贽推崇“文武并兴，农战兼务”的治国方略。他总结了历史上富国强兵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在给皇帝拟草的一篇策问中说：“未尝不文武并兴，农战兼务。固能居则足食，动则足兵。兵足则威，食足则固……秦汉以降……戍者不知其稼穑，力本者罕习于干戈。于是异文武之人，行农战之道。阡陌守者乏食，征则鲜兵”。他认为，只有农战兼备，才能节约国家财政开支，保障边军粮食供给。他说：“千里馈粮，涉履艰难，运米一斛，达于边军，远或费钱五六千，近则犹过其半”，运粮者既冒雪霜严寒冻裂手足的痛苦，又有随时遭受豺狼袭扰和强盗剽掠的担心，“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倾财用而竭物力，犹苦日给之不充”，更顾不上考虑储备边粮了。陆贽不仅了解运粮艰辛，而且也十分了解守边士卒生活的艰苦，他说：“今者穷边之地，长镇之兵……然衣粮所给，唯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绥之色。而关中戍卒，岁月践更……然衣粮所颁，厚逾数等，茶药之馈，益以蔬酱之资，丰约相形，悬绝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边军，将校诡为媚词，因请遥隶神策，不离旧所，唯改虚名，其于廪赐之饶，遂有三倍之益。”
陆贽不仅重视军事屯田，而且提出了许多发展军屯的具体方法。他提出募卒屯田，积谷安边建议：停止各道将士轮番代替秋防的制度，把军队按原数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委命本道招募愿往边城的少壮者迁往边城；一部分委命关内、河东各州军招募愿参加边军的少数民族和汉人子弟，由本道供给衣粮；一部分也由本道仅出衣粮，加给应募之人，以资助他迁移新居的家业，再命令度支分散在各道议价购买耕牛，召雇手工工匠，在各军城修造军械农具。
陆贽主张的募卒屯田，积谷安边主张是以前实行的军屯制度的继续。但它不是简单的让边防将士寓兵于农，而主要在于募民赴边屯田。凡招募之人，由国家提供衣食农具，“每家给耕牛一头，又给田农水火之器，皆令亢备”。“初至之岁，与家口二人粮，并赐种子”。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优厚政策，即“劝其播植，待经一稔，俾自给家。若有余粮，官为收籴，各酬倍价，务奖营田”。在陆贽看来，只要实行募卒耕农合一，国家与军队皆“储蓄自广，无征役践更之扰，而守备益严”。
唐朝的著名学者李荃，也十分推崇先秦时期法家的农战思想。他总结了历史经验，认为管仲、商鞅之所以使齐国、秦国富强，主要在于他们积极推行农战，发展农业，制定了“以食为先”的富国良策。而汉代名将赵充国征讨西夷，取得重大战绩，杜茂镇守北部边境能持久抗敌，关键也在于他们实行了“屯田积粟”政策。所以他认为，唐朝要做到富国强兵，也必须推行古而有之、行之有效的农战政策。他指出：“按民务农则粟富，粟富则国强”。“人主持农戈而尊”，能使“士卒出无余力，入有余粮”。耕战兼顾给国家与军队带来的好处是“兴兵而胜敌，按兵而国富”。
由于唐王朝当局最高层人士的重视，军事屯田在隋王朝衰败之后，在唐王朝得以再次兴起。
唐代军队的军粮需求
在中国古代，国家之难莫过于养兵。同样，养兵费也是唐朝国家财政支出的一个大项目。史载：“计天下财耗之大者唯二事焉，是多者兵资，次多直官俸。”而这里所指的兵资，又主要是指养兵费。在养兵费中，“军食一也，军衣二也，内外官月俸及诸色资课三也。”因而军粮的供给量很大。
唐朝财政的军粮压力，有一个从小到大、从少到多的过程。唐前期实行府兵制，府兵享受“课见不输”的经济待遇，亦即免租调。其代价为服兵役与自备衣粮和部分装备。口粮自备“麦饭九斗，米二斗”，稍少于后来士兵的“月赐”。府兵戎具资粮自备，国家财政军粮负担并不太重。
开元中叶以后，府兵制急剧崩溃。开元十一年，召募“长从宿卫十二万人，资粮全由官给”。天宝时期，唐有边军49万，其它兵卒8.5万，共计57.5万。唐制，一个兵卒一年的消费标准是绢布12匹、粟12石；马料1匹日给粟5升，年耗18石。据此推算，天宝年间，49万边兵和8万匹马，总需衣资588万匹绢布，耗粮734万石粟。其它8.5万兵卒按边兵标准折来估算，也需绢布51万匹、粟51万石。因此，天宝年间，每年军粮为785万石，军资绢布为639万匹。唐国家财政每年粮食收入约2500万石，而军粮预算为785万石，军粮所需为国家粮食收入的31.4%。军粮增加，使养兵费在国家财政收支中的比重逐渐增大。史载：“开元初，每岁边费用钱二百万贯，开元末已至一千万贯，天宝末，更加四五百万矣”。
唐朝后期，军队主要由边军、防秋兵、神策军等构成，唐政府对不同军种，在生活标准上给予不同的待遇。边军经济上的待遇，由月粮、衣赐及杂赏三项构成。这三项数额固定，被称“常额衣资”。边军军粮“但任有司，随月供应”，故称之为月粮。月粮为人给粟1石，年食粟12石。
防秋兵是安史之乱后，为遏止吐蕃东侵而驻防京西京北的军队，普遍存在于唐朝后期。防秋兵粮食标准为月粮及程粮年14.86石，超过边军月粮的标准。防秋兵是各道派遣的行营兵，至京西北戍防享受“食出界粮”待遇，即“每出境者，加给酒肉，本道之粮，又留给妻子，凡出境一人，兼三人之粮”。就是说，防秋兵一人“兼三人之粮”，除自己需用外，其余部分按规定留给家人使用。
神策军即禁军，其待遇厚于其他各军。史载，神策兵整个廪赐待遇是边兵的三倍，粮赐年粟36石，春冬衣赐21匹。当然，应该看到，从基本标准来看，神策兵的食粮仍12石，月粮1石，超过边兵3倍的待遇是在其他方面的补充。如在所有军队的赏赐中，皇帝对神策军最优，除日常优厚供养之外，众多额外赏赐已成惯例。史载，唐代后期，中央军粮需求高速增长。贞元二年，“征关东率布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岁食粟二百万斛。令粟斗直百五十，为钱三百六十万缗。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就使有钱，亦无可粟”。是说国家为保障17万戍卫京西士卒的粮食，就耗费国家财政360万缗。当时全国军队近100万，按此标准计算，一年粮食供应要耗资2000多万缗。
士兵除月粮、衣赐等赏赐之外，官府还以家属随军、伤亡优恤来吸引兵士。府兵制时，军人家口一律留居原籍。推行募兵制后，家口可随营居住。大历十二年，代宗下诏给召募健儿的家口发放口粮，对伤亡兵士以优恤。德宗时允诺给老病不宜当兵者继续发放全部口粮；死亡之后，家属可再领口粮10年。此后，标准逐渐降低。主要内容有：将士伤亡，子弟可代替父兄从军；如无子弟从军，其家属可续领死者3至5年的衣粮；受伤者终身不停衣粮。
各个不同时期的军粮需求，不仅对国家财政带来不同压力，而且对军事生产也带来影响。
唐朝的屯田及其供军作用
唐朝役使兵士或召募农民，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给予口粮、种子、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大规模地垦屯官田，唐人称之为屯田或营田。在屯田、营田活动中，就管理体制看，既有官府管理，又有军队自管。由官府组织的屯田，营田归司农寺统辖，所获产物作为国家财政预算外收入。在边镇地区，屯田和营田基本上由边镇军州自行组织耕垦，所获作物就地存贮供军，是国家供军的一种补充。
唐屯田、营田的规模及其在财政上的意义，前后有所不同。唐初，边境尚未普遍设置大的军镇，故屯田、营田仅限于个别地区。德宗、太宗时期，主要局限于西北一隅，范围不大。自高宗后期起至开元末年，唐先后在边境地区设置四十个军镇，军队人数增加，给国家财政压力增大，在边镇屯田渐成为唐政权势在必行的财政措施。武则天要求：“王师外镇，必籍边境营田”。于是，屯垦遂在西北和北方边境大规模开展，灵武一带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采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甘州剌史李汉通的屯田也取得成效，史载：“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及至一匹绢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军队屯田逐渐发展成为国家屯田、营田的主体。史载：唐朝的军州管屯有992个，“大者五十倾，小者二十倾。凡当屯之中，地有良薄，岁有丰俭，各定为三等。凡屯皆有屯官、屯副”。如果每田产量为1石，全国军州屯田的总产量可达400多万石，可支全部边军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军粮。可见，唐朝军事性屯田、营田的供给量是十分惊人的。
唐初，军州边镇屯田，多由当地军事官员直接管理。唐高宗后期，进一步加强对屯田的管理，出现了“知营田”、“检校营田”、“营田大使”等专理屯垦事务的官员。玄宗时，统一以“营田使”专管屯田。以后，各道节度使逐渐兼任支度使，掌据了国家预算内供军钱粮的支配使用权，进一步加强对屯田的控制。大多节度使亲自兼管屯田、营田，从而又掌握了国家预算外供军收支的经营管理权，遂集军权财权于一己之身。节度使管辖数州，“据险要，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诸节度使雄据一方，给唐中央政权造成极大威胁。
屯田、营田不仅增加了军粮的有效供给，而且降低了军粮运输成本，减少了军费开支，减轻了国家财政负荷。这方面，史籍有许多记述。史载：振武屯田“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宁屯田“省度支钱数百万缗”。朔方、西河、上郡三地“激河浚渠为田而省内郡费岁一亿计”。可见，营田屯田已成为唐王朝军费筹措的重要手段。
唐朝的军事牧业生产
唐朝军队作战的对象主要是西北边境的匈奴，骑兵就成为最主要的军种。还在唐统一战争时，每次重大战役的关键时刻，李世民均以骑兵克敌制胜。由于战争的需要，唐统治者十分重视为军事需要服务的马政建设。
唐朝初年，朝廷即着手建立了马政机构，在太仆寺下置监牧，主管从突厥、隋朝军队获得的五千匹军马。监牧下有牧监、副监；监有丞、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马、群头，有正有副。按群放牧，每群一百二十匹马。监牧按规模分为三等：有马五千匹为上监；三千匹为中监；余为下监。监分左、右，按地名命名。仪凤年间，监牧增署牧监使，后又有群牧都使、闲厩使，使均置副使、判官。又立十五个南使，十六个西使、七个北使，九个东使，分别统管泾川等诸坊，其后又增置八监于盐州，三监于凤州。官宰牧场的马，主要供给军队。朝廷规定，凡征战所需的牧马，先取强健者；不足则取决之。马的毛色、年岁、肤弟印记以及所属机构都要祥细造册，送报尚书省。由于苦心经营，仅陇右牧马基地的马匹由五千匹增至七十万余匹。军马数量的增加，促进唐骑兵的大发展。
唐高宗麟德年间，进一步扩大牧马基地，在关内的岐州，幽州、泾州、宁州之间方圆约一千里的地带建立了牧马八坊，下辖四十八监。并招募士兵就地屯田耕种以供人畜食用。屯田与马牧的有机结合，使马匹积聚繁衍甚多，难以容牧。于是朝廷再次扩大饲养地域，在河西地区增设八牧监。后又在陕北、山西等地建立牧马基地。高宗永隆年间，由于流行疾病等原因，全国马匹多有死亡，仅夏州（今陕西境内）牧坊就亡近十九万匹。马匹大量死亡，对唐军事建设造成严重的危机。鉴此，唐朝采取许多补救措施：一是下令要求全国群牧饲养强壮的上等马匹，及时由御史大夫亲自巡察各牧坊，督使各牧马基地加强管理；二是采取封官赏赐的办法，从边塞各州以官换马，规定凡能给朝廷贡献马三十匹，皆封为“游击将军”；三是动用国库金银从突厥等地购置大批良种马匹，设监牧养。上述措施，缓解了军队对马匹的需求矛盾。
玄宗即位后，对马政进行了整顿，牧马业开始复兴，马匹逐渐增多，到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马匹由开元初的二十四万匹发展到四十三万匹，而且因马种好，马的质量普遍提高。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在官方鼓励之下，民间也兴起了“养马热”，从普通农牧民至王侯、将吏都喜爱养马。而且民间私牧的马是官府厩养数的数倍。天宝年间，唐马政达到了秦汉以来的最盛时期。天宝十三载，仅陇右牧坊的马就有三十二万余匹。
唐代牧场每年秋天登记马籍，区别出良马、驽马，然后分别送殿中省尚乘局、各级官府及军队使用。遇有战事，还征发强壮马匹或次马。大量牧马源源不断供应军队，不仅壮大了骑兵队伍，更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史载，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全国沿边节度使有军队49万，共有马匹8万余匹，每个节度使各军都有马匹。开元年间封建国家军事力量的强盛，与当时马政发展很有关系。安史之乱中，安禄山利用其任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的便利条件，私选甲马，故其兵强马壮，势不可挡。
由于安史之乱，吐蕃乘虚攻占陇右，监牧马皆被掠夺，监牧使与七马坊均废。残存的草场被分给贫民、军吏及寺观等，马政从此一蹶不振。代宗以后，为解决战马匮乏，用征士庶私马和买马充实内厩，以及重新置监牧马等方法弥补，但效果一般。唐文宗之后，马政更加废弛，直至唐亡。
唐朝的军事手工业生产
唐朝军事手工业的基础产业——矿冶业较隋王朝有很大发展。为了发展兵器生产，唐提倡民众开矿，因而冶铸技术相当发达。史称：“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饶、衢、信六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汾州矾山七”。除上述六州外，其余州县还有许多冶矿业，仅山东的兖州，就有十三处铁冶，十八处铜冶，铜铁产量都很高。冶铸业的发展，为兵器制造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唐朝的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中兵器、舰船制造技术提高更为迅速。唐朝对兵器的生产和贮存极为重视。建国伊始，就建立和完善了兵器生产管理机构。武德六年置军器监，掌管甲弩的生产和修缮。置监丞各一人，下设弩坊和甲坊二署。弩坊署置令、丞各一人，掌出纳矛槊、弓矢、排弩、刃镞、杂作及工匠。甲坊署置令、丞各一人，掌出纳甲胄、浸绳、筋角、杂作及工匠。军器监所造甲弩，按时纳入卫尉寺的武库署，登记造簿。少府监的诸冶监管兵器和农器的铸造，以供士卒及屯田等用。卫尉寺的武器署掌外用戎器，祭祀巡行纳于武库。贞元四年二月，武库废，其军事器械隶军器使。
唐朝兵器生产规模庞大，地方也设置很多手工业作坊，主要生产兵器及其它军事装备。一些地方还建有武器库，负责兵器储藏。除了固定的兵器生产作坊外，军队行军打仗时，因一些体积大的器械，长途运输不便，官府临时征发工匠随军出发，在战场上就地制造，及时供应军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