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军品生产政策
春秋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称霸战争时期，也是一个风雷震荡的大变革时期。在这一社会大动荡、大发展、大变革时期中，各国君主、政治家、思想家都在探索治国治军之法。尤其是如何发展生产，提高军品的生产、供给、保障能力成为各国所关注的焦点，史载：吴王阖闾曾问伍员：“安君治民，其术奈何？”。伍员回答说：“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所以，在一系列大变革中，围绕增加军品产问题，各国制定并实行了新的政策。
1.军制与田制相统一的政策
军制与田制相统一是春秋时期促进军事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政策。在先秦时期，军赋是国家主要的财政资源，也是国家机器生存、运转和解决军事性消费的主要经济来源。《汉书·食货志》称：赋“供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说明军赋是用来满足国家军事费用开支的。在春秋之前，“赋”的制度相当复杂，赋有时只是指兵役，而非征收军需品。它不仅反映兵役征发和军需征调紧密联系、融为一体，而且有时还反映在不同时期征赋对象有所不同。但是在春秋时期，由于井田制崩溃，军赋已在兵役之外，并由征收军马兵车等军需晶而逐渐演化为征收军品（粮食、军马、兵器）的专称。
春秋时期的军赋，在不同时期的征发也有所不同。春秋初期，战争规模较小，军事消费规模不大，军赋的数额无需很大，因而军赋的征发与西周大体一致。史载：当时的军赋额“其岁，收田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仍以“因井田而制军赋”。其收获物主要用来满足制造车毂、兵器及苑圊养马之需。征集办法，基本上是按人户征集。赋额大约为人户年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而军赋征发的范围和对象，则局限于有当兵资格的国人，在“野”的庶人（野人）不在其列。在一般情况下，军赋以行政区为单位来开征，即“屋三为井，井十为通，同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为一乘。”军赋征收办法，与当时国人兵役制相一致。
春秋中期，随着“国”、“野”制度的逐渐没落，国人当兵，野人不能当兵的传统兵役制度受到冲击，征兵的范围扩大到野人，野人在获得兵役权利的同时，也开始承担交纳军赋的义务；征赋的范围扩大，军赋数量的增加，反映了争霸战争对军事财力的需要在逐渐增加。在征赋范围扩大的同时，其征赋的数额标准也有一定规模的提高，基本上是以“四邑为丘，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戈盾具，谓之乘马。”
春秋后期，争霸战争进一步扩大，军事需求与军事供给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以“丘”为单位的国人、野人普遍征收军赋的制度已不能满足军事需要。因此，各国将按行政区划为单位征收军赋，改变为按实际占有土地面积为单位征，收军赋。从此，军赋与田赋相统一。这一变化，是中国军事经济的一个重大变化。
军赋与田赋相统一的思想，最早出现在齐国。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他任用管仲为相，实行了重大的政治经济改革。根据管仲建议，桓公首先对田制进行改革，规定了“相地而衰征”的政策。“相地”，即区分土地的肥瘠好坏；“征”是指征收赋税；“衰征”是分等级征收。其征收办法是，税率上年为百分之十五，中年为百分之十，下年为百分之五，上中下年平均“十一之税”。这一改革，把原来的劳役地租变成了实物地租。收获物除部分作为赋税交纳外，其余部分归劳动者所有。这对强迫奴隶在公田上劳动，奴隶主独占劳动果实的奴隶制生产关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相地衰征”思想的实施，使农民增加了劳动兴趣，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粮食增产，农民生活改善。国家财政收入增加。
齐国军制改革之后，田制与军制想统一的思想在其他国家得到响应。晋国、鲁国、楚国、郑国、吴国、赵国等诸侯国相继进行了军赋变革。公元前645年，晋文公重耳采取了“作爰田”和“作州兵”的改革措施。“作爰田”，是一种田制的改革。“爱，易也。赏众以田，易其疆畔。”“赏众以田，”即把晋国公室的土地赏给有军功的人，同时承认国人开垦的私田为合法。这项措施，实际上是对奴隶主籍田制的否认，承认了土地的私有，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不仅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军粮供应，而且开始打破了国野界限。“作州兵”就是在承认土地私有基础上，对兵役制度和车马兵甲等军赋制度的改革。不仅规定野人服兵役，同时还要负担车马兵甲等军事费用。由于“作州兵”把土地与兵役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晋国大大扩充了军事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
鲁国的军赋变革始于公元前594年宣布实行“初税亩”。“初税亩”即“履亩而税”，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土地面积征税。“履亩而税”主张完全否定了奴隶社会的“藉田”制度，不仅使劳役地租转化为实物地租，而且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公元前590年又“作丘甲”，废除以前征集军事经济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办法。不论国人，野人都可以服兵役；不论公田、私田，都要上交军赋。公元前483年，鲁国又“用田赋”，对军赋进一步进行改革。“用田赋”进一步缩小了军赋的起征单位，扩大了军赋的征收对象。有人云：“丘赋之法，因其田产，通出马一匹、牛三头。今欲另其田及家财，各为一赋。”鲁国多次军赋改革，增强了军事财政力量。
郑国的军赋制度的变革是在法家始祖公孙侨执政时进行的。公元前536年，公孙侨将原来由每甸人民所应负担的军赋改由一丘（四丘为一甸）的人民负担。军赋表面上看是军事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财政问题。“作邱赋”的意义不仅在于增加军赋，还在于使原来未纳税的许多新辟私有土地也负担一定的军赋。由于通过军赋的交纳，使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获得法律的认可，使广大土地所有者乐意负担军赋。“作五赋”的实施，扩大了军赋的征调，使小小的郑国也拥有七百乘以上的战车。公孙侨的军赋改革，把军赋与编定私有田地相联系，不仅有重要的军事财政意义，而且也同“初税亩”一样，标志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确立。
楚国的军赋变革的特点是扩大征赋单位，增加军赋收入。公元前552年，楚康王改革田制“书士田”，在对全国土地进行调查和登记基础上，对井田重新整理，把原来“换士易居”，定期分配土地的制度，变为“自受其处”的易田制度。公元前584年，楚国实行“量入修赋”政策，即根据土地的多少、好坏、肥瘠，规定出产量标准，然后确定“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卒，甲木盾之数”。也就是说，国家按照农民土地收入的数量来确定负担，征集军赋。这里的军赋，不仅包括车马兵甲等军事费用，而且包括出兵人数。以井田为单位的量入修赋制度，使楚国军事财政力量迅速膨胀起来。
越国是个小国。公元前494年，越被吴打败，成为吴的属国。越王勾践在吴当了三年人质回国后，为报辱国之仇，进行一系列军事经济改革，制定了“省赋敛，劝农桑”的政策。勾践认为，国家之间的战争是难免的，故国家必须在物质储备，即“夫兴师举兵，必且内蓄五谷，实其金银，满其府库，励其甲兵。”在食、钱、布等物的准备中，最主要的是粮食，“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国家没有粮食，一旦发生战争，则“士卒数饥、饥则易伤、重迟不可战。”勾践决心首先抓好农业，推行“舍其愆令，轻其征赋”，“裕其众庶”的政策。经过“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获得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国力和军力大振。
2.劳役与兵役相统一的政策
在现在，劳役与兵役不属于财政学的研究范围。但是在古代中国，一向是把力役作为国家财政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考虑，即使在以货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之后，也只是交纳形式的改变，本质上仍然是对劳役的征课。因此，力役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内容，尤其成为军事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古代，力役分为劳役和兵役两大类。一般的劳役是指正式征为兵士之外的一切劳役。平时的劳役多为王公大人们出外田猎时，当地人民所提供的劳力服务，此外还有协同官府追捕盗贼的责任。这一类劳役大多出现在城郊，赋税轻近重远以使负担平均的原则，即以此为客观基础。遇有征发、会同、巩固堤防、修筑城郭等“大军大役”时，此类劳役比较重，但要若干年才能碰到一次。这样的劳役的军事性质非常浓厚，常常根据战争的大小、远近而出。相比之下，战区人民的劳役负担更重一些。兵役在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时期与军赋合为一体，有时直截了当称之为军赋。因为当时的军赋包括甲士、徒卒及车马牛，构成国家财政的重要部分。
战国之前，兵役与劳役虽然有区别，但在一些征课原则上，两者是共同的。一是国家在确定服役对象上，每家可能负担劳役或兵役的人数标准是完全一致的。二是对服役年龄都有一定的限制，如“国中自七尺（二十岁）以及六十，野自六尺（十五岁）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三是劳役和兵役都有免役的规定。《乡大夫》规定：“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免役。这些原则，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实行。到春秋时期，得到进一步确认。
劳役与兵役相统一的力政思想的发展，主要反映在各国军赋制度的改革之中。齐国在军赋改革中提出“作内政而寄军令，”“参其国而伍其鄙”的力政思想。“参其国”就是在分设的十五个士乡中，配套以三军，军一万人，全国便有三万足额的常备军。三军分别由齐桓公、国子、高子统率。这样便保证了齐国的兵源。“伍其鄙”就是把据住在野里的农民按邑、率、乡、县、逐逐级组织起来，解决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管子·乘马》记载：“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辆。器制也。”“作内政而寄军令，”“参其国而伍其鄙”。力政改革的实质，是“寓兵于农”。这样，既减轻了齐国财力上的负担，又保证了较为充足的兵源。以后，晋、鲁、楚等国都进行了力役方面的变革，使军事人力与军事物力有机地结合，缓解了战争中军队与生产争夺人口的矛盾，有利于战争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孔子则对西周时期“籍田以力”的军赋制度十分推崇，认为这是后代必须遵守而不可更易的先王法典。西周时期的所谓“籍田”，是借民力治田以征收劳役地租，实质上也是主张劳役与兵役相结合的方式扩大军事生产，解决“足食”与“足兵”问题。
春秋时期的军事手工业
1.春秋时期冶金业的发展
春秋时期的手工业较之西周，种类更加齐全，规模更大，产品数量更多。其最有时代特征且对军事经济有重大影响的，是冶金业发展的突飞猛进，当时的冶金业，包括冶铜业和冶铁业。
春秋青铜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产的范围和规模扩大，西周时，青铜业主要由王室垄断。春秋以后，由于争霸战争需要制造大量的军事装备，各诸侯国的青铜业迅速发展起来，有的甚至赶上和超过了周王室的发展水平。从出土文物看，各国生产的青铜器精美适用。著名的越王勾践剑、蔡侯编钟，其铸造技术大大超过周王室。生产的规模也比西周扩大，山西侯马牛村古城南的一处铜器作坊，面积达三千平方米。遗址中还有共重达一百九十斤的铜锭，不仅说明生产规模大，而且表明当时具备了有计划连续生产的条件。
冶铁业是春秋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兴手工业。由于炼铁比炼铜需要更复杂的技术和更多的设备，发展比较慢。早期的冶铁方法简陋，炉温不够。因此，从炉中取出的铁成海绵状态，表面粗糙，含渣量大，必须经过锻打，才能变成较纯的铁块。春秋中叶以后，人们改造了设备，提高了冶炼技术，使铁的产量和质量都有明显提高，如一种叫“橐橐”的鼓风设备的发明，大大提高了炉温，使炉中的铁不再是块状，而变成了液体。不仅提高了出铁率，而且对铁的广泛使用具有决定性意义。
2.春秋时期的兵器生产
春秋时期军事手工业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是军事生产的范围扩大。在西周时期，兵器生产完全由官府垄断，民间不能自由制造，也不允许自由买卖。士兵应征时，由官府“授兵”“授甲”。春秋以后，官府军事生产不论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不适应争霸战争的需要。因此，官府垄断军事生产的界限被完全突破，民间军事手工业迅速发展，甚至出现专门制造军械的地区。民间军事手工业的兴起，对各诸侯国军事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其次，是兵器生产的规模、种类和生产技术都有较大发展。春秋的争霸战争，仍以车战为主，战争中兵车损耗十分惊人。公元前488年，齐伐冠氏，“丧车五百”。公元前484年，齐吴艾陵之战，齐被吴俘获“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出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十分重视和不断扩大兵车生产规模。春秋前期，每次战争动员的兵车最多不超过六百乘。由于军事生产能力的提高，中期增加到七八百乘到一千乘。春秋后期，小国拥有的战车已达一千乘，大国少则数千，多则一万。
春秋时期的兵器，大部分仍旧是铜制。但是，兵器的形制比过去更为合理和完善。军队装备的戈，加长了戈胡，胡上穿孔增多，以利绑扎在戈柄上，戈身改进为弧形，头部更为尖锐，从而加大了勾、啄杀伤能力。戟也做了较大改进，加大了戈和柄的勾角，在内和胡上加刃大大增强了杀伤力。
青铜兵器铸造技术有显著提高。通过对部分春秋铜剑的化验，发现剑体用两种不同含量的青铜嵌铸而成。剑的两锷含锡量接近百分之二十，大大提高了硬度；剑脊加入了较多的铅，增强了剑的韧性。湖北江陵望山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完好如初，光彩照人，锋刃锐利非常。经化验分析，除锡、铜以外，还含有微量的镍，充分反映了当时兵器制造的高超水平。
再次，是兵器装备生产的原材料开始多样化。春秋初、中期，冶铁业得到初步发展。但是，铁的产量少，质量差。生产出来的熟铁缺乏碳素，性柔软；生铁含碳素过多，性硬而脆，都不适应于制造兵器。因此，在相当一个时期，兵器装备的主要原料是青铜。所以，齐桓公时期，管仲建议桓公“美金（青铜），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铁），以铸钅且（锄）、夷、斤、试诸壤士。”可是到了春秋后期，由于冶铁业技术的发展，铁的质量大大提高。于是，铁运用于兵器生产。如公元前514年，干将为吴王阖闾“铸做名剑二牧……一曰干将，二曰莫邪……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使童男女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1976年，在长沙杨家山春秋后期墓葬中，发现一口钢剑，长三十八点四厘米，宽二到二点六厘米，脊厚零点七厘米。经取样分析，是用含碳量0.5%左右的中碳钢制成的。
春秋时期，军用船只的制造也开始兴起。我国的造船业有悠久的历史。传说黄帝时代，就已发明了舟船，“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夏、商、西周三代，造船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周武王伐商前后，舟船开始用于涉渡这样的军事行动。到了春秋时期，一方面，由于掠夺财富，扩大疆土，争夺霸主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冶铁业的发展和铁工具的广泛使用，造船技术和造船能力空前提高。地处江河湖海的诸侯国家，如楚、吴、越、齐等国十分重视舟师的建设，兵船制造在这些国家兴旺起来。
当时，吴国被称为“不能一日而废舟辑之用”的国家，造船业最为发达。吴国的舟师也最为强大，战船分为大翼、小翼、突冒、楼船和桥船，基本按陆军车战方式设置。其次是越国，其舟师配有戈船和楼船，也是按车战方式配置。这些由不同种类、不同用途战船组成的舟师，反映了军用造船业的规模和技术水平。
舟师装备的武器，除沿用陆战的刀矛弩矢外，还专门生产了用于水战的长钩矛、长斧和钩拒等兵器。其中钩拒是水战的重要兵器，敌船进攻时，可以用它阻挡敌船；敌船退却时，可以用它钩住敌船，以防止逃窜。据说，钩拒是著名的发明家鲁班发明和创制的。它的出现，表明我国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生产水战专用兵器，也表明我国兵器制造已向多样化发展。
军用造船业的发展和水战专用兵器的创制，为春秋争霸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吴、楚、齐、越水战频繁，《左传》记载，公元前549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公元前525年，又爆发吴伐楚的长岸水战。公元前482年，越王勾践乘吴王夫差北上争霸，自率主力沿江而上袭击吴都，另派范蠡带领舟师自杭州湾北上，人淮水，切断吴军归路，配合越王主力攻占吴都姑苏。除长江水系作战外，还爆发了最早的海战——吴齐黄海之战。公元前485年，吴国派大夫徐承率舟师从长江口出海，沿海北上，远航奇袭山东半岛的齐国。齐国派舟师在黄海拒截。两军船队在波涛滚翻的黄海激战。吴兵败而归。黄海海战反映了春秋时期军事船只建造的高超水平，也创造了世界古代海战史的奇迹。
春秋时期的军事生产管理机构
春秋时期，军权是一切权力的中心，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掌握了军事生产大权。在各诸侯国内，国君是本国的最高统帅，掌握军政大权，不仅可以随意组建和扩充军队，而且可以制定军事生产政策，确定军事生产规模、军品征发的数量，以便提高军事保障能力。
春秋和西周一样，文武不分，将相合一，各级贵族既执掌政务，也统率军队。但是，由于战争频繁，军事行政系统的职官设置和其职能的确定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司马的普遍设置和职权相对明确化。一些国家在大司马之下，设有左、右司马或少司马。这些司马既是国家各级车、马、军赋等军中事务的管理者，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军事后勤主官，又是军事生产的组织者。这一变化表明，很多由原来国家行政部门管理的军事经济工作，已开始逐渐转移到军队专职官员手中。司马之下，还有很多负责军事经济工作的人员，如“司兵”、“司戈盾”、“校人”、“校正”、“工正”、“车仆”、“司常”、“鼓人”等等，他们在军事生产方面负有重要责任。
一方面，社会生产力有一定发展；另一方面，争霸战争对武器装备的需求量很大，改变了人们对军事生产的传统观念，因而统治阶层十分关注。孙武主张，军事建设所需、战争中所用的武器装备必须“取用于国”。他认为武器装备的生产技术要求高，专业化强，耗资巨大，百姓难以负重，只能“取用于国”。所以，春秋时期的官府军事手工业得以较大发展。如晋国为了发展军事手工业，很早就开始以军赋形式广泛收集铁原料。齐国长期实行“官山海”政策，专设铁官，对铁制品实行专卖，由政府控制铁的冶炼和铁器制造，并由官府运销。
为了有利于武器装备生产的发展，齐国强化社会分工，对士、农、工、商实行集中管理，“士必处闲燕（轻闲的环境），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管仲还谈到了“财”、“工”、“器”之间的关系，说：“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平论工，而工无敌；存乎论器，而器无敌”。这里所说的“聚财”，是指扩大财政资源，增加财政储备；“论工”“制器”是指发展工艺技术和制造兵器。“财”、“工”、“器”都是经济因素，说明管仲不仅看到了财政经济对军事的基础作用，而且也认识到发展官府军事手工业的重要性。
战国时期的军事生产
战国时期促进军粮生产的军赋变革
在中国古代，保障军事需求主要是以实物形态实现。国家对军队的实物保障中，军食为重中之重。“人之守在粟”，军“无粮食则亡”。保障军中有食的关键在于农业的发展，“事农则田恳，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战胜则地广”。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对内加强地主阶级专权，对外争取封建统一战争的胜利，纷纷利用政权的力量，颁行发展战时农业生产的新政策。
改革田制，巩固战时农业生产基础。田制改革是战国时期各国普遍采取的刺激农业发展的政策，尽管政策各异，但是目的却一致，即通过田制改革，扩大战时农业生产规模，增加军赋收入，增强国家粮食储备能力。最早进行田制改革的是魏国。公元前445年，魏文侯任李悝为相，推行“尽地力之教”政策。魏国地处中原，地少人多。李悝认为，魏国要富国强兵，必须挖掘土地潜力，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因此，他极力推行“尽地力之教”。所谓“尽地力”，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对所有可耕土地的生产和利用，保证农业增产。李悝指出，在百里见方的范围内，有九万倾土地，除去小川、村落占三分之一外，有六百万亩耕地。如果农民“治田勤谨”，精耕细作，每亩可增产小米三斗反之，就会减产三斗，这一进一出要相差一百八十万石。因此，他规定农民必须做到：“杂五种，以备灾害，”即同时杂种各种粮食作物，以防止某种作物发生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即努力耕作，收获时要加紧抢收；“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殖于疆场，”即要充分利用空闲土地，扩大农副业的生产。“尽地力之教”的实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增加了粮食产量，扩大了田租收入，从而为军事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田制改革扩大农业产业效果明显的是秦国。公元前361年，在秦孝公支持下，开始了秦国的变法。商鞅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有关田制改革方面的内容是：废除奴隶制土地制度，广泛建立封建小农经济的“为田开阡陌分疆”。“阡陌”是田地间的道路，“封疆”是地界。开阡陌封疆就是破除奴隶制井田制度，承认人民对新辟土地的所有权，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样，大大促进了秦小农经济的发展。针对秦地广人稀的特点，商鞅还制订了鼓励农民开荒种地的二十余项措施，号召人民开荒种植发家致富。为了确保多开荒地，发展生产，规定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必须分家另立户口，否则加倍征赋。这些措施，扩大了秦耕地面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保证了军事所需的财力、物力的基本来源。
平衡粮食价格，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魏国实行田制改革之后，李悝认为：粮食价格是关系国富兵强的大问题。“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商散，农伤则国贫”。这是说，粮价太高，城市居民买不起，生活困难，就要流徙他乡，就会给国家人力资源带来危机；粮价太低，农民入不敷出，无生产积极性，国家税收无着，就会贫困。粮食无论太贵太浅，都不利于国家的国富兵强。为此，他制订了平衡粮价的“平籴法”。规定丰年时官府以平价购入粮食，灾年时再以平价出售，“使民毋伤而农益勤”。用收有余而以补不足的办法，平衡市场粮价，防止商人垄断。“平籴法”的推行，有效地防止了农民破产和贫民流亡。稳定了封建小农经济，保证了封建国家的税源和兵源，对富国强兵有积极作用。
重视对农业的管理，通过吏治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如齐威王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把农业生产的好坏，田野辟与不辟作为判断官吏好坏的标准。采取“赏一人，诛一人”的办法，要求各级官吏抓好生产。对治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的即墨大夫赏封万家食邑；对治理阿地“田野不辟，民贫苦”的阿大夫处以烹刑，使全国震惧。齐威王接受臣下意见，注意选拔人材，除去不称职的奸吏，奖励得力的官吏，尤其是管理农业生产的地方官，其军事经济目的是很明显的，即在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的同时，谋求农业的发展，增加军赋增长，国家的强盛。赵国的赵烈侯也十分重视对农业的管理。他认为，要使赵国强兵，不但要有犀利的兵器，还要有丰裕的粮秣供给。他采纳牛畜的建议。对人民实行宽厚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并特地任命曾向他建议“节财俭用，察度功德”的徐越为内史（财务官），专门负责农业生产。徐越精心整理战时农业生产，奖励对发展经济有功的官吏，为保证赵国军粮供给做出子贡献。
重农抑商，强本弱末。商鞅变法中，就已经把重农抑商、发展农业经济作为富国强兵的国策。在商鞅等法家看来，人民务农除了提供军队粮食和为国家积累财富外，还能积极从事对外战争，即所谓“争本转（专），则民喜农而乐战”。“耕织”是本业；工商业的发展常常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影响人民务农和参战的积极性，危害国家根本利益，是末业。因此制定了一系列强本弱末政策，如规定“缪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些政策鼓励了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巩固了封建统治的军事经济基础。
移民垦荒，保护畜力。为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秦国颁布了垦耕荒田命令，规定了奖励开荒的措施。对于地广人稀的占领区，实行移民垦植。如秦取巴蜀后，为充分利用巴蜀地力和加强秦人的统治，“乃移秦民万家实之。”秦还十分重视对劳力和畜力的充分利用，为多生产粮食，发布赦免“罪人”命令，把他们迁到所占领的土地上去，从事直接生产。规定了保护耕牛和马的命令，对盗窃牛马者判处死刑。
赐爵卖爵，刺激生产。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保证军粮供给，秦国采取了“赐爵”、“卖爵”，鼓励农民发展生产。秦昭王二十一年，魏国献出安邑，秦对“奉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秦还规定，农民可以出粮买官做。史籍记载“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秦王政四年，秦国蝗灾，严重缺粮，秦发布命令“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粟爵粟任则国富”通过赐爵，卖爵，既鼓励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又富了国库，还保证了军队急需。
改革征赋标准，减轻农民负担。西周以来，土地一直是制定赋税的依据，“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商鞅变法后，秦孝公十四年，秦开始实行“初为赋”就是采取“舍地而税人”的办法，按人口征收军事费用。这样，就把原来只由农民负担的军赋扩展到全国每一个成年人身上，而且对商人加倍征赋。不仅扩大了军费来源，而且相应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战时农业的发展，有赖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各国还十分重视扩张土地，以增强战时农业发展潜力。如秦为了不断增强军事生产力，取得兼并统一战争的胜利，从秦孝公起，就坚决实行“广辟土地，籍税为财”政策，积极对外兼并扩张，扩展土地。继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国力增强，收复失守河西之后，秦惠王也加紧对外扩张。他采纳司马错首先攻灭巴蜀，“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的主张，派兵夺取了巴蜀。巴蜀气候优良，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物产丰富，大批粮食，财富从这里运出，能增强秦长期战争所需的经济力。前308年，司马错攻楚，从巴蜀获得了近50万人口的军事劳动力资源，并从巴蜀运出大米六百万斛，基本满足了伐楚需要。秦惠王灭巴蜀之后，向西北发展，取义渠二十五城，向南进取楚汉中。秦武王派兵攻韩夺宜阳。秦昭王迫魏献地四百里，韩献地二百里。以后又东取定陶、南取黔中等地：秦占地越多，军事经济人力、物力、财力越强，从而奠定了取得统一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
各国颁行的新政策和采取的各种有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粮食产量，扩大了国家财政资源，增强了军事财力。史载：秦国军赋“积粟如丘山”，齐国“粟如丘山”，燕国“粟支数年”，赵国“粟支数年”，楚国“粟支数年”。这些记载，反映了各国战时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
战国时期的军事手工业生产
1.兵器生产的进步
战国时期，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刺激了兵器制造行业的突飞猛进。军事手工业越来越成为手工业的重要部门。战国时期兵器生产有较大改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铜兵器生产为主转向铁兵器生产为主。春秋时期，铁原料虽然进入兵器制造领域，但没有占主导地位。进入战国后，为了提高兵器性能和质量，各诸侯国纷纷采用铁原料生产兵器。1965年，河北易县燕下都四十四号墓出土的兵器中，铜兵器只占百分之三十多，而铁兵器却占百分之六十五。当时的楚、韩、燕生产的铁兵器最多，种类有剑、戟、刀、矛、匕首等：铁兵器比铜兵器更锐利，楚国的“宛钜铁钅也（矛），惨如蜂虿”韩国的铁兵器“陆断马牛，水去鹊雁，当敌即斩”由于铁兵器大量生产，很多国家逐渐淘汰了铜兵器。前235年，楚幽王就把缴获的大量铜兵器用耒铸制鼎盘彝器。铁兵器取代铜兵器，标志我国军事手工业生产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第二，复杂兵器开始诞生。为了在战争中取胜，各国非常重视新兵器的发明，以提高军队战斗力。新兵器中，以弩最为有名。据说，弩最先出现于楚。为楚氏发明。“楚氏以弓矢之势不足以威天下，乃横弓著臂施机而廓，加之以力，即弩之始”凹弩是在弓的基础上发明而成，但比弓复杂。弩由木臂和弩机组成。弩机设计和制作十分精巧，因为“弩机差以米则不发”。弩机外面有一个叫“廓”的匣，匣内前面有定距离的分划，匣的下面有板机（古代叫悬力），扣扳机，箭即射出。这种弩机的性能与现代的枪、炮的击发机装置相同。根据战争的需要，弩分为夹弩、庾弩、唐弩、大弩四种。夹弩，庚弩轻便，射程远，常用于攻守城垒；唐弩、大弩是强弩，射程较远，但发射速度慢，常用于车战和野战。弩的特点是射的远，命中率高，尤其是脚踏弩和战国后期发明的“连弩”，威力更大。弩的发明和使用，表明兵器生产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三，质量提高，生产增加。战国的兵器在制作上有较大的改进和创新。首先是做工精细，兵器表面经过错磨、刨光，有的还进行铬化处理，十分光洁。其次对兵器的形制作了改进。矛的锋部越来越结实，戈的刀部成弧线型，装柄的“内”部加锋刃；箭镞由双翼式变为棱式。这些改进，大大提高了杀伤力。由于生产者的增加和铁原料供应充足，兵器产量成倍增加。史籍记载。楚国“持戟百万”，秦国“带甲百万”，反映了战国时期军事生产的较强能力。
战国时期军事手工业的发展，基本满足了兼并战争的需要。也标志着中国封建军事经济的发展，开始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2.军事生产的进步带来战争方式的变化
战国时期军事装备的改善，促成了战争方式的变化，即由车战逐渐变为骑兵的野战，战争带有持久、长期的性质，进攻方式比较带有主动性。
春秋时的战争，以车战为主，战车后面的步卒，主要任务不是格杀，而是保护战车和捆绑俘虏。交战前，敌对双方排成整齐的车阵然后互相攻击。战车横冲直撞，一方车阵被冲乱，胜负便见分晓。当时，车战基本适应奴隶制生产力水平发展和军队装备状况。但是，战车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遇险而阻，随着战争地域的扩大和战争激烈程度的提高，刺击性强的兵器，如戟、剑兵器的增多，前541年，晋将魏舒与山区的戎狄作战时，弃车就步，大败敌军，从此步兵发展起来。到了战国，由于军队装备较大改善和兵源扩大，给步兵创造了发展条件，车阵战逐渐向步兵的野战转变。
战国中期以后，铁兵器和远射有力的弩普遍装备军队，杀伤力增加。特别是弩，能“射六百步之外”，密集整齐的车阵成为射杀的目标，一经交战，损失惨重。于是，一个崭新兵种——骑兵就破土而出。前307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建立了中原国家第一支骑兵。骑兵的出现，既保持了战车的机动性，又避免了战车的缺陷。孙膑称骑兵有十利，“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战争越来越具有运动战性质。
综上所述，战国时期兵种的增加和战争方式的变化，是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关系变化的必然结果。军事经济的发展变化，军事生产的扩大，军队装备的改善是促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
战国时期的军事生产管理机构
战国时期，各国基本上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官僚政治体制。春秋时期的中原各诸侯，在战国时期先后称王，各国国王掌握着国家的政务和军事大权。国王作为一国之君和军队的最高统帅，控制着全国的一切经济活动，对军事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有着最高决策权和最终决定权。
君王之下是相。相是百官之长，总理政事。如《荀子·五霸篇》所言：“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饬朝廷臣大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记其庆赏，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因此，相在战国时期，在制定赋税政策、安排国家财政方面负总责，因而在确定军品生产规模、军品储备水平上起领导作用。如魏国的相李悝，秦国的相商鞅，在安排生产，保障军事需要中常常起到关键的作用。具体组织军事生产的是相之下各级政务官吏。战国时期，相协助国君总理政务，事繁任重，故于其下又设文官系统各种官职襄理之。春秋时的五官（司徒、司空、司马、司士、司寇）制度在战国时期继续推行，不过称谓不同。当时，主管国家经济工作的官员，有的称司空，有为宰爵，有的为内史。如主管赵国的财政经济的官员，就是“节财俭用，察度功德”的内史徐越。赵国的生产计划、税赋征收、军费安排，由他负责。
战时农业的管理，多由地方官员负责。这是因为地方行政官员对军赋的征发和储备运输负有管理之责，各县设有仓啬夫具体负责。战国军事斗争激烈的现实，决定了粮食为军队生死攸关，也说明了粮食是军赋征收的重点，各国对地方官员有严格的要求。秦律规定，军粮必须用于军事需要，绝对不允许挪作它用，否则要严加惩罚：“不当廪军中懔者，皆赀二甲，废；非吏者，戍二岁；徒食，屯长、仆社、弗告，赀戍一岁，令、尉、士吏弗得，赀一甲。”倒卖军粮的刑事处罚比冒领军粮的处罚更重。如倒卖一方要罚以“赀戍二岁”，私买一方要罚以“赀二甲”，除直接参与之人外，其它有关的官员也要受到严厉处罚。地方官员军事保障的的职责决定着他们对农业生产管理的权力。
由于战争的需要，各国对兵器生产十分重视，因而多由各级行政主官负责。当时的兵器制造，主要由官府手工业经营，兵器作坊一般设在城市，在各诸侯国的国都，都有较大的制造作坊。在秦国，把负责兵器制造的人分为监造人，主造人和造人三级。监造人由各级重要官员担任。秦国中央一级的兵器作坊监造人由相邦（即相国）担任，郡一级的监造人由郡守担任。主造人一般由技术水平较高的人担任，他们了解兵器制造的各个环节，工艺流程和质量检查，有的国家把他们称为工师，治师或冶尹等等。造人是兵器直接生产者，他们不再主要是奴隶，而是刑徒，或者是服兵役的更卒。这些人更具有稳定性、纪律性，有利于官府对他们的严格要求和控制，从而保证兵器源源不断地生产。在魏、赵、韩等国，兵器制造一般由司寇来监造。出于兼并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无不重视兵器的制造和质量的提高，并制订了一定的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