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统一，文化的认同，对于实现包括边疆在内的中华大一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唯有思想文化的一致，才能牢固地建立起凝聚全民的精神纽带，共同致力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大业，消弭分裂割据意识，根除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为此历代统治者还普遍注重文化战略的制定，进行促进各民族思想文化认同的努力，并将其作为实施整体边疆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一是大力张扬国家统一的政治理念。
中华文化在纵深层次上影响和决定着中华民族的政治形态、社会发展，并世世代代影响着本民族群体及其成员的价值观念。就中华民族文化这一文化体系而言，对中国历代边疆经营有着深层次影响和内在决定性作用的文化因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国家统一的政治理念，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将国家的统一作为整个民族至高无上的政治目标和最高利益，作为一切政治活动的最高价值以及行为准则。因此，国家统一的政治理念，毫无疑问地成为整个中华文化的核心和主干，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本质和个性特征。
这种强烈的中华大一统意识虽与中国的地缘条件、农耕经济方式等有关，但与历代统治者的着力提倡也是分不开的。比如，秦始皇禁止诸子百家之学，提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朝强调“胡汉一家”，明清统治者鼓吹理学，颁行“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钦定读物，等等，均是这方面的具体例证。历代王朝一以贯之地对大一统政治秩序的追求与提倡，凝聚着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以及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的共识，而着力张扬国家统一理念这一中华文化的主干和灵魂，无疑是历代王朝边疆经营上文化战略的主要内容。
第二是利用中华文化的同族意识、依存意识、包容意识，积极消除民族隔阂，维系国家统一。
比如，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中华各族族源进行认定时，就特别强调同族意识。他认为少数民族也是黄帝的子孙，与华夏族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史记》中将人们向来认为属于戎狄的秦朝先人说成是黄帝子孙高阳氏颛顼的后代，将属于南蛮的楚人说成是“出自帝颛顼高阳氏”，越人的祖先则是大禹，也是黄帝的后人。而在汉朝时一度与汉朝互为敌国的匈奴，按司马迁的说法，“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也是黄帝的后裔。后世的官修正史在论及各边疆民族的祖源时，也大都沿袭了司马迁的观点。
有趣的是，各边疆少数民族也认同这一民族谱系，强调自己是炎黄子孙。比如，十六国时的匈奴人赫连勃勃标榜自己是“大禹之后”；出身于氐族的前秦皇帝苻坚，说自己的民族是大禹后人有扈氏之后；建立后秦的羌人将自己的祖先认定为舜帝；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族鲜卑人以黄帝之子昌意少子为自己的直接祖先，认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曾控制西域的鲜卑人宇文泰宣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因传说中的炎帝黄帝为兄弟，所以鲜卑人与华夏族也同出一源。从鲜卑族分化出来的契丹也承认是炎黄子孙，二十四史之一的《周书》就认为契丹是黄帝之后，元朝修宋、辽、金三史时，还煞有介事地对此说进行考证，其结论是，契丹出于“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再如，正史《后汉书》及一些笔记、志怪小说，均将与高辛氏的女儿攀上关系。
这种中华民族起于一个祖先的说法，在今天看来并不科学，但关于华夷同祖、华夷一家的说法，一方面反映了中华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合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同一性。因此，利用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华夷一家”、“胡汉一家”的认识，提倡民族间的互谅互让，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就成为历代王朝治理边疆的一个重要思路。
第三是积极输出华夏文化，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以华夏文化为主导的统一被认为是天下一统的重要内容，为此，历代王朝特别热心于向边疆地区传播华夏文化。至于其传播的方式，可谓多种多样。比如，接受边疆部族首领的子弟前往中原王朝学习，发展边疆地区教育事业，等等。历朝历代，在中原王朝学习汉文化的边疆少数民族人士不计其数，他们学成之后，或在中原王朝为官，或回到自己的部族，无形中从事着促进文化交流的工作。就发展边疆教育来讲，将学校教育普及到边疆，是传播汉文化的最直接途径，为此，从元朝开始，统治者就注意积极在边疆地区开办学校，到了明、清，边疆教育事业更得到较大发展，如朱元璋就曾下令礼部：“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急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随着边疆教育事业的发展，边疆民族不断革除旧俗，与内地在文化习俗上有了更多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