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实行屯田，历代王朝实施强边固防的另一创造性的战略举措就是“徙民实边”。
实行“徙民实边”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中国历代王朝实施“徙民实边”战略，既是基于传统治边理念而在边疆经营上的一个创造性举措，同时又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一方面，边疆地区虽然是远离帝国中心腹地的“边缘”，人口稀少，经济落后，但按照传统的“天下观”，这些“边缘”毫无疑问地是整个“天下”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徙民实边”——增殖边疆人口，加强边疆开发，促进边疆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是“王天下”者的义务和职责。
另一方面，边疆在国防上又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国防的重要屏蔽。要保护帝国中心腹地的安全和稳定，就必须从内地调集部队先行戍守边疆。但要在边疆保持足够数量的边防部队，不仅要定期换防，而且耗费巨大，需要从内地运送大量粮饷。同时，由于边疆远离内地，大量驻军既不切实际，事实上也难以做到，而一旦边疆有事，千里赴援，少则不足以抵挡袭扰者，多则劳民伤财，国家负担沉重。晁错在《募民徙塞下疏》等奏疏中就分析说，单靠中央派军戍守和抗击匈奴并不是办法，而且不断地征粮运兵，征发徭役，轮番守边，只会使国家不胜其负，人民不得安宁，而防御却难以奏效，不能真正解决边疆危机。因此，中原王朝仅靠边疆守军进行单纯的军事防范，很难有理想的效果。另外，戍边部队在边疆时间有限，且是“远方之卒”，既不了解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不熟悉边地的地理环境和形势，况且长年戍边，免不了思念家乡，因而难以完全担当起保卫边疆的任务。而“徙民实边”，即配合军事行动，在军事征伐之前和之后移民边地，则既可以为军事行动提供物资保障，又可以在击退侵扰之后大规模移民于空闲之地，巩固军事征伐的已有成果。所以，有计划地从中原地区迁徙居民到边疆地区去居住生活，使边疆地区有众多的居民，建立城邑，修筑民居，组织乡里，才能使边防力量固定化，边疆军民一体化，这对加强边防和安定边疆就具有战略意义。
此外，就地缘战略态势而言，“中国古史活动场面，大体上主要在黄河流域，其西部上游武力较优，东部下流则文化经济较胜”。比如，历史上西汉定都关中，则“长安为全国头目，东方的文化经济不断向西输送，使与西方武力相凝合，再接着从长安向西北延伸，如驱逐匈奴，开西域。西汉的立国姿态，常是协调的、动的、进取的”。因此，通过移民关中、西北和北方，则可以使全国的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取得了协调，既拱卫帝国的政治中心，又便于将靠近政治中心的边郡建设成为经营边疆的战略基地。相反，如果边疆州郡荒芜残破，不仅直接影响到边疆的安全，而且也会波及政治中心的稳定。比如，东汉因定都于洛阳，不曾着力经营关中和陇右，因而在防御“夷狄”上处处被动。东汉的蔡邕在《上封事陈政要》中就分析说：“幽州突骑，冀州强弩，为天下精兵，四方有事，未尝不取办于二州。顷连年荒饥，谷价一斛至六七百，故护乌桓都尉夏育出征鲜卑，无功而还。士马死伤，弓兵散亡殆尽。”可见，东汉王朝在边疆经营上难有大的作为，边疆州郡的荒芜无疑是重要原因。
从经济布局来说，历史上以黄河中下游为代表的东方，开发较早，地狭人稠，而边疆地区人烟稀少，缺乏劳动力，所以即使适合农耕的地区也得不到开发，这对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是非常不利的。东汉的政论家崔塞在《政论》就说：“古有移人通财，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皆不垦发。人情安土重迁，宁就饥馁，犹群羊聚畜，须主者牧养处置。置之茂草，则肥泽繁息；置之硗卤，则零丁耗减。”所以，从经济文化发达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向边疆地区移民，既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又能促进边疆地区的发展，增强国家的整体实力，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对此，历代政治家们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如桑弘羊就非常明白地指出：“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东汉的王符在论述“徙民实边”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时也讲：“先王制法，亦务实边，盖以安中国也”，“今边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财置数百，而太守周回万里，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发”。相反，“中州内郡，规地拓境，不能生边，而户口百万，田亩一全。人众地荒，无所容足”，所以向边郡移民符合“虚者补之，实者泻之”的经济规律，可以“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实在是“安中国之要术”。
因为种种原因，历史上自发的移民活动也是常有的。如由于中原战乱，汉末、晋宋、唐末五代、南北宋之交，就有大批汉人南迁或迁往其他边疆地区。这些移民活动的作用虽不可否认，但毕竟不是政府行为，既缺乏统筹规划，又难以持续。因为只要不是天灾人祸或其他不得已的原因，一般情况下，内地百姓很少愿意舍弃家园，背井离乡前往生活环境和人际环境陌生的边疆地区，当然，客观原因是小农经济的经济方式很少能经得起这种折腾。正如仲长统在《昌言·损益》中所指出的：“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世俗安土，有死无去，君长不使，谁能自往？”因此，在国家统一后，制定边疆开发战略，依靠行政资源，组织和动员内地百姓前往边疆地区从事生产、定居与生活，就成为历代中央政府强边固防的重要方略。
历代实施“徙民实边”的主要经验
在长期的边疆经营实践中，中国历代王朝不断探索安边强边的有效途径，尤其在实施“徙民实边”战略方面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第一，注重从“强边固防”的战略高度实施“徙民实边”。“徙民实边”活动早在战国、秦朝已经出现。比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巩固北部边疆地区的安全，就曾经进行过大规模的“徙民实边”活动。但秦朝防御匈奴主要的还是依赖军事防范的办法，其所进行的“徙民实边”工作，没有系统可行的计划，更谈不上有成龙配套的政策，甚至是强行移民，所以，秦朝的“徙民实边”仅仅是防御游牧民族袭扰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将其作为一项安边固防的战略举措来进行的。汉朝则总结了战国、秦对付匈奴袭扰的经验，改变过去单纯军事防御的办法，从安边固边的战略出发，将“徙民实边”纳入边疆经营的大系统之中，作为安定边疆的长远之计加以施行。这一新的战略举措，把建设边疆和保卫边疆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不仅从根本上大大改变了边疆形势，而且对以后历代边疆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历代大一统王朝基本上都能将“徙民实边”作为“强边固防”的战略举措加以实施。
第二，由政府盱衡全局，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出发，统筹兼顾地实施。中国历史上边疆地域广阔，边疆与内地在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有着巨大的反差，各边疆地区情况复杂，自然条件各异，经济形态不一。尤其是，中国古代边疆面临的主要的威胁大都集中于北方和西北方向，因此，能否在保证帝国中心腹地的稳定和发展的前提下对北方和西北边疆实施有效的经营，事关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也关系到大一统事业的成败。而只有从国家安全战略全局的高度进行筹划，才能使“徙民实边”工作取得预期的效果。为此，历代王朝均将经营北部和西北边疆作为边疆经营的重中之重，并从战略高度规划“徙民实边”工作，以西北和北部边疆地区为主要移民方向，从而既巩固军事胜利的成果，又使西北和北部边疆的一些地区成为建设边疆和经营边疆的战略基地，从根本上改变了边疆地区的安全形势。
第三，尊重经济规律，并制定种种配套措施，以保证向边疆移民的实际效果。这表现在：
历代王朝往往将移民的地点选在具备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的边疆要害之地，以此来保证移民在边疆长期安家落户。
在历史上最早对“徙民实边”理论加以探讨并予以系统阐述的，是西汉的大臣晁错，他在向汉文帝提出“徙民实边”的政策建议时，就曾明确指出，“徙民实边”要取得成效，一个重要的前提就在于必须保证移民能够在边疆长期扎根：“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汉代的“徙民实边”实际上也遵循了这一原则。东汉的虞诩在《请复三郡疏》中指出，西汉在河西、西域的移民工作之所以成效卓著，原因就在于其所选择的移民地点非常适合农业生产：“《禹贡》雍州之域，厥土上下，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可见，政府的宏观指导和规划可以避免移民的无序流动，使移民工作取得更大的效益。
让农民离开世代生活的故乡而移居于边疆，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需要政府认真组织，并以政策配套作为充分保证。历史上，秦始皇的多次强制性大规模移民边疆，虽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也起了一定作用，但因为没有调动移民在边疆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所以不能持之以恒地实施下去，并且也只能收一时之效，而不能保证移民在边疆安家落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暴政如秦朝，也实行了对迁徙农户免除徭役的优惠政策。而从汉朝开始，统治者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实行“徙民实边”时，就更加重视对从政策上鼓励移民。比如汉朝政府对移民就曾慷慨投资：“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唐朝政府也明文规定，移民原籍的地方政府必须给招募到的移民（少数民族和汉人子弟）提供服装、口粮、种子、生活用具以及低息贷款，资助移居者安家落户。官方还有义务在各地收买耕牛，分配给移民，甚至招募手工业者与移民一起前往移居地，让他们在各军城修造武器、农具，为移民服务。等移民定居后自给之外有了余粮，国家还要加倍付钱予以收购，以奖励屯田，从而千方百计地在边疆地区扶植起小自耕农，使他们能安心地垦田生产。
挑选能干的基层官员组织移民生产，建立完善的乡里行政系统管辖组织，在边疆移民地区普及中原体制，也是历代移民的主要经验。比如汉朝政府就在边疆移民地区“营邑立城，制里割宅”，各移民地区普遍建立了基层组织。据《居延汉简甲乙编》，汉武帝以后乡里基层民政组织在边疆移民地区已普遍建立，仅张掖郡一些县所属的“里”就有99个，居延县下属的“里”有30多个。这样，中原体制被推行于边地各个适宜农业生产之处，移民已被置于郡县乡里行政系统管辖之下，在此过程中，边地不断变为内地，中央的行政管辖也逐步延伸到边疆各地。
在“徙民实边”过程中贯彻国防需求。晁错在上奏给汉文帝的《募民徙塞下疏》中就建议，政府在往边疆移民时，必须考虑到边防的需要：“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敌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毋下千家，为中国虎落（原注：虎落者以篾相连遮落也）。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这样做的意图，在于使移民点成为一个个边防城镇，成为抵御侵袭的战略据点。此外，边疆地方政府还要将组织移民进行军事训练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历代的基本做法是将徙民按民防组织编制起来，利用其定居以后安土重迁的心理，进行适当的军事训练，平时守边，战时作为后备力量参加保卫边疆的战斗。
“徙民实边”与边疆的长治久安
“徙民实边”体现了通过“强边”以“固防”的边疆战略，顺应了边疆治理的客观需要，对于开发边疆、巩固边防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第一，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原王朝长期守边固防的困难。历史上，中原王朝在边疆经营上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北方和西北边疆地区强大的游牧部落共同体，游牧民族善于骑射，机动性强，来去飘忽，具有强大的军事优势，其对边疆的袭扰极具突然性，正如晁错所说：“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境。”而实行“徙民实边”后，随着移民在边疆的发展，定居的农业基地逐渐形成，相应，水利工程的兴修，道路的建设等，相继展开，定居者可以与敌长期周旋，这就避免了平时敷衍苟且，临事仓皇失措的单纯军事防御的办法，把边疆建设和保卫边疆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可以有效地抵御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区的袭扰，保障帝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安全，同时还将朝廷的控制力延伸到边疆前沿，扩大了统治边疆的社会基础，成为日后开拓边疆的前沿阵地。
第二，有利于增强国防潜力，巩固边防，实现边疆和内地的共同稳定和发展。大量移民定居边疆，在边疆建立军事、农垦据点，并且能长期站得住脚，这就有利于改善边疆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充实边防军事力量，为加强边疆军事建设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经济基础，既缓解了大军作战时后方转输之苦，以及边疆用兵的人口、兵员补充，又可在边疆长期驻守重兵。在这一意义上，边防的增强实际上也有力地拱卫了内地，所以，“实边”也就是“固内”。
再次，大量移民定居边疆，改变了边疆地区的居民结构，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同时也改善了当地的经济方式和经济结构，从而促进着边疆社会的进步。历史上，“徙民实边”政策的实行和中央政府将中原体制稳步地推向于边疆，设立行政区划，边疆地区不断形成有组织的村落居民点、城镇，移民在边疆地区繁衍生息，与边疆民族交错杂居，这就改变了边疆地区原来的居民结构，有利于打破民族隔绝状态。比如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移民10万于朔方，次年，一次徙民于关西及朔方以南多达70余万口，大量汉人到少数民族地区安家落户，促成了边疆居民成分的变化，增加了边疆户口，据统计，西汉末年辽西、右北平、渔阳三郡人口约93万，辽东、玄菟、乐浪等地，汉代人口为90万，内蒙地区人口更超过100万，总计边疆人口总数达300万以上，这就改变了北部边疆的荒芜状况，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再如，在汉代实施“徙民实边”政策之初，边疆民族除匈奴外，大部分还处于原始社会，而此后大量移民进入边疆，到了唐代，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边疆各族大部分已进入了阶级社会，有的进入封建社会，不仅被纳入了中原体制，而且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在客观上也利于民族间的融合，有利于维护大一统的秩序。
总之，屯田和“徙民实边”是站在维护中华大一统的高度，通过发展边疆以安边的经营战略，它的合理性在于；将边疆的治理和稳定与整个国家的安定和发展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因为强边的关键就在于一个“强”字，而强边的根本基础又在于有较为发达的边疆经济，灵便的交通，和边疆地区人民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只有如此，国家从事经营边疆才有足够和可靠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边疆才能真正强大起来，边疆各民族也才对内地有更大的向心力。相反，历史上宋、明两代因奉行“弱边”战略，极力将边民迁入内地以空边、虚边，让游牧民族“无可资”，这种以牺牲边疆的发展为代价而求安定边疆的办法，结果却是适得其反，边疆是虚弱了，而国防也失去了保障。中国近代边疆经营上也有类似的教训。近代边疆形势与古代相比虽发生了质的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但大量的边疆问题尽管表现形式不同，而根本的症结仍在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徙民实边”而强边固防无疑是一分至为珍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