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作为最重要的国家统治机器，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安危，社稷的存亡，也是平息祸乱、维护边疆安定、巩固国防的中坚力量。所谓“安边之本，所切在兵”、“兵强则边固，边固则民安”。因此，建设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富有战斗力的军队，不但能在边疆出现外敌入侵时战胜敌人，而且也是和平时期对各种形式的威胁进行威慑和遏制的力量。相反，如果兵弱将寡，则势必对边疆的动荡无能为力，此所谓“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在这方面，历代的主要经验是，高度重视军队建设，使之能够抗御外敌，平息内乱，维护包括边疆在内的国家安全，巩固统治。如汉武帝大规模发展骑兵部队，从而为夺取全面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又如唐代前期君主致力于军队实力的建设，先后战胜突厥、吐谷浑、翦灭高昌、征讨高丽，开疆拓土，消除边患，为政治稳定、军事安全、经济繁荣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在边防武装力量构成方面，确立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基本格局，并以中央派出的边防军作为守边的主要力量。
国家的武装力量是边防的支柱。历代王朝为了确保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往往按照确保国家安全的原则，制定和落实军事发展的战略方针，使军队建设更好地服从于边疆安全稳定的要求。这在边防武装力量构成方面，就是确立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基本格局，同时致力于优先发展中央军与正规武装，以之作为保卫边疆的主要力量。
比如，西汉王朝的边防武装力量就由四部分构成。一是边郡兵，即边郡太守所辖的武装力量。汉初曾设藩王于边疆地区，这些藩王都拥有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常备军，此后虽撤藩而设郡，边郡兵仍然是守边的重要力量。按汉朝的制度，郡太守的身份首先是武官，是边防守将。郡太守之下，还专门设有都尉一职，具体负责各屯区的安全。所以，历史上经常有边郡太守各率万骑、巡行障塞的记载。据史载，西汉时，仅北部边疆的24郡，就设了557个都尉。各都尉所辖士卒，一部分担任边郡嘹望、侦察敌情的任务，一部分属防御作战系统，近于野战军，由材官骑士组成。二是将屯兵，即由中央派大将率领而屯驻于边郡的防御作战部队，从隶属上讲，他们属于中央派出的军队，不受郡太守管辖，一旦遇有大战，立即作为主要力量投入战斗，是捍御边疆的主要力量。三是屯田兵，也称田卒、戍田卒，始于汉武帝时期。当时经过与匈奴几次大规模战争，汉朝取得了河南地、河西走廊、漠南等战略要地，所以置田卒以加强平时对边疆的防守。四是蕃兵。汉朝中央政府将归附的少数民族部众置于属国管理之下，允许他们保留本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让他们担负为汉廷守御边疆的职责。这样，汉朝建立起了以将屯兵、边郡兵为主体，辅之以屯田兵、属国兵，互不统属，各司其职的边疆防卫体系，使边防实力大大增加。
就全国的军事布局方面论，历代王朝均奉行强本弱枝、“居重驭轻”和内外相制的原则。这主要表现在，在地方和边疆部署一定兵力的前提下，国家武装力量的驻防重心首先是以京畿为代表的政治中心，其次是边疆地区，最后才是其他地区，从而造成中央对地方的“居重驭轻”之势，以消弭地方的分裂叛乱和边防的危机。如：唐初，唐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共置折冲府285个，有府兵26万人，占全国折冲府总数的1/3以上。关中之外，以河东道（治今山西太原）驻军为多，目的是加强对主要敌人突厥的防御。明代前期在军队部署上，也首重京师，在京卫所及拱卫京师的周边行省的卫所，占全国卫所总数的一半以上，边防卫所占全国总卫所数的1/4，而且首重北部边疆。清代则以八旗兵重点防卫京师。同时，在这种军事布局中，中央禁军、地方部队、边防部队之间又是相互制约、内外相维的关系。如唐朝前期，府兵与禁军互相制约，府兵中，守卫京师的十六卫与地方军、边防军又互相制约。一般而言，各封建王朝的前期和盛世时期，在全国武装力量布局上基本上都能较好地贯彻以上原则，从而既保证了统治中心的稳定和中央的权威，又能较为有效地应付边疆危机，解除边患。相反，各封建王朝的后期大多违背以上原则，结果往往导致边疆的动荡。
贴近实战需要进行军队体制编制和兵役制度改革
科学合理的编制是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系统决定功能的原理，科学的编排组合，有利于实现人与武器装备的有机结合，做到人尽其能，物尽其用，紧密结合，相得益彰。所以，常备军的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一个国家军事能力的强弱。为此，历代在边疆经营上大有作为的大一统王朝往往根据主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随时进行军队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建立快速有效的动员体制，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以应付国家安全威胁，尤其是边疆威胁。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根据边疆战略形势的变化，不断凋整边疆军事机构，重视建立军政合一的边防领导体制。
边疆远离内地，安全形势复杂多变，在古代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大军前往边疆平叛，劳师远征，军队的调动和后勤补给困难重重，常常有鞭长莫及之感，如遇频繁出征，则困难更大。所以，合理地设置边疆的军事机构，建立起军政合一的边防领导体制，对于有效地支配与整合各种边防力量，加强边防，减轻中央用兵边疆的负担，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汉、唐、元、明、清各大一统王朝，为了加强边防力量，在调整边疆军事机构上的主要做法，就是建立军政合一的边防领导体制。如唐朝就注意根据边疆的现实威胁及时调整而设置独立的边疆军事机构，在边疆地区部署强大兵力，加强戍守防范。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唐朝建国伊始，因袭隋制，将各地的军事长官称为大总管。边疆地区的大都督、大总管，都是执掌重兵的军政大员，担负着维护边疆稳定、抵御侵袭的重任。此后，随着边疆安全形势的恶化，唐朝不断改革原来的制度，如将本来属于临时差派性质的节度使作为边疆常设军政主官，著名者如河西、陇右、剑南、幽州（又称营州或柳城节度使）、朔方、安西四镇、北庭等节度使，他们各领大军，主要任务是在自己的辖区内防范边疆威胁。此外，唐朝还创设了都护府体制，作为控制边疆的军政管理机构。都护府是与羁縻府、州性质不同边疆机构。羁縻府、州基本上由各边疆民族酋长首领掌管，性质类似于内地之州县，体现了中央对边疆地区重在安抚的政策，都护府则是控制后者的实体机构，以军事为主，备有驻军，属于统辖边疆羁縻府、州地区的军事行政机构，原则上派兵直接驻守，职官系统直隶中央，职责上安抚征讨并重，主要目的是通过军事手段控制边疆。清朝在建立军政合一的边防领导体制方面较之前代更为成熟，诸如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吉林将军等的设立，对改善中国北部边疆的防御，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改革兵役制度，着力解决国防需求与经济建设的矛盾。
科学合理的兵役制度，不仅能使国家在平时保持一支精干的常备军，保证军队的征发与作战能力的提高，而且能减轻国防对国家和人民的负担，适应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战略的需要。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撑，为了抵御边疆游牧民族对农业区的袭扰，必须加强边防。但农业经济作为中原王朝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方式，最容易受到自然条件和战乱的破坏。一旦战事频繁或旷日持久，老百姓被征发上战场，不仅田园荒芜，妻离子散，流离载道，饥寒交迫，而且还要捐躯战场，甚至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因此，自古以来，和平时期养兵多少，一直为国家决策层致力解决的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历代思想家、兵家、将帅几乎一致地主张寓兵于农、兵民结合、全民皆兵。这一思想的主旨，在于既保证农民从事生产，又保证国家在战时能够充分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迅速形成一支强大的军队，因而是加强边防、对抗游牧民族威胁的有效措施。历史上，各封建王朝按照“全民皆兵”的思想，不断完善兵役制度，采取过诸如征兵制、府兵制、募兵制、世兵制等兵役制度，而且，无论秦汉的征兵制，隋唐的府兵制，还是明朝的卫所兵制，都重在贯彻寓兵于农的原则。如唐代的府兵制规定，凡年龄在22岁到60岁的男子，由所在军府州3年选征一次，一旦被选中，即成为府兵，要按要求完成训练、出征等军事任务。被征入军的丁壮，除农忙时参加生产外，冬季农闲季节的主要任务是习武练兵。服役期间，一是要守卫京师，二是要前往边防军服役。明朝又汲取了隋、唐府兵制经验，对军制作了重大改革，即实行屯守合一的军户制，各卫、所的军士，少数驻防，多数屯田，农时耕作，农隙训练，战时出征，士兵出自世袭的军户，世代服兵役，明朝全国军户约200万，每户出兵1人，就可以保障全国的常备军维持在200万人左右，这就满足了边防和其他方面的需要。这一兵役制度使兵源、粮源和防务结合为一体，减轻了一般农民的负担，并使绝大部分农民可以安心于农业生产。此外，清代的八旗兵制从性质上说也是世兵制。
虽然处于冷兵器时代，但作战仍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职业，需要专门的受过训练的士兵来担负作战任务。此外，或者因为战争频繁和旷日持久，或者因为国家土地制度的原因（没有土地的农民自然不愿负担兵役），不少朝代在实行“兵农合一”性质的兵役制之外，还实行募兵制或其他兵役制度。如汉武帝时因战争需要就实行过募兵制，国家武装力量中相当一部分士兵是招募的；唐朝中期以后，改革兵役制度，在节度使体制下，边防驻军士兵中的大部分也是招募而来的。其他如东汉、唐朝后期、宋朝等朝代，皆曾以实行募兵制为主的兵役制度。
总体而言，历代在兵役制度改革上的主要精神，在于解决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矛盾，以减轻中央的军费负担和人民的经济负担，解决国防需要与发展农业经济的矛盾，使“民有常兵而无常征之苦，国有常备而无聚食之费”。围绕这一精神而进行的兵役制度改革，对确立比较完备的兵役制度，对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加强军力，满足国防需要和国家安全需要，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发展对抗兵种
精兵强将是战争取得胜利的保证。根据作战对象和战场地理条件有重点地进行军兵种建设，选练士卒，实现兵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掌握战争主动权，提高军队战斗力，维护国家安全，巩固统治秩序的重要一环。
历代中原王朝在国防上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来自于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同时，战场多在西北及北部大漠南北，战场广阔，适于骑兵集团作战。为此，建设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无疑是抵御游牧民族袭扰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原王朝运用政治、经济手段缓解边疆危机的坚强后盾。
在军兵种建设方面，中原王朝的传统优势是步兵。相反，游牧部落习惯于射猎习武的生活方式，“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往往风驰电掣，机动性高，便于集中兵力，中原王朝若以步兵进攻，则对方飘忽远去，追之不及，正可谓“彼可以来而我不能往”。后突厥汗国宰相暾欲谷的一番话就典型地说明了这种情况。史载，唐太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后突厥可汗阿史那默啜打算按中原模式修筑城堡，建造寺观，试图改变其民族的游牧之俗，其宰相暾欲谷断然表示：“不可”，他认为：“突厥人户寡少，不及中国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随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从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改变旧俗，一朝失利，不可置也。”此外，游牧民族社会结构简单，其部落组织形式属于集生产、生活、军事、行政于一体的战时体制，便于动员，是全民皆兵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和力量所在。于是，在与中原王朝的军事对抗中，游牧民族往往具有较大的优势。陈寅恪先生就说：
骑兵之技术本由胡人发明。其在军队中有侦察敌情及冲锋陷阵两种最大功用。实兼今日飞机、坦克二者之效力，不仅骑兵运动迅速灵便，远胜步卒也。中国马种不如胡马优良。汉武帝之求良马，史乘记载甚详，后世论之者亦多。兹不赘述。即就上引史料观之，则唐代之武功亦与胡地出生之马及汉地杂有胡种之马有密切关系，自无待言。至弓矢之用，若不与骑马配合，则仅能防守，而不能进攻，只可处于被动之地位，而无以发挥主动进攻之效用。故言射而不言骑，则止得军事技术之一面，若骑射并论，自必师法胡人，改畜胡种之马，且任胡人血统之人主持牧政。此必然之理，必致之势。今所存唐代马政之史料虽众，要不出此范围耳……至军队组织，则胡人小单位部落中，其酋长即父兄，任将领。其部众即子弟，任兵卒。即本为血胤（缘）之结合，故情谊相通，利害与共。远较一般汉人以将领空名，而统率素不亲切之士卒者为优胜。
历史上，中原王朝在军事战略上之不得不奉行防御战略，以及在与游牧民族角逐对抗中之屡屡失败，缺乏强大的骑兵不能说不是主要原因之一。例如，汉初在与匈奴的角逐对抗中，并非不知道主动出击较之防御是更好的策略，但因骑兵不足，在机动作战上远远不及匈奴，所以不得不采取守势。
骑兵的缺乏还制约着边疆的巩固与开发。如西汉时，武帝以骑兵集团北逐匈奴，待匈奴远遁，即继之以屯田，步步为营，将战略基地推进至边疆地区。相反，东汉王朝的边疆威胁主要是西部边疆羌人的反叛和侵扰。从战斗力讲，羌人远逊于匈奴，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但东汉王朝因缺乏骑兵，遂不得不在西部边疆屯兵20余万加以防御，不但劳民伤财，而且在军事上毫无进展，对羌人无可奈何。
有鉴于此，凡是强大的中原王朝，在军队建设上莫不效法蕃兵制度，重视对抗兵种的建设，历史上汉武帝对付匈奴，唐代对付东突厥之胜利，莫不由此。
第一，加强马政建设，大力发展养马业，作为建设强大的骑兵部队的基础。
在冷兵器时代，马匹不仅是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的工具，而且也是进行战争的有生力量，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军事实力。此所谓“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因此，在同北方游牧民族强大骑兵的长期角逐中，只有训练和配备骑兵劲旅，才能有效抵御边患，维护边疆稳定与安全。唐人魏元忠就说：“师行必藉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陈子昂也说：“自古与匈奴战，非士马相资不可”。相反，中原王朝一旦马匹不足，则势必无力与游牧民族争锋，并且在边防上处于被动。如唐朝既失河西、陇右、冀北养马之地，国力遂为不振。宋朝时，产马之地皆为辽、夏占领，而在中原地区养马，费用既浩大，且气候湿热，地不宽旷，所养战马根本不适合沙场征战，因而不得不“以步制骑”，导致边疆经营上处于守势。为此，从秦汉以来，中原王朝无不重视马政建设，采取种种办法蓄养马匹，为建设骑兵部队提供条件。
一是由政府出面经营大型的官营养马场。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一般都将养马业提高到战略地位，对养马事业进行宏观规划，在一些地域开阔、草原丰茂、条件优越的地区，如西北的陇右、河西走廊、陕西，以及宁夏、山西、内蒙等地，开设大型国营养马场，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马政制度，制定相关法律，加大政府对养马业的于预和资金投入。比如汉朝为解除匈奴的威胁，从汉文帝、景帝开始，就大兴官府养马事业，汉武帝为了反击匈奴，进一步扩大养马业。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初年“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马一匹则百金”的局面得到了大的改观，到汉武帝时，“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不得聚会”。西晋时，国营养马业也非常发达，以致当时流传着“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民谣。北魏太武三年，政府于云中置野马苑，平朔方、河西、陇右之后，以河西之地水草丰美，辟为牧地，养马300余万匹，橐驼150万匹。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任命宇文福为都群牧主官，又将石济以西、河内以东的黄河南北上千里之地辟为牧场养马。
唐初，李渊、李世民父子依赖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骑兵部队完成了国家统一事业，因而政府更加重视马匹之繁殖。唐太宗即位后，大兴马政，他一方面挑选贤能，破格重；用精通养马的降将张万岁，让其担任太仆少卿之职，专掌监牧养马达24年之久；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一套严密而完备的马政机构和养马法令，使马政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经过数十年的饲养蓄息，到唐高宗时，在设置东、西、南、北四牧监使的同时，又增置8监于盐州（陕西定边），8监于岚州（山西岚县），官营监牧的马匹增至76万余匹，加上各军镇和驿站的马匹，国家马匹总数已达到100万匹。唐玄宗时期，又整顿和恢复马政机构，迎来了唐朝马政事业的第二次高峰。这就为建设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唐玄宗极力扩充骑兵，形成了强大的骑兵力量。
二是广开养马渠道，不断引进优良马种。在官营养马业之外，历代王朝还广开养马渠道，从周边地区引进马匹，或鼓励私人养马业的发展。如西域的大宛（费尔干纳）出产高级战马，汉武帝为了得到当地马匹作为优良马种，曾派李广利率6万余人，以出其不意的大胆行军，从敦煌出发远征大宛，并从当地征收了3万余匹良马。这种良马充当汉军骑兵装备后，远远胜过匈奴的小马，从而保证了对匈奴的军事优势。此外，唐、宋、明、清各朝还通过“互市贸易”的办法，以盐、茶等中原产品从各边疆地区换取马匹，或设“马市”买马，以补充军马的不足。如唐太宗就注意大量引进沿边少数民族的优良马种，结果，“既杂胡马，马乃益壮”，极大地提高了中原马匹的质量。此后，唐朝政府还以朔方军的西受降城为互市马场，每年用钱帛换取突厥优良马种，将其放牧于朔方、河东、陇右诸道，与胡马杂交，使唐马素质大为提高。明朝的“茶马贸易”和“马市”最为著名，所得马匹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巩固边防的需要。在鼓励民间养马方面，汉、唐、宋、明各朝代都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法律，如唐玄宗就曾下诏鼓励民间养马，至天宝年间（公元742-755年），“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私人养马业的空前发展，为边防提供了大量精良马匹，形成了强大的骑兵力量，史称“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当时即使步军也皆有私马。马政的大力推行，使边防力量随之增强。
第二，发展对抗兵种，建设强大的骑兵集团，彻底改变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之间在兵种结构、兵力对比方面的优劣态势，从而以骑制骑，“与虏角逐”，发挥骑兵的机动力和冲击力，实现快速进攻或大规模的运动防御。
中原王朝在边疆经营中的作战对象，主要是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在冷兵器时代，由于交通的不发达和通信联络手段的原始，兵力相对分散，想要战场制胜，必须缩短战线，集中兵力，而骑兵因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和无与伦比的冲击力，遂成为战场上的决定性力量。明代兵书《草庐经略》就总结说：“兵之不能敌骑也明矣。为将多用骑以出奇，取其神速也。骑之用：可以冲突，可以掩袭，可以追逐，可以攻坚，可以侵掠布阵，践草芥而驰之，别径奇道，趋而出之，迅速倏忽，须臾数里。战酣之际，铁骑蹂躏，人其中军，袭其左右，薄其前后，索扰横突，出而复入。敌虽强，行阵必乱。”为此，一些中原王朝往往在大量养马的基础上，组建骑兵部队，习练骑射，提高军队的远距离机动作战能力，“以骑制骑”，抵御游牧民族的袭扰。
例如，汉武帝在汉初数十年养马的基础上，大力组建骑兵集团，着力提高军队远距离作战能力，以适应“与虏角逐”的需要。此后，卫青、霍去病数次反击匈奴，靠的就是大规模的骑兵集团。唐朝也十分重视骑兵建设。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在担任太原留守时，在同突厥的长期斗争中对骑兵就有认识了解，他曾对马邑郡丞王仁恭说：“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警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中国兵行，皆反于是。与之战角，罕能立功。”所以他认为防御突厥，应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当时，李渊与马邑郡守王仁恭的总兵力一共5000余人，但李渊仍按照突厥部落兵的模式，对军队加以改革，以其一半人马作“胡化”的实验：“乃简便能骑射者二千余人，饮食居止，一同突厥。随逐水草，远置斥堠，每逢突厥侯骑，旁若无人，驰骋射猎，以曜威武。”在后来攻占霍邑、围攻河东乃至克复长安的战斗中，这支骑兵部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唐朝建立后，更加重视将骑兵作为对抗兵种加以建设。如，规定缘边驻军加强骑射训练：“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重视从胡汉杂居的半农半牧地区招募士兵，等等。唐朝的猛将，如李责力、程咬金、秦叔宝、翟长孙、秦武通诸人皆为骑兵将领。而在蕃汉杂居的边疆地区，如朔方、陇右、西域等地，驻军也以骑兵为主，属于唐军之精锐。安史之乱时，战略家李泌之所以给唐肃宗提出放弃两京（长安、洛阳）而直攻叛军巢穴（范阳）的战略方案，原因就在于，唐室能支配的战略机动部队，即最具战斗力的部队仍是驻守西北边疆的骑兵和各少数民族部队，此所谓：“我所恃者，碛西突骑、安西诸戎耳。”明王朝为因应北方和东北游牧民族的袭扰，除了改进兵器之处，也以建设骑兵为要事，并有针对性地加强部队的骑射训练，在明朝与蒙古的多次大规模战争中，骑兵一直是明军的主力和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兵种。如明军主力——京师禁军和京军三大营，就以骑兵为主，三大营中的三千营，就是由兀良哈部所选三千精骑组成的。建立清朝的满族，本身就是以骑射为生的游牧田猎的边疆民族，所以，清朝诸帝一直强调保持“骑射之俗”，并减少驻边疆军队中步兵的比例而增加骑兵，以适应广川大漠地理环境下的作战需要。
“选将练卒”，重用治边良将，尤其是蕃兵蕃将
孙子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因此，在边疆经营中慎选良将，重用那些理解中央边疆战略意图。能够执行国家边疆政策，又善于带兵、用兵的将帅，是维护边疆安全稳定的主要内容。
历史上，高明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边疆安全，都把“选将练卒”作为治军强国的基本内容，主张在民富国强的基础上，建设将良、兵精、器利的强大军队。在选任将帅方面，既强调选拔智勇兼备的良将担任统帅，也注重挑选和重用具有专长的一些“偏才”充任将帅，此外，在任用边防驻军将帅时，还兼顾和平时期与战时的不同需要，如汉武帝以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卫青、霍去病征匈奴，而汉宣帝则以仁厚的赵充国防备西羌，等等。在训练土卒方面，中国早在西周时，就已形成了一套“春鬼、夏苗、秋弥、冬狩”的军事训练制度。秦汉以后，各朝代除了对百姓进行经常性的国民教育和军事训练之外，还将严格训练贯彻到日常的军队建设工作之中，在兵员拣选、武艺培养、教阅阵法等方面做出更详尽的规定，强调以法治军，兵不贵多而在精，赏罚必信，并有针对性地训练士卒，适应边疆地区平叛战争的需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历代王朝为了加强部队的战斗力，还特别重视选用和重用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将帅，重用少数民族的部族兵。如西汉军队中的将军、校尉、都尉，有许多就是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领，或出身于边疆部族。史载武帝时，大将军卫青7次率大军出击匈奴，其部下就有许多少数民族出身的名将，其中义渠人公孙贺不仅成为汉朝名将，而且官至太仆、丞相；匈奴人赵信、弓高侯之孙韩说皆曾被汉廷任为将军。将军李息为北地郁郅县人，当地属义渠戎居地，所以他实际上也是出身于戎族。此外，霍去病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出兵河西，手下四个将校，就全部出身于少数民族，如义渠人公孙敖，校尉句王高不识、校尉仆多（朋）皆为匈奴人，只有司马赵破奴是汉人。又如，汉朝越骑校尉管辖下的“越骑”，长水校尉属下的“长水”、“宣曲”、“池阳”胡骑，基本上都是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其中也涌现出不少将校。而班超降服西域，依靠的也主要是当地少数民族的军队。
唐朝武功远超汉代，更是与重用蕃兵蕃将分不开。唐朝政府在重用蕃兵蕃将的规模上，在心态的开放程度上，都超过了汉代，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别开生面。而少数民族军队在李唐创业建国，在唐朝讨伐边疆叛乱以及协助唐室平定中原内乱（如“安史之乱”）的过程中，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如唐太宗、唐高宗时，普遍地任用边疆民族各部落首领为将帅，止他们率其部落效力于朝廷。当时陆续设立的羁縻州，就保留边疆民族原有的部落体制，任其首领充任都督、刺史，让他们率部族子弟参与征战戍边。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羁縻州、府逐渐向正式州县转化，各部落受中原文化影响渐深，所以到唐玄宗以后，普遍任用普通的胡人或部落首领之后代充任将军。如唐玄宗时捍卫唐朝北方门户的朔方军，其节度使有5人即出身蕃族。其中，名将李光弼出身于契丹酋长世家，其先人于唐太宗征薛延陀时率部归唐，他本人骁勇善战，曾击杀叛将史朝义，对平定“安史之乱”立下大功。此外，名将李怀光是渤海人，其父本姓茹，曾任朔方军列将，以战功赐名李嘉庆，其家族与朔方军关系至为密切。这些出身胡族的节度使，先祖皆曾为唐初所设羁縻府州的都督或刺史，到他们这一代又成为唐朝一方大员，长期守边，加上他们本人的尚武气质与一流的军事技能，唐廷对其加以重用是自然的。
从军队构成方面看，唐朝各边疆地区的都护府所辖军队，相当一部分就是由当地少数民族丁壮组建的，他们与由内地征发来的汉人士兵，一起号称“蕃汉之兵”。唐初唐太宗之所以能一举平定东突厥，及时吸纳北方薛延陀、铁勒诸部的骑兵，是关键因素之一。另据著名唐史专家王永兴先生考证，在唐太宗平定西突厥之役中，突厥族阿史那社尔和铁勒族的契何力就起到了关键作用，参加此次作战的兵士，包括了许多“蕃人”，其中主要是铁勒族健儿，这说明在唐朝建国之初已开始大量使用蕃兵蕃将，他们在国家军事力量中已占有重要地位，甚至主要地位。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朝为打通河西走廊，进军西域，派六路大军征讨吐谷浑。在此次战役中，唐境内的游牧民族、半游牧部落又一次显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当时，李靖率领的主力部队，就是以刚刚降附唐朝的东突厥部众和安置在河西的契芯部落为生力军的，其中东突厥酋长执失思力为唐左领军将军，在战役中率所部“败吐谷浑于居茹山”，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契荪首领何力先在赤水川战斗中解救薛万彻兄弟，使战局转败为胜，后又力排众议，率部出奇制胜，深入图伦碛，一举捣毁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的牙帐，为平定吐谷浑立下大功。另外，唐朝中后期，各节度使的军队也大多由蕃、汉两部分组成。蕃兵多充任骑兵，汉卒组成步兵，成为唐军的基本结构。如河西节度所辖兵员就是以蕃族为主体的。不仅河西节度如此，安西四镇节度及北庭节度也是如此。“河西节度、安西四镇、北庭节度构成了西北军事格局，为全国军事格局的组成部分，此西北军事格局武装力量为蕃、汉组成，以蕃兵为主体的军队，这一性质的形成乃由于大批蕃族内徙，居住于河西之地。”此外，宋、明、清各朝也非常重视在边疆民族地区招收士兵，组成由边疆地区各民族人士为主体的“土兵”。如明朝人就提出了招募边疆土著以弥补守边军队不足的主张，认为边民自幼生长边疆，熟悉敌情，历经战事，善骑射，性剽悍，热爱家乡，仇恨袭扰的敌人，这是从外地调来的士兵难与相比的，招募这些人守卫边疆，安排好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会为保卫家乡而英勇作战。
历代王朝将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士纳入国家正规军，有效地弥补了中原王朝军力的不足，同时，蕃族士兵在个人素质方面优于农民出身的汉族步兵，类于职业军人，并熟悉战场环境。此外，利用土著，由当地民族编成边防武装力量，实质上也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变成了维护边疆安全稳定的力量，减轻了来自边疆的压力，所以，重用蕃兵蕃将的政策，对于消弭各族首领的叛乱，或抵御外敌入侵，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