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边疆辽阔，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持久威胁，而且边疆威胁具有连动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边疆驻军过少，势必难以担负起捍卫边疆的重任，而大量驻军，则中央负担沉重。另一方面，在广阔的边疆地区处处设防，不仅事实上难以做到，而且还容易造成兵力部署的分散，此所谓“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为此，历代中原王朝在边防上的成功做法就是既实行重点设防，又注意建立强大的战略机动部队，以适时策应重点战略方向。
在边疆前沿地区设置军事重镇，加强重要战略方向的防御
俗话说，治边之道，固边为首。要达成战略防御的目标，必须在制定边疆军事战略时有所侧重，抓住对战略全局有重要影响的地区和方向，进行合理的战略部署，明确作战方向，区分军队的作战任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指导问题。
在立足防御的前提下，中国历代王朝为了维护边疆的安全与稳定，普遍重视在边疆前沿设立军事重镇，并重视重点战略方向的防御。
第一，设立军事重镇，重视边疆前沿防御据点建设。
历代王朝普遍重视在广阔的边疆地区选择一些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且后勤补给条件较好、交通便利的地区，建立军事重镇，以作为捍卫边疆的战略据点。
例如，唐朝在边疆军事部署方面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在全国重要地区设置了数百个军事重镇，这些军镇大部分处于控制边疆的枢纽地带，构成唐朝边疆防御体系的前沿基地。其中，仅西北边疆的安西都护府之下就设置了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今独联体境内）四镇。在安西、北庭都护府辖境各重要通道和地区，唐朝还设立了军、镇、守捉等一整套的军事机构。这就有效地遏止了周边游牧民族的袭扰。到了唐朝中后期，吐蕃、突厥、契丹、奚族等对边疆地区突然袭击式的袭扰，成为边疆的现实威胁。要对付这类挑战，需要灵便统一的指挥，以集中使用边防力量，对危机做出迅速灵活的反应，而唐初以来的边防镇戍体制是根本不适应的。因为，边疆地区都护府所辖的无数以数百人驻守的镇、戍，在遇到大的战争时必须由中央政府出面下令才能进行集结。此外。唐初以来曾经行之有效“行军”体制也难以应付此类突发性的危机，因为“行军”的主帅需由中央从中央禁军或中央官员中临时任命，而这些人往往不了解边疆的战场形势，加上兵员的动员、编组、向前方运动，以及后勤的供应都非短期内所可完成，以至于往往错失战机，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军集结起来到了前方，袭扰者却飘忽无踪，但大军刚解散回到各自所在的驻地，边疆又传来警报。所以，到了唐玄宗时期，终于将原来的分散边疆镇戍体制改为大军区制分区守防体制——节度使体制，即任命长期负责边疆防务的节度使，一来保证守边将帅有足够的由其直接指挥的部属和军队，二来增大其权限，节度使除掌有军权外，还可以对一定范围的边疆州县有完全的管辖权，并能指挥调度辖区内所有军镇的部队。这样，节度使遂成为一方军事辖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拥有一大批由其直接指挥的部属和军队，称经略军；对规定数目的边疆州军务有完全管辖权，并能指挥该地区所有独立的军、镇和小分队；归节度使调动的兵力十分庞大，其数从2万人到9万人不等；后勤上，节度使受权支配中央政府下拨的大量资金，受权掌握大量中央政府的资金，用以购置军粮、军衣、武器装备等，还可组织所属军民屯田，并自己招揽谋士为幕僚。因为这一体制适应了边防斗争的需要，唐朝陆续设立了河西、陇右、安西、剑南、幽州（后改范阳）、朔方等九个节度使：
名称驻地设置时间（年）战略任务平卢营州719控制东北边疆，前期镇抚室韦、革未革曷，后期防御契丹、奚的侵扰范阳幽州714防御契丹、奚对河北道的进攻河东太原723与朔方节度使相犄角，防御契丹、奚、突厥进攻河东，控制定居于河北境内的突厥等族朔方灵武约713防御突厥对关中的进攻，控制定居于鄂尔多斯的游牧部落陇右鄯州713防范羌、戎、吐蕃对关中西部的袭扰河西凉州711隔断羌、胡，防范吐蕃和突厥对河西走廊的袭扰，维护通往西域、中亚的战略通道剑南成都约717西抗吐蕃，南抚蛮、獠北庭庭州约727控制西域，防御突厥、突骑施、坚昆等安西龟兹718控制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防范突厥、突骑施与吐蕃联合袭扰唐朝岭南广州757绥抚岭南各夷族、獠人这九大军区遍布于广阔的边疆地区，但以三北地区为重点，集中在三个边疆方向即西北、北方、东北。其主要目的，就在于防制边疆民族反叛。应该说，它们作为军事重镇的设立，对捍卫唐朝的边疆，平息叛乱，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安史之乱”以后，这些边疆藩镇与朝廷的关系虽时有磨擦，或割据一方，但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仍然起到守卫边疆的功能。
再如，明朝的主要对手是北方的蒙古。明王朝为了固边自守，有效抵御蒙古贵族的袭扰，曾针对蒙古骑兵犯边的特点，在敌必犯、我必守的战略要道、要地，普遍设置军镇，大量驻兵，并赋予军镇将帅以机断用兵之权。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在北部边疆2万余里的防线上设立历史上有名的“边堡九镇”，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榆林、宁夏、固原、甘肃共九个军事重镇，合称“九边”。各镇分段防守，各负责一个防区。配属相应的都司卫所机构。在“九边”的外围，明朝又在边防外围要地设立哈密卫（今新疆哈密）、奴尔干都司（今黑龙江下游地区）、大宁都司（今内蒙古宁城）、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东胜卫（今内蒙古托克托）等前沿战略据点，增加防御纵深。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部署体现重点设防，以点控面，点、线、面有机结合的防卫思想，形成了较为严密的边疆防御体系。此后，因为外围诸军事重镇的丧失，明之“九边”在敌骑进攻面前直接暴露无遗，导致北部边防陷入消极防御的局面。
第二，加强重要战略方向的防御。
能否从边疆战略全局的高度确立防御的重点，实施要点防御，也是边疆经略上成功与否的关键。为此，历代封建王朝往往从当时的战略形势出发，区分轻重缓急，集中力量在重点战略方向和地区进行军事部署，以收举重若轻之效。如秦朝统一全国后，诸事草创，中央政权面临着国内六国旧贵族反叛、抵御匈奴和向东南、西南边疆拓展等战略任务，安全形势十分复杂，秦始皇等秦朝决策者权衡形势，以北防匈奴为战略重点，派蒙恬率军30万将匈奴逐出河套，夺取匈奴进入中原的跳板，将其赶往阴山以北，同时，收复河南地，以河为塞，在黄河岸边修筑44座县城，迁徙罪犯进行戍守。接着，蒙恬又率大军驻兵五原郡，作为中原王朝防御匈奴的战略基地，并组织军民连接战国时秦、赵、燕三国的旧长城，使之成为绵延5000余里的“万里长城”，新长城作为防御前沿，直面北方劲敌，取得了战略主动权。所以贾谊在《过秦论》称秦朝“北筑长城守藩篱，却匈奴七百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汉朝的主要威胁仍是北方的匈奴。汉朝以北方和西北作为防御匈奴的重点，在这两个战略方向中，汉代的防御的重点又放在北方，其军队的部署也突出北方，而将西域作为次要方向。在北方，河套及其以北又被作为防御的重中之重，所以，汉武帝反击匈奴时，首先派大军夺取河南地，作为进一步打击匈奴的战略基地。此后，汉朝将战略重点转向打通河西走廊及通西域，以“断匈奴之右臂”，形成对匈奴的战略包围，以收釜底抽薪之效。西域归汉后，汉武帝又派大军深入北方大漠，对匈奴穷追猛打，经过漠北大战，匈奴势力从此一蹶不振。
唐朝疆域广阔，但自唐初以来，内陆周边各少数民族经常内犯，北方的突厥、回纥，西南的吐蕃、南诏，东北的奚、契丹等族，时附时叛，内犯频繁，给予中原造成了极大威胁，给中原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极大威胁，唐朝政府要在多个战略方向中要应付复杂的局面，在战略上必须有所侧重，并在军事部署上体现防御重点和战略意图。为此，唐朝的战略重点几经变化：
唐初，北方的东突厥势力强大，成为唐朝的主要对手，唐太宗致力于北方的战略防御，以解决东突厥为主要战略任务，并在对东突厥汗国进行成功的分化瓦解后，派大军一举将其破灭。此后，盘踞于河西走廊一带的吐谷浑和称雄西域的西突厥成为唐朝的主要威胁，唐朝遂将战略重点转移到西北。在解除西突厥威胁、收复西域的过程中，唐太宗力排众议，振大军夺取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并在此地设立安西都护府，作为进一步经营西域的战略基地，唐太宗还在当地设立折冲府、征召府兵，招募内地士卒，充实当地军事力量，维持了唐朝在边疆的军事存在。西域归唐后，唐朝又立即把安西都护府从西州迁往龟兹。龟兹居西域的中间位置，且近于唐朝经营西域的基地西州，是控制整个西域的战略枢纽。为了巩固对西域的控制，唐朝还设置了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驻守重兵，构成镇、防体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西四镇”。关于“安西四镇”的战略意义，从武后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唐廷的一次辩论中即可清楚看出。当时，唐朝大将王孝杰率军击败吐蕃，重新将安西都护府置于龟兹，并派重兵镇守，一些大臣认为防守这些“四镇”劳民伤财，主张予以放弃，大臣崔融反驳说：“（唐）太宗皇帝践汉旧迹，并南山，抵葱岭，剖裂府镇，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同侮。高宗时有司无状，弃四镇不能有，而吐蕃遂张，人焉耆之西，长鼓右驱，逾高昌，历车师，钞常乐，绝莫贺延碛，以临敦煌。今（王）孝杰一举而取四镇，还先帝旧封，若又弃之，是自毁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镇无守，胡兵必临西域，西域震则威？南羌，南羌连衡，河西必危。”这一主张同系统阐述了“安西四镇”在庸朝边疆经营中的战略意义，因而得到了唐朝决策层的认可。应该说，唐朝设立并扼守伊州和龟兹等战略据点，对经略西部边疆起到了关键作用。史载，唐高宗时，西突厥几度与吐蕃联合攻陷“安西四镇”，武则天时，东突厥汗国复兴，南与吐蕃势力相呼应，构成对唐朝的夹击之势，唐朝虽几度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因拥有这两个战略基地，终于能抗拒西突厥、吐蕃、突骑施、葛逻禄等势力相互配合的进攻。即使“安史之乱”后，唐朝盛世不再，河陇地区（今甘肃、青海）也全部被吐蕃攻占，安西、北庭两个军事重镇因而与朝廷隔绝长达20多年，但因唐朝守军一直顽强坚守，结果不仅西域诸国仍然拥护朝廷，而且也造成了吐蕃的后顾之忧。所以，当唐德宗想将其割让予吐蕃时，大臣李泌坚决反对，他认为：“安西、北庭人性骁悍，控御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又分叶蕃之势，使不能并兵东援，奈何拱手与之？”使唐德宗打消了念头。
建立强大的战略机动部队，适时策应主要战略方向
边疆军事部署如何做到合理、稳固、具有弹性、反应迅速，是历代不断探索并在治边实践中解决的一个重要战略指导问题。对此，历代王朝一方面追求整体国防力量布局上的强干弱枝，另一方面，又重视保持边疆和内地军事力量的战略平衡，通过建设强大的战略机动部队，实现积极防御的战略目标，做到一旦边疆有事，则由战略机动部队迅速对边疆驻军进行策应，以控制局势，掌握主动。
早在西周时期，中央政府即已注意到国防力量的布局问题。西周建国后，为了拱卫王室，分封诸侯，从这些诸侯的分布情况，就反映了统治者对地缘战略因素的重视。如西周以镐京（今陕西长安县西北沣河以东的昆明池北岸）作为国都，体现了直面来自西北游牧民族威胁的战略意图，同时，通过营建东都洛阳，以控制关东太平原进入关中的战略通道。秦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在军事部署上仍然一直沿袭着中外相维、居重驭轻、内重外轻、强于弱枝的思想，首重统治中心的稳定和安全，只在边疆要地驻扎部分兵力以维系在边疆的统治秩序，以避免大量驻军给国家财政带来深重负担，同时又防范边将拥兵自重，和由此导致的尾大不掉局面的出现。
但中国历史上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持久威胁，使得边疆经营中军事防御问题十分突出，这就使得历代封建王朝不得不将“攘外”与“安内”联系起来，根据边疆安全上的威胁和隐患，合理部署军事力量，履行中央政权“攘外”的职责，以实现安边与固边的双重效果。尤其是，中国的边疆地带，幅员广阔，存在着众多影响边疆安全的因素，在这种形势下，单纯依靠有限的边防力量进行防御，往往防不胜防，也难以应付大的战事，于是，各朝代除了在边疆前沿部署军队之外，无不重视建设和保持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以应对来自边疆的重大威胁。
例如，西汉王朝除了极力扩充边防，扩大守边部队之外，在防御匈奴和反击匈奴的战争中，主要依靠的就是中央直属的正规军。如汉文帝时，曾任命周亚夫、刘礼、徐厉三人为将军，各率大军，分别驻扎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周围的细柳、霸上和棘门三营，一方面担任卫戍京师的重任，另一方面也作为策应北部边疆的战略机动部队。此后，在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数次大战中，主要作战力量也是由中央组建的正规军，而不是边防部队。
唐朝前期实行的是极富弹性的军事体制，即平时体制与战时体制相分离也。按照这一体制和当时的军事部署，府兵、禁军、边疆镇戍部队等，主要在乎时发挥作用，在边防方面，一般也是由边防部队担当维护边疆安全稳定的责任，而一旦边疆出现大的威胁，或开展大的军事行动，则由“行军”制度来弥补边防体制的不足。所谓“行军”，即遇到大的战事，临时由府兵、禁军、镇戍部队等军事单位以提供兵员的形式组建作战部队，由中央任命大将统一指挥。这一体制在对付边疆威胁方面非常灵活，中央可以根据战争形势迅速调集大军，集中优势兵力以形成强大突击力量投入征战。因此，唐建国后的历次开边征讨，无不以“行军”方式进行，如，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征伐东突厥的军队就是这样组建的；调露元年（公元679年）突厥降众大规模叛乱，负责管理北部边疆的单于都护府应付不了数十万人的叛乱，唐太宗立即令裴行俭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组建数十万大军，立即开赴北疆，迅速平息叛乱。此后，随着战争的频繁和每次战争的持续，唐朝又逐渐将“行军”体制改为类似于大军区的节度使体制。
再如，明初虽实行重兵备边的制度，在中央设左、右、前、中、后五军都督，分别统领卫所军、队，其中，后军都督府主管大宁、万全、山西、陕西诸都司及山西行都司和北直诸军，均为备边力量。当时北部边防兵力约占全国兵力的一半，约100万余人，有卫250余个，所近90个。即使如此，明朝在对付北部边疆的蒙古贵族势力的大举进兵时，仍未免捉襟见肘，所以，明成祖朱棣时，又对军制加以改革，在京师禁军之外，设立京军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五军营分步、骑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三千营由兀良哈部所选三千精骑组成；神机营属装备火枪、火炮的火器部队。三大营既是京军的主力，也是明廷直接掌握的因应北部边疆战争形势的战略预备队，对于明军在防御蒙古方面取得战略主动，实现积极防御，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