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的交通运输与军事通讯体系是国防的“神经”，对于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安全所提出的各种需求，提高军队的机动能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历代高明的统治者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和边疆战略时，往往从战略高度有重点地加强军事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军事交通和通讯状况，从而保证国家在战时能够进行快速的动员，实施军队的快速集中或展开，遂行机动作战任务。
完善道路交通体系，提高部队机动作战能力
历史上，边疆地区幅员辽阔，人口稀少，远离内地，交通不便，甚至有无边沙漠、戈壁和山林。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担负边防重任并遂行作战任务的军队，又主要是步、骑兵或车兵，国防交通运输只能主要依赖道路。如果没有一定的交通运输作保障，交通不畅，边疆的建设和巩固就无从谈起，一旦发生战争，往往鞭长莫及，甚至导致边防废弛。如此，完善道路交通体系，尤其是建设通往边疆的交通主干线，对于满足国防的迫切需要，对于发展边疆经济、沟通边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至少从周朝开始，中国历代王朝就重视在建立全国性统一政权之后加强道路体系建设。如周朝灭商后，建都镐京，为控制东方，在洛水之滨修筑洛邑（今河南洛阳），同时为保持两京之间的交通畅通，修筑了宽阔平坦的大道，史称“周道”。此后，鉴于屏蔽镐京（今陕西长安县西北沣河以东的昆明池北岸）的军事据点分散于全国各地，为了密切与诸侯的联系，确保王都与各诸侯国交通通畅，便于部队机动和军情传递，周王朝还以王都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构筑了以军用为主的国家最好的道路，仍称之为“周道”，这一道路体系西南至巴蜀（今四川），北至秦、晋（今陕西、山西），东北到燕、齐（今河北、山东），东南达淮夷（今安徽、江苏），南至申、荆（今湖北）。据史载，当时的“周道”一是路面平直，如《诗经·小雅·大东》就称“周道如砥，真直如矢”；二是路幅宽阔，可供四马战车通行无阻；三是在道路两侧遍植树木以加强养护。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国也普遍兴修四通八达的大道，当时称作“午道”，就其修建初衷和主要用途而言，实际上就是一种军用道路，保障了各诸侯国争霸战争中军队的机动。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维护国家安定统一的政治局面，加强中央政府对各地尤其是边疆的控制和联系，对于水陆交通建设十分着力，开始全面建设全国性的水陆交通网络，同时设置驿道，颁布“车同轨”以及保证驿路畅通的有关法律。比如，从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征调大批人员，耗时10年，最后修成了遍及全国的交通干线——“驰道”。“驰道”以京师咸阳为中心，四通八达，直通各边疆地区。史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及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方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驰道”完工后，秦始皇又下令修筑南起云阳（今陕西淳化县北）、北抵主要战略方向九原（今内蒙占自治区包头市西），全长“千八百里”（约合今700余公里）的“直道”。“直道”是全国陆路交通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为防御匈奴而新建的专用军事交通线。据史载，这一国防交通要道的北口与南口大体南北相对，并与秦统一后的另一国防工程长城呈丁字相交，互为支撑，故有“直道”之称。同时，路况良好，能供车、步、骑组成的大军团顺利、迅速地通行，路上还有贮存军事装备及屯驻军队的兵站，可随时以物资、兵力迅速地支援长城防线。一旦边疆有警，长城沿边戊卒立即点燃烽火，边防将领便可根据敌情做出相应的防御部署，中央也可以沿直道征调内地部队驰援，提高了部队的机动能力。所以，“直道”修建后，立即成为秦王朝北部边疆防御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加强了秦都咸阳所在的关中与北方河套地区的联系，使匈奴轻易不敢南下进犯。直到汉代初年，汉朝在失去了河套这一战略要地的情况下，因为据有“直道”，使得匈奴仍然不敢从九原沿黄河河谷直接南犯，也不敢长期盘踞于河南地。甚至到了唐朝中期，唐朝为防御一度复兴的东突厥，筑东、中、西三受降城以控制阴山防线，“直道”仍起着联系北部边疆诸军事据点的作用。此外，秦始皇在征讨西南夷的过程中，为了解决军粮、器械的运输，还动员大量人力物力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修筑两条陆地道路（起于今四川宜宾经云南昭通至曲靖的“五尺道”，为联结今广东、广西、湖南、江西，跨越五岭的“新道”）和沟通岭南地区的灵渠（兴安运河）。“驰道”、“直道”、“五尺道”、“新道”以及灵渠的修建，使秦朝有了一个便捷的军用交通网络，一旦发生战争，中央就能够在最短时间内，集中必要兵力，机动到需要的战略方向，迅速及时地做出反应，这对消除地方割据，维护国家统一，有效地保卫边疆和国防功不可没。
汉王朝对国防交通体系的构建也非常重视，并完善和延长了秦的道路系统。如，除了对秦代修建的“直道”加强军事控制，进行经常性的维护之外，汉朝在统一西域后，还开辟了极具军事价值和商业价值的“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国西部边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此外，汉朝为了对西南地区进行有效的控制，又修筑了通往西南民族地区的两条重要道路：“南夷道”和“西夷道”，将交通干线延伸到了云贵地区。
隋唐的道路体系又有新的发展。一方面，隋唐两代大力开发通往边疆地区的陆海交通。如隋炀帝于公元前607年“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太原），以通驰道”，以方便军队的机动。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又修建了7条通向边疆地区的大道：“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日澄州海行入高丽、渤海；三日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日中受降城入回纥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日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此为边州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这些道路都是官设大道，其中由四川通往西藏拉萨、由青海通往西藏拉萨的马车道，规模最为宏大。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还应北部边疆地区铁勒诸部的请求，于今内蒙古乌拉旗中后联合旗西北开筑连结内地与回纥的“参天可汗道”，后为中受降城入回纥的另一便捷之道。沿途设置68个驿站，每站备有驿马及酒肉以供来往者过夜。这些道路的修建，对巩固国防和国家的统一，作用重大。如著名的“参天可汗道”修成后，北部边疆即被纳入了大一统的政治体系。
另一方面，隋唐两代还完成了大运河水路交通体系。隋朝统一南方后，统治中心在北方，为解决“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的问题，隋炀帝在营建东都洛阳同时，动员大量民工，修建了由洛阳直达江淮、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以便有警时能够快速反应，及时机动军队和运输军需，从而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并将江南赋税运往北方，以巩固政权。此后，为了征辽东和高丽，隋朝又兴修了由洛阳至涿郡（今北京）的运河。这样，加上延陵（今江苏镇江）到余杭的“江南运河”和由大兴（今陕西西安）至潼关的“广通渠”，隋朝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以长安、洛阳为中心，南达余杭，北至涿郡的大运河。大运河的全线贯通，除了在经济文化上促进南北交流外，更重要的是将战略基地、政治中心同边疆联系了起来。此后，一直到明、清，大运河一直是联结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重要的国防工程，在军事上、政治上，发挥着有利于军事行动和控制全国的重要作用。
明代对疏通运河交通也非常重视。从朱元璋、朱棣开始，除开辟海运和利用陆路运输外，还着力疏浚运河，以保持一条自南京到北京的漕运线，以解决南粮北运问题。经过明朝的修整，运河成为一条南北长约2000公里的漕运线，其与东西数千里的北部边防线形成直角，交会于北京，“漕运线和边防线的关系，如同人身的大动脉，如果没有它，边防线就失去了生命力”。有了它，专门担任运输的军队和船只就可以将国防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这对巩固边防和出军作战，都起了重大作用。
清朝则进一步完善了全国的道路体系，将全国道路系统分为三等：“官马大道”通往各省，“大路”自省城通往地方重要城市，“小路”自大路或者地方城市通往各市镇。尤其是，清朝还将“官马大道”修到东北边疆、北部边疆和西北边疆，这对保持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具有重大意义。比如清朝统一新疆，曾总结历代治理新疆的经验，认为“深沟重堑，天险之国，不患其不能守，而患其不能通。通则富，不通则贫；通则强，不通则弱”。于是大力加强新疆交通和通讯方面的建设，经过多年经营，在西部边疆建成了连接各大城镇、军事重镇和军事要地的陆路交通网。
建立完善的军事通讯体系，严格巡防制度
历代王朝为了保证军情的畅通、军事指挥系统的高效运转，还重视国防系统“软件”的建设，着力完善军事通讯系统，建立严密的巡防制度等，以适应维护边疆安全的需要。
一是建设烽燧、亭、斥候等军事设施，建立以军事为目的的通讯制度，完善军事通讯系统。
烽燧是观察敌情，以烟、火、表（类似旗帜）等信号进行目视联络、报警通信的一种军事设施，也称烽堠、烽火台或烟墩。历代一般将烽燧筑于缘边冲要之地、山河谷口等便于嘹望的高地上，同时还在各边防指挥部、指挥部与国都之间，沿军用道路建立烽火台。烽火台的密度，根据敌情、地形的不同而各异。从建筑方法上讲，烽台均为夯土筑造的高台，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其报警设备主要有：表（用丝布制作的大型信号旗）、烽（即烽烟，点燃柴草及干粪等物，使其发烟，向上级及友邻报警）、鼓（擂鼓报警）、积薪（以各种柴草堆成草堆，发现敌情后，即点燃报警）。烽堠发出的信号，可以递相传送，直达国都。从汉至唐代，从沿边地区到国都所在地，遍置烽堠。在边境地区，筑城以置烽堠，内地则在“高山四顾险绝处”置烽火台，从而建立了以烽燧、馆驿为主体的军事通讯体系。据唐朝法令，烽堠所置，大约间隔3华里。烽侧往往置驿，烽主放烽举火，驿事传牒送信，从而构成了极为严密的、庞大的镇、戍、烽、驿等构成的信息系统。明代为能迅速地传递敌人犯边的军情，烽燧的位置通常构筑在长城沿线的内外可以互相通视较高的山头上，或通往纵深内的卫、所、镇治，或京师的大路旁，或道路转弯处。在古代没有电讯装置的情况下，烽堠报警成为传递情报的最简便手段。
亭为管理烽燧并传达紧急军情的小型军事据点。建于近边之地，以便探察敌情，或建于较高之地，以便传示烽火。一般要驻守士兵负责，类于小规模碉堡形式，成为一个个据点，处于交通要道。如汉统一西域后，即参照西周和秦的做法，开始在西部边疆的驰道旁和边防线上建亭、烽燧和驿站，主要用于通讯联络，观察敌情和报警。亭、烽燧和驿站因地势不同而距离不同，一般每30里设亭，50里设一烽燧，400里左右设驿站，形成“烽戍逻卒，万里相继”的景象。到了清代，则于边疆各要害之处设立墩台（堆土成墩，以便嘹望守御），有警则举烟、鸣炮、挂席为信号。如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曾下令各省将领，凡水陆要道之旁，均要设墩台营房，驻宿兵丁，以传报紧急军机。
斥候与亭类似，只是规模较小，多设于部族交界之地，主要职务是窥察敌情，检察人员的出入。此外，唐代还曾在长安周围和边疆地区筑关，以利用山河形势，控扼交通。
自明朝起，中央政府还在边陲重要地带设置卡伦，即边防哨所。到了清朝，更将在边疆地区设置卡伦作为强边固防的一项重要措施加以施行，使边疆的卡伦规模化、系统化和正规化。清朝的卡伦大多设在重要的关隘、通道、渡口和由清政府划定的各游牧区域的边界地带。当然，因为关注的重点在内地，所以清朝在边境一线设置卡伦虽多，但驻军数量却少，每卡约为10名左右，有的卡还不驻兵，各卡之间相隔距离远，甚至长达数十公里甚至数百公里，这就导致边疆军事布势上的内重外轻、边疆一线和少数民族地区兵力薄弱的情况。
二是开通邮驿，提高军队的通信联络能力。
邮驿和烽燧一样，始于西周，当时只设于边境，系军事性质的设施。所谓邮，是指徒步通信，驿则是乘马通信。邮驿最初设在边境，后来逐步推广于全国，一般是5里一邮舍，30里一驿站，以接力形式传递命令、文书和军情。到了秦代，为了加强军情传递，在长城防线通向后方各级边防指挥部以及由各级指挥部通向全国军事中枢咸阳的各主干道路上，都建有驿站，它们与报警的烽燧一起，构成严密的军事通信网络。此后，唐朝也建立了畅通无阻的邮驿系统，如唐朝在北方的驿道从长安直通朔方，再由朔方越毛乌素沙漠、库布齐沙漠到达五原郡，北通天德军（今内蒙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元、明两代的驿路交通网更加稠密。元朝实现了中国疆域空前的大统一。《元史·地理志》载：“自封建就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为了加强对边远地区的控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驿站系统，“凡在属国，皆置驿传，星罗棋布，脉络相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清朝的驿站称“军台”。清朝为巩固边疆防务和发展边疆经济，整修和修建了连接边疆各大城镇和军事要地的道路交通网络，并在这些交通干道上设置了大大小小的“军台”，建立完备的通信网络。这些“军台”星罗棋布，遍布各边疆地区，较好地承担了传递军政文书、保障往来部队的后勤供应，以及运送官方物资，向商旅提供住宿和安全保障等任务，对于密切边疆各地与内地的联系，提高军队机动通讯和保障能力，功不可没。
完善的烽燧、驿站等通信设施的建立，使中央政府有了一套高效严密的军事通信系统，这对于及时掌握边疆的动向，快速地传递军情政令，都是非常便利的。同时，也便于做到边疆一处有警，则多方支援，进而以逸待劳，克敌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