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以骑兵为主体的游牧民族军队骑术精良，来去自如，飘忽不定，具有高度机动性，而中原王朝以步兵为主体的军队机动性则相形见绌，并常常面临两难的困境：如果在边疆地区配置的兵力过少，则容易遭到袭击；若从内地调集大军进行征讨，则对方又迅速转移，以致中原军队往往疲于奔命。所以，针对边疆与内地人民生活、武装力量的不同特点，依据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原则，从战略全局和战役全局的需要出发，在敌必攻、我必守的战略、战役要点上，集中一定人力、物力、财力在边疆地区因地制宜进行国防工程的建设，无疑是弥补防御力量的不足，改善防御态势，进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的有效途径。
筑城建镇，扼守要点
在冷兵器时代，进攻高城深池无疑是比较艰难的一种作 战形式，故兵家往往不提倡攻城作战，如《孙子兵法》就将攻城列为不得已的下策。因此，在预定的战场利用自然险要或人为地构筑的各种防御性工程，以保存和提高己方战斗力，改善作战条件，就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防御作战的战法，而“因险置塞”进行筑城防御也一直是中国军事史上一种非常重要的防御思想。
筑城防御在中国历史早期的夏朝就已经出现。到了西周时期，更有了在边境要地修筑城堡进行戍守的记载，《诗·小雅·出车》所谓“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即为明证，诗中的“方城”，是周宣王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猃狁而筑建的城堡。此后，随着战争的频繁，沿国境构筑军事据点的情况，在春秋时已相当普遍。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在出现线式筑城阵地的同时，有的诸侯国如齐、楚等，还开始逐步用墙将这些边境城堡联系起来，形成了“长城”。到战国时，秦、魏、韩、赵、燕等大国，相继修筑了相互防御的长城，同时，为抵御东胡、匈奴等游牧民族的袭扰和掠夺，北方各诸侯国也都修筑了与边疆城镇相连的线式防御工事，于是形成被后人称为“长城”的防御系统。
先秦时期成熟的筑城防御思想为后代所继承。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除了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筑了从临洮到辽东的万里长城之外，又在北部边疆地区设置郡县，建立边境城市，以作为中原王朝治理边疆的前哨基础，从而在中原北部竖起了一道人工国防屏障。此后，在边疆地区修城防御，一直被认为是中原王朝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一种手段。如晁错在给汉文帝的奏章中就认为，“守边备塞”最好的办法就是应该在沿边“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设城邑，立关险”，而且要“高城深堑，具蔺石（即投石机），布渠答（即铁蒺藜）”，然后“徙民实边”，充实边疆，以提高整体防御能力。
按照这一思路，历代王朝无不重视边疆地区国防工程的建设，从而完善的防御设施作为战略据点，遏制游牧民族骑兵的高速推进。比如，两汉时，中央政府将筑城建镇作为强边之策，根据军事需要在东南西北边疆修筑了许多大小不同的城镇。这些城池的规模范围比一般郡县小，有的修于原来的居民点上，有的则建于“移民实边”后新开辟的居民点，有的则出于临时的军事目的而修建于荒野之上。因为战略、战术地位的重要程度不同，城内人口、兵力的数量不等，城池的范围大小也有所不同。就地理位置而言，这些城镇皆据险扼要，构筑在易守难攻或必须坚守的交通要道上，既是中央对边疆地区施加行政管理的政治中心，更是在军事上控制边疆和进行防御的前沿据点和军事重镇。
唐朝在全国重要地区设置了几百个军事重镇，其中大部分分布于边疆地区，仅西北边疆的安西都护府就设置了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个军事重镇，并在安西、北庭都护府辖境各重要通道和地区，设立了军、镇、守捉等一整套的军事机构，这些军事机构的驻地普遍建有城镇。明王朝实行卫所制，在全国陆、海要冲设卫，次要地方设所。据记载，明朝在新疆、西藏和甘、青、川、西藏、新疆交界处就设置了18个军事重镇。这些军事性质的城镇的设立，为抵消游牧民族骑兵快速机动的优势，有效地保证边疆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清朝也非常重视在边疆地区筑城设防，如在东三省的奉天设大城14座，共计派驻防兵2.2万人，练军及缉捕勇丁13万人，扼要屯驻，守卫边防，由盛京将军统辖；在吉林设大城8座，派驻防兵1.5万人，由宁古塔（今黑龙江海林县旧街）将军统辖；在黑龙江设大城6，防兵13万余人，由黑龙江将军统辖，驻爱珲城。在蒙古，则筑乌里雅苏台城（今外蒙古札布哈朗特）和科布多城，自察哈尔至巴里坤，沿途构筑墩台，选精驻守。另外，在驻新疆最高行政、军事长官伊犁将军所在地伊犁城周围，清政府先后修了9座城堡，构成星拱棋布之势，驻扎的兵力占全疆兵力的1/3.
自汉代以来，中国疆域之所以不断稳固，其间有诸多原因，但“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设立城邑”、扼守要冲的固塞方略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修墙置戍，“因险置塞”
除了在边疆地区筑城建镇之处，历代大一统王朝为了实现在辽阔的边疆进行有效的防御，在完善边防设施方面采取的最重要的国防战略就是修墙置戍，于是有了举世闻名的国防工程——长城。
前文业已指出，在中国军事史上，修城防御的思想源远流长，而长城正是筑城防御形式的一种延伸。秦统一后，继承前人的防御思想，并针对军事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少数民族骑兵机动能力突出的特点，制定了“以墙制骑”的安全战略方针，“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从而将此前秦、赵、燕三国北部边境原有的长城加以连接，形成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绵延超越万里的国防工程，后世流行的“万里长城”的提法，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此后，除了清朝，历代中原王朝基本上沿袭了秦朝“因险制塞”、“以墙制骑”的思路，“修墙”几乎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共同事业。在从秦朝到明王朝的近2000多年中，各封建王朝不仅在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设立过各种军事、行政机构，而且还多次修建或修缮长城。即使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大多也承袭此一边防战略。其中最著名者，有汉长城、隋长城、唐朝的边塞、金界壕、明长城。
西汉长城：汉武帝在国力强盛之后，一改汉初以来对匈奴委曲求全的防御政策，利用大规模的骑兵集团对其进行大规模反击。公元前127年，汉军主力部队收复河南地后，汉武帝立即任命校尉苏建重修秦始皇时的北部长城，作为夺取阴山山脉的进攻阵地。然后，汉武帝又派卫青、霍去病等连续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战役，迫使匈奴远遁于大漠以北地区。汉朝在控制了匈奴的战略基地阴山山脉后，开始修筑阴山以北的外长城，并将秦长城向西延伸到焉耆。汉代阴山长城是两条大致平行的复线长城，二者间隔5～50公里，这就加强了防御纵深。此外，汉武帝还修筑了河西长城，自居延泽开始，沿弱水向西南，至呼蚕水（今甘肃北大河）与羌谷水（今黑河）汇于弱水之处分为两支，一支向正西，经玉门、敦煌，一直达玉门关，一支沿羌谷水向东南，经今高台、张掖、山丹、永昌、武威，直到黄河边。在玉门关以西今新疆罗布泊、库尔勒、阿克苏、喀什等地，汉朝还修筑了大量的障塞和烽火台，以有效地保障丝绸之路的交通安全。如果将这些边塞设施加起来计算，汉代长城的总长度达到二万里，是中国历史上构筑规模最大、长度最长的长城。
隋长城：隋朝统一全国前后，为抵御北方的突厥、契丹、吐谷浑等少数民族的进攻，巩固边防，多次大规模修筑长城：“缘边修保障，峻长城以备之”，先后动员民工多达一百数十万，修筑范围主要是灵武至柴河（今苍头河）之间地区，即原北周边疆境地区，基本上使东至东诲、西至宁夏之间漫长的防御体系得以完善，史称“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防御体系。
唐朝的边防城池：前期国力强盛，拥有精锐强大的骑兵部队。唐太宗采用军事进攻与政治招抚相结合的国防战略，主张在边疆战略要地部署重兵集团，待机机动，保卫边防。为此，他曾拒绝臣下建议，反对建筑线式防御工程：“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李世勤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远胜筑长城耶”。同时，唐统治区空前广大，势力范围远及西域，前代所筑长城，大多就在唐朝统治范围之内。就是说，长城南北都在中央王朝的直接有效管理之下，其防御线就不需要依赖长城，用不着修筑长城这类防御工程。所以，从总的来看，唐王朝并未大规模修缮或增筑过长城，也很少利用旧的长城作为防御依托。
不过，在某些时期，唐朝也曾于局部地区利用旧城或新建长城，尤其是，唐朝统治者认为，修筑边城比长城更能起到防御作用，因而在边疆地区大修城池，以抵御游牧民族南下。比如，为赢得休养生息、壮大国力的时间，唐太宗曾于劝退突厥颉利可汗的大军后，下诏“北道诸州所置城寨，粗已周遍，未能备番……其城寨镇戍，须有修补，审量远近，计度功力，所在军民且共营辨（办），所司具为条式，务使成功”。要求在隋朝已有的边防设施的基础上，修建和增修边城，建立以镇、戍为主体的边城防御体系。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就具体问题而论，唐朝在它的北部和西北部边地，仍然修建（或增筑）过不少的城池。这些城池，或多或少地分布在过去的长城沿线地区。比如唐朝前期为防止突厥的南下骚扰，曾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黄河北岸修建了三座受降城和一些附属设施。这些城池和烽堠的建筑，与其他王朝修筑长城，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类似的城防建设，在唐朝的前后期都曾出现，特别是后期，这类举措更多一些。但是其规模都比较小，与汉朝或明朝的大规模、倾其全力地构造不可同日而语。”
宋代的“水上长城”：北宋王朝因五代时失掉了燕云十六州，北部缺乏国防屏障，无法修补长城故址，也无力抵御据有燕山险阻的辽国，所以国防线被迫南移。为此，宋朝特意在西起保定、东至泥姑海口一线开挖塘泊、开辟稻田，建成了一道长450公里，以关隘为重点，用寨、栅、渠网相连接的防御工程，以阻遏契丹铁骑兵漫野而过。同时，采取防御战略，在数千里的北部防线上配置数十万大军，“以兵为险”。在西北方向，面对西夏军队集中兵力、攻其一点的战略，宋军在失去战役优势的情况下，曾成功地采取“堡寨政策”，沿宋夏边境线增筑堡寨，以屏蔽旧有重要城镇，从而以绵亘不断的城镇堡寨对西夏军队的骑兵大兵团运动战加以限制。
金界壕：宋金对峙时期，雄踞淮河以北的金朝为了遏制蒙古的袭击，集中力量南下争雄，也仿照中原王朝修长城的办法，在其北部边疆进行军事设防以巩固后方。公元1135年，金熙宗下令在其北部边疆的一些重要隘口构筑边堡，挖掘像护城河一样的壕堑，并以挖掘的土堆成简易的障墙，屯驻军马予以防守。到了1194年，金章宗又下令连堡戍而筑长城。这一连亘不断的防御工程系用土垒或版筑而成，以壕沟、主堤、副堤、边堡与壕堡相结合，史称“金界壕”，它起自嫩江中游，沿兴安岭山脉的东南麓转向西南，然后与阴山山脉相连接，再向西直达黄河河套西部，全长1万余里。这一军事防御千程修筑之后，对维护金朝北部边疆的稳定，防止当时北部各部少数民族的袭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明代的万里长城：明代“设险防御”的思想更加突出。秦汉讲“因险置塞”，宋代也讲设险防守，但宋代更多地凭险防守，即凭借江河等天险进行防守。明代为了备边，则更加注重“设险防守”，强调发挥人的智谋、人力造成险要，而不仅仅利用天险。明代名将俞大猷就说：“山川之险，险与彼共；垣堑之险，险为我专。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以有垣堑可凭也。”为此，明朝将“修葺城池，严为守备”作为既定的边防战略方针，规定边疆驻军都要筑城防守，设高墙以防敌，建房舍以屯兵，一般还要求有存粮、修械的设施。明初，军力优于蒙古，所以仅限于对长城的修补和屯军建筑营垒。到了中后期，北方的瓦剌、鞑靼入侵次数增多，规模逐渐扩大，于是明朝将沿北方边疆修筑长城作为守备的主要内容，筑墙防御守边的模式发展到顶峰，不仅修建了比汉代更加坚固的长城，而且大修城池塞堡，以致边疆地区的边疆设施除长城外，塞堡林立，卫、所、守备点都有城池。史载，自明太祖洪武帝至万历皇帝的200余年中，明朝利用秦、北魏、北齐、隋等朝代所筑的长城，先后18次加以大规模修缮和补充，筑起了东起鸭绿江边，西至嘉峪关，跨今辽宁、华北、西北9个省市，全长1.34万余里的举世罕见的巨大国防工程——万里长城，做到了五里一堡，十里一屯，烽火相接，攻守可以互相支援。此外，自山海关至鸭绿江边，还筑有蜿蜒不断的边墙，以防范女真向西发展。尤其是，明代长城还适应火器出现后的情况，布局更加合理，坚固程度更高，防御手段更先进。长城沿线的重要关隘、城堡和墩台，几乎全部用砖包砌，修筑水平与防御能力均超过前代。
到了清朝，大漠南北统一于一个中央政权之下，东北又是满族的“龙兴之地”，尤其是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之后，北部边疆威胁已基本上不再存在，再修长城已无意义，至此，中国历史上2000来年的“修墙”防御的传统才寿终正寝。不过，在边疆防御方面，清朝基本上仍然保持着前代置戍卫疆的传统，在边疆地区设卡巡边，把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作为国防之“长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设于古代农业区边缘的长城，与今天的国界线有着天壤之别，而只是中原王朝的“内边”。古人认为，“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因此，“四夷”边疆通常是天子保卫国防的、内在的、非异己的力量，而不是“外国”。只有当“天下”政治秩序失序，内地与边疆分裂之时，长城防线才具有保护中原各族人民的价值。历史上不管是哪个封建王朝，都只是将长城、“边塞”作为一项军事防御工程，而不是将其作为王朝的疆界。边疆民族也从未因此受到限制，他们和汉族经常接触，频繁交往，共同开发了边疆。“放眼历史而观长城，其活力贯穿于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层面。长城地带，以两边为腹地，两边社会发展规定着它的意义。长城的意义在最后一个王朝时发生重大转变。康熙皇帝名言‘在德不在险’，‘众志成城’对长城进行了功能上与道德上的双重否定。其实，长城意义的聚降并非由于人们道德上的觉醒，满族上层与蒙古上层的政治同盟，清政府在草原社会施行的政策是其本质原因。取代长城的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德’，而是那个实实在在理藩院。王公制度、昭庙制度减小了草原的移动性，增大了草原的分割性，草原社会因此出现深刻变化。变化内容之一是弱化了草原社会的军事属性，利益不再来自战争，而由贵族政治、宗教组织决定分配。经过历史的曲折发展，长城时代终于结束。”
作为国防工程的长城是一个综合防御体系
我们一般称之为“长城”的国防工程，在历史上还有“长城塞”、“长城障塞”、“长城亭障”、“城堑”、“边墙”等名称。从这些称谓可知，长城虽然是一种线式防御工程，但由于它本身的具体结构是由许多障、塞亭、燧等点式环形工事组成的，所以无疑是一个集中反映中华民族军事智慧的综合防御体系。
从构筑方法论，历代修建长城，都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或取土夯筑，或采石砌筑，或利用山崖峭壁、深谷大涧等天然屏障，或人工设险；在地形选择上，都是尽可能利用山、河之势，所谓“因边山险，堑溪谷河可缮者治之”和“因河而为固”。如汉代在贺兰山脉和阴山山脉上修筑的边塞，规模宏大，充分利用了广阔的黄河、陡峭的阴山等地理条件，因而也更具战略意义。到了明代，还用砖石对城墙加以包砌，使其更加坚固，抗攻击能力大增。
在防御设施上，长城的主体城墙是阻挡敌人前进的主要屏障，其高矮视地形起伏而不同。同时，长城又不仅仅是一条孤立的线状城墙，一般情况下，长城的墙体之外，还要修筑有城堡、城台、塞、亭、壕、堑、烽台、障城等一系列辅助设施。具体来说，障城是在边疆要塞修筑的驻有戍卒守卫的长城沿线支撑点，按唐人颜师古的解释：“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侯城，此即障也”，属于构筑有环形防御工事的城池，它和边陲城池的区别，除了范围小些外，最主要的就是城内没有居民，只有戍卒，是纯粹军事性质的支撑点，而边城虽具有边陲军事要点的性质，但也具有一般城镇的属性，城内住有居民。作为长城防御体系内的重要防御工程，障城的大小、多少，都和防御任务及敌情、地形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说，在主要的防御地段上，障城数量就多，如汉代宁夏固原附近的长城，从固原城西的吴庄，到城北的乔洼，相距不过15公里，目前发现的障城遗址就已有七八处之多，且全部建在山梁上长城的内侧，相临两障能进行目视联络。位于防御要点如交通要道、险要山口等位置的障城，一般规模都较大，能够发挥阻滞进攻、传递军情、调集兵力、歼灭来犯之敌的功能。烽燧、亭、斥候都属于传递军情的边防设施。烽燧主要用于传边警、通消息。在边疆地区的亭，则主要建于近边交通要道，形制类似小规模碉堡形式，成为一个个据点，以便探察敌情，或为高畅之地，以便传示烽火，且由驻守的士兵负责。斥候则起着窥察敌情、检察出入的作用，多设于部族交界之地，与亭类似，只是规模较小，主要职务是窥察敌情和守望。这样，作为长城主体的墙体加上城堡、城台、塞、亭、壕、堑、烽台、障城等，就构成一个城关相连、烽燧相望、敌台林立、步步设险的完整的防御体系，从而在农业区与游牧区之间竖起了一道隔离屏障，使游牧民族的骑兵高速突进的势头得以抑制。
长城的军事意义
在早期冷兵器作战时代，深沟高墙的长城和连绵不断的亭、障、烽、堡构成的防御工事，确实起到了抑制骑兵机动性强的优势，相对提高了中原王朝军队的战斗力。因为按照一般的军事原则，在进攻力量和进攻：工具相对差不多的情况下，防御较之进攻是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防御者也因而往往比进攻者占有优势：“采取防御态势的守方军队的战斗力，如能利用地形和工事的有利条件（不论这种工事是仓促而成不够完善，还是复杂又经细心准备），就会成倍增强。有许多著名的例子证明，攻方为了打败占据有利地形和工事的守方，就必须在兵力上占有优势……防御的一方虽然兵力上处于劣势，但由于占据了有利的地形和防御设施而亨有优于攻方的有利条件。”长城作为一项军事防御工程，就军事而言，其在中国历代北部边防中的作用是多重的：
第一，可以起到阻止、抗击小股敌人袭扰的作用。长城修筑后，各支撑点互相支援，敌人的铁骑通常无法越过这条深沟高垒、严密设防的防御工程。尤其是当敌人进行小股袭击时，往往难以越过长城防线。如其不迅速退走，不仅野无所掠，而且还会受到沿线守军在长城掩护下集中优势兵力实施的攻击，甚至被歼于长城脚下。比如，东汉初年，汉廷采用“河西城门昼闭”的方法来对付匈奴的袭扰，结果，在高大的城墙面前，匈奴骑兵无能为力，只得退去。
第二，当游牧民族实施大兵团运动进攻时，长城这一综合防御体系可以起到消耗、迟滞敌人，争取时间，保障纵深主力集中、展开的作用，从而粉碎敌速战速决的企图。假如没有长城这一依托自然险要而修建的国防屏障，游牧民族的骑兵集团便可很容易地在短时间里长驱直入，深入中原腹地。而有了长城，中原王朝的军队就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因为，一旦游牧民族的大军接近长城防线，长城当面的戍守部队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接着，中原王朝的各级边防指挥部及中央统帅部通过烽燧报警，可以及时地掌握敌情，并着手进行反击的准备。当敌人主力攻打长城各据点时，有关指挥部可立即使用机动部队支援位于敌人主要进攻地段上的要点，实施节节抗击，迟滞敌人骑兵的进攻，保障主力变更部署，同时消耗分散敌人兵力，使敌骑失去机动，为反击敌人创造有利战机。这时，中央统帅部就可以较为从容地部署二线堵击部队和向敌主攻方向机动兵力，从而集中主力，形成优势，与之决战，或将其击退，或将其歼灭于长城内外。
第三，长城防线的防御战，不像城池防御作战，可以据守城墙进行决战，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双方主力的会战。在这方面，长城的存在，为中原军队实施出击提供了进攻出发阵地及后方基地。历代王朝对北方游牧部族进行先发制人的反击时，往往要隐蔽战略企图，对敌进行侦察，这时，长城因靠近边防线且便于隐蔽，因而成为中央大军良好的进攻出发基地。在长城及其守军的荫蔽掩护下，中央大军可以从容地利用驰道、直道等交通设施，秘密迅速地集中主力于主攻方向的长城内侧，然后发动突然进攻，达成战争的突然性。当主力深入长城以外时，长城沿线的各堡垒、障城，又可以屯兵储物，为进攻部队实施全面可靠的后勤保障。
连绵不断的长城虽有利于中原王朝利用地形屏障建立巩固的防御阵地，形成一定的战略纵深，但即使在冷兵器时代，它也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历史上游牧民族多次越墙而过深入中原，而大修特修长城的明朝也并没有因为据有坚固的长城而边防安澜，此所谓“在德不在险”。当然，我们在评价历代“修墙防御”这一边防方略时，也不能走向另一极端，毕竟，“修墙”本身并不意味着消极防御，历史上宋、明两代的确以长城（包括水上长城）实施消极防御，但也有许多中原王朝把它与主动出击，防患于未然的战略结合起来。像汉代对匈奴的战争，唐对突厥的战争，清朝征厄鲁特、准噶尔诸部之役，都是积极防御的攻势行动，并且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