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边疆经营而言，中国历史上威胁边疆安全、影响边疆稳定的对象和形式是不断变化的，不同时期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即使是同一边疆地区，在不同时期内安全形势也在变化。一句话，边疆形势一直处于复杂多变的动态变化之中。
第一，边疆形势的复杂多变是历代大一统王朝边疆经营上面临的共同难题。
比如，匈奴降汉后，又有强悍的羌族在西方崛起，南方的西南夷、闽越也不时反叛朝廷。唐朝边疆形势的变化更为典型。《新唐书》的作者在《突厥传》中就说：“唐兴，蛮夷更盛衰，当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鹘以盛衰先后为次；东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轻重也；终之以南蛮，记唐所由亡云。”可见作者已注意到边疆民族的盛衰先后与唐朝对边疆地区的用兵次序及唐朝盛衰的关系。
再如，隋唐之际和唐朝初年，解除突厥的威胁是当时边疆经营的中心任务。唐太宗集中力量平定了对帝国威胁最大的东突厥之后，突厥余部车鼻部不久又崛起于漠北，而原来曾与唐朝结成同盟共击东突厥的薛延陀部，则趁东突厥被平定后形成的势力真空，称雄漠北，与唐朝争夺西域等战略要地，欲与唐分庭抗礼。同时，在青海崛起的吐谷浑部与唐朝并不突出的矛盾又成为主要矛盾。而唐朝恩威并用促成吐谷浑归附后，与西突厥争夺西域就成为唐朝边疆经营的重中之重。此后，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图谋独霸西域，与唐争夺战略要地河西走廊和西域，并向唐朝的西南边疆进行渗透，与西南各部族如南诏组成反唐联盟，从西北、西方、西南对唐朝进行战略包围。其间又有西突厥十姓叛唐，企图重建在西域的霸权。自此以后，吐蕃和西突厥余部对唐朝的边疆构成最大威胁。唐高宗、武则天时，吐蕃还一度夺取“安西四镇”，直接威胁唐朝的统治中心关中腹地。在东北，契丹酋长松漠都督李尽忠又率部反唐，占据营州，为患河北，幸为突厥首领默啜可汗袭杀，北边边疆才得以暂安定。但唐朝管理东北边疆的最重要机关——营州都督府（治今辽宁朝阳），从此不能维持其权威。而居于今内蒙古一带的东突厥余部则在默啜可汗领导下建立了后突厥汗国，和唐朝对抗，使唐朝在大漠南北的统治岌岌可危。到唐玄宗时，东北的契丹、渤海国以及据有大漠南北的后突厥汗国纷纷挑战唐朝已经建立起来的天下秩序，云南的南诏也一度叛唐并与吐蕃结成同盟，西域的突骑施又一度勾结吐蕃、大食，与唐争夺西域。8世纪中期以后，阿拉伯帝国势力伸人中亚，数次越过葱岭向东渗透，拉拢和征服唐朝在西域的各部，西域形势更为复杂。所以，唐朝在边疆经营上始终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威胁和不安定因素，而根本不能奢望一劳永逸。
第二，在边疆这一大系统中，各边疆民族的互为连动，使中央王朝必须将边疆问题加以通盘考虑，统筹兼顾地予以解决。
在这方面，也以唐朝比较典型。陈寅恪先生曾独具慧眼地将这一特点概括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他指出：“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族，必须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当时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族间之单独性也。”
陈先生所谓“连环性”，依笔者的理解应是边疆这一大系统中各边疆民族的互相联合、互相牵制、互相制约，从而使边疆形势具有连动效应。如唐初突厥强盛，建立起了在亚洲之霸主地位，但其内部民族成分复杂，其中最重要者为薛延陀部和回纥的兴起，唐朝之所以在立国10年之内将其一举击灭，唐太宗之奋发图强、富国强兵固然不可忽略，但主要是利用了突厥汗国的内乱和反突厥的诸族，从而对其起到了釜底抽薪的效果。再如，原属唐朝燕然都护府（后先后改为瀚海都护府、安北都护府）的回鹘（纥），自帮助唐室平定“安史之乱”后，崛起北方，“势凌中国”，唐朝不得不以大量的财物换取双方的和平，并以中原之布帛丝绸等与之进行“绢马贸易”，财政负担不胜其负。但到唐文宗时，回纥天灾不断，其邻居黠戛斯部兴起，双方争战不息达20年之久，回纥遂崩溃不振。再如，吐蕃是唐代边疆民族中最强劲的对手，其自贞观时崛起，此后200年，一直是唐朝西部边疆的最大挑战者。但唐蕃关系也必须放在唐朝边疆的全局中予以认识，并非唐朝与吐蕃一族的关系。唐朝奉行关中本位政策，重心在关中，西北自是边疆经营的重中之重，即使在唐朝极盛时，也不得不以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经营河西、西域，以保卫关中之安全。与之相应，对于东北边疆则不得不采取维持现状的消极政略，虽然唐太宗三征辽东，其子高宗继而凭借两代积累，终于攻克高丽，实现了他的雄图，但唐朝最终却不得不放弃进一步经营高丽，并收缩防线。这其间确有其他种种原因，但西部边疆强盛的吐蕃的兴起使其无暇进一步经营东北则是其中关键。这就是吐蕃与高丽问题的“连环性”，也就是说，西北边疆与东北边疆处于同一大系统之中。对此，陈寅恪先生曾有精到之论，他说：“唐关中乃王畿，故安西四镇为防护国家重心之要地……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称盛强，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欲固守四镇，不能不扼据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绝其与大食通援之道。当时国际之大势如此，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远征葱岭，实亦有其不容己之故，故未可专咎时主之黩武开边也。夫中国与吐蕃既处于外族交互之复杂环境，而非中国与”吐蕃一族单纯之关系，故唐室君臣对于吐蕃施行之策略亦即利用此诸族相互之关系。易言之，即结合邻接吐蕃诸外族，以为环攻包围之计。及吐蕃内部分裂，境内诸部族纷纷独立，党项兴起西北，南诏转而与唐联盟，唐朝方能收复河湟，最终解除了吐蕃对西部边疆的威胁。
面对复杂多变的边疆形势下，历代王朝要成功地经营边疆，有效地行使对边疆的治理和维护边疆的安定，成为事关国家安危盛衰和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业。能否在维护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前提下，全面把握复杂的边疆形势，正确认识边疆经营的主要任务，确立经营的重点难点，处理好边疆经营中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制定全方位的高明的边疆经营战略，确保大一统的政治秩序，维护边疆的稳定，是边疆经营的首要内容，也关系到强边、安边目的的实现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此，中国历代中央政府都高度重视边疆问题，在经营边疆的实践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治边理念，和由此而来的治边方略和种种富有成效的治边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