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自己所居住的地方看作是整个世界中心，不仅是人类文明早期的普遍现象，而且也是历史上各类帝国体系的一个共同特征。比如，历史上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与中国的皇帝都声称他们享有统治全世界的特权，“按照东罗马皇帝和中国皇帝的说法，世界边缘国家的统治者，虽然实际上处于这种世界统治者的控制之外，但在法理上都在他的宗主的管辖之下”。不过，由“自我中心意识”发展为“普天之下”的疆域理念和“大一统”（国家或王权）意识，并进而成为一种持久不变的政治原则，则是中国历史所独有的。
“天下”是一个整体
中国文化的世界观念在历史早期就有着与众不同的思路。四周天然的隔绝，很自然地使中国古人相信自己所处的地方就是世界的全部，是整个天下。因为这个“天下”的边缘是大海，所以古人又把自己认为的“天下”称为“四海”和“海内”。春秋以前，中国内部到处是独立的诸夏邦国和部落，所谓的华夏文明，也仅限于黄河中下游一隅，于是当时的人自然将这个区域称为“中国”，视其为“天下之中”，而把这个区域的边缘和周边地区称为“蛮方”或“四夷”。在他们眼中，“天下”是一个最大的概念，它包括“中国”和“四夷”，“中国”加上“四夷”也就是整个宇宙和世界。同时，这一“天下”又是处于同一政治中心领导之下的，这一中心，就地域而言是中原，就统治者而言是“帝”（原始社会）、“王”或“天子”“君主”和“皇帝”。
宫玉振先生在论证这种“普遍王权”观念的起源时，曾精辟地指出，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单一的最高权力意识（如“争为帝”），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后普遍王权观念的直接来源，同时，这一观念还有着中国独特的整体性的宇宙观念和连续性的世界秩序观念的支持。按照张光直先生的论断，“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可以说是最为令人注目的特征，是从意识形态上说来它是在一个整体性的宇宙形成论的框架里面创造出来的”。这种连续性的系统整体的宇宙观，反映在社会现实上，就是在夏、商、周三代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中，“没有断裂的观念，也没有主权的观念”，只是一个连续的“天下”。
所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虽然把整个天下区分为“中国”（中原）和“四海”（边疆部分）两个部分，但这一“天下”并没有严格的内、外之别，中外之分，而是包括了古人所知的人类全体的一个整体，即“天下一体”。如《诗经·小雅·北山》宣称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就典型地说明了早期中国文化对天下的普遍认识。
“天下”又是一个伸缩性的概念
“普天之下”或者“九州”、“四海”、“海内”等都属于宏大的空泛的天下概念，而随着人们对外部世界知识的增长，随着中华文化的不断扩散，传统天下观中“天下”的内涵逐渐丰富和扩大。比如商、周时，天子作为人间的统治者直接统治的地区仅仅限于“邦畿千里”之内，此卦则是列国诸侯和“四夷”。而秦汉以后，国家的空前统一以及对外交通的发展，统一的中原与“四夷”构成了更大的天下，所谓“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的地方，全都被囊括于这一“天下”之内。可见，在这样的天下观中，天下的中心是相对稳定的，但其边缘却是无限开放的。
传统的“天下观”无疑也包含着强烈的中心与边缘意识
按照传统的“天下观”，“中国”是“四夷”围绕的惟一文明之地，而“四夷”、“蛮方”虽是天下的一个构成部分，但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毕竟是很远且不必十分理会的所在，所以“中国”也就代表整个天下。当然，春秋战国以后，随着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各诸侯开疆辟土，使“中国”的范围越来越大，“天下”的内涵也相应扩大，人们知道在以“中国”（中原）为代表的“海内”之外，还有“海外”存在，从而不再将自己视为惟一的文明之地。但中国人除了对“天下”的认识更加具体化（如“九州”就有了具体的所指），对“海外”仍然缺乏应有的兴趣。比如，战国后期曾产生过以邹衍“大九州”说为代表的新的天下观，“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稗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不过，这种依据海外交通和地理知识并加上想象而建立的天下观，从未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主流。
传统“天下观”的影响
中国传统天下观对天下的理解无疑有着虚幻的成分，也不尽符合历史的实际，但坚定的“普天之下”的疆域理念对中国历史却有着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
“客观地看，任何大一统国家都不会包容着整个地球，都达不到名副其实的大一统。但是，就那些生活在其政权之下的人的主观感受而言，这些国家确实是大一统，它们看上去并且让人觉得是整个世界……这种天下一统的主观信念，从来是一种幻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无视持有这种信念的人眼中的主观真实性，也不能无视一种幻觉可能造成的重大后果。”
一方面，“天下一体”的观念“使得中国较早形成了对本地区实行国家统治的一种总是趋于统一的关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概念”，虽然“不排除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这一概念实际上是无效的”，然而，“就中国历史的全部事实来看，这一概念的历史延续性却是非常强的”。美国华裔汉学家王国斌先生就指出：“中华帝国的国家并非一成不变的磐石，但是它的指导思想是一种将促成国家统一作为典范的领土观。”秦汉以后，大一统政治结构在中国历史上的长期存在，以及中华帝国在经济、文化上长期远远高于周边地区，使得中国人的天下中心意识更加强烈，但内外观念却仍然十分淡薄。所谓的“海外”，往往只是存在于神仙家的理论之中，最多属于“奇谈”而被文人作为炫耀见闻广博之资。因而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发展出清晰的国家观念，而是将“天下”、“海内”与国家混淆一起，先是用“天下”指代已知的整个世界，继而用“天下”来代替整个中国。根据这一认识，“中国”就是“天下”，它同时又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地方都是“蛮夷”和“化外”之地，是围绕中国旋转和朝贡的。
另一方面，在这样的天下观中，已知的世界——“天下”，是由“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的，是包含了“中国”（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和“四夷”边疆在内的一个文化单位，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建立在文化礼仪秩序上的天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政治疆域概念或地理概念。也就是说，两者是同属“一体”的天下。比如，汉代时人们在对匈奴是和是战的问题上，曾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双方争论激烈，但政府派的大夫将内地与边疆的关系视为肢体与腹心的关系，认为“中国与边境，犹肢体与腹心也……故无手足则肢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文学”则从“四海之内皆兄弟”出发，认为中国之华夏与四海的夷狄，是一家中的兄弟关系。可见双方虽主张不同的治边政策，但却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都肯定汉匈关系为“一体”的天下内中央与边疆的关系，二者属于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一体”的认识，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历代处理边疆问题的最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