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青峰
他用黑纽扣般的大眼睛盯着我，倔强而沉默。
翻开花名册，默默读着新生的姓名——“翠翠”、“冬青”、“红杏”，女孩的名字水灵灵、绿油油；“山狗”、“黑娃”、“春来”，男孩的名字愣青青、泥乎乎。这些孩子似乎刚从山野中归来，浑身散发着浓浓的泥草味。今后，我的生活我的世界我的责任就由这群孩子组成，他们带来了教师在山村人心中的位置。
孩子们都是由父母领着来学校报名的。他们拉着母亲的衣襟，躲在父亲的身后，有的还钻出脑袋、露出亮晶晶的眸子偷偷瞅我。他们的父母与日月为伴、与田地为伍，不会识文断字，用土块在门后画杠杠记数，不亚于结绳记事。送子女上学是多么神圣的事啊。家长们默默陪着孩子，静静回答我的问话，然后恭恭敬敬地用双手接过发给自己孩子的课本，神情是那么凝重，使我感到沉重也是对我的嘱托。这嘱托完全是农民式的渴望。
55名，一个大班。
我把名单往另一张花名册上誊写，准备给校长一份。
下午再没有孩子来，这是最后一天报名时间了。
“老师，俺给孩子报名。”
乡音浓重。一位中年村妇拉着一个小男孩站在我面前。他们什么时候悄然进来的，我一点儿没有察觉。
小男孩穿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绿军服，领子上缝着用红布做的领章。小男孩的天庭宽阔，脸红扑扑的，发际下渗出细细的汗珠，眉宇间透出过人的聪颖，小嘴巴紧紧地闭着，唇角的线条明显地将他的个性传达给我。
他用黑纽扣般的大眼睛大胆地盯着我。
好漂亮。
“姓名？”
“张氏。”
我无声地笑了，“不，孩子叫啥？”
“张振岳。”中年村妇慌忙重新替小男孩回答。
“年龄？”
“10岁。”
“10岁？”我惊疑地将笔从年龄一格内抬起，“怎么现在才送孩子上学？”
“你们，收下他吧……他——哑巴。”
中年村妇说着话，目光闪过，看我一眼，又垂下了眼帘，盯着我手中的笔。
只这一瞥，她的眼睛里郁积的忧伤，就将我引进了她的内心世界。我又打量漂亮的小男孩，他的明眸同母亲像极了，只是她母亲的心灵之窗分明透露出一个坚强的妇女压抑着被痛苦折磨的痕迹。
怎么办？这里不是聋哑学校。
我向她解释特种学校与普通学校的差别。
小男孩闪动着黑眼睛，好像揣摩出我对他母亲说的话，拉拉他母亲的衣袖。他的母亲还想说什么，小男孩已经倔强地使劲拉着母亲的手往门外走去。他的母亲用左手扶住门框，回眸瞅着我，那目光像行将熄灭的火苗。
他们走下石头台阶，母子二人的裤角蒙着薄薄的尘土。他们是赶了很远的山路来报名的。我看到尘土在母子二人的脚下扬起，浅色的尘烟飘起在遥远的山路上。
那一夜，我坐在空空荡荡的校园里望着灿烂的天穹，聪颖的小星星像农家的子弟，回报我以蓝色的目光。突然，一颗流星从视野中消失了。一股奇思异想在心中萌动，却抓不住那跃动的思绪。同校长谈起小男孩，他很惋惜，爱莫能助。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放学了，学生沿着纵横的山坡小路四散而去。那个哑巴小男孩孤零零地站在一条踏得坚硬的通往学校的小路上。他的身后是崇峻的青山。我们的学校同这里千篇一律的黄土屋一样，偎依在大山的怀抱里。我走过去，想问问小男孩住在哪个村子，可他转身撒开双腿跑了。蓝天无垠，大山无语，渺茫与无奈塞满了我的心。小男孩同我有了距离。这个山村大概就剩下小男孩一个适龄儿童没有上学了。他已经10岁了。后来，我给在省城的母亲写信，讲了小男孩的情况和我的大胆想法。母亲教了40年的书，我想母亲会有办法的。
不久，母亲寄来4本不同版本的聋哑学校的教材。我打开书，完全惊呆了，这是另一套教学方法，要跨过其中的障碍，比在山村办一所小学还难。我的努力落空了，失去了做小男孩老师的权利。
冬去春来，夏花秋叶。我离开那个山村时，从床下翻出母亲给的4本聋哑学校的教材，它们闲置在一个纸箱里被岁月无情地尘封着。多么漂亮的小男孩，不知他现在在何处？
在那段初阅人生的时光里，任何事物都取代不了小男孩坦率的目光在我心中的位置。或许在城市，这件事早已淡忘了。而山村是那么艰苦，民风是那么淳朴，小男孩的目光来得那么强烈，那时，我的情感又是那么朴素。凉风凉日，多么静美的山村秋夜，那是我当教师的第二个秋天。现在秋天又君临大地了，小男孩在哪里呢？我的第56个小学生，我没有教过他！
（选自《贺兰山》，获宁夏第五届文艺评奖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