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称霸前的国内外形势
春秋时期的第一任中原霸主齐桓公死后，固守函谷关的秦穆公和偏居南方的楚成王都想问鼎中原，甚至连宋、郑这样国力微弱的国家也都窥伺着霸主之位。齐国内发生五公子争立为君的内乱，齐的霸权从此丧失。在这个过程中，宋襄公插手齐国的内政，并最终拥立齐太子昭（即齐孝公）夺得君位。由此，襄公竟产生了获取霸主地位的非分之想。因为国力不济，他把希望寄托在说服楚国支持自己担任诸侯盟主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上。楚人假意答应，却在鲁僖公二十一年（前639年）宋人发起的盂（今河南睢县）之会上伏兵将襄公扣押，并以之为人质攻打宋国。因宋有备，楚将襄公放回。然而襄公不思其过，复于次年举兵讨伐追随楚国的郑国，致宋楚二国军队在泓（今河南柘城北）地展开战斗。结果宋兵大败，襄公伤股，不久死去，其图霸之举遂成为历史上的笑柄。
当齐桓公霸业鼎盛及嗣后宋襄公图霸前后的一段时间，本已崛起的晋国却又陷入严重的内乱之中。因为晋献公宠幸骊姬而废嫡立庶，导致太子申生自杀，公子重耳及夷吾逃亡国外。后夷吾得以返国被立为君（是为晋惠公却又因未处理好与秦国的关系而致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不宁之中。）
晋文公礼仪治国
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达19年之久的公子重耳，在秦的援助下回国继位，是有名的晋文公。晋文公野心勃勃，欲称霸中原。晋文公是个聪明贤达、老成持重的人，在长达19年的流亡生涯中，他和随同的臣子们历尽各种磨难，既锻炼了意志，又增长了阅历。他备尝“险阻艰难”，所以即位后能奋发图强。
晋文公执政后，为了安定民心，稳定朝政，公开招贤纳士，并宣告天下：自己不会计较过去的私人恩怨，将在任用官吏上唯才是举。不久，头须来见。头须曾在晋文公流亡狄国期间负责管理钱财，但他背信弃义，在晋文公离开狄国再度流亡时携款潜逃，远走他乡，害得晋文公等人差点饿死在路上。可晋文公不计前嫌，让他官复原职，仍然管理财务。此后，晋文公又任用了曾经多次刺杀他的勃抵。
众人见晋文公果然遵守承诺，不计前嫌，行事宽厚仁义，便纷纷安心地为新君做事。
此后，晋文公任命随侍流亡的狐偃、赵衰、先轸等人为国家重臣，又任用了许多外来人才。同时，他还听取下属意见推行改革措施，兴利除弊，减轻了人民的赋税负担，大力发展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并把原晋国的两军扩编为上、中、下三军。晋国大治，日趋富强。
晋文公为了教导百姓知义、知信、知礼，也煞费苦心。使民知义，在于教育他们能尊重国君，让民众明白君臣之间应尽的义务。晋文公积极出兵勤王，以自己的忠君之举为百姓做表率；广施仁政，让百姓生活安定。使民知信，在于教育他们能相信、服从国君。文公在即将攻陷原国之时，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原国土地，让百姓明白自己不会失信于民。使民知礼，在于教育他们遵守纪律。文公设置了掌管官职的官员，更合理地管理、调配国家大臣，以使百姓更加尊重和服从掌权的官员。文公深知取信于民则国家强大，失信于民则国家衰弱，因此治国从政当以建立信德为主旨和根本。左丘明在《左传》中指出，文公能在晋楚争霸中获胜的根本原因正是得力于“文之教也”。
城濮之战定乾坤
晋文公也像齐桓公一样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公元前636年，狄师伐周王室，大败周师，周襄王逃亡郑国，处于汜（在今河南荥阳县一带）。狄师据王畿温（今河南温县一带）。晋文公率兵勤王，驻军阳樊（今河南济源县东南），以右师围温，左师迎王，将周襄王送回王都，杀掉了勾结狄师攻王的大叔带。周襄王赏晋国“以阳樊、温、原、攒茅之田。晋于是乎启南阳”。南阳，《水经·清水注》引马融曰：“晋地自朝歌以南至轵为南阳。”即今河南省温县、济源一带，因其地在黄河以北，太行之南，故晋国称之为“南阳。”晋国占领了南阳，控制了从汾水平原通向中原的太行山口，使晋国成为一个进可攻，退可守，“表里山河”的战略要地，对晋国的向外发展，中原称霸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晋国攘夷狄，定王室之乱，也大大提高了晋在诸侯国中的地位。
晋文公称霸，城濮之战具有决定意义。公元前633年，楚军围攻叛楚附晋的宋国。宋向晋告急。晋国非常重视，认为：“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晋国进行了充分的作战准备。
公元前632年，晋、楚双方在城濮（卫地，今山东省旧濮县南70里有临濮城，1956年并入河南范县）会战。城濮之战，晋军一战而胜。《史记·楚世家》云：“晋焚楚军，火数日不息。”晋军大获全胜，晋除歼灭大部分楚军外，还俘获了楚驷介百乘，徒兵千人。晋国向周天子献楚俘。
城濮之役，阻止了楚向北的发展。晋、楚争霸约百年，楚国虽多次想打开进攻中原的道路，却一直未能如愿。城濮之役后，北方国家形成一个以晋为核心的稳定的集团，成为阻止楚国北上的劲敌。
同年五月，晋文公召齐、鲁、蔡、陈、郑、莒以及周天子，会盟于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原来臣服于楚的陈、蔡、郑、鲁等国倒向晋国，接着，曹、卫又被征服。是年冬天，会盟于温。晋文公继齐桓公之后，成为北方中原诸侯国的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