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宫廷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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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欲望膨胀

也许,慈禧最初的奋争只为争宠,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奋争就有了新的内容,她不再满足得宠,她不再安分守己,随着咸丰帝的宠爱有加,她的权力欲越发膨胀起来。

其时,清王朝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危难时期。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于广西,不久,进军湖南、湖北,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攻克南京建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西方列强以“修约”为名,准备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战争。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兴师动兵,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咸丰皇帝本来志比天高,怎奈生不逢时,朝廷内部势力盘根错节,自己的宏图大志完全难以施展。这种情况下,咸丰自暴自弃,沉湎于酒色,不理朝政。

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广州。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向北京进逼。咸丰帝整日寻欢作乐、荒于朝政,此时更是无计可施,只得以“木兰秋狩”为名,携带皇后、懿贵妃及儿子载淳等人,匆忙逃往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咸丰帝本已龙体渐弱,再加上路途颠簸,精神紧张,到达承德时,暑气也已消散,咸丰帝一时难以承受,便一病不起,而且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慈禧本来很受皇帝信任,这时更趁机帮他批阅奏折,处理朝政。如此一来,慈禧不但熟悉了朝政,也对朝廷里争权夺利、钩心斗角的形势,了解得一清二楚。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1861年8月21日),阴云笼罩热河行宫。咸丰病危,但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他做出了三大决定:一是立他唯一的儿子、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二是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在自己病逝后赞襄一切政务;三是赐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赐皇太子“同道堂”印为以后下达谕旨的符信,“御赏”章为印起,“同道堂”章为印讫,规定凡一切诏谕只有盖有这两个方印时才能生效。因为皇太子才6岁,所以,“同道堂”印由其生母懿贵妃掌握。如同前面分析过的,咸丰在临死前设计了多方牵制的政治格局,其指导思想是权力制衡。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政局动荡,实现权力的顺利交接与过渡。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病死。七月十八日(8月23日),皇后钮祜禄氏被尊称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因是新皇帝的生母,自然而然地被尊称为圣母皇太后。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像咸丰皇帝设计的那样。因为他留下了一个大隐患。

他将朝政大权分成两半,使之互相牵制,必然引起双方的对立。有牵制就会有矛盾,但矛盾双方不可能永远势均力敌地僵持下去。矛盾总会有激化,激化的结果就是双方的彻底决裂以及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必然以一方的被消灭为结束。他还忽略了一个手握大权的重要因素——他的皇弟奕。

所以,在清朝的政坛上,其实存在了三股势力,一是以小皇帝为中心的两宫太后集团,一是以顾命八大臣为核心的大臣集团,另外就是以恭亲王为首的王公大臣集团。三股势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构成了当时复杂多变的政局。由于皇帝年纪尚小,慈禧又不便直接出面干预朝政,大部分朝政便由辅政的八大臣掌管。咸丰龙驭上宾以前,慈禧就深知要抗衡肃顺这些权贵,一定要有同盟。她非常谨慎地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同皇后结盟。而皇后对肃顺的跋扈,也非常愤恨,这就是二人结盟的基础。经过慈禧的一番努力,慈安相信不联合起来对付肃顺等人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从此以后,慈禧、慈安的两宫联盟逐渐形成。

为了摆脱两位皇太后的控制,八个赞襄政务大臣提出新皇帝年幼,不解政事,老皇帝有遗诏命他们赞襄政务,新皇帝发布圣旨由他们拟文发出即可以。开始,慈安对此模棱两可,慈禧却极力反对,她认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任其这样就会使皇帝被架空,导致大权旁落。慈禧指着咸丰皇帝临终前留给小皇帝载淳的“同道堂”印说:“先帝给皇太子这颗印,就是签发上谕用的!”接着,她又指着咸丰皇帝留给慈安的“御赏”印说:“先帝的用意很清楚,宾天时留给太后这颗印明明也是为了签发上谕用的!”“新皇帝发布圣旨时,可以由八个赞襄政务大臣拟稿,但一定要经过太后和皇帝过目认可,方能发出,这也是先帝的遗愿。”一番透彻的分析,听得慈安连连点头称是。慈禧见慈安赞同自己的主张,立刻把八个赞襄政务大臣叫进来,斩钉截铁地说:“往后,皇上的旨意,照例由你们草拟发出,但是,必须送呈太后过目,否则不准发出。先帝对此早有安排,赐有‘御赏’和‘同道堂’两方印信,这你们都是知道的,今后,凡有上谕,拟稿首尾分别盖上‘御赏’和‘同道堂’印信,然后方可发出。”慈禧这番话说得是有理有据,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无言可驳。他们虽然不愿两位太后干预政事,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进行反对,只得认可了。当下,慈禧便吩咐八个赞襄政务大臣把这个意思拟稿,作为新皇帝的第一道上谕发往全国。

就这样,在咸丰皇帝死后,在与八个赞襄政务大臣的第一个权力冲突中,由于慈禧联合慈安,才能迫使八个大臣妥协,使她获得了首次夺权斗争的胜利。第一个回合的交手,慈禧暂时占了上风。

然而,权力的争夺永不会停止。两位太后虽然有节制朝政的印章,但国家的大部分权力还是掌握在八大臣手里。真正到了僵持的时候,双方的势力更不可同日而语,毕竟,没有了两位太后,八大臣完全可以以皇帝为幌子,把持朝政;可如果没有了这八位大臣,恐怕朝政就会陷入瘫痪,有一件事印证了这种可能。

御史董元醇于八月初八日(9月12日)上的一道奏章,请求皇太后垂帘听政。董元醇的这个请求,自然是正中慈禧下怀,让慈禧大喜过望。但是,太后要是垂帘听政,无异也就是剥夺八个赞襄政务大臣的政治生命,这是八个大臣绝不能妥协的事情,也是他们一直都在小心防范着的事情。所以,对董元醇请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奏章,八个赞襄政务大臣反应非常强烈。他们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并建议皇上降旨痛责董元醇。八个赞襄政务大臣之一的焦佑瀛亲自动笔起草了一道口气十分严厉的上谕,斥责董元醇心怀叵测,太后垂帘听政尤不可行。另外七个赞襄政务大臣依次传阅了焦佑瀛起草的这道上谕,个个拍手叫好,即刻,命人抄清后就给两位太后送去了,请她们用印发布。慈禧看完这道上谕稿,感到事态严重,但她也不愿轻易就让步,所以,她给东太后出了个主意,把董元醇的奏章和这道上谕稿一并压下,暂不签发。这样一来,两位太后与八个大臣的矛盾又激化了。气愤已极的载垣等人就曾当面驳斥两位太后:“奉命赞襄幼主,不能听命太后。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当慈禧怒斥他们:“难道皇帝之命你们也敢不尊吗?”杜翰更是直接顶撞:“若听信谗言,臣不能奉命。”肃顺更是怒气冲冲,挥手跺脚,把倒在慈安怀里的小皇帝吓得出了洋相,直气得慈禧手颤不已。争执良久,两位太后拿定主意就是不签发。但从气势上,八个大臣占了上风。第二天,上谕稿仍未签发,八个赞襄政务大臣一商量干脆以搁车(不办公)相威胁。双方僵持到中午,两位太后担心,事情再僵持下去可能有变,于己不利,才不得不做了让步,把叱责董元醇的上谕签发下来了。八个大臣一看两位太后让步了,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一个个笑逐颜开,照常办起公来。这一次的较量,是真正实力的较量,结果,八个赞襄政务大臣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通过这一次的较量,慈禧认识到靠一个软弱无力的慈安去实现其垂帘听政的设想,无异于孤军奋战,是绝对不行的。根据她对朝廷形势的把握,她把希望寄托在了清廷的第三股力量上,即以恭亲王奕为首的王公大臣集团。

当时的奕借与英法联军及其他列强议和之机,与列强建立了联系,已成了留守京师大臣们的核心。咸丰皇帝一死,奕不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列,很自然地成了留守京师与在热河的八个赞襄政务大臣相抗衡的政治集团的领袖。慈禧看中的正是这一点,她就是要利用奕与八个赞襄政务大臣的矛盾,依靠以奕为首的这派政治力量,铲除八个赞襄政务大臣,为自己垂帘听政扫平道路。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深得道光皇帝宠爱,甚至曾想立他为皇太子。奕没能继承皇位,自然心中不服。另外,奕与咸丰皇帝的矛盾也是举朝皆知的事。但是,矛盾归矛盾,他毕竟姓爱新觉罗,作为皇室的一员,他对肃顺等八大臣把持朝政也颇为忌恨,更重要的是,他自从咸丰死后就一直蓄谋重掌朝廷军政大权,他也明白要想重握军政大权,除掉政敌载垣、端华、肃顺等心腹之患,必须借助于两位太后这个尚方宝剑不可。所以,他们的联合成了互惠互利的事。双方一拍即合,奕上奏要求前往热河叩谒梓宫。

八大臣也心知肚明,在当时的朝廷里能以权力与他们相抗衡的不是太后,而是奕,因此对他早有防范。咸丰皇帝在位时,肃顺等人就设法说服咸丰,不允许奕到热河来;咸丰皇帝咽气后,奕要求到热河奔丧,更是遭到了载垣等人的拒绝,这也是为了阻断两位太后与他的联系,防止双方互相通气,连成一派。但慈禧此时正要借重于恭亲王,所以她联合慈安,坚持批准了奕要求前往热河叩谒梓宫的奏请。于是,奕于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61年9月5日)终于到达了热河,哭奠过咸丰皇帝之后,便得到两宫太后的宣谕召见。老谋深算的奕为了打消八个赞襄政务大臣的疑虑,故意请端华陪自己一道去拜见两宫太后。端华一时没了主意,两眼瞧着肃顺,肃顺心犹不甘,也只好笑着说:“老六,你与两宫太后是小叔子和嫂子,见面何必用我们陪同呢!”这样,奕得以单独同两宫太后见面。这是两位皇太后对奕的第一次召见,也是他们在没有旁人的情况下进行的第一次的政治性磋商。他们说的什么,外边无人知道,只是在这一次召见之后,奕再也不与两宫太后接触了,只有他的弟弟奕□及弟媳(西太后的妹妹)出入内宫。

在八月十三日(9月17日)那天,慈禧突然宣布新皇帝在十月初九(11月11日)正式登基,届时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对此,八个赞襄政务大臣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明知事出有因,又没有合适的理由阻挠。于是,慈禧定于九月二十三日(10月26日)离开热河,返回京师。八大臣殊不知,放慈禧回京,不亚于放虎归山,放龙归海,也拉开了自己一干人等覆亡的序幕。原来,两宫太后与恭亲王的那次会见,不但是“密商诛三奸之策”,而且确定了发难地点应在京师。在这次商谈中,奕不仅同两宫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而且也打消了慈禧对列强的疑忌而不敢还京的心理。奕于八月初七日(9月11日)离开热河,兼程返回京城,就是为了落实政变计划。就这样,慈禧在宫内联合了慈安,在宫外联合了恭亲王奕等人,为八个赞襄政务大臣编织了罗网,只等时机一到,便要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