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在他的青年时代，便以善于笼络人才而著称。晋阳起兵的前后，李世民与刘文静、裴寂等人结为密友，共谋起兵大事。攻取长安，李渊称帝后，李世民又依靠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程知节、尉迟敬德、秦叔宝、段志宏等一大批文武贤才，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接连取得胜利；又在“玄武门事变”中杀死建成、元吉，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早在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擒窦建德、王世充，凯旋回京，被授为“天策上将”，他便开文学馆置十八学士。这一事实表明此时秦王李世民虽然既非是皇帝，也不是太子，但事实上却把以文治国引以为自己的“大任”。不然的话，他的开文学馆、网罗天下人才，意欲何为？
李世民深知他是得助于秦王府中的智囊团为他出谋划策，又有尉迟敬德等一班武将之助，他才当上了皇帝。即皇帝位后，在如何治理国家这个问题上，他理所当然地把网罗天下人才作为安定天下、治理国家的前提条件。李世民于武德九年（626年）八月即皇帝位，九月设置弘文馆，表明他对于为政得人是何等的重视。
据《贞观政要·择官》记载：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致理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唯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政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
“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封德彝答对说。
“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
唐太宗把“得人”视为“致安之本”，批驳了右仆射封德彝不荐举人才的谬论，“德彝惭赧而退”。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封德彝有关求贤的指示，表达了他于即位初对人才的重视和思贤如渴的急切心情。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贤访哲。”唐太宗对侍臣说：“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理乱所系，尤须得人。”这里唐太宗把“得人”视为关系国家“理”与“乱”的关键所在。他所说的“得人”，既指朝廷中的三公九卿等宰相、大臣，也包括地方上的都督、刺史，中央与地方官员。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
唐太宗把“得人”视为“致安之本”，其目的在于借此安定天下，益于百姓。正如贞观元年（627年）他对兵部员外郎杜正伦说：“朕今令举行能之人，非朕独私于行能者，以其能益于百姓也。朕于宗亲及勋旧无行能者，终不任之。以卿忠直，朕今举卿，卿宜勉称所举。”
魏徵对于唐太宗初年的“求贤如渴”，亦给予充分地肯定：“贞观之初，求贤如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纵观唐太宗于在位期间，对选任贤才问题一直十分重视。直到贞观十三年（638年），他还在对侍臣说：“能安天下者，惟在得用贤才。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偏识，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
唐太宗求贤如渴、网罗天下贤才以致天下太平，还表现在贞观年间，先后曾五次下达求贤诏书。据《全唐文》所载，有《荐举贤能诏》、《令河北、淮南诸州举人诏》、《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令州县举孝廉茂才诏》（卷七）、《令天下诸州举人手诏》。这些诏书，反映了唐太宗对任贤致治的认识和重视，既表达了他求贤如渴的急切心情，亦是他为招贤才致天下太平的措施之一。唐太宗对治书侍御史权万纪所说的“与其多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在《帝范·求贤》中，唐太宗说：“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又说：“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