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年代，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唐代初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政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根本的原因是作为皇帝的唐太宗在用人问题上，认识正确，政策对头，胸怀宽阔，不存在偏见，真正实现了选贤任能。
到了贞观晚年，唐太宗在总结自己的用人经验时，曾说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他这样说：“用人之道，尤为未易，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又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绰优于大国之老，子产善为小邦之相，绛侯木讷卒安刘氏之宗，啬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长，然后为美。”
用人首先要知人，而真正知人又不是那么容易的，正如唐太宗说的那样：“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处理好知人问题上的这两个“未必”，要有辩证思想，一不能固执己见，自己可能有失察之处，二不能尽听众言，众口一言可能也有片面之词，唐太宗正是这样做的，因而他对辅佐大臣的品议无不恰当中肯。他评价长孙无忌，优点是“善避嫌疑，应对敏速”，而劣势是“总兵攻战，非所长也。”品评高士廉，长处是“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而所缺少的是“骨鲠规谏耳”。唐太宗还强调在使用的过程中“知”。他说：“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人有才能，就要举用，举用之后，发现劣迹，不得姑息，必须斥退，一个人是真贤还是假贤，是完全贤还是部分贤，只有在举用之后也就是使用中才能确切了解。对此，魏徵十分强调：“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
知人困难，而用人更难，难在善任，而要使任人各得其所，必须掌握“才有长短，不必兼通”的道理。
唐太宗即位之初，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可是竟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太宗质问其原因，封德彝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驳斥道：“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候国家达到大治的，难道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吗？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诋诬同时代的人呢。”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他再次强调：“人不可能全知全能，朕常常强调要扬长避短。”唐太宗在用人过程中，遵循“扬长避短”的方针是十分成功的，他任用房玄龄、杜如晦、戴胄等人，就是明证。房、杜的短处是不善于理狱与处理杂务琐事，长处是多谋善断，唐太宗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相才。史载玄龄用人不求全责备，也不用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总是按照才能的高低或功绩的大小来录用或奖励，不嫌弃出身低微的人，被唐太宗称为贤良的宰相，杜如晦则发挥其“剖断如流”的长处，与房玄龄默契配合，共掌朝政，中央的组织规模、法令制度、礼仪等，都由他们二人制定，深得当时人的称赞，把他二人合称为“房杜”。戴胄的短处是“无学术”，不通史，唐太宗不让他担任学馆儒林之职，根据他忠直、秉公办事的长处，一度被任为大理少夕即。戴胄处世干练，案无滞留，敢于犯颜执法，能拯太宗量刑过失，使太宗发出了“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的赞语。
唐太宗即位以后，百废待举，为了克服面临的种种困难，进而大治天下，需要选拔和使用大批人才，但是，唐朝初年，士大夫经过了太多的动乱，都不愿意出来做官，致使政府官员人数不够，为此，唐太宗采取措施，广开才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唐太宗广开才路的措施归纳起来，大体有四条：
1.士庶并举。君主选拔士族地主，魏晋以来极为常见，甚至形成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以致成为禁锢人才发掘的一大弊政。唐太宗力拯前朝用人之失，匡正为得，采取了士庶并举的方针，他早在藩府时，就注意物色有才能的庶族地主房玄龄、张亮、侯君集等人；同时也信任士族地主高士廉、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人。即位后，罗致士庶地主的条件就更优越了，王珪、韦挺、魏徵、马周均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还扩大科举制，让更多有才能的庶族地主进入仕途，同时也不排斥使用有才能的士族地主，包括山东士族地主。
2.官民同申。贞观三年（629年）四月，唐太宗下诏说：“白屋之内，闾阎之人，但有文武材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谨，堪理时务……亦录名状与官人同申。”马周的选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马周本是“山东布衣”。在州里教书时，屡遭地方官斥责，以至于不得不辞职；在州里游历，途中又受到县令侮辱；住在驿舍中，驿舍主事人见他衣衫褴褛瞧不起他，把他冷落在一边，就是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唐太宗居然让他做了大官。那是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下诏让官员们议论国家大事，提出建议。这时，马周正好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做客，常何是个武将，没读过书，提不出什么建议，马周就替他写了二十条建议，唐太宗看了常何的奏章，觉得很奇怪！常何识字不多，奏章怎么能写得这样好，提的建议又这样头头是道呢？便问常何是怎么回事，常何只好如实说是他的朋友马周替他写的，唐太宗听罢，非常高兴，立刻召见马周，马周一时没到，唐太宗坐立不安，一连四次派人去催，等到和马周交谈之后，发现他的确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更加高兴，就任命他做了监察御史，后来又任命他做中书令，主持朝廷大政。
3.新故同进。唐太宗的用人标准是贤能，只要贤能，不管是故旧还是新进，都一视同仁，原秦王府的有的心腹，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廉等，他是非常信任的，而对隐太子（李世民即位后，追封李建成为隐太子）李建成手中的有识之士，即所谓“昔仇”，他也加以重用，以魏徵为例：
魏徵少时孤贫落魄，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瓦岗起义军，李密战败后，又被窦建德俘虏，任起居舍人，窦建德失败后，入唐为太子洗马，曾献过除掉秦王的秘策，“玄武门之变”以后，魏徵成为阶下囚，唐太宗慕其出众的才华，不计私怨，出以公心，从治国的大局出发，反而日见亲重，多次让魏徵进入卧室内，询问政治得失，初授谏议大夫，后擢侍中，不到七年时间，魏徵由仇虏而位极人臣。魏徵也不负太宗厚望，频加忠谏，劝以从善，不许为非，治国才华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唐太宗说：“魏徵遇事随时规谏纠正，许多事都切中我的过失，就像明洁的镜子照见自己的形体一样，美丑都必然显见。”唐太宗对亲故也是重视贤能在上，庸才低能者不用。他常说：“君主一定要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人心服，官员不论大小，都应当选用贤才。不应按关系的远近、资格的深浅，来决定官职的大小。”唐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对被评为一等的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五人很不服气，他对唐太宗说：“太原起兵的时候，臣第一个响应，赴汤蹈火，不辞辛苦。房、杜二人不过舞文弄墨，从来没有冲锋陷阵，功劳却比我大，官职比我高。这实在不公平！”唐太宗听了之后，就把李神通过去怎样被窦建德打败，全军覆没，后来又败给刘黑闼，仓皇逃跑的事实，一件一件地摆了出来，说：“叔父是国家的至亲，我怎么能不信任呢？但是，治理国家不能以私废公！”这么一摆，李神通不得不服气。还有一些将领，原来是唐太宗早年做秦王时的老部下。唐太宗当了皇帝，他们没能得到高升，很不满意，吵吵嚷嚷地说：“我们这些人多年来鞍前马后，出生入死，今天反倒不如李建成手下的人！”唐太宗说：“选拔人才，不能分新旧、先后，新人贤明，旧人愚笨，我只能用新人，不能用旧人。你们发怨言，是因为你们没有为国家着想。”
4.汉夷并用。唐太宗在用人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既重视汉族的能臣名将，也不歧视夷族，对夷族名将也倾心信用，这是十分难得的。他根据夷将的功勋与智勇，分任朝廷高级将领与地方的都督之职。如突厥族的阿史那杜尔“以智勇闻”，深为太宗器重，贞观十四年（640年），出征高昌，太宗以他为“交河道行军总管”，战争结束以后，太宗夸奖他廉正，赐给他从高昌得来的宝刀及各色彩绸一千丈。铁勒族酋长契何力内附后，太宗授职左领军将军。贞观九年（635年）平吐谷浑，赤水源一战，唐将薛万钧、薛万彻破围，兄弟两人均中枪，随从骑兵死伤十之六七。左领军将军契何力率数百骑前往救援，拼力厮杀，所向披靡，薛氏兄弟才得免一死。后太宗擢其为北门宿卫。
由于唐太宗广开才路，吸引和任用了不少精英，形成了唐初贤人在位众多的局面。贞观一代，真是人才济济。图画于凌烟阁的二十位功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是：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徵、尉迟敬德、李孝恭、高士廉、李靖、萧瑀、段志宏、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责力、秦叔宝等。唐太宗经常去凌烟阁观赏画像，以表示对这些英才的赏识和纪念。此外，被唐太宗器重的还有著名的文学之士如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颜师古等；有卓越的书法家和画家如欧阳询、褚遂良、阎立德、阎立本等。还有杰出的少数民族将领如阿史那杜尔、契何力、执失思力等。这些谋臣猛将、文人学士都在贞观之治中贡献了自己的才干智勇。通过广大才路，人才选拔和任用以后，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忠心耿耿，竭其智，尽其能，毕其力。唐太宗在这方面也是做得相当成功的。
做法之一是：信任贤才，“洞然不疑”。历代不少君王的一个通病，就是用人多疑，因而使君臣之间不能相互信任。唐太宗深知君王多疑的害处，吸取前人的教训，对贤臣猛将采取“洞然不疑”的态度。贞观十七年（643年），萧瑀以自己不受重用，嫉忌房玄龄，诬告房玄龄“朋党比周，无至心奉上”，还进而谗毁“此辈相与执权，有同胶漆，陛下不细谙知，但未反耳。”唐太宗严厉批驳了萧瑀的诽谤。武德年间（618～626年），李世民收降刘武周大将尉迟敬德不久，敬德手下的两个将领叛逃了。有人猜测敬德必叛，未经请示，囚于军中，力劝秦王赶快杀掉。李世民非但不杀，反而把敬德放了，并且召入卧室，温语相慰，使其宽心，还赠送金宝。敬德被秦王的赤诚相见感动至深，发誓“以身图报”，后来，敬德为李唐王朝打天下，为秦王夺位立下汗马功劳。一次，有人密报长孙无忌职位过高，荣宠太过，太宗将此密报让长孙无忌看，并说：“朕对你丝毫不怀疑，假如心里装着各种传闻又不明说，则君臣的想法便有所不通。”后又召集百官公开说：“朕的儿子均年幼，所以待无忌如亲子一般，不是其他人所能离间的。”
做法之二是：用人司职，各负其责。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号召素有贤名的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进宫，问为政之道。张玄素答道：“隋朝皇帝好自作主张，独自处理日常政务，而不委任给群臣；群臣内心恐惧，只知道秉承旨意加以执行，没有人敢违命不遵。然而以一个人的智力决断天下事务，即使得失参半，乖谬失误之处已属不少，加上臣下谄谀，皇上蒙蔽，国家不灭亡更待何时！陛下如能慎择群臣而让他们各职其事，自己拱手安坐，清和静穆，考察他们的成败得失实施刑罚赏赐，国家还能治理不好！”张玄素建议的基本点是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放手让官员去干，君主不必事事插手，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避免像隋朝皇帝那样的用一个脑袋去思考，处理天下事务的弊政。唐太宗赞赏张玄素的建议，并能够身体力行，付诸实施，这从几年以后的一次谈话可得到说明。贞观四年（630年）七月二日，唐太宗问房玄龄、萧瑀：“隋文帝作为一代君主怎么样？”回答说：“文帝勤于治理朝政，每次临朝听政，有时要到日落西山时，五品以上官员，围坐论事，卫士传送餐饭。虽然品性算不上仁厚，亦可称为励精图治的君主。”太宗不赞同此论，说：“你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精明而喜欢苛察，不精明则上下不通气，苛察则对事物多有疑心，万事皆自行决定，不信任群臣。天下如此之大，日理万机，费心劳神，难道能每一事均切中道理！群臣既已知主上的意见，便只有无条件接受，即使主上出现过失，也没人敢争辩建议，所以到了第二代隋朝就灭亡了。朕则不是这样。选拔天下贤能之士，分别充任文武百官，让他们考虑天下大事，汇总到宰相处，深思熟虑，然后上奏到朕这里。有功则行赏，有罪即处罚，谁还敢不尽心竭力各司其职，何愁天下治理不好呢？”这一篇谈话，可以看做是唐太宗实行张玄素建议的一次总结。
做法之三：斥小人，杜谗邪。要使贤能之士尽职尽责，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疏远小人，不用小人是非常重要的。有一次，唐太宗对魏徵说：“因官职而去选择人才，不可仓促行事。任用一位君子，则众位君子都会来到；任用一位小人，则其他小人竞相引进。”他把用小人比作“养恶草”，“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还引用北齐，隋朝历史教训，说明恶小之徒诽谤君子、谗害贤臣给国家造成的极大危害。他说：“我看前代说人坏话的邪佞小人，都是国家的害虫。他们有的人花言巧语，阿谀奉承，互相勾结，结党营私；如果国君昏庸，没有不因此被迷惑的，忠臣孝子就要为此含冤受罪了。所以，兰花正在茂盛，秋风却来败坏它；君王想要明察事理，谗言小人却去蒙蔽他。这类事记载在史籍上，不能一一列举。至于北齐，隋代时期小人谗言惑主的事，我所听到、看见的，简单地给你们说一说。斛律明月，是北齐的良将，威名震撼敌国。北周每年冬天要砸破汾河上的封冰，就是担心他率兵西渡来进攻。等到斛律明月被祖孝徵谗言构罪遭杀害以后，北周开始有侵吞北齐的打算。斛津明月很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他帮助隋文帝完成霸业，执掌朝政20多年，天下依靠他得到安宁。隋文帝偏听妇人的话，一味排斥他。到后来他被隋炀帝杀害，隋朝的法制政令从此衰败了。另外，隋太子杨勇统率军队，代理朝政，前后20年，本来就有储君的名分。杨素欺骗文帝，残害善良的人，使他们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一下子失去了先天的本性。叛逆祸乱的根源，从这里开始了。隋文帝已经混淆了嫡子和庶子的名分，结果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国家不久就覆亡了。古人说：‘世道混乱，谗言得逞’，确实不是虚妄之言。我常常防微杜渐，以此禁绝谗言构罪的发生，仍然担心还没有尽心尽力，或者还不能觉察它的苗头。前代史书说：‘猛兽居住山林，藜藿之类野菜就无人敢去采摘；忠臣执掌朝政，奸邪小人也就停止阴谋活动。’这确实是我对你们的期望。”为了防止奸佞小人对贤能之士的损害，唐太宗决定对诽谤、诬陷者“以谗人之罪罪之”。贞观三年（629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毁谤”房玄龄、杜如晦“思虑有限”，想排斥房、杜的宰相职位。唐太宗对房，杜的长处和缺点都了如指掌，没有能够使陈师合的弹劾得逞，断定陈师合是“妄事毁谤”，便对他采取法律制裁，流放到岭外。贤能之士毕竟不是神，有时也会有小的失误和过失。居心叵测的人往往抓住不放，借机毁谤。对此，唐太宗态度十分明朗，总是保护贤能之士。比如，魏徵，温彦博在处理政务的过程中，曾有小的过失，一些人据此上奏太宗弹劾他们，太宗丝毫不理，对他们的信任不变，使他们安心任事，充分发挥其治国的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