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6年八月，李世民即位，次年改元“贞观”，但他面临的政治形势却并不是那么美妙。那时候，农民战争刚刚结束，政府对各地区的统治还不稳固，加之连年灾荒，生产萧条，人口流动，许多农民军的头目还隐匿在民间，仍然是战斗风暴的沃土。如何避免百姓起来暴动，仍然是当务之急，这就牵涉到对百姓的看法问题。
李世民即位后，一部隋朝的兴亡史向他提示出：百姓好比是水，国君好比是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是一条千真万确的道理。
李世民君臣总结隋朝灭亡的原因是：隋朝对百姓“动之也”。怎样避免百姓起来造反呢？关键是静止。李世民君臣反复强调，“静之则安，动之则死”。
李世民目睹大规模的营造给百姓带来的困苦。于是他竭力避免过多的营造。为了减轻物资运输的压力，下令不在洛阳修造宫室。贞观四年（630年）他下令修乾阳殿。张玄素上奏说：“假如动工修乾阳殿，终究不过是大乱罢了。”于是李世民下令停止所有的工程。
李世民执政的二十年中，为避免大规模巡视给百姓造成更大的负担，他的活动大都在长安、洛阳一带。
李世民对隋炀帝好大喜功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所以他即位以后，对外关系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贞观时代，周围有许多强大的敌手，处置不当，就会引起极严重后果。李世民君臣采取的总方针是“务静方内而不求辟土”，行动上就是能谈和就谈和，能和亲就和亲，但绝不屈服和投降，而且以坚强的武备作为后盾。
李世民君臣反复强调“清静”，务必使天下无事。当然，“清静”的目的和实质是自己长保富贵。
唐太宗的帝位来之不易，里面凝聚了太多文臣武将的心血。如何处理好这批功臣的封赏问题，非常棘手。
武德九年（626年）九月，也就是太宗即位后一个月，他把群臣召集起来，面定功臣的封赏爵邑，并说：“大家如果觉得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尽管提出来。”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不服气地说：“想当年臣首应义旗，跟随陛下起兵反隋。现在论功行赏，却在房玄龄、杜如晦等舞刀弄笔之人之下，臣心不服。”太宗怎么会不知道叔父的大功大德，太宗于是不慌不忙地说：“叔父虽然首倡举兵，可是与窦建德一役，叔父几乎全军覆没；兴讨刘黑闼之时，叔父望风而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安邦固国，功劳自宜在叔父之上。叔父是皇亲，但我不能因为私恩就随便给您封赏。”大家一看这种情况，连自己的叔父太宗都考虑得这么公平，也就都心悦诚服、无话说了。
太宗这步棋走得漂亮。不仅顺利地解决了功臣们的封赏问题，而且通过这件事向文武百官展现了一种处理问题的姿态：至公无私。
自古帝王最难处理的便是公私问题。中国古代自夏朝以来便是一种“家天下”的局面。不管天下多大，对帝王来说，都是自己的家业。众口难调，要想让天下人都觉得你这个皇帝是公平的，实属不易。
唐太宗一直贯彻一个理念：以天下为公。他经常要求自己，作为一个君王，要以天下为公，不能对任何事情存有私心。解决功臣们的封赏问题，就是贯彻了这个理念。他先从自己身边的人入手，从皇亲国戚入手，更是让群臣无话可说。
我们说到公平、公正，往往会联想到依法办事。唐太宗不主张用严刑峻法治理百姓。比如曾有人请求用重法来禁盗。太宗不屑一顾地说：“百姓之所以去偷盗，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盘剥，他们饥寒交迫，迫不得已而为之。作为君王，我应该‘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让百姓丰衣足食，他们自然不会再当盗寇，哪里用得着什么严刑峻法！”
太宗不主张依重法治国，并不意味着他对手下纵容。应该依法办事时，太宗则能秉公办理，即便犯法对象是自己的旧友故交，也能割爱循法。贞观三年（629年），濮州（今山东鄄城西北）刺史庞相寿因贪污罪被革职，自言曾在秦王幕府供职，为太宗故旧。太宗可怜他，打算让他官复原职。魏徵以为不可，谏道：“秦王府之幕僚，中外甚多。陛下此举之后，恐怕会有很多人依恃旧恩，投机取巧，还请陛下三思而后行。”太宗转而对相寿说：“当初我为秦王，是一府之主；现在我为君王，乃一国之主，不可唯独对故人抱有私心。况且臣下据理力争，但愿你能体谅我的难处。”于是“赐帛遣之”，与之挥泪而别。太宗赐庞相寿以绢帛，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毕竟大家故交一场。但他终不以私害法，公正地处理了这个贪污案件。
唐太宗主张：“国家纲纪，唯赏与罚。”唐代政府颁布的文书约四种：律、格、式、令，令、格、式虽有定义，但它的内容大致是政府组织各部门职责以及办事章程等。把国家章程和人的行为规范概括为法典化、条文化，并规定惩罚的尺度，那便是“律”。李世民即位后，根据武德时期的法律，删繁就简，将刑罚变重为轻，重新整理成新律。到其子李治统治时代，又加以详尽的解释，就是流传到今天的《唐律疏义》。
制定法律是一回事，执行法律又是另一回事，李世民深知他的亲族会钻法律的空子，于是对自己的亲族严加管束。贞观十七年（643年），姐姐长广公主的儿子赵节参与了谋反，公主的后夫杨师道时任宰相，暗中为赵节活动。李世民除将赵节按律处死外，还将杨师道降为吏部尚书。
贞观三年（629年），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而被解除职务，庞相寿声称自己是秦王府幕僚，李世民便打算恢复其职务，但因魏徵劝谏而不授其职。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任命瀛州刺史卢祖尚任交州都督，卢接受新印拜谢而出，但拒不赴任，太宗派宰相劝说仍拒不答应，唐太宗盛怒之下将卢斩首于朝堂，事后，太宗后悔不已，向群臣公开道歉。
贞观初年，国家经过十年的动乱，破坏惨重，急需一个安定的局面，让人民休养生息，以缓和矛盾，恢复生产。但专制主义的严刑峻法是与这种形势不相容的，李世民懂得要把德治贯彻到法律的推行中，他常说：“人命至重，一死不能再生，用法务必要宽简，要谨慎。”他下命令：凡属死罪，都要经过中书、门下两省四品以上官员及尚书、九卿共同讨论，才能决定，这开创了后代所谓的“九卿议罪”的先例。他又主张，死刑在处决前，要经过五次呈报审议才能执行。有案件，据法应判刑，但情有可原之处，也要详细上报，重新审理。李世民又深信人心是善良的，是可以改恶从善的。贞观六年（632年）十二月他下令：全国死刑犯一律暂时释放，回归家乡，从事春耕，约定来年秋天到长安报到。第二年九月，全部囚犯三百九十人都如期到达，李世民下令全部赦免。
由于李世民执行“赏不避仇敌，罚不庇亲戚”的原则，那些王公大臣皇亲国戚，都不得不收敛一下，不敢过分压迫佃民。曾经在贞观六年（632年）在皇帝的宴会上口骂国舅、拳打王爷的尉迟敬德，后来也关起大门，修饰楼台，弄些歌儿舞女，静享清福，不和外人来往达十六年之久，终于安然度过了他的晚年。
君主示臣下以公，臣下自然也是执法必公、处置公允。贞观六年（632年），太宗亲临大理寺监狱视察工作，对死刑犯逐一询问，皆言自己死有余辜，没受冤枉。太宗觉得他们很可怜，就对他们说：我和大家做一个约定：现在是冬天，我放你们回去；来年的秋天，你们再来这里集合受死。当年共有390名死刑犯被放回家。到了第二年，全部如期而归，无一人逃逸。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死囚四百来归狱”的故事。
390名死刑犯无一人逃漏，其中除了太宗人格魅力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贞观君臣公平公正地判决，使他们知道自己该死，没有被冤枉，他们死得明白。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史上的神话。
太宗处理问题不仅公平，而且讲诚信。太宗即位不久，大臣裴矩上奏：百姓遭受突厥侵扰的，请每户给一匹绢，以表安抚之情。太宗说道：我以诚信御使天下，不会只求虚名、不讲实效地去发布一些空头命令。每家每户，规模大小不同，口数多少各异，怎么能够给相同数量的封赐！最后，太宗下令，以各户人口数为标准，加以抚恤。
太宗不仅以诚驭民，而且以诚使臣。他常以喜欢疑忌臣下的隋炀帝来告诫自己。他曾对群臣说：“隋炀帝多猜忌，上朝之时，面对群臣，往往一句话都不讲。我不会这么做，我同大家‘相亲如一体’。”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斥去佞臣。太宗说：“我所任用之人，在我眼里皆为贤良之人，你知道谁是奸佞小人？”那人对道：“臣乃一介布衣百姓，不是很清楚。还请陛下您佯怒来试探群臣，能不畏圣怒、直言进谏者是正直之人，曲顺圣情、阿谀奉承者则是奸佞之人。”太宗说道：“我正要行大信于天下、不会用诈术御使臣下。你的建议虽然是出于好心，但我不能加以采纳。”
李世民即位时虽然年轻，但是多年的沙场经验让他具备了识人的本领。臣子该不该任用，任用的程度怎么样，这些问题在李世民心中都是有谱的。况且新君登基，正是李世民布信之时。他很清楚，只有对臣下推心置腹，才能换来臣下对自己的忠心耿耿，诚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