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他选拔人才的总原则是“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计较人才来源于何种政治集团。他的手下有农民起义军将领，也有隋朝旧臣。
2.不计较思想亲疏。长孙无忌在李世民即位后曾提出辞官，但李世民坚持任用他为宰相；魏徵曾跟随李建成设计谋害他，但也得到破格任用。
3.不计出身和经历。在唐大臣中有不少小官吏，还有不少少数民族的将领。
4.善于用人之长，不求全责备。他认为：用人如用工具一样，工具各有各的用处。古代的贤君都从当代选才，从不会从别代选才。
5.注意官员品德，防止佞臣得逞。他要求大臣们正派，他自己首先以身作则。
李世民身边最著名的谏臣是魏徵。“居安思危”、“善始克终”是魏徵要求李世民时刻不忘的座右铭。凡是影响居安思危、善始克终的言行，魏徵总是尽力谏止。
唐制，男女十八岁成丁，开始服徭役和兵役。李世民即位的当年，李世民听取封德彝的建议征兵从十六岁以上身体健壮的人中征集，但魏征坚决反对，他连举了一连串的例子说李世民说话不守信用。李世民听后不仅不恼，反而奖赏一个金瓮送给魏征。
魏徵针对李世民怕亡国的心理，时时用隋炀帝的失败教训来提醒李世民，使他从奢侈的道路上猛醒过来。
李世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虽然他是一个封建皇帝，但他从来不把自己当做一个永不犯错误的圣贤。他深知，作为一国之君，一言不当就会导致万众解体，人民造反。所以他愿意常常自我反省，唯恐上不合天意，下不符民心。把“纳谏”看做关系国衰人亡的大事。由于他虚心纳谏，收到了兼听则明的效果。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对魏徵谈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人弥须慎择”时，魏徵曾回答说“乱代唯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魏征的这段话，亦表达了唐太宗选任贤才原则的前后两个阶段。
从晋阳起兵到平定天下的岁月，即是魏徵所说的“乱代”。这一期间，唐太宗为网罗文武人才，凡有所长可为己所用者，他不问其出身尊卑，也不管是否出于敌对营垒，他都重用不疑，委以重任。至于这些被任用者的德行如何，他也无从更多地过问。
为坚持“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唐太宗主张要“舍短取长”。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对封德彝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直到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在翠微殿仍对他的侍臣说：“人之能行，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正如他在《金镜》一书中所总结的那样，用人必须“舍短取长，然后为美”。唐太宗认为，正如一种器物不能兼备各种用途一样，用人也只能是用其所长，不能求全责备。
唐太宗的“舍短取长”用人原则，其实质即是尽量发挥他所任用人才的长处，如房玄龄的能谋，杜如晦的善断，魏徵、戴胄等人的耿直与敢于直谏，如此等等。贞观年间的大臣与地方刺史，大多是个性鲜明、每人皆有长处与特点的人物，各有自己的政绩。
为贯彻“惟才是举”、“舍短取长”的原则，唐太宗不论人才的出身，除出身于世族地主的长孙无忌、高士廉、杜如晦外，他尤其注重从庶族地主中发现人才，如房玄龄、魏徵、王珪、侯君集、韦挺、马周、张亮等人，无不为贞观之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选用世族地主出身的官员同时，大量地选用了庶族地主出身的贤才。
在从官员中选拔人才的同时，唐太宗又注意从民间选拔人才。贞观三年（629年）四月，他在《赐孝义高年粟帛诏》中说：“白屋之内，闾阎之人，但有文武才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谨，堪理时务……亦录名状与官人同申。”例如清河茌平人马周，“少孤贫好学，尤精《诗》、《传》，落拓不为州里所敬。”后来，马周在京师，客在中郎将常何的家。贞观三年（629年），太宗令百僚上书言得失，常何请马周代笔写了二十条建议，上奏后，论事皆合太宗旨意。太宗为常何一介武夫竟能写出如此上疏而感到奇怪，向常何询问，常何答对说：“这并不是臣所写，是客人马周写的。每次与臣说话，都是以忠孝为意。”唐太宗闻言后，当日便召见马周，催促再三。召见后，“与马周相谈甚欢，下令他做直门不省。贞观六年（632年），授监察御史，奉使称旨。”唐太宗发现并重用马周的事迹表明，他是留意于从布衣中间发现和选拔人才的。唐太宗所发布的《令州县举孝廉茂才诏》等几道求贤诏书，即是他为从民间选拔人才而采取的措施。
唐太宗任用选拔官员，并不局限于心腹故旧，而是新故并用，“弃怨用才”。魏徵原为太子李建成府中子洗马，“玄武门事变”后受到太宗的信任与重用，是个最为典型的事例。贞观初年，房玄龄上奏说，原秦王府中的一些故旧并未委任官职，而齐王府中却有人先被录用，因此颇有怨言。唐太宗晓谕说：“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百姓安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怨，岂是至公之道耶？”
为贯彻“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唐太宗确实做到了古人所说的“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他重用布衣出身的马周，委昔日仇人魏徵以重任，已如上述。对于亲戚，唐太宗亦坚持“唯才是举”的原则，不避嫌疑，不为闲言碎语所动。例如，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身为国舅，“该博文史，性通悟，有筹李略”，“常从太宗征讨”，在“玄武门事变”中亦有功劳，贞观元年（627年）被拜为尚书右仆射。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册拜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再三辞谢，他坚持说：“臣是外戚，害怕天下说陛下徇私。”
唐太宗不予允许，说道：“朕为官择人，唯才是与。如果不才，虽然是亲戚也不会用，襄邑王神符就是这样的人。如果有才能，虽然是仇敌也不放弃，魏徵等就是这样的。今日所说，并不是私心。”
唐太宗的内举不避亲戚，表明他确实是在实践中坚持了“惟才是与”的用人原则。
正如魏徵所说的那样，在晋阳起兵、夺取并平定天下的岁月里，唐太宗的用人原则是“唯求其才”；而平定天下后，为使天下太平，他所强调的用人原则，则是“才行俱兼”。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比见吏部择人，唯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知悉，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贞观政要·择官》）杜如晦答对说。君臣的上述对话表明，唐太宗指出吏部选官只重言辞刀笔而不了解其品德操行的弊病，责令吏部尚书提出解决办法来。杜如晦主张按汉代从乡闾州郡选官、重其品德操行的办法从地方选拔官吏。唐太宗认为杜如晦的意见可取，由于当时他正在考虑分封功臣，未能立即按汉代的办法从地方上“辟召”官员。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对魏徵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
“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魏徵的答对，是对唐太宗用人原则的升华。贞观以来，唐太宗在用人问题上确实坚持了“才行俱兼”的“用人弥须慎择”原则。直到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在长安县翠微宫提拔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当时，宰相房玄龄留守京师，时逢宰相府有人前来翠微宫，太宗向来人问道：“授李纬户部尚书，玄龄何言？”来人答对说：“玄龄闻李纬拜尚书，但云李纬美髭鬓。”太宗从房玄龄的话语中，得知李纬的“才行”不足以担任尚书一职，立即改派李纬为洛州刺史。
为坚持选才的德行标准，唐太宗在贞观十一年（637年）的《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中强调说：“或识达公方，学综今古，廉洁正直，可以经国佐时；或孝悌惇笃，节义昭显，始终不移，可以敦风励俗；或儒术通明，学堪师范；或文章秀异，才足著述。并宜荐举，具以名闻。”这道求贤诏书，谈到被荐举的人必须是才行俱兼，并强调应具有“廉洁正直”、“孝悌惇笃”、“节义昭显”等“可以敦风励俗”的德行。为此，唐太宗令有关部门制定“考课之法”，用“四善”、“二十七最”来考核官员，作为官员升降、任免的依据。所谓“四善”是指“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所谓“二十七最”是指27个机构官员办事称职的准则。可见，“考课之法”所坚持的亦是“才行俱兼”的原则。
唐太宗采纳侍御史马周的建议，重视对地方上刺史官员的选择和考核。贞观二年（628年），他对侍臣说：“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唯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为恪守“才行俱兼”原则，唐太宗始终不重用许敬宗。许敬宗善于文章，武德年间“召补秦府学士”。然而，许敬宗“垂三十年，位不过列朝尹，而马周、刘洎起羁旅徒步，六七年间，皆登宰执。考其行实，则高阳（许敬宗的祖先为高阳人）之文学宏奥，周、洎无以过之，然而太宗任遇相殊者，良以高阳才优而行薄故也。”（《旧唐书·许敬宗传·史臣曰》）观许敬宗本传，他确实是一个才优而德行有亏的官员，终生没有受到太宗的重用，尽管太宗东征高丽，他于驻跸山大捷时，“立于马前受旨草诏书，词彩甚丽，深见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