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证明，中国越是发展的块、发展的势头越是强劲，中国的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就越来越严重。
最近几十年，全球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其中新兴经济体在能源消耗、城市化、汽车销售、航空旅行以及代表工业的碳排放方面增长更为突出，明显超越了发达国家的增长。据估测，到本世纪中叶，世界的中等收入群体将从今天的10亿增加为45亿；全球GDP总量现在是60万亿美元，到本世纪中叶将至少达到180万亿美元。这种猛烈增长中，中国和印度所占的比例最大，因为两国人口几乎占世界的40%，到本世纪中叶，在达到发达国家收入标准的新增35亿人口中，中国和印度就占据25亿，所以，仅仅中国和印度就至少能让全球GDP翻一番。
但是，如果中国和印度继续按照目前的发展模式发展的话，那么很可能这一宏伟蓝图不会变成现实，因为中国和印度以及新兴经济体目前主要是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目标又是建立美式社会，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是美国的数倍，如果建立美式社会，其经济规模也将是美国的数倍，而所消耗的资源和产值将会是十几倍，如此一来，即便全世界的资源全都供给中国和印度也不够。而且越是发展，中国的国内矛盾越突出——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证明，中国越是发展的块、发展的势头越是强劲，中国的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就越来越严重，“中国和印度都将大自然视为无偿的原料开采地和垃圾堆放场，它们肆无忌惮地互相攀比”。国内的收入分配不公、地区差异、阶层分化、贪污腐败等种种矛盾也越来越多，“占世界75%的人还一直没有失业保险，对这些人来说是不利的，但对他们的产品是有利的。疾病、贫穷和养老引发的风险完全由他们自己承担，而不是由他们生产的产品的费用来承担。这在西方却正好相反。”
瑞士“国际关系与安全网”2011年6月1日以“应对中国的快速崛起”（作者克里·布朗）为题发表文章，说：“中国已迅速成为‘富裕的穷国’，很难将其归类。其激动人心却不平衡的增长造成许多挑战。对外部世界而言，中国未来之路的不可预测性令人沮丧，但有一点能肯定：中国将继续需要世界其他国家，就像后者需要中国那样。”“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富裕的穷国’：人均贫穷，总量则很富裕，这种矛盾表象另外界对其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把中国看成维护现状的国家—按其自身说法，是希望和平崛起，不干涉别国内政及不称霸。第二种看法与此相反，把中国视为破坏性的国家，认为今后几十年其惊人增长几乎肯定会引发资源冲突，且中国不断增加军费，对蒙受工业化列强百年屈辱怀有历史积怨，因而有充分理由寻求形式的报复。第三种观念认为，中国其实是一个正面典范，对寻求自金融危机以来已名声扫地的资本主义市场以外途径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示范意义。按照这种看法，中国的崛起是双赢的，它创造了相对于美国霸权之外的另一个权力中心。”“很难将中国归类。这个国家不能被简单划入任何框框中，原因有很多。该国迅速增长和经济变迁引发种种挑战。社会分裂加剧，经济发展模式也面临严重的可持续问题的挑战。中国存在巨大的社会、文化、经济和发展差异性。不仅是外部人士，就连中国人自己难找到某种说法对该国的复杂现状（技术和经济快速变革加剧了这种状况）一言以蔽之。”“一个与整个欧洲差不多大小的国家，其差异性绝不应被低估。对外部世界来说，今后将面临一段不确定期。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行事可能更加不可捉摸，游移于自信和被动之间。巨大的经济规模意味着中国无法被忽视。各国决策者需要比以往更清楚与中国相接触的领域。他们怀有的中国是全球秩序攸关方的信念将受到考验。但基本的信条—中国需要世界一如世界需要中国，当1978年中国领导层意识到与外部接触事关中国经济未来和政治生存时是这样，今后若干年依旧如此。”如此长期积累下去，终会有一天在某一个点上引爆，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在突然之间崩溃。并且，随着能源安全、用工成本、水和空气土壤、生态系统诸多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中国国内问题就会延伸至国外，导致每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也随之受到影响，这时，中国的发展问题就会变成对全球的挑战。结果，中国就不再是全球发展的发动机，而是全球公敌。
也许这符合中国威胁论，但是，客观情况是不能不考虑的——中国资源有限，全球资源也有限，中国发展美式社会又必然要消耗数十倍的资源，这就是基本矛盾。中国和印度目前的GDP只占全球的15%，中印两国就已经是影响全球的经济体，中国更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GDP分额上升至25%、35%、45%乃至突破50%后，会是什么样结果？如果你想象不出，那可以这样假设，今天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到了本世纪中叶，一个中国相当于4个美国，一个印度相当于3个美国，那么世界上就有8个美国，但地球只有1个，这会是怎样一个世界？如果你觉得这不可能，那么中国和印度就不会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而这又与中国和印度目前所追求的目标相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斯彭斯在日本“时报在线”以“亚洲可持续增长的新模式”为题发表文章称，“对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而言，可持续增长已经不是全球性挑战的一部分，而是国家经济增长的战略性问题。”“亚洲的政策决策者、商界和民众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发达国家遵循的历史发展道路确实无法奏效……因此，这些国家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必须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它们的经济规模太大，无法搭‘顺风车’，因此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激励因素逐渐内化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人们越来越快地对现状达成一致，就是可持续发展必须成为发展的关键因素。过去的模式无法奏效。”
“亚洲企业领导人所采取的这种做法既残酷又狡猾。之所以说残酷，就是因为几百万本国的同胞享受不到这些财富，许多农村人，特别是北方地区的农村人与电视里所反映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不一致。之所以说狡猾，就是因为国家用这种方式保护着它的增长核心，就像血管保护血一样。”“准确地说，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不是整个国家的崛起，而是部分地区的崛起”。
所以，中国和印度要想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寻找新的发展模式，但直到目前为止，全球无人知道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规模相当于全球经济规模三倍时的发展模式是怎样的，这只能由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自己去探索、创新和试验。中国目前已经开始降低发展速度，在十二五规划中，经济增长预期GDP已经降至7%，这就等于为公平、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创造出了“空间”。
美国制定粮食战略是基于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大体在中国改革开放的1980年时代，西方经济走过了工业化，开始向更高端的金融资本主义迈进，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开始了工业化历程，发达国家工业开始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自然，首先转移的是低端工业制造，中国、印度、东南亚、韩国、新加坡等都成为第二波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只保留了高端制造业。
经济向工业化转变，社会自然要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变化就是大量工厂拔地而起、大量矿产资源竞相开发。与此同时，工业化必然相伴着城镇化，城镇面积也日渐扩大，大量楼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结果导致耕地面积大幅缩小，这必然导致农作物产量下降。以亚洲国家为例，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都出现了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如，日本的谷物生产与最高峰时相比下降了33%，韩国下降了31%，中国台湾地区下降了19%。其中日本有其特殊性，其虽然早已走过工业化，但由于国土过于狭窄，工业与农业的用地矛盾无论如何也难以两全，因此日本也成了亚洲工业化工农业矛盾最典型的案例。其产量从最高峰时的1589万吨降到了985万吨，粮食自给率从77%直线下降到27%；韩国与日本情况相近，也是国土面积狭小，2003年粮食自给率只有26.9%（2002年时还是30.4%，可见下降明显）。
工业化的发展不仅侵占耕地，而且还需要更多的粮食，因为粮食是很多工业的原料，如此一来，工业化国家不但粮食产量降低，而且还必须增加进口，因此，人口只有1亿多的日本粮食进口量比人口13亿的中国进口量还大，为世界第一；即便是人口只相当于中国4%的韩国粮食进口量也比中国多，排名日本之后，居世界第二。
工业化过程中还容易造成工农业失衡。全球经济失衡是粮食危机的一个基本原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没能实现产业互补，相反，却产生了结构性倾斜。美国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其粮食年出口量所占全球份额常年稳定在35%左右，其中小麦出口所占份额更是高达60%；第二粮食大国是澳大利亚，实际上也是美国粮食粮食战略的组成部分。
在几十年前，发展中国家多为农业国家，这与发达国家形成了产业互补，以农产品出口换取工业品，但发达国家通过几十年的农业补贴，把这一互补性产业链改变了，他们不但是发达国家，而且还是发达的农业国家，农业优势转到了发达国家一边。
在过去的几年中，印度经济连续维持了8%以上的年增长速度，但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每年只维持在3%左右的增长，而印度农民收入几乎没有任何增长，印度也从农业出口转变为农业进口大国。
上世纪70年代，菲律宾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仅占全部出口额的7%，现在，该国工业制成品所占比例达到了90%。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发展普遍都是以牺牲农业换取工业发展的模式，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2005年，大米主要出口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农业占GDP总量下降到不足10%。
中国农业和工业之间，数十年来一直存在剪刀差，以农业补贴工业，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工农业矛盾——工业发展越快，对农业的侵害就越深。
美国正是对工业化国家这一变化看得非常透彻，所以制定了粮食战略——这就是为新兴经济体制定量身定制的战略。美国为何迟至2007年才制定能源法案？就是因为如果过早实施粮食战略，那么刚刚开始工业化的新兴经济体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这对需要转移低端制造业的发达国家来说是不利的——假如在1980年美国频频发动粮食进攻，新兴工业化国家很快就会陷入困境，难以自拔；如果在推迟10、20年，那么新兴经济体已经相当成熟，并且也会向更高阶段迈进，那也不利于美国利用粮食施加影响，如果2020年美国才制定能源法案，那么新兴经济体此时已经具备相当的承受能力。
所以，我们应该清楚，我们的工业化道路并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在走，而是许多人在陪伴着我们，他们既是伙伴，更是敌人。我们的工业化道路，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左右我们，正如同20世纪初，中国从封建王朝体系向近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转化时一样，西方列强时刻保持干涉，现在尽管我们的国力与20世纪初不可同日而语，西方不会再进行“八国联军”式的直接军事入侵，但西方仍然远远强于我们，所以，干涉还会以种种面目出现。工业化道路我们已经走过了30年，但远远还没有完成，还有相当长的时间，简而言之，我们的工业化道路漫长、危险、充满矛盾，绝对不会平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