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有着5000年里是的农业文明大国，但在现代，中国的粮食环境危机四伏，的确应好好借鉴日本、以色列等国的粮食安全策略。
日本历来是有忧患意识的国家，因此很多方面做得很好。
在金砖经济体中，巴西粮食储备做的很不错，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巴西一直通过粮食收购和储备来调节市场供应。在2007年第一波粮食危机爆发前，巴西就已经增加了玉米和小麦的储备，所以，当国际粮价在2007-2011年大涨的时候，欧亚国家食品价格普遍上涨了64%以上，而巴西食品价格只上涨了20%，这就是粮食储备的功劳。相反，印度虽然也是粮食生产大国，但印度的粮食储备明显做的很不到位，粮仓数量严重不足，结果是一方面有近3亿人受到饥饿的威胁，一方面却有数千万吨粮食因露天存放而发霉变质。《印度快报》2011年1月讽刺政府说，“粮食仓库吃紧，政府增加库存空间的计划正以蜗牛爬行的速度进行，这些可能会导致夏收小麦还要在露天存放”。
实际上，印度对粮食储备多年来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连续3年无力维持小麦、大米、豆类和糖等商品额外的战略缓冲储备，这也就等于丧失了政府对食品价格的干预能力。印度粮食总产量每年约2.3亿吨，每年储备粮食8000万吨，但国营粮食公司的仓储能力只有6000万吨，其余2000万吨储备粮只能堆放在露天环境中，任由风吹雨打，结果相当于任其自然毁损。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粮食政策不完备，必然使得粮食安全存在隐患。
1993年，日本大部分地区出现冷夏现象，秋粮歉收导致米店排起长队，一面把国家储备粮调出来投放市场，一面紧急从海外紧急购进260万吨大米，双管齐下的做法迅速平息了粮荒。日本当时几乎把所有的粮食储备都投放到了市场上，结果一度导致国家粮食储备不足20万吨。美国国会从1933年就粮食储备问题开始立法，最多时曾拥有一万多个联邦粮食仓库，鉴于1993年的粮食紧张事件和2007年以来的粮食危机，日本政府于2008年也正式成立了“粮食统筹战略会议”，负责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整合粮食储备。日本之所以仿照美国为粮食储备立法，是因为日本意识到了粮食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2009年9月9日，时任日本首相的麻生太郎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题为《如何应对粮食危机》的文章，称：“当前的粮食危机只是又一个市场异常行为吗？相关证据表明，事情并非如此；我们正在向新的均衡过渡，将反映出新的经济、气候、人口和生态现实。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粮食安全就再也不能仅仅是救济饥荒。问题肯定会变成：我们如何才能超越传统的经济和地理界限，扩大粮食产量，实现可持续的生存。”
日本之所以如此紧张，是因为日本食品自给率仅40%，不过，日本长期以来一直重视粮食安全，因此作为主要口粮的大米自给率多年来一直保持100%，这就基本消除了出现大饥荒。
众所周知，日本国土狭小，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并不好。日本国土面积为37.8万平方公里，森林面积占国土面积的近70%，山地和丘陵约占总面积的80%，耕地面积469.2万公顷（7038万亩），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10.2005年总人口为1.28亿，其中农业人口832.5万人（粮农人口300万人），占总人口的6.5%。但日本各类粮食产量、消费量以及自给率达到了较为合理的水平。
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粮食是在自由状态中进行的，明治时期日本各地都有大米市场，居民就在这些市场中购买粮食。但在20年代后期至1942年，日本战争频繁，国内经济基本已经转入战时轨道，粮食生产也波动较大，尤其是在1937年大规模战争爆发后，日本粮食产量逐渐下降，在最严重时期农业产量比战前下降了40%，人均谷物量由228公斤减少到130公斤，粮食危机十分严重。1942年，日本政府不得不颁布《粮食管理法》，把大米、薯类、水产品等所有食品都纳入到统制物资之内，实行配给制。配给制一直延续到1952年，因朝鲜战争爆发，日本获得了美国大量工业订单，经济开始起飞，粮食也不再需要实行配给制，为此在1952年修改了《粮食管理法》，取消统制。但此次修改并非是回到粮食自由交易的状态，而是针对不同粮食品种作不同程度的放开：开放了小麦和大麦国内市场，但在饲料和价格方面仍实行政府管制；玉米贸易实行自由化，但大米仍由政府直接统制，对大米进口进行严格控制，以保护本国大米，目的是确保大米实现高自给率。
1961年，日本再次调整粮食政策，颁布了《农业基本法》，制定了粮食生产方面的政策、价格调控、流通管理以及产业机构等一系列政策。这次调整的目的是为了让农业适应日本工业的高速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变化。这次政策调整仍以两条为基点，一是继续鼓励农业生产，制定一系列适应新变化的粮食交易规则；二是继续确保大米的高自给率。随着日本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饮食消费结构也出现了新变化，这导致粮食和食品交易都需要做出调整。在保护大米方面，日本引进了二重米价制，成立了米价审议会，把大米收购价的核定从原来的均衡法改为收入均衡法；由于米价长期受政府控制，出现了米面价格倒挂，于是在这次调整中采取了政府补贴和费用补贴的方式调整价格差距。这次粮食政策的调整促进了日本农业的发展，尤其是大米的产量迅速提升，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连续几年产量超过1000万吨，1967年总产量达到1440万吨的历史最高水平。这不但解决了大米自给的问题，而且还出现了大量剩余。
在大米出现过剩的情况下，为减轻库存压力和财政支出，日本政府再次修改粮食政策，主要是分五条：一，从1969年起允许部分大米自主流通，即把大米分为政府管制米和自主流通米两种，流通量由政府确定，并且在价格上实施间接干预；二，为了适当减少大米种植量，也采取了限制产量的办法，由政府发布大米供需预测，确定减产面积，给各地方政府提供具体的减产数量，再由地方政府下达给种植户；三，大米的收购也从以往的全额收购改为预约限量收购，这就给农户清晰的信息，既保证了大米的足够种植量，也让农户由自由选择的空间；四，粮食中间商，包括收购商、加工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准入条件均有所放宽，扩大了粮食经营者的数量；五，设立自主流通米的价格和交易机制，让自主流通米在规范的程序中交易和流通，避免被资本炒作，防止对整个大米行业产生冲击。
即便建立了良好的大米自给机制，但在1993年仍突然大米风波，这就是开头所提及的“平成米骚乱”和“黑市交易”。起因是1993年大米产量骤减26%，只有783万吨，但日本政府当时忽视了大米骤减可能产生的影响，结果出现这些骚乱。但实际上日本的大米仍保持良好的运行，虽然产量突然出现大幅下降，但并未对大米构成严重威胁，因为大米储备充足，只是所储备的多为糙米，一时来不及加工，这才导致了市面上出现大米短缺现象。
随着日本经济在战后复兴，日本的社会生活日益与欧美接近，当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后其饮食消费结构与欧美更为相似。与此同时，日本工业化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耕地面积缩小，粮食生产量缩减，粮食自给率从1965年的86%下降到2004年的70%，此后进一步下降，目前总体自给率只有40%左右，其中谷物的自给率只有26%多一点，唯有大米自给率保持在90%以上。食物卡路里消费（按热量评价）自给率由1965年的73%下降到2004年的40%，其中谷物（含饲料）自给率由62%下降到27%。
按卡路里消费计算，1960年日本人均每日热量消费为2291大卡，其中大米为1106大卡，占热量消费的47%；1980年人均每日热量消费为2562大卡，其中大米为770大卡，占热量消费的37%；2004年人均每日热量消费为2562大卡，其中大米为600大卡，占热量消费的23%。也就是说日本传统的主食大米在日常饮食中所占比重在44年中已经下降了一半多。与此同时，肉类、油脂类的卡路里消费明显上升，2004年人均每日畜产品和油脂类的消费量分别是1960年的3.5倍和4.7倍。
这种消费结构的改变，直接的影响就是日本不得不大幅进口饲料用粮和肉类、油脂进口，但因为日本狭小的国土无法提供足够的饲料用粮和大片牧场。日本其实也深受输入美国饮食消费模式的影响——经济越发达，饮食消费模式改变越接近欧美；而饮食消费模式越接近欧美意味着日本越需要进口美国占据优势地位的粮食品种——小麦、玉米、大豆，这些已经基本美欧所控制。换言之，美国首先改变了日本人的饮食消费模式，然后再把自己主导的粮食品种出售给日本。现在，日本的饲料和油脂90%需要进口。
为了改变这种相当危险的状况，日本政府制定了从2003年到2015年提高粮食生产率自给率的计划。这份计划的核心是五点，其一，为本国大型粮食种植公司提供补贴；其二，支持农业相关研究，提高土地生产率；其三，加强农业种植户与食品加工企业的产业链联系；其四，宣传日本的传统饮食，重新改变饮食模式；其五，加强对本国农业产品的宣传，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购买本国食品。
大米是日本的主要口粮，只要保证大米的供给安全，日本就不会出现大饥荒。在2007年粮食危机爆发前，据北海道农政事务资料，2005年日本大米产量为833万吨，其中政府收购40万吨用于储备大米轮换。2006年6月日本全国大米总库存为260万吨，其中政府储备米77万吨、农户自有仓储为58万吨、粮商库存为94万吨、零售商库存31万吨。2006年大米总供给量为1093万吨，当年消费总量为844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