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非登陆敌寇惊，乘风破浪展威风；
维希头目死为敌，身败名裂可怜虫。
话说艾森豪威尔来到直布罗陀后，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责任感。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面临着指挥一个战役，而且是如此巨大规模的战役。总司令焦急万分。“火炬”能够使他在军事上扬名，而想到可能遭到失败的后果，难免不寒而栗。
总司令的大本营安置在山岩中，四个房间的上方，矗立着一大块花岗石。文森豪威尔抵达直布罗陀后写道：“我的指挥所在直布罗陀、不列颠帝国强盛的象征之中。”伦敦政界人士认为，现在帝国的命运是掌握在可靠者的手里。丘吉尔给艾森豪威尔打电报说：“直布罗陀的岩壁掌握在您的手里是不会发生危急的！”
艾森豪威尔来到直布罗陀的第二天，就向参加两栖作战的部队发出命令，确定登陆日期为11月8日。参加“火炬”作战的英美军队共有13个师，665艘军舰和运输舰，其中包括3艘战列舰，7艘航空母舰，17艘巡洋舰，64艘其他作战舰艇，分别编成“西部”、“中部”和“东部”三个特混舰队。首批登陆的兵力为7个师，其中有美国的4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英国的1个步兵师，共约11万人。此外，还有几个空降营将参加这次行动，其任务是占领敌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地。这次登陆的空中保障，将使用1700架飞机，其中绝大部分都驻守在直布罗陀。
在总司令抵达直布罗陀以前，英美的庞大舰队已驶近目的地。他们决计不借任何代价保证舰队的通行。由英国港口开出的护航队大部分都必须驶过比斯开湾，穿过所有德国潜艇横行之处。他们必须做到，不仅使从10月份初起就开始集结在克莱德湾和其他英国西方港口的大批船只不被敌人发现，而且要使护航队的实际出航时间也瞒过敌人的耳目。盟军做得非常成功。德国人根据自己的情报，误以为盟军的目标又是达喀尔。到10月底，已约有40艘德国和意大利的潜艇布防在亚速尔群岛以南和以东的地方。它们使一支由塞拉利昂驶回英国本上的庞大的运输船队蒙受重创，共有13艘船只被击沉。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损失是算不了什么的。第一批“火炬”运输船队于10月22日驶离克莱德湾。到26日，所有快速的运兵船只均已出航，美国部队也由美国直接乘船驶向卡萨布兰卡。这支由650多艘舰只组成的远征军现在全部出动了。它们悄悄地渡过比斯开湾或大西洋，无论是德国的潜艇和空军都没有发现它们。
在一项军事计划完成之后，直到行动开始之前的那段漫长的、几乎是无法忍受的等待期间，就随着那乏味的时钟的滴嗒滴嗒声，一分一秒地打发过去了。当时在地中海，盟军除了直布罗陀之外，没有安身之处。可以用来对非洲西北部实施进攻的地点只有英属直布罗陀。如果没有官，就不可能在北非战场迅速建立必需的空中掩护力量。在进攻初期，直布罗陀的那个小机场既要充当作战用的机场，又要充当自英国飞往非洲大陆的飞机的中途机场。甚至直到进攻开始日之前数星期，那里还拥塞着战斗机，并暴露在敌人的侦察机面前，连想伪装一下都做不到。
更糟的是飞机场本身地处西班牙边境，只有一排铁蒺藜网把它同西班牙领土隔开着。从政治上讲，西班牙是倾向轴心国的，不可胜数的轴心国特务们经常窥视着这个铁蒺藜网。艾森豪威尔他们每天都准备着敌人轰炸机的袭击；而当每天都平安无事地消逝过去时，他们都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希望敌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认为盟军是在再一次“以非凡的雄心试图增援面临困境已达数月之久的马耳他”。
虽然敌人的任何空袭都会带来某些后果，虽然周围环境阴郁沉闷，虽然在即将发动的这个巨大的冒险行动中无数事情都极易出差错，可是在司令部内部，却呈现着一种既紧张又欢快的气氛，这在每一个临时充作办公室的小洞穴里都感觉得到。那是自然的。不出几个小时，盟军就会知道他们在战争中的第一次联合攻势的初步命运了。除开已经在西部沙漠中进行了两年之久的拉锯战，以及在瓜达耳卡纳耳岛上的战斗之外，盟军竟未能在世界任何陆地上进行过超出防御战范围的战争。就拿防御战来说吧，也是充满了悲惨的败绩，其中的敦刻尔克、巴丹、新加坡、泗水和托卜鲁克等地的失败，是令人沉痛难忘的。
就在艾森豪威尔在直布罗陀的洞穴中来回踱步的那些日子里，数以百计的盟国舰艇所组成的快速或慢速的护航舰队正在横渡北大西洋，驶向非洲西北海岸上的一个共同点。三支主力远征队伍，正在纳粹潜艇出没的大海中破浪前进。11月8日，艾森豪威尔接到的第一份交火的报告是令人沮丧的。美国军舰“托马斯·斯东”号载着美军的一个加强营在驶向阿尔及尔的途中，距目的地仅150英里处，于11月7日被德国的鱼雷击中。可是，在军舰被拖曳到就近的港口之前，舰上的官兵都不愿默默等待着。当他们的司令官宣布都上救生艇以争取准时赶到原定发动突袭的海滩时，他们都报以欢呼。然而，自下午弥漫起来的浓雾密云使他们的宏图未能实现，他们无可奈何地登上了驱逐舰和其他护航舰，终于在距原定时间约20个小时之后被送上了岸。可喜的是，这些部队的迟到并没有明显影响部队的登陆计划。
1942年11月7日—8日，英美联军的三个特混舰队分别驶抵阿尔及尔、奥兰、卡萨布兰卡地区，准备强行登陆。正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达尔朗海军上将巡视北非回国后，他的儿子突然得了小儿麻痹症，在阿尔及尔住了医院，由于病情危急，促使这位海军统帅于11月5日飞回北非。因此，正当英美即将大举进攻之际，他恰巧在阿尔及尔，这是一个奇怪而麻烦的巧合。罗伯特·墨菲希望他能在盟军登陆前离开。可是达尔朗由于关怀他儿子的病，在阿尔及尔多逗留了一天，住在一位法国官员费纳尔海军上将的别墅里。
近几个星期以来，盟军在阿尔及尔的主要希望寄托在法国军事长官朱安将军身上。他与墨菲的关系一向很密切，但是墨菲并没有告诉他登陆的具体日期。11月7日午夜稍过，墨菲访问了朱安，告诉他盟军登陆的时刻已经来临了。一支强大的英美联军，在占绝对优势的海空军的支持下，即将开到北非，几小时之内即可登陆。朱安闻讯不禁大吃一惊。他原以为他可以控制阿尔及尔的全局。但是，他知道，由于达尔朗在此，他的职权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他知道得很清楚，军政府的一切领导大权都已转移到这位身为维希政府副元首的海军上将手中。只要达尔朗在此，一切手握实权的效忠于维希的法国人，决不会再听从他的命令。
经过商议，墨菲与朱安决定打电话给达尔朗，请他马上到他们这里来。在清晨还不到两点钟的时候，朱安将军打电话唤醒了达尔朗，声称有要事需要面谈。当达尔朗听到了英美联军即将登陆的消息后，他暴跳如雷，气得满脸胀红。他说：“我早就知道英国人是愚蠢的，但是我一直认为美国人要比英国人聪明一点。现在我开始认为你们美国人所犯的错误之多，也不亚于英国人。”
达尔朗对英国人的反感是人所皆知的。长期以来，他一直投靠轴心国。1941年5月，他不但同意把达喀尔供德国人使用，而且同意德国人假道突尼斯向隆美尔的军队运送给养。魏刚将军当时制止了这一叛逆行为。魏刚将军当时是北非的负责人，他说服贝当拒绝了德国的要求。希特勒由于当时正在全神贯注于即将进行的对苏战役，所以尽管他的海军参谋人员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但他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认真。同年11月，德国人认为魏刚不可靠而将他免职。现在事过境迁，苏联红军节节胜利，其他反法西斯战场也有新的起色，希特勒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达尔朗的态度虽稍有改变，但他依然是彻头彻尾地效忠于卖国投敌的贝当元帅。因此，尽管墨菲和朱安百般劝说，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他也只是答应发电报请求贝当允许他自由行事。一连串无情的事件，使他陷于极端困难的处境。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11月8日上午7时40分，达尔朗给贝当发去这样一封电报：
“上午7时30分的情况如下：搭乘英国舰只的美军已于阿尔及尔及其邻近地区实行登陆。守军在几处地点，特别是在港口及海军司令部两地击退了进攻。在其他地点，由于是突然袭击，登陆获得成功。局势在日益恶化，守军不久即无法支持。各方面报告表明，大规模登陆正在酝酿中。”
截止11月8日午夜，美英联军的三个特混舰队分别在阿尔及尔、奥兰、卡萨布兰卡地区登陆。“东部”特混舰队，在英国海军少将布罗斯的指挥下，于8日凌晨1时开始在阿尔及尔及其东、西两面登陆。在西面，英军第十一旅顺利地占领了滩头；在东面，载运美军的船只被意外的浪潮冲离海岸数公里，在黑暗中造成了一些混乱。耽搁了时间。但在天亮后，也就很快地控制了局势。上午11时30分，达尔朗又给他的上级发了一封电报：“阿尔及尔可能于今晚失守。”下午5时，他又发出一封电报说道：“我军虽尽力阻挡，美军业已进入市区，我已命当地驻军司令朱安将军就阿尔及尔城投降一事进行谈判。”下午7时，阿尔及尔投降了。由这时起，达尔朗海军上将就落到美国人手里，朱安将军在盟军的领导下重掌大权。
“中部”特混舰队，在美军弗里登少将的指挥下，也于8日1时许在奥兰登陆。法军在这里的抵抗比在阿尔及尔较为猛烈。登陆部队虽在开始时较顺利地占领了阿尔泽湾和安达鲁斯，但在向奥兰实施向心突击的过程中被阻于半路。两艘载运美军的英国军舰，在强行驶入奥兰港时被击毁，乘员和部队死伤过半。直到9日，美军的进攻仍无进展。
“南部”特混舰队，由美军巴顿少将指挥，在11月8日拂晓前抵达摩洛哥海岸。由于夜间行驶，而且航程较远，所以登陆时间比原计划晚三个小时。美军分别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费达拉、利奥特港和萨菲登陆，一开始就牢固地占领了立足点。有些地点，登陆部队并未遇到抵抗。但随后战斗一度相当激烈，特别是在利奥特港附近。11月9日，美军一面巩固自己的登陆点，一面向纵深推进，但因弹药、油料还堆积在滩头，来不及运给战斗部队，所以部队前进的速度极为缓慢，而法军的抵抗开始加强。在其他地区的战斗也在激烈进行。
11月9日早晨，克拉克将军和吉罗将军飞往阿尔及尔，企图同法属北非当局达成某种协议。他们的使命是要求结束战斗，并希望法国人在进行计划中的对德战争时能给予协助。出乎意料的，非洲的法国人对吉罗将军的冷淡接待，给艾森豪威尔原先的期望泼了一瓢冷水。吉罗根本没有被重视。他作了一次广播讲话，宣布他将领导法属北非，并命令法军停止对盟军作战。可是他的演讲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在此期间，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同阿尔及尔之间的无线电联系非常困难，可是最后终于收到了一份电报，证实了早些时候的这个消息：达尔朗海军上将正在阿尔及尔！
“达尔朗是法国战斗部队的总司令：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是把他逮捕起来。”艾森豪威尔心想，“可是只要达尔朗能够对在土伦和达喀尔的大量法国舰艇发一道必要的命令，我们就有希望立刻减轻地中海的潜在的海军威胁，同时可以随便增添我们自己的水面舰艇。”他又想起在离开伦敦之前，丘吉尔首相曾诚恳地说过：“如果我能见到达尔朗的活，尽管我极恨他，但我若能以爬行一英里路来使他把舰队带到盟军这边来，那我也欣然照办。”
艾森豪威尔说，克拉克将军在同法国官兵打交道时，很快就发现法国人有一个传统，即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这在法军中视若神圣。他们断言，他们在1940年的投降仅仅是忠诚的军人服从上级的合法命令的行为。曾与克拉克将军再三会谈的每一位法国司令官，都毫无例外地拒绝采取任何行动使他们的部队投向盟军，除非他们能接到叫他这样做的合法命令。他们的每一个人都曾作过效忠于贝当元帅的宣誓；当时贝当元帅的名字，对北非的思想和行动的影响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深。这些司令官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可以不受自己的宣誓的约束或者可以发布任何停火命令，除非他们的合法总司令，那位被他们视作贝当元帅的直接代表和私人代表的达尔朗给他们以必要的指示。
克拉克将军向盟军司令部发回的电报说，如果没有达尔朗参加，就不可能达成和解，而他的这一观点也得到吉罗将军的支持。11月9日那天，克拉克将军奉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之命，在阿尔及尔圣乔治大饭店会见达尔朗，要求他发布停火令。克拉克身材高大，他俯视着瘦小的达尔朗海军上将。克拉克生气地说，他要强迫达尔朗合作，高声喊叫说，海军上将要不合作，就坐牢。达尔朗坚持要等候贝当的命令。克拉克又发起火来。朱安把达尔朗拉到一边，对他说，抵抗是毫无意义的。达尔朗被迫同意在卡萨布兰卡和奥兰命令停火，但是，他仍然拒绝指示突尼斯的维希法国部队抗击德国人。
11月11日，希待勒也开始调动部队进入以前没有被占领的法国南部。于是，达尔朗宣布，这意味着贝当是“一名俘虏，失去了行动自由”。接着他说：“我得到贝当的秘密命令，授权我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行动。”达尔朗的声明对许多维希法国军官来说，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这一声明使他们可以执行他的指示与盟军合作，而同时保持他们是在服从正式命令的假象。达尔朗的权力就在这里，并且成为艾森豪威尔急于与他达成交易的主要原因。艾森豪威尔相信，达尔朗能够说服突尼斯的法军抵抗德国人，能将法国舰队交给盟军。时间就是生命，因为德国人正在以惊人的效率作出反应。希特勒很快从最初的震惊中清醒过来，正在空运精锐部队和运送坦克去突尼斯。
到了11月11日，艾森豪威尔沮丧地认为“火炬”获得战略胜利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一切都决定于在突尼斯的法国人。艾森豪威尔说，只要他们“此刻头脑清醒过来，我们可以避免以后好几个星期的作战，并且在付出许多生命和物资后，我们将得到正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为此，艾森豪威尔命令克拉克急于和达尔朗达成协议。克拉克应当使达尔朗担任北非高级专员，并坚持要吉罗当法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朱安当副总司令，负责指挥地面部队。艾森豪威尔最关心的是向突尼斯进军，和德意法西斯军队作战。为此，他需要一个可靠的后方。为了得到这样的后方，他准备与维希法国当局合作，不管它的法西斯名声多么狼藉。他警告克拉克，不允许在阿拉伯部落中引起纠纷，“或者鼓励他们与现行的统治方法决裂”，因为艾森豪威尔不希望发生“任何内部的骚动和麻烦”。在11月13日，艾森豪威尔从直布罗陀飞到阿尔及尔，会见了达尔朗，完成了这笔交易。
当达尔朗协定的实情公之于世后，在英国国内，在自由法国内部，在美国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不满。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桩卑鄙龌龊的勾当，而其对象“乃是一位与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因此在他们心目中，在北非登陆的胜利，还有阿拉曼战役的胜利，已因此黯然失色。这一强烈反应使艾森豪威尔吃惊，他已经失去了通常良好的公共关系意识。他感到难过，倒不完全是由于协议被抨击，这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预见到，而是由于抨击的猛烈程度。更令他难受的是，人们攻击他是一位头脑简单的将军，在政治的汪洋大海中没了顶。他转而为达尔朗协议辩解，他写信给他的兄弟埃德加说：“唯一使我对此事有点气恼的是，竟有人认为我是这样令人难以置信地愚蠢，竟没有意识到我是军事上的权宜之计。”他给他的儿子写信说：“我被称为法西斯分子，甚至几乎是希特勒主义者；但是，我认为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战争，专制压迫和独裁统治的势力如此明确地与维护人权和个人自由的势力相对垒。我是坚决站在反法西斯这一边的，作为一个战士，我唯一的目标就是尽职粉碎希特勒匪帮。”
他写信给他的妻子玛咪说：“阿拉伯人是十分难以捉摸的，他们具有爆炸性，充满偏见。这里所做的许多看起来是古怪的事情，正是为了不使阿拉伯人激怒起来暴动。我们是坐在火山上！”为了稳定后方，艾森豪威尔非常害怕发生暴动，他一直只限于婉转地督促达尔朗对反犹太法作些微小的修改。达尔朗要求时间，他辩解说：“如果采取急剧步骤，来改进犹太人的命运，就会出现法国不能控制的穆斯林的猛烈反应。”艾森豪威尔同样认为治理部落是棘手的事情，最好由法国去处理。
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仍在伦敦，是他首先把英国强烈的敌对反应告诉艾森豪威尔的。丘吉尔称这一协议简直是“晴天霹雳”，而英国外交部说达尔朗的历史这样丑恶，不能考虑让他当北非的常任首脑。英国人说：“首先我们有自己的道义上的立场。我们正在为国际的体面而战斗，而达尔朗却是它的反面。”人们对艾森豪威尔的军事行动也进行种种批评，说“迄今为止，由于犹豫不决而丧失良机。‘火炬’在战略上已经失败”。
艾森豪威尔对这些来自英国官方的责难十分不满，他迅速地作出反应。11月14日早晨，他给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了一份很长的电报，为他的行动辩护。电报说：“可以理解伦敦及华盛顿由于与北非法国当局谈判而引起某些混乱。要知道北非生活的第一个现实是，贝当元帅是很有影响的人物。全体法国军官都试图造成这样的印象：他们是在贝当元帅这位人物的保护下生活和行动的。法国人同意只有一个人有权继承贝当元帅，而这个人就是达尔朗。如果不同达尔朗合作，我们将不得不对北非全部进行军事占领。这在时间和人力、物力方面的耗费将是巨大的。”他在另一份电报中，告诉丘吉尔：“请放心，我经常地听从你的明智忠告，我没有完全被这里如此之多的骗子们捆住手脚，蒙住眼睛。”
丘吉尔看了艾森豪威尔的申辩电报，11月17日致电罗斯福说：“我应该让你知道，与达尔朗所签的协定引起了强烈的愤怒。我越考虑这个问题，就越相信它只能是一种仅仅由于战事急迫而不得已才采取的权宜之计。人们会以为我们愿意和当地的吉斯林之流妥协，这种看法不仅在法国而且会在全欧洲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不良的政治影响，我们对此决不能忽视。达尔朗声名狼藉。正是他，提拔他的下属来指挥法国海军，从而使法国的海军对我们怀有恶意。正是他，派法国海军到卡萨布兰卡附近的海面与你的舰队作战，才使这些海员送了命。此事恍如昨日，如今为了权位，达尔朗又倒向我们这边了。和达尔朗签订一个永久性的协定，或在法属北非成立一个达尔朗政府，将是无法为千百万普通百姓所理解的，而他们的一片至诚之心就是我们的力量。”
电报给罗斯福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总参谋长马歇尔却要求罗斯福支持艾森豪威尔。此外，马歇尔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严厉批评美国记者。他说，计划估计“火炬”的登陆作战，美国的损失将高达18000人，但事实上只有1800人，这样达尔朗协议使美国少伤亡16200人。他告诉新闻界，他们对艾森豪威尔和达尔朗协议的抨击是非常愚蠢的，这会上英国人的当，他们会要求由一个英国人来代替艾森豪威尔。如果这种抨击继续下去，会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声誉处于从未有过的低下地位。
根据各个方面反映的情况，罗斯福总统于11月18日，也就是在收到英国首相电报后的第二天，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罗斯福代表盟国强调指出：“未来的法国政府决不能由法国本上或海外的任何个人来成立，它只能在法国人民被同盟国的胜利所解放后，由法国人民自己来成立。目前在北非和西非所作的安排，仅是由于战事紧迫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
罗斯福的声明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人们的忧虑，同时也使艾森豪威尔感到宽慰。
11月20日罗斯福写信告诉丘吉尔说：“昨天我私下对报界讲了一个流传在巴尔干的古老的希腊教会的格言，因为它似乎适用于我们目前的达尔朗——戴高乐问题，这句格言是：‘我的孩子们，在大难临头之际，你们可与魔鬼同行，直到你们下桥为止。’”
然而，达尔朗协议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艾森豪威尔个人的不安和对他声誉的损害。这个协议造成了长期的影响。苏联领导人怀疑英美和法国维希分子背后有默契。法国抵抗运动领袖戴高乐也对此强烈不满。他说：“如果盟军在‘解放’一个国家与现在投敌的官员们签订协议，抵抗还有什么意义？！”这个协议不仅伤害了抵抗运动成员的感情和士气，而且对日后戴高乐与美国的长期合作也产生了严重影响。
由于艾森豪威尔在阿尔及尔被政治问题所纠缠，使他不能及时向突尼斯进军，而这时德军却继续在突尼斯集结。结果盟军强行攻占突尼斯城的打算遭到严重失败。到了12月份，在艾森豪威尔指挥下有将近15万人，但仅有3.1万人在前线。他自己估计德军有3万人在突尼斯城内和附近，其中作战吉斯林（1887—1945）挪威法西斯党党魁。1931—1933年任挪威国防部长。1933年建立民族统一党（法西斯党）。1940年协助德国侵占挪威。1942年充当傀儡政府元首。1945年法西斯德国在挪威的统治瓦解后，以战犯罪被处决，吉斯林一词后成为年奸的代名词。
部队是2.5万人。盟军向突尼斯推进的速度过慢，当他们抵达时，双方交锋，吃了败仗。
军事上受挫，使艾森豪威尔大伤脑筋。他写信向妻子诉苦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拼命工作过，但却没有取得好的结果。”为了扭转战局，12月22日，艾森豪威尔出发上前线，他亲自了解情况，他希望发动一次攻击。圣诞节前夕，他和安德森将军视察作战部队。连日阴雨使农村变成一片沼泽。无论哪一种类型的车辆都不可能离开公路行驶，而在公路上行驶也是够困难的。艾森豪威尔决定推迟发动进攻。他向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目前暂时放弃全力出击的计划，是迄今为止我最失望的事情，是一项痛苦的决定。”抢先到达突尼斯的竞赛已经输掉。他面临着一场持久战。
圣诞节前夕，当夜幕降临时，艾森豪威尔在安德森野战司令部食堂吃晚饭。当他开始用餐时，一名通讯兵送来一份电报：“达尔朗被刺身亡。”达尔朗这个维希头目，虽然口口声声说忠于他的祖国，要真诚与盟国合作，但他却继续为非作歹，不听忠告。达尔朗继续任用维希官员，甚至那些同纳粹密切合作而声名狼藉的人。另一方面他把阿尔及尔的戴高乐分子关入监狱，封闭了他们的《战斗报》，这就更加激起法国人民对他的仇恨。
1942年12月23日，达尔朗被年轻的戴高乐分子邦内·德·拉·沙佩勒刺杀身亡。此后，吉罗便掌管北非的军政事务。
达尔朗之死，大快人心，完全是咎由自取，正如克拉克将军所说的：“在我看来，达尔朗上将之死是上帝的旨意……把他从政治舞台上清除掉，就像刺破脓疮一样。他起到了他的作用。”达尔朗之死，也为艾森豪威尔解除了一个政治上的包袱。
12月22日马歇尔命令艾森豪威尔：“授权你的部下去处理国际外交问题，集中你的全部精力于突尼斯的战斗。”由于达尔朗已经去世，艾森豪威尔觉得他可以这样干了。欲知突尼斯之战的详情，且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