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将立朝廷者，则爵服不可不贵也。爵服加于不义，则民贱其爵服；民贱其爵服，则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力者也。将用民力者，则禄赏不可不重也。禄赏加于无功，则民轻其禄赏；民轻其禄赏，则上无以劝民；上无以劝民，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能者也。将用民能者，则授官不可不审也。授官不审，则民闲其治；民闲其治，则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则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则刑罚不可不审。刑罚不审，则有辟就；有辟就则杀不辜而赦有罪；杀不辜而赦有罪，则国不免于贼臣矣。故夫爵服贱、禄赏轻、民间其治、贼臣首难，此谓败国之教也。
——《管子·权修》
“古句新解”
建立朝廷的规矩，就不可不重视爵位的尊贵地位。爵位如果给了不义之人，人民就会轻视爵位；人民轻视爵位，君主将会没有尊严；君主没有尊严，政令就不能顺利推行。
法是用来驱使人民效力的，使人民乐于效力，就不能不重视禄赏。禄赏如果给了无功之人，人民就会轻视禄赏；人民轻视禄赏，君主就无法鼓励人民；君主无法鼓励人民，政令就不能顺利推行。
法是用来在人民中选拔贤能的，选拔贤能，任用官吏就不能不慎重；任用官吏不慎重，人民就会背离统治；人民背离了统治，下情就不能上达；下情不能上达，人民就会怨恨君主；人民怨恨君主，政令就不能顺利推行。
法是用来决定人民生死的，决定人民生死，刑罚就不可不审慎；刑罚不审慎，就会出现量刑轻重不当的事情，出现量刑轻重不当的事情，就会杀害无辜而放过罪犯；杀害无辜放过罪犯，国家就会出现贼臣发难。
所以，凡是爵位被鄙视，禄赏被看轻，人民背离统治，贼臣发动叛乱的，都是国家失败的政策所导致。
赏和罚都要让众人心服，赏才能起到应有的鼓舞作用，罚才能起到应有的警戒作用，天下才能安定。
君臣之间难免出现磕磕碰碰的时候，此时，一个英明的领导者应该公私分明、赏罚有度，这样下属才会心服。如若领导者因个人恩怨而乱了赏罚分寸的话，招来非议就难以避免了。刘邦重赏雍齿的故事就很能说明赏罚公私分明的重要性。
有一次，一群将军聚在一起发牢骚，被刘邦撞见了。刘邦问张良他们都在说些什么。张良只得实说：“将军们在议论造反的事。”
刘邦一听大吃一惊，他刚坐上皇帝宝座不久，天下初定，这时候居然有人要出来造反，而且还是自己手下的将军，实在让他想不通。张良说：“自陛下斩蛇起义至今，都是靠这些将军出生入死换来的天下。现在，陛下打败了项羽，将军们最关心的就是授予官位和分封土地。可是，陛下分封的都是些自己的亲近之人，而处分的都是那些对您有怨恨的人。现在，将军们既盼着陛下对他们奖赏，又担心土地有限而得不到分封，还有的人因平时得罪过陛下，害怕遭到陛下的处罚，所以这些人才聚在一起密谋造反。”
刘邦一听更加着急了，忙问张良道：“事到如今，我该怎么应对呢？”
张良说：“我倒是有个办法。陛下告诉我，平时您最恨的人是哪一个？”
刘邦说：“我最恨的人是雍齿，此人立下了不少战功，在将士中也很有威望，但他自恃功高，说话不顾君臣之礼，几次让我在大臣面前难堪。我真想把他杀了，以解我心头之气。”
张良道：“这就好办了，请陛下马上封雍齿为侯。这样一来，那些有战功而担心陛下处罚他们的人，看到陛下赏赐了最恨的人，自然会消除一切顾虑，也就不会造反了。”
刘邦采纳了张良的计策，当着大臣的面。封雍齿为侯。又让丞相、御史加快封赏其他将士的进度。那些准备起事的将军此时高兴地说：“现在什么都不用担心了，就等着陛下的奖赏吧！”
张良的这一计策，平息了这场将要发生的叛乱。可见，论功行赏，公私分明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正所谓过犹不及，如果统治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太过分地对臣子、百姓进行赏罚的话，不但起不到预期的效果，还可能产生物极必反的结果。
楚康王时，楚国大将伍举被人诬告，说是他放走了犯了罪的岳父申公王予牟。伍举害怕无辜受罚，赶紧逃到了郑国。伍举在郑国遇到了好友声子，声子知道了伍举的遭遇，决定帮他一把。
声子来到楚国，见到了楚国的令尹屈建。屈建问声子为什么晋国比楚国强大。
声子说：“这是因为晋国的人才多。但是，这人才原本都是楚国人，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屈建说：“愿闻其详。”
声子说：“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既不过分赏赐，也不滥用刑罚。因为赏赐过多了，坏人就有可能受益；滥用刑罚，好人也可能无辜受屈。现在，楚国刑罚用的太多了，许多有才能的人冤屈遭罪，迫使他们离开楚国逃到了别的国家，反过来又危害楚国。雍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被逼无奈，去了晋国，晋国国君赏赐给他不少土地，并让他参与国家大事。彭城那次战役，楚国之所以败给了晋国，就是因为雍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啊！”
屈建听到这里，不禁大惊失色道：“看来这滥用刑罚的危害真是太大了！”
声子继续说：“伍举是楚国最优秀的人才，可惜被谣言吓到了郑国，现在又逃到了晋国。听说晋国国君要拜他为大夫，还要分封给他土地。若是伍举将来助晋攻楚，楚国恐怕无人能敌吧！”
屈建听后十分害怕，立即派了伍举的儿子前往晋国，把伍举接了回来，伍举重新受到了重用。
赏罚就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可鼓舞士气、稳定军心。用不好，则会众叛亲离、陷入绝境。只有赏罚都使众人心服，才算是用好了这把威力无穷的“剑”。
古代帝王之所以对“赏罚分明”四个字格外重视，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国家衰亡、朝代更迭，大部分都是和用人不当、赏罚不明有关。通过邓通的故事我们就能体会到赏罚尺度对于掌握大局是何等重要。
邓通最初只是一位在宫中划船的船工，因其长相英俊，处事谨慎机灵，很受文帝的喜爱，逐渐得到了文帝的宠爱。邓通也用尽自己谄媚的本事，时刻陪在文帝身边，文帝对此十分满意。
后来，文帝赐予邓通钱财数十万，并把他升为大夫。有一次，文帝派一位精通相面术的人给邓通看相，相面人看后说：“此人当贫饿死。”
文帝不以为然地说：“能富通者在我，何说贫？”
于是当即把蜀郡严道的铜山赏赐给了邓通，并允许邓通自己铸钱，一时间，“邓氏钱”流通全国，邓通也从此富甲天下。
邓通为了让文帝更加宠信自己，更是竭尽全力去侍奉他。文帝有一次生了毒疮，邓通便替他吸吮疮中的脓水，文帝对此十分感动，遂问邓通道：“天下之人谁最爱我？”
邓通别有用心地答道：“莫若太子。”
此时正巧太子来探问病情，文帝便让他给自己吸吮脓水，太子面有难色。文帝见状，对邓通更加宠爱，而太子却从此恨死了邓通。
邓通倚仗着文帝对自己的宠信，在朝中逐渐无法无天起来，他目中无人、我行我素，甚至对丞相申屠嘉也是很没有礼貌。文帝此时逐渐醒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遂对邓通有所疏远。
后来，在文帝的支持下，申屠嘉设计，狠狠地整治了邓通一次，邓通的气焰才有所收敛。景帝继位后，邓通被免职，并被没收全部家财，邓通最后负债累累、一文不名，寄死在别人家里。
文帝仅仅因为自己喜爱邓通，就对他大肆奖赏，这种只看表面不顾实事的赏罚方法，自然不能使众人心服。小人这种建立在弄虚作假基础上的“功劳”，也不会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等哪天露出了马脚，离丧命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