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日本侵略军在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之后，进一步地向中国华北扩张。
1935年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义勇军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又借口天津日租界两个报社社长被杀，向何应钦提出：中国撤退在天津和河北的驻军，撤销党部和军事委员会，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职等无理要求。
日军还从东北调遣大军入关，驻天津日军竟派出装甲车、炮兵队到河北省政府和北洋大学示威，扬言不接受日本要求，要采取“自由行动”。
日本侵略者剑拔弩张、咄咄逼人，胁逼中国当局接受其无理要求。
何应钦对于日方的无理指责和肆意恫吓，丝毫不敢抗争，表示凡在军分会职权范围的事当努力处理，余则请示中央。
当时，南京政府正不遗余力地对长征途中的中国工农红军实行追击堵截，蒋介石则倾注全力在贵州、四川等地“督剿”，对日本所提要求，大都一一照办。
5月31日，国民政府电令将河北省政府由天津移往保定，将河南省主席于学忠和天津市市长张延谔撤职。
但日本侵略军还不满足，要求取消河北省境内一切党部和撤退军队，取缔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
国民党政府再次屈辱让步，关闭了国民党在河北省的党部，并将在长城战中反击过日寇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等中央军调往陕西、河南、安徽等地。
河北事件尚未了结，日寇又挑起张北事件。
5月30日，有4名日本特务潜入察哈尔境内绘制地图，路经张北县城北门，态度蛮横，拒不交验护照，强行通过，被守城中国军队扣留。国民党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闻讯后即令释放。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以日本士兵在张北受到中国军队侮辱和威胁为借口，大做文章。
日方立即调动军队驻屯察哈尔边境，派飞机在北平上空示威，提出种种要挟。国民党再一次屈服，与日本签订《秦土协定》。接受了日本的条件：撤去察省主席宋哲元职务，第二十九军撤出察东一带，成立察东非武装区。
就这样，察哈尔的主权也被葬送。
在四川峨眉山筹办军官训练团、一心打内战的蒋介石，于7月28日邀归国述职的驻日大使蒋作宾前往晤谈，嘱其向日本政府传言。蒋作宾遂通过新闻报道表示：“中国政府不因一些不愉快的事件而变更改善中日外交的政策。”
这是目前为止，蒋介石面对日寇侵略华北的态度。日本关东军为了攫取华北，所策划的阴谋大致分为3个步骤：
一、要求中国国民党和中央军撤离，造成华北的“真空”状态。
二、捧出傀儡，实现为日军所操纵的“自治”。
三、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华北的“指导地位”。
第一个步骤实行后，从1935年夏季开始，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便双管齐下地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对华北各省上层实力人物，多方拉拢、威胁利诱，促其加入“自治”行列，与南京政府脱离关系。对在野和下层反动势力，则广为收买，促其发动暴动，拼凑“自治”政权。
在上层方面，他们最初的企图，“是以在北平之下马的吴佩孚，成立五省联盟的自治政府”，“但发现开价过高，且得不到地方军的支持”。6月中旬，日方又图谋利用孙传芳做“自治”运动的首领，但孙传芳随后却公开表示他无意于任何政治活动，并指责日本人假借他的名义，制造祸乱的卑劣行径。
之后，天津驻屯军多田骏把目标又对准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和商震，妄图把这4个华北实力派拢在一起，拼凑一个“自治政权”。
商震拒绝了日方的要求，并暗中派人将情况向南京当局做了汇报。阎、宋、韩等人虽然与日本方面暗中保持来往，甚至勾勾搭搭，互相取得默契，但却不愿公开参加“自治”行列，与南京政府脱离。
在下层方面，1935年6月，日军天津特务机关首先导演了“正义自治军”炮击永定门事件。这一事件的直接组织者是汉奸白坚武。6月26日，白坚武将被收买的士兵、土匪、流氓组成为“正义自治军”，发动暴乱。当晚10时许，日本特务、浪人和汉奸共60多人由天津车站赶往丰台车站。会合通敌叛变的铁甲车队，在白坚武指挥下占领了丰台车站，逮捕铁甲车大队部官兵五六十人。凌晨一时许，白坚武带领铁甲车队及“正义自治军”共300余人，乘铁甲火车两列向北平永定门进攻，妄图在占据北平一些要点后，即发表“反蒋倒党”宣言，组织“自治政府”。
但是，平津卫戌部队早已做好了平乱的部署，“正义自治军”很快就被镇压下去。
香河事件在3个月后接踵而来，这是由天津日本特务机关策动的又一个所谓“自治运动”。
10月18日，汉奸武宜亭等在河北香河县安抚寨召开“国民自救会”，阴谋发动暴乱；20日，在武宜亭及前北平商会会长安厚齐的煽动和操纵下，纠众千余人，围困香河县城，要求县长将县城让出，由他们另组“自治政府”；22日，日本宪兵23人分乘汽车两辆，率领安厚齐、武宜亭等冲入香河县城，安自封为县长。
多田骏亲自出马，为香河“自治”撑腰。25日，多田在天津发表谈话，说香河及其他地区农民要求减税发起的“自治行动”与暴动不同，乃为“善意之自治运动”，不可进行军事干涉。同日，日武官高桥坦也宣称：“香河接近停战区，军队不能开入镇压；治安应由保安队维持，免再肇其他事端。”
香河事件发生后，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在10月22日命令安次、永清、霸县、静海、武清、通县、昌平等县宣布戒严，并在24日命令第三十二军派兵两连，开往香河平定暴乱。但因日军提出警告，部队未能进入县城。商震与多田在天津连日会商香河事件。
28日，冀东战区特警队张庆余部奉令开往香河维持治安，武宜亭逃往天津。
香河“自治”遂告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