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海虽号称钦差，却并未携带任何公文，一路又过于威风张扬，因此在途经山东德州境内时，德州知州赵新闻讯对此颇感费解：既是钦差过境却为何未接到“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按例清朝派遣大臣出京，军机处外发公文，沿途地方官员按礼迎送）？仆役下船购买物品也未出示“传牌勘合”（清朝奉命出京兵员由兵部签发身份证件，途经各地，不需花钱买东西，可凭证取得地方官府供应的物资）。为谨慎起见，赵新立即将此事上报巡抚丁宝桢。
丁宝桢早就对安德海的仗势骄横非常愤慨，接报后立拟密折，痛陈安德海种种“震骇地方”的不法行径，并申诉了自己职守地方，“不得不截拿审办，以昭慎重”的充分理由：一、清朝二百余年不准宦官与外人交接，“亦未有差派太监赴各省之事况”；二、龙袍系御用之衣，自有织造谨制，不用太监远涉糜费，且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断不须太监出外采办，即使实有其事，亦必有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三、太监往返照例应有传牌勘合，绝不能听其任意游兴，漫无稽考；四、龙凤旗帜系御用禁物，若果系内廷供使的太监，自知礼法，何敢违制妄用；五、出差携带女优，尤属不成体制。
八月二日，安德海在泰安县被知县何毓福抓获，与其随从陈玉祥等三人随即被先行押往济南，由丁宝桢亲自审讯。八月六日，丁宝桢接到由军机处寄发的密谕，内称：“该太监擅离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即著曾国藩饬属一体严拿正法。倘有疏纵，惟该督抚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著严拿分别惩办，毋庸再行请旨。”八月七日，丁宝桢亲自查验确实后，遵旨将安德海就地正法于济南，此日距安德海被抓不过五天。
安德海是慈禧太后身边红得发紫的权监宠宦，他在经过顺天府、直隶境内时，各级地方官吏怕得罪慈禧太后身边的亲信，皆隐忍不敢发，何以能被山东巡抚丁宝桢在济南斩杀？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两宫皇太后矛盾斗争的总爆发。两宫皇太后之间一直貌合神离。同治帝虽为慈禧太后亲生，却与慈安太后的关系更为密切，慈禧太后对此深为不满。同时，随着慈禧太后羽翼渐丰，她开始不能容忍任何人分享其权力，慈安太后越来越成为她权力道路上的绊脚石。慈安太后虽然懦弱，但也在意她中宫皇后的尊严和地位。安德海私出宫墙，慈安太后果断地站在同治、奕訢的一边，力主处决安德海，给慈禧太后以一定的震慑和打击。
二是同治帝力主杀安德海。安德海得宠于慈禧太后后，目中无人，甚至对小皇帝都十分傲慢，时时事事掣肘，以致同治帝必欲除之而后快。接到丁宝桢的密折，同治帝立即表示：“此曹如此，该杀之至！”同时，借口母后养病，不宜打扰，未将奏折呈递慈禧太后阅视，只与慈安太后、奕訢紧急密商，得到了他们的坚决支持。同治帝于是迅速密谕丁宝桢：“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同治帝此举也是权力的一种暗中较量，是同治亲政前对慈禧太后干政揽权的有力反抗，是对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一种切实维护。
三是安德海违犯了清朝统治者管理太监的严格制度。为防止太监祸乱朝纲，清朝自顺治时期的上谕敕令等祖宗家法，到乾隆时期编纂的宫廷法典——《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和《国朝宫史》，延续至同治朝积累了200多年的宫廷管理经验，这其中对太监的管理更是严而又严，许多规定详细而具体。清朝历代统治者对这些规定都高度重视，反复重申，认真执行，对犯事太监的处理毫不留情，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太监干预朝政的现象。安德海敢于以身试法，违犯宫规，必然会落得身首异处的可悲下场。
此外，也有慈禧太后借刀杀人的说法。慈禧太后与同治帝关系紧张，她对这种隔膜的母子关系一生都耿耿于怀，而安德海则对此难辞其咎。随着安德海在宫中的势力越来越大，在朝廷中树敌太多，对慈禧太后也造成了压力。为避免安德海对自己形成更大的威胁，慈禧太后逐步产生了除掉他的想法。因此，当安德海要求出宫时，慈禧太后明知不妥，也未加以阻拦。当丁宝桢奏折呈上时，慈禧太后借口生病，将此事交给了同治帝和慈安太后处理，使安德海沦为宫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也表现了慈禧太后政治手腕的高明。
丁宝桢见机行事、巧妙地利用了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同治帝宫廷政治斗争的复杂关系，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智斩权监安德海。这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举动，震惊了朝野，连曾国藩都赞叹丁宝桢为“豪杰士”。权阉安德海伏法，也使得朝野上下人心大快，一时“丁青天”之誉传遍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