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也是世界公认现存最早的“兵学圣典”。它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孙子兵法》又称《吴孙子兵法》，因是仕于吴的孙武所撰。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见，《孙子兵法》是13篇。这“十三篇”六千字的兵法，文字精炼，内容丰富，富于哲理。它不仅早在战国时期就广为流传，而且为我国历代兵家和将领所推崇。
《孙子兵法》简介
《孙子兵法》十三篇为：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从各篇内容看，头三篇及压轴篇论述了孙武的战争观和攻战取胜的基本战略原则。从第四“形篇”到第七“军争篇”，着重论述了作战和战术原则。从第八“九变篇”到第十一“九地篇”，着重论述了“将道”、“料敌”、“行军作战”、“军事地理”和“士气”等方面的问题。
统观全书，孙武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跃然纸上。其一，“以利动”的战争观。孙子力主“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和“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这说明开战与否取决于国家的利益，同样为了这一利益必须周密规划以便攻战取胜。反过来说，全书除一处（“用间篇”：“非仁义不能使间”）外，全书没用一个“义”字。这也佐证了孙武的功利主义的战争观。其二，反对迷信。孙武主张“禁祥去疑”（“九地篇”），“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篇”）在古代采取科学的态度来预测战争的胜负，这是难能可贵的。其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孙武主张对战争作全盘的、正反面的考查。他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篇”）这是他认识和解决战争中各种矛盾的一把钥匙。在《孙子兵法》中论述了许多对立而又相互转化的范畴概念。如“奇正”、“虚实”、“攻守”、“主客”、“强弱”、“劳逸”、“远近”等等。这类两个字表达的二元概念，井非一成不变。在一定条件下，经过主观努力是可以转化的。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实质上是要掌握其辩证的关系。
从军事角度看，《孙子兵法》一书还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1.战备观念
孙武首先对战争持慎重的态度。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火攻篇”中，孙武又告戒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其次，他在“计篇”中提出了战争应考虑的事项——“五事”、“七计”。所谓“五事”，即“道、天、地、将、法”。所谓“七计”，即分析对比敌我双方在“君主的取道”、“将领的才能”等七个方面的优劣，从而预断战争的胜败。对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他强调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形篇”）舆论的支持或民心之所向也是战争取胜不可或缺的政治因素，对此他说：“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计篇”）。再则，充分重视作战的自然条件。他从“天时”和“地利”两方面作了论述。关于“天时”，孙武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计篇”）其中，阴阳是指气候的现象。他认为，只有在天时对我有利时才能发动战争。关于“地利”，孙武说：“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计篇”）这简短的一句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包括现代“军事地理学”的概念。
2.“先知”理论
孙武所说的“先知”是指战争指导者在战前，要对有关战争胜负的各种条件，作全面的了解、分析和研究。他在“谋攻篇”中指出：“知彼知已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在“用间篇”中，他强调谍报工作的重要性。赞赏“非圣贤不能用间”，同时指责那些舍不得用官爵和金钱利用间谍以侦察敌情的君主和将帅。他说：“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他的结论是：“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显然，孙子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已成为战争中”情报先行，克敌制胜”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孙子也把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间谍，上升到新的战略高度，认为谍报工作是“先知”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3.谋略思想和“诡道”原则
孙武主张战争指导者要善于以谋略取胜，以“伐谋”、“伐交”为先。他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谋攻篇”）与“谋略”相联系的是孙子的“诡道”原则。孙子说：“兵者，诡道也。”（“计篇”）又说：“兵以诈立”。（“军争篇”）他在开篇中论述了“诡道十二法”后，归结为“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是“诡道”的实质，也体现了孙子的以少敌多、以弱敌强的思想。“诡道”也是实现“以利动”的战争观的必由之途。它构成了现代军事欺骗术的理论基础。
4.掌握主动和速战速决
孙武对攻防作战始终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和“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篇”）他还强调“以逸待劳”（“军争篇”），先发制人和“避实而击虚”（“虚实篇”）、“先夺其所爱”（“九地篇”），对敌人的要害和弱点给予迎头痛击。孙子机动灵活的作战思想在其“虚实篇”多有阐述。他说：“夫兵形泉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孙子的“奇正”并用和“迂直之计”也充分体现了他所主张的作战灵活性。速战速决是孙子军事思想的一项重要原则。他强调：“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久暴师则国用不足”。（“作战篇”）这是就战事的总体而盲，不宜久战不决。即便在具体作战行动上，孙子也主张：“兵之情至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篇”）孙子把战术上的速战速决和突然袭击联系起来，至今在军事上仍有其重要意义。
5.重视人的因素
孙子强调“人”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他很重视“选将”、“爱兵”、“善俘”和士气的作用。他非常强调将帅的作用。提出“选将”的标准是“智、信、仁、勇、严”（“计篇”），同时对部属校佐的才智也不能苛求，要善于发挥其作用。所谓“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势篇”）孙子反复论述将帅是“国家安危之主”（“作战篇”）和“国之辅也”（“谋攻篇”），并多次阐述“将道”。他指出：“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九地篇”）提醒“将有五危”（“九变篇”）、“将之过也”和“将之至任”（“地形篇”）。倡导“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地形篇”）对于俘虏要善待，所谓“卒善而养之。”（“作战篇”）与此同时，孙子重视军队的士气。他提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军争篇”）。对于敌人则可根据其士气的不同，采取“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军争篇”）的“治气”、“治心”的方法进行打击。
“十三篇”的作者
孙武的生卒年代虽因史籍记载过简而不可详考，但仍可看出其大略的活动史迹。
1.孙武的原籍与活动年代
孙武是齐人，大约与孔子同时期。前者在《史记》中言之凿凿：“孙子武者，齐人也。”后者也有明确记载。《史记·伍子胥列传》称：“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其后四年，孔子相鲁。”按，吴王西破强楚，攻占楚国首都郢城的时间是公元前506年，而孔子从宋国去鲁国担任相礼（司仪）则是在公元前502年。太史公在“伍子胥列传”中专门提了一下孔子，正好说明孙武的活动时间与孔子的活动时间有重合之处。
2.孙武佐吴王成霸业
孙武是由吴国重臣伍子胥推荐给吴王阖闾，作为客将与伍子胥共同参与了振兴吴国的霸业。吴王阖闾是孙武所著“十三篇”最早的读者之一。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一开始就点明“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显然，孙武在向吴王阖闾献策之前，就已草成了“十三篇”。又据“伍子胥列传”载，吴王阖闾三年（公元前512年），孙武曾谏阻吴王人郢。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吴王之师“乃归”。这说明孙武当在此时之前就入吴了。由此推断，伍子胥早已深识孙武之精通兵法（可能看过孙武著述的草稿），他才有信心敢于再三向吴王推荐。
3.孙武的业绩
“西破强楚，人郢，北威齐晋”。这是孙武在吴国的主要业绩。阖闾九年（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接受了伍子胥、孙武的扰楚、疲楚的战略决策。伍、孙随同吴王伐楚，采取正面钳制，争取了蔡、唐两国的支持，从楚国北侧蔡（上蔡）、唐（唐河）属境举行了近千公里的战略大迂回，以3万人战胜楚军20万，五战五捷，袭击并攻占了楚都郢（在今湖北江陵西北）。“北威齐晋”，是指吴王夫差十四年（公元前482年）会盟黄池（在今河南封丘西），吴国威震中原，暂时取代晋国的霸主地位而言。这两次战争，特别是吴楚之战是春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吴国能获得胜利，是与孙武的谋划分不开的。对于这次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的吴楚之战，《尉缭子·制谈》盛赞曰：“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能当者，谁？曰武子也。”
4.孙武教练女兵、斩美姬的纪事
司马迁以较多的笔墨描述此事，在简短的“孙子吴起列传”中占了很大的篇幅，这是事出有因的。其用意是印证“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而这种强调将帅带兵应拥有灵活主动的指挥权的观点，在《孙子兵法》的“九变篇”和“地形篇”中均有阐述。同时，“斩美姬”的记述也是突出治军的法纪严明和为将的恩威并用的风格和威仪。这段纪事对于《孙子兵法》的外传，不无促进作用。因为几乎所有的《孙子兵法》西文译本中都附上了这段纪事。在西方读者看来，这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从而增加了阅读“十三篇”的兴趣。
5.孙武及其后代孙膑各有兵法著述
《史记》和《汉书·艺文志》有两个孙子兵法的记载，已为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竹简所证实。汉简除“十三篇”外，还有“吴问”等篇的孙子佚文。汉简《孙膑兵法》则分上、下编，各15篇，计一万一千余字。因年代久远，这两部汉简兵法多有残缺。尽管如此，仍是弥足珍贵。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孙武主要活动于吴王阖闾和夫差的前期，约公元前512一前473年，即公元前6世纪末至5世纪初。这时期，春秋五霸的斗争已近尾声，位于中国东南的吴、越崛起于争霸的历史舞台。孙武由齐至吴，为吴王阖闾振兴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更为重要的是，使他名垂千古、流传百世而不衰，在于他给人类文化史和战争理论上留下了‘十三篇’这部以讲战略为主的兵学巨著”。
版本及其流传
《孙子兵法》是我国最古老的军事经典著作，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历代注《孙子》者共约200家；注本流传的约70余家。标志着整理和注疏工作质的飞跃的里程碑，是宋代形成了“孙子学”的两大版本系统：即《宋本十一家注》系统和武经（即《武经七书》）系统。
早在战国时期，《孙子兵法》就曾广为流传。《韩非子·五蠹》称：“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其中，孙指孙武、孙膑，吴乃吴起。而证实历史上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各有兵法传世的，完全要归功于1972年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中出土的竹简，这是研究《孙子兵法》的重大突破。这批珍贵的残简是现存最古老的《孙子兵法》版本，堪称是“传本孙子兵法的祖本”。
三国时期，注释《孙子》而起了历史性重大作用的军事家是曹操。他曾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子所著深矣。”蜀相诸葛亮也说过：“战非孙武之谋，无以出其计远。”他们对《孙子兵法》高瞻远瞩的谋略是推崇备至的。
唐太宗李世民深通《孙子兵法》，与李靖谈军略的《唐李问对》，深入浅出，战例充分，议论颇多独到的见解。到了宋代，因仁宗、神宗年间，边患频仍，朝廷设立了“武学”以培养将才。至元丰年间（1078～1085），颁行了以《孙子》为首的《武经七书》，作为“武学”的教材。大约在南宋宁宗时（1195～1224）刻印了《十一家注孙子》。这个汇集了曹操、李筌、杜佑、杜牧、王皙、张预、贾林、梅尧臣、陈皞、孟氏、何氏十一家注释的《孙子》，简称为宋本《十一家注》。它与武经形成了《孙子兵法》的两大版本系统。
宋本《十一家注》是《十家注》系统的母本。它可能就是《宋史·艺文志》所录《十家孙子会注》的另一刊本。至于郑友贤在其《孙子遗说·序》中一再提到“十家之注”，并称他的《遗说》为《十注遗说》。这可能一是举成数言之；二是如孙星衍、毕以王旬和余嘉锡所说：杜佑本不注《孙子》，其注乃《通典》之文；去佑之数，正合十家。
顺便提及，上述“十家注”母本即《十一家注孙子》古本的发现和刊印，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据《孙子校释》的编辑穆志超（陈彭）先生所谈，宋本《十一家注》原书是在抗战胜利后从伪满皇宫中流入长春市的，后由北平育民书店老板雒云培购得。当时，穆先生得悉后见过该书，但因是个穷学生，只能望洋兴叹而已。与穆先生合作多年的《孙子》著名学者杨丙安先生曾著文称：
该书于抗战时期曾随溥仪流落长春。抗战胜利后，北京隆福寺育民书店雒云培先生去东北购得此书，售与上海图书馆。1957年上图《善本书目》所录即此书。1961年，中华书局据以影复。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予重印，并排印。台湾华联出版社1977年亦予翻印。
《十一家注》的正文与武经的《孙子》文字基本一致，但也有若干处的差异。这些差异各有长短。有的差异如使用《汉简》残文也不难刊正。在各注释家中，以曹操的评注最为简练和切中要害，诗人杜牧之注富于才情和想象力，是唐人注解中的佼佼者之一。而中唐《太白阴经》的作者，李筌的注释，更不乏独到的见解。
宋本《十一家注》系统的著作，主要还有：宋刊残卷《十一家注孙子》“地形”以下四篇，由清末翁同和捐献，现存北京图书馆。明嘉靖谈恺《孙子集注》；明万历黄邦彦校刊本《孙子集注》；明抄本道藏《孙子注解》。清孙星衍校刊《孙子十家注》；邓廷罗辑《孙子集注》；顾福堂著《孙子集解》等。
在《十一家注》流传的历史中，清经学家孙星衍（1753—1818）校刊的《孙子十家注》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已成为近代西方汉学家译介《孙子兵法》的蓝本。孙星衍以华阴《道藏·孙子》为底本，主要依据《通典》、《太平御览》，对十一家注在编排时代上的错乱现象作了订正，对十三篇正文也作了一些校改，并据《宋志》直解《孙子十家注》。孙校刊本在清代甚多，共十余种。学术界对其得失，评论不一。但其所刻《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中的《孙子》正文，与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相对照，只有极个别的更动。因此西方据孙校本的《孙子》译文也就反映了宋本《十一家注》的内容。
根据孙刊本《孙子十家注》补作注解的，是民国四年（1915年）出版的《孙子浅说》，蒋方震、刘邦骥在出版序言中称：
孙子十三篇自汉迄明，经者多至二十余家。其传于今世者，唯《孙子十家注》最为善本。是本为宋吉天保所集名日《十家合注》，乃阳湖孙渊如先生得自华阴《道藏》，校勘梓行于世……古之治孙子学者盖亦众矣……故居今日而谈兵学，当以《孙子十家注》为善本。
由于校刊评注者是高级军事教官（蒋后任保定军事学堂校长，并晋升至上将），其注解颇有军事特色。
武经系统中的《孙子》多取魏武帝曹操注本。例如，宋刊本《武经七书》（日本东京岩崎氏静嘉堂藏本），其子目：孙子三卷，魏武帝注。宋以后，曹注本单独流传。
《武经七书》还有影印宋本，由武学博士何去非辑。《孙子》在子目中列首位。该书也是日本静嘉堂藏本，1935年由涵芬楼影印借照。日藏本是《续古逸丛书》之三十八。
有关注解武经各书，首推宋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它是一本武学教科书。此书古本难觅，可参阅长庆日本活字本。在明代，注释武经之书众多。例如，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张居正（泰岳）辑注《武经七书》七卷。及其增订的《直解》一书；赵本学（虚舟）《孙子校解引类》；李贽《孙子参同》；黄献臣《武经开宗》（内含《孙子开宗》）等。清代则有曹曰璋、黎利宾、夏种龄汇解之《武经七书汇解》七卷，《孙子》在首位；朱墉（鹿冈）辑注《武经七书汇解》及《武经七书讲义全汇合参》；夏振翼《增补孙子体注》等。
还须指出，赵本学《孙子校解引类》在注解武经各书中有其重要的地位，流行甚广，曾东渡扶桑流传日本。在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由修业堂洼田清音校刻刊出中文本《赵注孙子》。至文久癸亥年（1863年），日本重版《赵注孙子》，该书成为日本兵书中最常见的本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赵氏对《孙子兵法》研究精深，学以致用，对明朝的抗倭斗争起过指导作用。
赵本学的为人和治学，以及将《孙子》用于指导作战的实践精神，为后世所称道：
他淡泊功名，长期隐居，终生无仕，《明史》无传；他曾潜心研究《易经》，并用它指导精读兵书，解注《孙子》；他曾致力于研究阵法，著成《韬钤内外篇》，发展了《孙子》以来的阵法理论；他曾尽心于注解《孙子》，并传授给抗倭名将俞大猷，促成了俞的抗倭大业；他也曾虽年七十而心雄万夫，日出暮归，以兵法指点乡民，推动了家乡福建晋江的抗倭斗争……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赵本学已经辞世，他的嫡传弟子俞大猷痛感“终先生之身，无有知者，（《韬钤内外篇》、《孙子十三篇注解》）二书藏于名山而不行于世”，因而把它们连同他们自己的《剑经》合为《续武经备要》刊刻于世。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赵注孙子》重版，有《重刻续武经备要》问世。
除了《十一家注》和武经两大系统外，评注《孙子》的还有类书、丛书，例如，《通典》、《群书治要》、《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书的有关部分。一般兵书，主要有：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一至十一）；明茅元仪《武备志》等。茅氏在《武备志·孙子兵诀评》中对《孙子》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这两句话对于兵法研究者乃至军事研究人员来说都是意味深长的。
《孙子兵法》文字精炼，内容丰富。它集我国古代一定时期战争经验之大成，并开创了我国军事哲学之先河。正如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说：
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为中国的军事哲学。所以照那十三篇兵书讲，是先有战斗的事实，然后才成那本兵书。”（《孙中山选集》第672页）
尽管二千多年过去了，与那时相比军事技术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孙子兵法》中的精粹思想和军事哲理至今仍值得借鉴。《孙子兵法》所具有的生命力使它不仅在华夏土地上代代相传，而且已经走向世界，历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