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最早传入日本，迄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在日本，《孙子兵法》的流传和影响深远。研究《孙子》的兵家和学者众多，成果累累，著作甚丰。《孙子》传入日本后最初做为“密籍”保存于武将和学者之家，世代相传。至今在日本还保存着在我国已失散的若干版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研究《孙子》之风不减。在理论研究和军事实战上有所发展和运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战败的废墟上重视用孙子的思想重振经济。新一代的《孙子》研究专家和著作不断涌现。
最早传入日本的年代
据日本史书的记载和众多日本《孙子》专家的考证，《孙子兵法》最初由日本学者于奈良时代天平年间（约八世纪中叶）带回日本。日本当代研究《孙子》的权威学者佐藤坚司是这样叙述的：
在日本人中最初把《孙子》引进来的是吉备真备（693—775）。吉备于养老元年（717年）至天平六年（734年）赴唐（玄宗年间）留学18年，兼修文武两学，所以他回国以后充分发挥了其在唐朝学到的兵法知识。在《续日本纪》第二十卷天平宝宇四年（760年）十一月丙申条有这样的记载：“遣授刀舍人春日部三关、中卫舍人土师宿弥关诚等六人于太宰府，就大贰吉备朝臣真备，令习诸葛亮八阵、孙子九地，及结营向背。”该记载证明了吉备将《孙子》带回日本……
日本的企业家兼《孙子》学者服部千春持相似的观点，只是把传入日本的时间提前了25年，即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是在隋炀帝时的公元607—608年，日本两次派遣留学生、学问僧来我国学习，《孙子兵法》从此就传入到日本本土。佐藤坚司甚至根据《日本书记》中有关筑城的记载和“出其不意”的用语，判断《孙子兵法》最早是由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古国兵法家们引进日本的，时间推测在天智天皇二年（663年）之前，即我国唐高宗二十一年以前。因此，笼统地说，早在我国隋唐年间，《孙子兵法》就传入日本，这是无疑的。
在日本流传的概况
一千多年来，《孙子》主要以原文的方式直接传入东瀛并在日本国内流传。这是因为中日两国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联系，中文汉字在日本文中，尤其是古代日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在日本的战国时代（约15世纪末至16世纪末），《孙子》就被日本的武将视为“兵学圣典”，而在战争实践中加以运用。如日本战国时代的名将武田信玄（1521—1573）就以孙子的名言：“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孙子·军争篇》），绣在军旗上，用来指挥部队作战。这面“风林火山”的指挥突击旗，目前已由日本盐山市云峰寺收藏。因为武田信玄曾当过和尚。
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7）的初中期，日本研究和出版《孙子》的著作如雨后春笋，最为繁荣。庆长十一年（1606年），以《孙子》为首的《武经七书》的木刻活字版在日本问世，开创了日本研究《孙子》的鼎盛时期。期间以林罗山为首，人才辈出，学术硕果累累。
明治维新标志着日本成为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近代民族国家。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战争论》日译本问世。随即在日本陆军中掀起了研究克劳塞维茨的热潮。但是，日本引进西方的军事学术并没有妨碍对《孙子》的研究和传播。相反，在明治、大正、昭和这三个年代，日本的文人和武将注释《孙子》的著作颇丰。其中不乏将东西方军事学术融为一体的著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军占领下，其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其文化也受到美国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但是，日本的传统文化依然保持其独立性，对中国兵学的重视并未稍减。60年代初期，佐藤坚司研究《孙子》的鸿篇巨作的问世，就是明证。不仅如此，《孙子》的研究工作和实际运用在日本率先超越军事领域，走向经济建设和企业管理的领域。以大桥武夫为代表的企业家，在研究和运用《孙子》于经济领域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综上所述，《孙子》在日本的流传，主要特点有三：其一，作为家传秘籍或秘密图书，《孙子》版本保持较好，就是在庆长十一年（1606年）公开出版后，《孙子》仍被视为“兵学圣典”而妥加保藏。因此，日本保存的版本，如东京岩崎氏静嘉堂藏本宋本《武经七书》、日本洼田清音订刻《赵注孙子》等，对研究《孙子》有着重要意义。此外，日本保存的《樱田本》也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其二，日本研究《孙子》人才辈出，成果甚丰。他们不仅对“十三篇”的字句作一般的注解，而且着重对其总体结构做深入仔细的分析，以探索《孙子》的本质精义。其三，研究《孙子》不拘一格，具有创新精神，尤其是结合日本国内的实际情况，突出《孙子》的作用和要义，在实践中不断加以运用和继承发展。因此，《孙子》在日本的国内外战争中起过作用，在二战结束后的经济重建中也发挥其成效。
日本《孙子》研究的主要著作
日本研究《孙子》的著作情况，大致可分三个历史时期加以概述。即分别从江户时代、明治维新至二战、二战结束后至今的三个时期中，选出知名学者的代表作进行述评。
（一）江户时期
此时期以出生于日本战国时代末年的林罗山为首，相继涌现了一大批知名的《孙子》研究学者和为数众多的《孙子》注解与研究著作。诸如，北条氏长、山鹿素行、荻生徂徕（1666—1728）及其所著《孙子国家解》、新井白石、德田邕头（1738—1804）及其所著《孙子事活钞》、吉田松阴、恩田仰岳（1809—1891）及其所著《孙子纂注》等。其中以北条氏长等人的著述最具特色，影响较大。
1.林罗山（1583—1657）。他是日本研究以《孙子》为首的《武经七书》的先驱。元和六年（1620年），他让其门人誊抄了我国明朝刘寅注解的《武经七书直解》，并亲自为该书加了若干注释。宽永二十年（1643年）在日本出版了刘寅的《直解》，这个刻本取名为《武经直解七种》。与此同时，林罗山还讲述过宋朝施子美所著《武经七书讲义》，并于庆安二年（1649年）率先在日本写出了《七书谚解》。而林罗山于宽永三年（1626年）奉德川家光之命著述的《孙子谚解》在日本传播《孙子》史上，被认为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对此，佐藤坚司的评价则是，“严格地说，林罗山的著作仅限于简单的字句注释，并不是主动的研究。”
2.北条氏长（1609—1670）。他在日本传播《孙子》的历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首先因为他研究了鲜为人知的被他命名的《古文孙子》，其次是他对“用间篇”作了详尽而精辟的解释。他提出，用间而知外。“用间行人者，知外治内法也。”（《士鉴用法》）对于《孙子·用间篇》中的“先知者”和“上智之间”，其注释独具见解，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氏长在该篇中文正文之前加了一小段日文译文，并用了1830个汉字来说明“上智之间”。他说：“上智之间，伊吕而后可也；伊吕之商而扶周其功孰大。”这里的“伊吕”即指“在夏之伊挚；在商之吕尚”。他还把《孙子兵法》的首尾两篇有机地联系起来加以评论：“孙子之十三篇，终之用间者，非轻之也，益重之也。凡用战者，知敌情。不知其情者，不可全胜，故必用间之义也。”（《土鉴用法》）。
关于《古文孙子》，北条氏长在其《孙子外传·序》中说：“近观古文《孙子》一编。以其为禁秘之书，故讳言出处。”他还评论说：“盖魏武、李靖之辈，不观此本者欤？”显然称曹注本是今文《孙子》了。据服部千春继佐藤坚司之后的考证，所谓《古文孙子》就是嘉永四年（1851）由仙台藩士樱田迪（子惠）校点刻印的本子，该书分《孙子》正文一册，附《孙子略解》三册。简称为“樱田本”。从樱田本的影印件分析，其篇名标题与流行的《孙子兵法》（十一家注和武经系统）相比有较大差异；其文辞与通行本极近，无本质的差异，而与汉简相比则差异很大。从樱田本楷书中的古体字和俗体字看，这些字都是出现在我国六朝至唐初期时期，以及避讳唐高祖及唐太宗的名字判断，它很可能是一本唐代本《孙子兵法》，是从古代本到今本的一个过渡形态的唐代本。当然，不能排除后人又根据明朝的《赵注孙子》对此进行了修改，因为从《军争》篇末和《九变》篇首的部分用字判断为错简看，樱田本是遵从了赵本学的《孙子注解引类》的，另外，赵本从武经，篇名都附数字序号，樱田本亦然。
3.山鹿素行（1622—1685）。他在日本被奉为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战争哲学家，堪与孙子和克劳塞维茨齐名。他对传播《孙子兵法》的最大作用是，第一个阐述了十三篇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所著《孙子谚义》称：
愚谓，始计之一篇者，兵法之大纲大要也。作战、谋攻者次之，兵争在战与攻也，战攻相通，以形制虚实，是所以军形、兵势、虚实并次，此三篇全在知己。治己而后可军争，军争有变有行，故军争、九变、行军次之，是料敌知彼也。知已知彼而可知天知地，故地形、九地、火攻次之。地形、九地者地也，火攻因时日者天也。自始计迄修功未尝不先知，是所以序用间于篇末，三军所恃而动也。然乃始计、用间二篇，知己知彼知地知天之纲领。军旅之事，件件不可外之。作战、谋攻可通读，形势、虚实一串也。争变、行军一串也，地形、九地一意也，火攻一意。始计、用间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势。文章之奇，不求自有无穷之妙，谋者不可忽。
此外，山鹿素行对《孙子兵法》中的慎战思想和计谋权变等重大原则剖析有力，具有真知灼见。例如，将开卷的“兵”字解释为“军旅”即“战争”；将“诡道”视为临战应敌时顺其形势采取的灵活作战手段。“圣人用兵之际，亦必用诡诈，不然战必败也”。（《孙子谚义》）
4.新井白石（1657—1725）。其著作甚丰，在日本史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其所著《孙武兵法择》和《孙武兵法择副言》，不仅是日本研究《孙子》的经典著作，而且在日本史学史上达到了顶峰。白石研究《孙子》的最大特点是，从《管子》中找到了二十多处《孙子》的典据，除了“火攻”、“用间”外，几乎每篇都找出了这类的重要典据。他以《孙子》头三篇的用语和《管子》作简要对比，以便让人了解《孙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发展了《管子》的思想：
计篇“经之以五事”
[管子曰]“五事五经也。”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管子曰]“曲制时举。”
“赏罚孰明”
[管子曰]“明实不费，明刑不暴，赏罚明。”
作战篇“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
[管子曰]“强还则锐士摧”。
谋攻篇“上兵伐谋”
[管子曰]“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
以攻伐者霸。”
“识众寡之用者胜”
[管子曰]“众若时雨，寡若飘风。”
新井白石还在“形”、“势”、“虚实”、“军事”、“九变”、“行军”和“九地”诸篇中，进一步发现孙武采用《管子》的典据。于是，得出结论：“管子之言，比之孙武，其词简，而其义尽矣。”在这里，新井白石的确发现了孙子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着管子的军事思想。
5.吉田松阴（1830—1859）。他可以说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最后一个最杰出的《孙子》研究家。在拿破仑战争席卷整个欧洲的那个时代，松阴从很早就开始注意西方的用兵之术。他广采博收，自幼学习《孙子》，师承山鹿派兵法，并有重大发展。松阴认为武教的核心在于谋略、智略、计策和战法。他在《武教全书》中指出，“谋略者，乃正心养气，使攻城、立阵和主备均合其理。”即孙子所说：“经之以五事”。“智略者，乃知外而谋事”，即孙子所说：“较之以七计”。“计策者，乃设谋制胜，或用间，或纳叛，依情而审虚实，易胜之法也。”即孙子所说：“兵者，诡道也”。他认为，兵法的妙用虽有千变万化，盖不出此“三本”——谋略、智略、计策。显然，松阴对兵法“三本”之一的“计策”即“诡道”，是从战术的角度和高度加以阐述，以便为争取全胜创造有利的条件。
对《孙子》素有研究的吉田松阴，在其《孙子评注》的注释中，自称“余深得孙子之妙”。他高度概括了始计篇的“三纲领”，认为“五事以经诸内，计以较诸外，诡道以佐诸外”。而对终篇“用间”，松阴推祟备至，评价极高：
（用间）是十三篇结局，遥应始计。盖孙子本意，在知彼知已。知已篇篇评之，知彼密诀在用间。一间用，而万情见矣，七计立矣。孙子开篇言计，终篇言间，非间何以为计，非计何以为间。问计二事，可以始终十三篇矣……按间者，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然必也。上智如伊吕，而其君又如汤武，然后大功可至矣。下愚幽囚，妄谈间事，心甚惭焉。尝所著《幽囚录》一书。略见其意也。”
由于松阴对《孙子·用间篇》崇拜得五体投地，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对当时日本的锁国政策所造成的国人无知状况，深恶痛绝。提出要“下田踏海”，即要航海去欧美各国以及澳大利亚、中国、朝鲜等海外国家，以考察实情。他指出用间的重要任务首先是获得海外知识。在松阴提出“下田踏海”主张后四年，因犯锁国之禁而被囚于荻野山狱。上述引文之末提到的《幽囚录》就是他在狱中所写。1859年，吉田松阴因为密谋刺杀幕府被处死，当时他只有29岁。但是深受他影响的人继承其遗志，成为推动明治维新的骨干力量。其中包括“木户孝允，推翻封建制度的重要人物；伊藤博文，明治宪法的制订人；山县有朋，日本现代军队之父”。
（二）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时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孙子》对日本的军事行动影响很大，同时日本的军人学者及其著作较多。如日本帝国大学主讲包括《孙子》在内的中国经典著作的教授山安介（1829—1896），对后来任要职的学生有所影响。其中包括乃木陆军上将和东乡海军上将，后者是日俄海战中的胜利者。文武两方面人士著作了相当多的《孙子》注释书。如北村佳逸著《孙子解说》（1934年）；尾川教二著《孙子论讲》（1934年）；公田连太郎译、大场弥平讲解的《孙子之兵法》（1935年）等。还有武藤章中将（后作为战犯被审判处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写的专集《孙子和克劳塞维茨比较研究》。必须指出，日本侵略军虽然在战术上运用《孙子兵法》取得一定的成功，如1937—1938年的“华北战役”和1941年的“马来亚战役”，但从根本上讲日本违反了《孙子》的“慎战”思想。军国主义的日本无法征服坚持“持久战”的中华民族。特别是偷袭珍珠港后，日本在战略力量对比上迅速趋于弱势。日本的失败是必然的。这阶段可选1930年和1943年两部著作为代表。
1.阿多俊介著《孙子之新研究》（1930年）。这本书从昭和五年（1930年）秋到昭和十五年（1940年）仲秋，曾4次再版重印。作者花了近10年的心血才写成该书。该书的主要特点是，结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实并对照德国戈尔茨元帅的《全民皆兵》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评述《孙子》。由于作者精通汉、英语并熟悉战史和军事，因此其论述颇多独到之处。例如，关于孙子的速战速决思想，阿多指出，“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久也”的佳句，妙在“拙”字平添了深长的意味。所谓“拙速”指的是战争的过程与结局，即以部分损失换取全局的胜利，但能速胜，虽拙可也。对照西谚“至善者善之敌”和“通向地狱之路是由良好的愿望铺成的”，“巧久”与“拙速”之间的反差就更加突出了。至于“九地篇”结尾——“始如处女”，“后如脱兔”堪称妙笔生辉的千古名句，它不仅生动地阐明了“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的作战主动性，而且形象地描述了行动的迅速性。阿多认为“虚实篇”中“夫兵形象水”一段完全符合中国的“起、承、转、合”的传统文体。盛赞“着想之奇，行文之妙，令人三叹”；“字字精炼，句句照应，文势飞动，宛如作者率精兵屹立于堂堂中原之气概”。至于“用间篇”阿多从军事情报学的角度作了分析，阐明“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的“微妙之才”必须具有特别敏锐的观察力、直觉力和判断力。谍报来之不易，但更难的是研读、综合和判断情报，以便得出正确的看法。这过程犹如“沙里淘金，自古之难事。”
2.藤土冢、森两人合著《孙子新释》（1943年）。这是一本大部头作品，共659页。全书内容分孙子概说、孙子讲读、孙子原文等部分。仅第一部分概说就多达170页，分绪言、《孙子》的结构、《孙子》的内容等上、中、下三篇。两位汉学家继承了日本重视对《孙子》内容结构作分析的传统，在《孙子》的结构上花费了极大的心血。他们认为《孙子》的结构不同于作为言行录的《论语》和《孟子》，也比《老子》和《中庸》的结构复杂得多。因此，单单逐句按顺序阅读《孙子》不足以领会全书之要义，还必须在句之间、段落及主篇章之间循环往复，纵横交错地理出脉络。他们指出《孙子》除具有一般的按顺序的直线结构外，还有其独特的“立体结构”。试以“始计”篇为例，其本论是“五事”、“七计”和“诡道”。这个“三纲”中，“五事”是对内的“正”，“诡道”是对外的“奇”、“七计”则处于“中间”。每个“纲”内又都分为“起语”、“本论”和“结语”。从全篇的起语“兵者，国之大事”到结语的“庙算”，可见“慎战”和战前谋划的重要性。从所谓“立体结构”上观察，对“三纲”中的各段结语交叉重叠起来，就能抓住全篇具体之内容精义：关于“五事”、“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对于“七计”，“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至于“诡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综观三者的结语，其论点交相辉映。“五事”与“七计”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而“诡道”之实质在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跃然纸上。以“奇”制胜之道，一目了然。
在研究《孙子兵法》内容的立体结构的同时，藤土冢和森两作者对“十三篇”的直线结构也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们取“13”这一素数的中点“7”为中心，向前后各篇展开。即以“军争篇”作为中心，将其前后各6篇巧妙地加以配合，并将其上下纵横地联接起来，同时将各篇的作用、特色附加在括弧之内，以便突出其要旨。这一列表式的内容结构分析图，对于掌握《孙子兵法》的总体意义是有参考价值的。
综观上表，不难看出个中分析之得失和优劣。例如，作者将“作战祟尚拙速”列入“战前思想准备”的“总论”中，而“拙速”是与“巧久”相对而言的。在作战准备中应当力求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取得胜利。即“兵主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孙子·九地篇》）。首先要力求做到“巧速”，为防止久拖不决才实施“拙速”。作者对有些篇的主旨分析和相互联系，颇有新意。例如，对形、势两篇，指出是“外的量之静形”和“内的质之动势”，应当说是中肯的。从军事哲理的角度看，“形”篇讲的是物质存在的形态，“势”篇讲的则是物质运动的动态。作者还把“舆论动态”与“主力军之行进”联系挂钩，也是意味深长的。但是，作者把“火攻”与“用间”列入“余论”显然是失当的。这不仅与日本的传统看法大相径庭，而且有悖于“用间”在十三篇中所起的压轴作用，因为“上智之间”，“知彼知己”对战争的胜负是起关键作用的。此外，作者用“战后”两字也是含混不清的。因为情报工作是战前准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决不能在战争爆发后才进行。
（三）二战结束后的时期
战后迄今，日本学者和有关人士对《孙子》的兴趣和热情并未减弱。他们从回顾历史的角度进一步探索和反思《孙子》的学术价值。佐藤坚司的鸿篇巨作问世，便是实例。同时，由于重振经济的需要，日本又涌现出像大桥武夫这样的一批企业家学者。著述和注解《孙子》的服部千春就是其中的一个。
1.佐藤坚司所著《孙子思想研究史》（1962年）。全书分为5篇：（1）序说；（2）《孙子》十三篇思想研究；（3）日本历代对《孙子》思想的研究；（4）资料；（5）《孙子》研究补余及附录（参考书目）等。该书较客观地反映出日本研究《孙子》的学术水平，颇具特色。出版后得到了日本学术界的赞誉。其中第3篇已被译成中文，以《孙子研究在日本》为书名的中译本出版后，同样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无疑，这本原著巨作是了解《孙子》在日本流传和产生影响的重要的参考书籍。
2.服部千春所著《孙子兵法校解》（1987年）。这位日本企业家兼学者注释和自费出版了《孙子兵法校解》一书。该书利用《汉简》作为校刊依据之一，这在日本尚属首次。为了注释准确和客观，服部千春还逐句对照《樱田本》、《武经七书·孙子》《武备志》和岱南阁丛书之《十家注》。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全部用中文写成，不仅是十三篇的正文，而且所有的述评和注释均是汉文。这或许是保持日本研究《孙子兵法》的传统作法。因为在德川幕府第4代将军德川家纲（1651—1680）时期，就曾有日译本《孙子兵法》首次付梓问世。但从那以后的长时期内，日本学者仍习惯用中文书写《孙子》评注，直到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次大战前后，用日文书写《孙子》评注的书才逐步增多。这里也说明汉学包括汉字，对日本的《孙子》学者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