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那一世的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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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1917年夏天,罗家伦萌生了北上到北京大学念书的想法。

不过当时,罗家伦的入学成绩却令北大的招生教授们犯难了。人们后来用了八个字来概括当时的罗家伦:“文学天才,数学白痴!”他的作文试卷,因为阅卷老师胡适的激赏得了满分。可是对于数学一无所知的罗家伦,却在这科得了一个大鸭蛋。胡适坚持要这个偏科偏得离谱的人才,其他教授寸步不让。事情闹到要校长蔡元培出面来处理。蔡元培看过罗家伦的作文后,立即喜欢上了这个新生的锐意进取。因此,蔡元培开玩笑地跟大家说:罗家伦是有才的,且长了那么大的一只招风鼻,鼻子大可招财进宝。日后罗家伦有大出息了,还得感谢在座诸位的慧眼识英雄呢。校长既然这样说,招生的教授们哄然一笑,罗家伦便算是通过了。

因此,罗家伦回忆自己在北大极其重要的三年求学生涯时,曾经用颇为愉悦的语调说道:“以一个大学来转移一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

我们现在知道,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在光绪皇帝支持下,由光绪帝的师傅、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主持创立。进入民国后,于1912年5月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为首任校长。不过,做教育显然非严复的专长,严复的校长仅干了半年不到即掩面下台。此后,北大流星雨似的来过三任校长: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俱是风韵气度颇负时望的人物,却始终打不开局面。至1916年12月,蔡元培接手北大校务,北大校园中仍养着不少的“学生老爷”。这班“学生老爷”几乎是人手一个听差伺候的。到了上课的时候,听差在窗外恭恭敬敬地通报一声:“老爷上课了!”于是,“学生老爷”们方慢吞吞地从鸦片床上起来洗漱,然后,睡眼惺忪地带了自己的听差去听课。这样的状况,从老师到学生自然是毫无一点学术兴趣。却是在北京的八大胡同逛窑子时,师生中颇出过一些“运动健将”。因此,有娱乐小报干脆给了八大胡同的妓院一个“两院一堂”的别称。所谓的两院,是指当年北洋政府的参议院、众议院酒色财气的议员们;一堂者,即京师大学堂也,其时,京师大学堂虽然进入了国立北京大学时期,但京师大学堂的一切陋习仍因因袭陈,所以,一般的北京市民仍然调侃地称之为“京师大学堂的老爷师生”。

蔡元培进入北大掌旗,至罗家伦的入学,仅仅经历了大半年的革新期,蔡公即以其人格的伟大影响,使学校的风气崭然一变。当时,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崇尚自由与科学的。他花重金请来的四个学科带头人——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宇,可谓当年办教育的一时之杰士。其中,尤其是陈独秀主持的文科,显得生机勃勃。文科方面,胡适是喝过洋墨水刚从美国归国的。国学的教授,则有黄侃、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等章太炎的高足撑门面。另有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都是有大学问的。刘半农原本是上海的一个小说家,刚开始到北大做教授的时候,总有点不自在,后来却慢慢地走上了正轨。另外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则是英文诗教授辜鸿铭。

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阳春局面。经过整顿的北大校园,春暖鸟声浏亮,夏季翠色灿然如泻。整个北大的校园气氛是和暖、生动且鲜洁润湿的。蔡元培先生便鼓励新旧各派的学者精英们,在校园内布道阐述包括哲学、文学、科学等广泛课题在内的一切学问。当时,北大师生间的那一种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颐和之民主学风,使罗家伦一生均受益无穷。

当年,北大有两个场所,是学生们极喜欢的聚首之地。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另一个是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办公室。这两个场所不讲究师道的尊严,只要上了三个人以上,即可以畅所欲言地开始学术的漫谈,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沙龙聚会。其中,二楼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南方人去得比较多,一楼的办公室因主人李大钊是北方人,到那个圈子中晃悠的北方人相对就多一点。明末清初的一代儒宗顾亭林先生,在批评当时的北方人时用过一句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批评南方人,则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于是,学子们便嘻嘻哈哈地命名二楼的教员休息室为“群言堂”,一楼的李大钊办公室为“饱无堂”。有一次,这两个名称被文科学长陈独秀听去了,并也不生气,反而觉得这一帮学生很有朝气。

文科中,最初是六位师长编纂了一份叫《新青年》的刊物,率先树起了“新文学革命”的一面旗纛。以后,功已立名已遂的罗家伦,回过头来怀想六位师长的姹紫嫣红,便幽静地笑了,做了一个浅净点评:

“当时新青年社是由六个人轮流编辑的,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我曾去看他,他的胆子还是很小,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之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钱玄同的哥哥钱洵,做过意大利公使,钱玄同很怕他的哥哥,他在外面一向主张很激烈,然而见到了哥哥却一点也不激烈了。”“沈尹默是一个很深沉而喜治红老之学(《红楼梦》与《道德经》)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陶孟和、刘半农二位的资质跟前面四位相比较,则稍微有点生硬。此外,文章写得好、人亦朴素的李大钊,以及周树人、周作人兄弟,都是力挺《新青年》杂志的大将!

当时,以上数位人物,风头一时无人可及。因此,他们很快便成了当年青年学子崇拜的偶像。

如此,罗家伦每当回忆起这一段静美的时光,便忍不住快活地跟人家说:“我尤其身受这种好处。即教授之中,如胡适之先生就屡次在公开演讲中,盛称他初到北大教书时受到傅斯年、毛子水诸位同学相互讨论之益。”其时,傅斯年、毛子水、顾颉刚、段锡朋等人都是罗家伦声气相投的同窗,以傅、罗二人的关系相知最深。但是,傅、罗二人的相处,最初却像一对好斗的小公鸡。这就是罗家伦说的:“当年傅孟真不免有一点恃才傲物,我也常常夜郎自大,有时彼此间不免因争辩而吵架。有一次吵得三天见面不讲话,可是气稍微下去一点立刻就好了,因为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知识,以后成为彼此人格间的信任。”傅斯年后来想起罗家伦也是充满着珍重的友谊的:“志希和我,因为彼此都有好吵闹的脾气,几乎每天打嘴仗,甚而至于气忿忿的不谈话了。然而过五六分钟,仍然一切如常。任凭吵上多少次,我们总是最好不过的朋友。”

罗家伦在北大求学期间,讲到一位铭心刻骨不忘记的恩师,自然是蔡元培老先生;一个亦师亦友的知己,则是胡适之先生;一个铁杆的兄弟,则非傅斯年那个大胖子莫属。胡、傅、罗三人的深交应该是在胡适之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学生中声名大振时。傅斯年声作钟声,罗家伦言多慷慨,胡适之最喜欢微笑着作启发式的点评。傅、罗起先不过是胡家客厅的不速之客,聊得过瘾就升级为登门拜访的熟客,到最后,胡家客厅干脆就成了三人肆言无忌长谈的好地方。三人一会儿作萧然自得之状,一会儿有意气干云的豪迈,一会儿又拊掌而笑、称美良久。当年的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大抵便是在这样的切磋细谈中,慢慢地成形了。这期间,胡适与罗家伦合作翻译了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这个作品经《新青年》发表之后,在当年的青年知识阶层激起了很大的反响。1919年,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美国著名教育思想家、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携带他的夫人爱丽丝·奇普,在中国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学术访问。胡适为杜威的最忠实信徒,胡适后来讲过一句话,“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成为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经典解答。当年,杜威在北大做过一系列精彩的演讲,胡适亲自担任杜威的现场翻译,罗家伦则被胡适邀请做演说的笔录。这样的时候,当年少年气盛的罗家伦,在夜阑人静的时分,也会抬头仰望夜空中银河的清晰身影,感叹机遇的可贵。

1918年秋季,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康白情数位情真意切的好友萌生了组织一个学生学社,筹办一个学生刊物的想法。这年的10月13日的碰头会上,确定月刊的名称为《新潮》,办刊的原则为“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三要素。后来,开会再议,选出的两个主将是,素有“傅大炮”之称的傅斯年以及罗家伦。另有毛子水、顾颉刚、冯友兰、俞平伯、朱自清、康白情、江绍原、李小峰、张申府、高君宇、谭平山、何思源、汪敬熙、吴康、李小峰、郭绍虞、孙伏园、孙春台、杨振声、刘秉麟、孟寿椿、高承元、潘家洵诸君子为新潮社社员。这些人绝非泛泛庸碌之徒,后来,这些人在民国的学术政治界,大抵蔚然成为一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的壮丽景观。只不过,此时,他们都还只能在一株幼苗似的《新潮》刊物中,做一个小小的吹鼓手。

《新潮》的人马虽然招纳整齐,可是,其时这一班的学生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不够,经济上也大抵不过是两手空空的穷光蛋。傅斯年、罗家伦这两位主事的哥们儿,就涎着脸皮去游说像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这样的学界大佬,从精神与财力方面伸出手来拉小弟们一把。当时,傅斯年学的是文科,罗家伦则学的是英文科。

其时,北大文科的学长是陈独秀,周作人则是傅斯年的国语教师。陈独秀、周作人等人的《新青年》气势正如火如荼。《新潮》能办成一份充满朝气的青年刊物,陈独秀也是乐观其成的。可是,当时傅斯年正投拜于黄侃的门下潜心钻研国学。

我们现在知道,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所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当时最大的一个学术对立面是以吴宓、胡先骕、梅光迪、刘伯明、汤用彤、陈寅恪、张荫麟为代表的“学衡派”。章炳麟、黄侃所提倡的“国粹主义”与“学衡派”声气相投,因此,当时陈独秀怀疑傅斯年、罗家伦可能是“学衡派”派来探营的间谍。为此,晚年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也较差,傅在研究所也担任了一种黄侃的文章组的‘文’,可以想见在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1918)十二月便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大的法力,在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我虽然教过他们这一班,但实在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靠的吧。”

如此,陈独秀、李大钊对于傅斯年,罗家伦二人的疑窦方消。校长蔡元培是主张兼容并蓄之自由学风的,他批准由北大经费中拨3000元给《新潮》作为开办的经费,并且校方代为发行。李大钊则很干脆地腾出了自己的图书馆办公室,作为《新潮》编辑部以及聚会的一个地点。

1919年元旦,《新潮》杂志发行了自己的创刊号。当时,傅斯年为创刊号撰写了十篇文章。罗家伦亦有“今日之世界新潮”、“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今日中国之新闻界”三篇文章贡献。

这里,必须指出一个有趣的事实,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绝对是一位风雷激荡的思想重镇人物。当年,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康白情等一帮激情澎湃的年轻人,在读过周作人写下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作品之后,周作人便继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后,成为这些年轻人一个颇为重要的精神领袖。

后来,傅、罗等人相继出国留学,周作人竟成为新潮社最后的留守人员。这就是《新潮》第二卷第五号卷末《本社纪事》中所记载的:“适值社员徐子俊、张申甫(即徐彦之、张崧年)两君将有欧洲之行,周作人君新加入本社,于是在京全体会员假中央公园开会,欢送张徐两君,欢迎周君,并开选举票。结果周作人君当选为主任编辑,孟寿椿君当选为主任干事。嗣由周君推定编辑四人,孟君推定干事六人。”张菊香、张铁荣所作的《周作人年谱》中,对这段历史做过扎实的考证。周作人担任主任编辑大约为1920年10月28日,他所接下的担子正是傅斯年出国留学后所遗留下来的。

总之,当年北大的学生刊物《新潮》,它的精神面貌是清新活泼的。《新潮》在《新青年》之后,迅速成长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很有影响的刊物。对此,罗家伦自己有一个回顾性的总结:

“《新潮》的政治色彩不浓,可是我们坚决主张民主,反封建、反侵略。我们主张我们民族的独立与自决。总而言之,我们深信时至今日,我们应当复位价值标准,在人的本位上,以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态度,来把我们固有的文化,分别的重新估价。……新潮的第一卷第一期,复印到三版,销到一万三千册,以后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则声势不可谓不浩大。”

所以,提到自己在北大意气风发的那一段岁月,罗家伦自己用了一段俏皮话一言以概括之:“如果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那么,我与傅斯年都是北大的功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