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夏天，罗家伦萌生了北上到北京大学念书的想法。
不过当时，罗家伦的入学成绩却令北大的招生教授们犯难了。人们后来用了八个字来概括当时的罗家伦：“文学天才，数学白痴！”他的作文试卷，因为阅卷老师胡适的激赏得了满分。可是对于数学一无所知的罗家伦，却在这科得了一个大鸭蛋。胡适坚持要这个偏科偏得离谱的人才，其他教授寸步不让。事情闹到要校长蔡元培出面来处理。蔡元培看过罗家伦的作文后，立即喜欢上了这个新生的锐意进取。因此，蔡元培开玩笑地跟大家说：罗家伦是有才的，且长了那么大的一只招风鼻，鼻子大可招财进宝。日后罗家伦有大出息了，还得感谢在座诸位的慧眼识英雄呢。校长既然这样说，招生的教授们哄然一笑，罗家伦便算是通过了。
因此，罗家伦回忆自己在北大极其重要的三年求学生涯时，曾经用颇为愉悦的语调说道：“以一个大学来转移一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
我们现在知道，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在光绪皇帝支持下，由光绪帝的师傅、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主持创立。进入民国后，于1912年5月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为首任校长。不过，做教育显然非严复的专长，严复的校长仅干了半年不到即掩面下台。此后，北大流星雨似的来过三任校长：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俱是风韵气度颇负时望的人物，却始终打不开局面。至1916年12月，蔡元培接手北大校务，北大校园中仍养着不少的“学生老爷”。这班“学生老爷”几乎是人手一个听差伺候的。到了上课的时候，听差在窗外恭恭敬敬地通报一声：“老爷上课了！”于是，“学生老爷”们方慢吞吞地从鸦片床上起来洗漱，然后，睡眼惺忪地带了自己的听差去听课。这样的状况，从老师到学生自然是毫无一点学术兴趣。却是在北京的八大胡同逛窑子时，师生中颇出过一些“运动健将”。因此，有娱乐小报干脆给了八大胡同的妓院一个“两院一堂”的别称。所谓的两院，是指当年北洋政府的参议院、众议院酒色财气的议员们；一堂者，即京师大学堂也，其时，京师大学堂虽然进入了国立北京大学时期，但京师大学堂的一切陋习仍因因袭陈，所以，一般的北京市民仍然调侃地称之为“京师大学堂的老爷师生”。
蔡元培进入北大掌旗，至罗家伦的入学，仅仅经历了大半年的革新期，蔡公即以其人格的伟大影响，使学校的风气崭然一变。当时，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崇尚自由与科学的。他花重金请来的四个学科带头人——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宇，可谓当年办教育的一时之杰士。其中，尤其是陈独秀主持的文科，显得生机勃勃。文科方面，胡适是喝过洋墨水刚从美国归国的。国学的教授，则有黄侃、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等章太炎的高足撑门面。另有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都是有大学问的。刘半农原本是上海的一个小说家，刚开始到北大做教授的时候，总有点不自在，后来却慢慢地走上了正轨。另外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则是英文诗教授辜鸿铭。
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阳春局面。经过整顿的北大校园，春暖鸟声浏亮，夏季翠色灿然如泻。整个北大的校园气氛是和暖、生动且鲜洁润湿的。蔡元培先生便鼓励新旧各派的学者精英们，在校园内布道阐述包括哲学、文学、科学等广泛课题在内的一切学问。当时，北大师生间的那一种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颐和之民主学风，使罗家伦一生均受益无穷。
当年，北大有两个场所，是学生们极喜欢的聚首之地。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另一个是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办公室。这两个场所不讲究师道的尊严，只要上了三个人以上，即可以畅所欲言地开始学术的漫谈，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沙龙聚会。其中，二楼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南方人去得比较多，一楼的办公室因主人李大钊是北方人，到那个圈子中晃悠的北方人相对就多一点。明末清初的一代儒宗顾亭林先生，在批评当时的北方人时用过一句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批评南方人，则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于是，学子们便嘻嘻哈哈地命名二楼的教员休息室为“群言堂”，一楼的李大钊办公室为“饱无堂”。有一次，这两个名称被文科学长陈独秀听去了，并也不生气，反而觉得这一帮学生很有朝气。
文科中，最初是六位师长编纂了一份叫《新青年》的刊物，率先树起了“新文学革命”的一面旗纛。以后，功已立名已遂的罗家伦，回过头来怀想六位师长的姹紫嫣红，便幽静地笑了，做了一个浅净点评：
“当时新青年社是由六个人轮流编辑的，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我曾去看他，他的胆子还是很小，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之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钱玄同的哥哥钱洵，做过意大利公使，钱玄同很怕他的哥哥，他在外面一向主张很激烈，然而见到了哥哥却一点也不激烈了。”“沈尹默是一个很深沉而喜治红老之学（《红楼梦》与《道德经》）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陶孟和、刘半农二位的资质跟前面四位相比较，则稍微有点生硬。此外，文章写得好、人亦朴素的李大钊，以及周树人、周作人兄弟，都是力挺《新青年》杂志的大将！
当时，以上数位人物，风头一时无人可及。因此，他们很快便成了当年青年学子崇拜的偶像。
如此，罗家伦每当回忆起这一段静美的时光，便忍不住快活地跟人家说：“我尤其身受这种好处。即教授之中，如胡适之先生就屡次在公开演讲中，盛称他初到北大教书时受到傅斯年、毛子水诸位同学相互讨论之益。”其时，傅斯年、毛子水、顾颉刚、段锡朋等人都是罗家伦声气相投的同窗，以傅、罗二人的关系相知最深。但是，傅、罗二人的相处，最初却像一对好斗的小公鸡。这就是罗家伦说的：“当年傅孟真不免有一点恃才傲物，我也常常夜郎自大，有时彼此间不免因争辩而吵架。有一次吵得三天见面不讲话，可是气稍微下去一点立刻就好了，因为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知识，以后成为彼此人格间的信任。”傅斯年后来想起罗家伦也是充满着珍重的友谊的：“志希和我，因为彼此都有好吵闹的脾气，几乎每天打嘴仗，甚而至于气忿忿的不谈话了。然而过五六分钟，仍然一切如常。任凭吵上多少次，我们总是最好不过的朋友。”
罗家伦在北大求学期间，讲到一位铭心刻骨不忘记的恩师，自然是蔡元培老先生；一个亦师亦友的知己，则是胡适之先生；一个铁杆的兄弟，则非傅斯年那个大胖子莫属。胡、傅、罗三人的深交应该是在胡适之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学生中声名大振时。傅斯年声作钟声，罗家伦言多慷慨，胡适之最喜欢微笑着作启发式的点评。傅、罗起先不过是胡家客厅的不速之客，聊得过瘾就升级为登门拜访的熟客，到最后，胡家客厅干脆就成了三人肆言无忌长谈的好地方。三人一会儿作萧然自得之状，一会儿有意气干云的豪迈，一会儿又拊掌而笑、称美良久。当年的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大抵便是在这样的切磋细谈中，慢慢地成形了。这期间，胡适与罗家伦合作翻译了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这个作品经《新青年》发表之后，在当年的青年知识阶层激起了很大的反响。1919年，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美国著名教育思想家、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携带他的夫人爱丽丝·奇普，在中国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学术访问。胡适为杜威的最忠实信徒，胡适后来讲过一句话，“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成为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经典解答。当年，杜威在北大做过一系列精彩的演讲，胡适亲自担任杜威的现场翻译，罗家伦则被胡适邀请做演说的笔录。这样的时候，当年少年气盛的罗家伦，在夜阑人静的时分，也会抬头仰望夜空中银河的清晰身影，感叹机遇的可贵。
1918年秋季，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康白情数位情真意切的好友萌生了组织一个学生学社，筹办一个学生刊物的想法。这年的10月13日的碰头会上，确定月刊的名称为《新潮》，办刊的原则为“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三要素。后来，开会再议，选出的两个主将是，素有“傅大炮”之称的傅斯年以及罗家伦。另有毛子水、顾颉刚、冯友兰、俞平伯、朱自清、康白情、江绍原、李小峰、张申府、高君宇、谭平山、何思源、汪敬熙、吴康、李小峰、郭绍虞、孙伏园、孙春台、杨振声、刘秉麟、孟寿椿、高承元、潘家洵诸君子为新潮社社员。这些人绝非泛泛庸碌之徒，后来，这些人在民国的学术政治界，大抵蔚然成为一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的壮丽景观。只不过，此时，他们都还只能在一株幼苗似的《新潮》刊物中，做一个小小的吹鼓手。
《新潮》的人马虽然招纳整齐，可是，其时这一班的学生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不够，经济上也大抵不过是两手空空的穷光蛋。傅斯年、罗家伦这两位主事的哥们儿，就涎着脸皮去游说像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这样的学界大佬，从精神与财力方面伸出手来拉小弟们一把。当时，傅斯年学的是文科，罗家伦则学的是英文科。
其时，北大文科的学长是陈独秀，周作人则是傅斯年的国语教师。陈独秀、周作人等人的《新青年》气势正如火如荼。《新潮》能办成一份充满朝气的青年刊物，陈独秀也是乐观其成的。可是，当时傅斯年正投拜于黄侃的门下潜心钻研国学。
我们现在知道，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所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当时最大的一个学术对立面是以吴宓、胡先骕、梅光迪、刘伯明、汤用彤、陈寅恪、张荫麟为代表的“学衡派”。章炳麟、黄侃所提倡的“国粹主义”与“学衡派”声气相投，因此，当时陈独秀怀疑傅斯年、罗家伦可能是“学衡派”派来探营的间谍。为此，晚年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也较差，傅在研究所也担任了一种黄侃的文章组的‘文’，可以想见在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1918）十二月便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大的法力，在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我虽然教过他们这一班，但实在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靠的吧。”
如此，陈独秀、李大钊对于傅斯年，罗家伦二人的疑窦方消。校长蔡元培是主张兼容并蓄之自由学风的，他批准由北大经费中拨3000元给《新潮》作为开办的经费，并且校方代为发行。李大钊则很干脆地腾出了自己的图书馆办公室，作为《新潮》编辑部以及聚会的一个地点。
1919年元旦，《新潮》杂志发行了自己的创刊号。当时，傅斯年为创刊号撰写了十篇文章。罗家伦亦有“今日之世界新潮”、“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今日中国之新闻界”三篇文章贡献。
这里，必须指出一个有趣的事实，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绝对是一位风雷激荡的思想重镇人物。当年，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康白情等一帮激情澎湃的年轻人，在读过周作人写下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作品之后，周作人便继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后，成为这些年轻人一个颇为重要的精神领袖。
后来，傅、罗等人相继出国留学，周作人竟成为新潮社最后的留守人员。这就是《新潮》第二卷第五号卷末《本社纪事》中所记载的：“适值社员徐子俊、张申甫（即徐彦之、张崧年）两君将有欧洲之行，周作人君新加入本社，于是在京全体会员假中央公园开会，欢送张徐两君，欢迎周君，并开选举票。结果周作人君当选为主任编辑，孟寿椿君当选为主任干事。嗣由周君推定编辑四人，孟君推定干事六人。”张菊香、张铁荣所作的《周作人年谱》中，对这段历史做过扎实的考证。周作人担任主任编辑大约为1920年10月28日，他所接下的担子正是傅斯年出国留学后所遗留下来的。
总之，当年北大的学生刊物《新潮》，它的精神面貌是清新活泼的。《新潮》在《新青年》之后，迅速成长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很有影响的刊物。对此，罗家伦自己有一个回顾性的总结：
“《新潮》的政治色彩不浓，可是我们坚决主张民主，反封建、反侵略。我们主张我们民族的独立与自决。总而言之，我们深信时至今日，我们应当复位价值标准，在人的本位上，以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态度，来把我们固有的文化，分别的重新估价。……新潮的第一卷第一期，复印到三版，销到一万三千册，以后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则声势不可谓不浩大。”
所以，提到自己在北大意气风发的那一段岁月，罗家伦自己用了一段俏皮话一言以概括之：“如果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那么，我与傅斯年都是北大的功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