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友章克标先生在评价邵洵美时，曾经讲他是一个三重人格的人：一层是诗人，另一层是大少爷，还有一层是出版家。“他一身在这三个人格当中穿梭往来，盘回往复，非常忙碌，又有矛盾，又有调和，因之，他这个人实在是很难以捉牢的，也就是很难以抒写的。”
笔者在读过邵洵美的一些文章之后，却觉得邵洵美没有这么复杂。相反，他这个人，像流丽轻脆三月的青天皎月，是相当透明的。笔者认为，在匆匆民国的熙攘文人中，一个邵洵美，一个徐志摩，是至死仍顽固地坚持了他们纯粹的本色。
为此，邵洵美在向世人敞露心扉之时，曾经一再诚恳地表白：“我想人世间既然有了书本的刊行，那么，人是一定免不了书本的影响的。我们可以把人分成以下几种：（一）不看书的人；（二）不看书而想做书的人；（三）看书而不想做书的人；（四）看书而想做书的人；（五）做书而不看书的人；（六）看书而做书的人。”“第六种人最完美，他们一方面接受遗传的收获，一方面又去制造将来的光荣。”
邵洵美毕生试图做第六种人。为此，邵洵美以大少爷的雄厚财力为基础，以做一个唯美诗人为自己人生的一盏灯塔，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做一个成就卓著的大出版家。
下面我们将邵洵美出版生涯中两个最重要的阶段——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金屋”时期和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时期，做一个简略的回顾。
从1928年至1929年的两年间，邵洵美在创办金屋书店与《金屋月刊》的同时，还试图使一份叫《狮吼》的纯文学杂志重振声威。这两件事搅和在一起做，便是邵洵美在出版业牛刀小试的阶段。
金屋书店最早开设于1928年。至1930年底，年仅24岁的邵洵美，以“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的气势，预备大搞“时代”系列，金屋书店即光荣地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笔者手边有温梓川的一本闲淡小书《文人的另一面》，全部是民国文人的一些八卦往事。许多回忆在温梓川宁静如水的笔端写来，带给了读者一种丰满如桃的想象。其中，温梓川回忆自己跟邵洵美金屋书店打交道的一段经历，至今读来，依然有当年寂静纯粹如春夜的韵味儿：
记得是在一九二九年春的某一天下午，我闲着无聊，忽发奇想独自一个沿着上海静安寺路无目的地随意跑去。跑过了哈同花园不大远，一间墙壁髹漆着金黄色的，橱窗布置得很雅致的书店陡的出现在眼前。抬头望了望门楣上的牌匾，赫然有着四个黑色光泽灿然的长宋字，才知道原来是‘金屋书店’。在当时金屋书店出版的书籍，最精致也最讲究。书页不是用古雅的米黄色的书纸，就是用粗面的重磅厚道林纸，虽则是薄薄的一本三四十页的小书，看起来，却显得又厚又可受。对面又是在芸芸的出版物当中，别出心裁，使爱书家常常不忍释手。因为书籍的品貌既然如此不凡，那么书价也贵之外，要算金屋书店的书价最昂。我那时虽则是个穷学生，但并不吝啬几个买书钱，金屋书店出版的书籍，除了《金屋月刊》之外，几乎全部都买齐。它的书籍，封面也最奇物，如滕固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平凡的死》，就是一张黑封面画上一口大红棺材，四个白文的书名。这部小说之所以不会畅销，就是那张封面吓人。此外还有一本邵洵美的文艺论集，叫做《火与肉》的，封面用的是大红纸，中间贴上一张小方形的金色纸，上画有作者寥寥几笔的画像，既没有书名，也没有作者的名字。我当时觉得很新颖，也很够刺激，因此从那天开始便爱上了金屋书店出版的书籍。那天，我记得买到邵洵美的《一朵朵的玫瑰》译诗集，是英国诗人彭司的名作，和沈端先译厨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记》等七八本书，连一向不大注意的《金屋月刊》也一一搜购齐全。就在那当儿，一个穿着皮袍子的中年人，从外面安详地踱了进来，他的瘦脸上显得有点苍白，好像刚从床上起来患贫血症的人的那种脸色。他的清秀而苍白的脸上，最使你觉得触目的，便是他下颌的那几根疏稀的山羊胡须，和他那个高耸的希腊人特有的鼻子。我一见到他，就使我想起那本《火与肉》封面上的作者素描，他就是那张素描的模特儿。
买罢此书，多年后，温梓川仍意犹未酣地跟朋友闲聊：他买的那本《火与肉》，不过是小毛边装订，定价却要四角半，相当于半块大洋。邵洵美果然是贵族气派十足，他的书出来一向是与众不同的。温梓川这时不过是一位穷学生，买过此书后，一时囊中羞涩，后来便节俭生活，吃了近一周的酱油拌饭。
邵洵美所创办的这个金屋书店，距离他家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斜桥邵府公馆只有一小段的路。这个时期，先是邵洵美的老祖母柴太夫人，于1927年10月撒手人寰。后来，1929年5月之时，邵洵美的生母盛樨蕙竟突发一种叫“猩红热”的急性传染病，遽尔病逝，终年47岁。家庭中三位最疼爱邵洵美的女长辈，突然间就去了两位。嗣母史妈妈的感觉很不好，为了多抽一点时间陪伴忧虑的史妈妈，邵洵美便不愿意离家太远。至于“金屋书店”的得名，过去许多人觉得这个名字有三分的香艳。可是邵洵美的老拍档章克标微笑着讲，绝对没有“金屋藏娇”的意思啦，这是邵洵美读过的一句“La Maison d’or”法文，一时颇对眼缘，便径直取了译音。
至于《狮吼》杂志，最初的管理者是滕固、方光焘、章克标、张水淇、黄中等人的狮吼社。这个文学社团的创作理念是“纯艺术”的，拒绝刊物商业化。当时，委托“国华书局”负责发行事宜。
办杂志搞出版社，向来都是有钱有闲阶层投资的一种风险行业，其新闻纸张的费用，印刷、发行价格的费用，绝非普通热血文人的经济收入所能承担的。当时，滕固是一个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文学爱好者，方光焘也不过是一个日本留学回来的中学教员，两人把仅有的一点钱，投入到《狮吼》杂志的运作，仅仅半年的时间不到，两人即在经济上叫苦连天了。这样，不久前与邵洵美相洽甚欢的滕固，便把有钱人邵洵美引入了《狮吼》杂志的实际运作之中。
1928年7月1日，邵洵美正式全盘接下了《狮吼》杂志。
其实，邵洵美不接下这个烂摊子也不行。滕、方两人在拉邵洵美入伙后不久，即萌生了退志。1929年初，滕固快马一鞭跑了法国攻读美术史的博士学位，方光焘也于是年去到了法国里昂大学攻读语言学。邵洵美刚刚把钱投进去了，一时不舍得抽身，干脆将《狮吼》另命名为《狮吼·复活号》，重新开张，至1928年12月，共发行12期。
后来，邵洵美想创建自己的“金屋”品牌，兴办一个《金屋月刊》。《狮吼·复活号》与其在创作理念上多有重叠之处，邵洵美便宣布把它停了。重新易帜开张的《金屋月刊》18位主要撰稿人有方光焘、朱维基、邵洵美、浩文（邵洵美）、徐蔚南、徐霞村、梁宗岱、章克标、黄中、张水淇、张若谷、张嘉蕊、张嘉铸、傅彦长、叶秋原、叶鼎洛、滕固与滕刚等人。从这个时候开始，在今后的六七年间，章克标成为邵洵美出版事业最重要的助手之一。
说到《狮吼》杂志向《狮吼·复活号》，再向《金屋月刊》的一个转变过程，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意义在于：虽然滕固、方光焘、邵洵美三人都是唯美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但滕、方二人当时却只是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鼓吹者。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在西方颓废美的基础上，引进了日本传统文学中，那种“物哀”、“幽玄”、“凄美”的细腻元素，从而开创出一种日本独特的偏于感觉、官能、情调的写作方式。例如以颓废感伤，变态的性享乐为主题的厨川白村，以丑为美的恶魔主义倾向的三岛由纪夫，以及宣扬“肉体主义”、“肉感主义”女性观的谷崎润一郎等人的作品。而邵洵美虽然不一定排斥日本的唯美主义文学，却主要是一个欧美唯美主义文学的提倡者。在邵洵美主持的《狮吼·复活号》、《金屋月刊》两个时期，除了厨川白村、谷崎润一郎的作品仍被介绍，欧美文学大师哈代、高思、劳伦斯、王尔德、比尔兹利、尤利西斯等人的重要作品开始轮番出场。所以，邵洵美主持《狮吼·复活号》、《金屋月刊》的时期，影响力比滕固、方光焘的《狮吼》时期大多了。当时，邵洵美对于欧美唯美文学流派的引进，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其实，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民国上海图书出版业的一个黄金时期。
20年代中早期，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陆费逵、陈寅的中华书局，吕子泉的大东书局，沈知方的世界书局等四大书局即在上海扎下了根。到了1930年，上海的图书杂志出版机构多达145家，印刷机构200多家。据1935年5月的统计，全市有书局、书店260家，资产10万元以上的34家，其中商务印书馆资产400万元，中华书局200万元，中国图书公司、世界书局100万元，民智书局50万元，开明20万元，华通18万元，北新15万元；5万～10万元的5家，1万～5万元的28家，0.5万～1万元的29家，0.5万元以下的164家。这样，当时上海的图书、期刊发行已经占了全国文化市场的70%以上。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之下，上海的棋盘街便逐渐形成了书店林立的一条文化街。此后，但凡认为自己在图书出版业修炼成为正果的出版商必到棋盘街设一个营业窗口。书店越开越多，棋盘街被挤到爆棚了，就向旁边的福州路延展。这就是民国时上海著名的“福州路文化街”了。
如此，自1930年至1937年的抗战全面爆发，邵洵美的出版印刷事业便进入了一个围青漾翠的绝好时期。
其实，倘使我们把邵洵美的开办金屋书店，以及主持《狮吼·复活号》、《金屋月刊》两个月刊的时期，视为他在文化出版界迈出的勇猛一步。那么，后来随着新月派文人的集体南下，邵洵美自动地将自己的出版事业跟新月派文人绑在一起，是不是有助于邵洵美出版眼界的提高呢？
1923年，新月社成立于北京。那个时候的邵洵美刚满17岁，正情意绵绵地给他的茶姐姐写那首叫《白绒线马甲》的情诗，所以那个阶段的新月社基本上没邵洵美的事儿。1927年春，新月社同仁迁到上海之后，邵洵美一则有英美留学的背景，二则也希望与新月这一班“爱做梦的人”在艺术上“开一条新路”，如此，便由他的精神导师徐志摩，引入了新月文人的社交圈。
1927年7月1日，新月书店在上海的麦赛尔蒂罗路（今兴安路）159号草创，不久，搬迁到了“福州路文化街”的272弄中和里。它的最初发起人为胡适、徐志摩、宋春舫、徐新六、张歆海、吴德生、张禹九、余上沅等8人。该书店成立后，先后历经余上沅、潘孟翘、张禹九三任经理，经营却毫无起色。于是，1931年四五月间，经徐志摩介绍，由邵洵美担任最后一任经理。
徐志摩表面上没有明说，但最后一任经理人邵洵美的一个主要责任，实际上就是拿出钱来，拉新月书店一把！徐志摩把它整理为书面文字：“新月书店颇见竭蹶，邵洵美加入，更图再起。”当时，邵洵美里里外外忙活的闲事儿还真不少，他根本不可能整天静坐于新月书店。于是，他便推荐了自己的一个老熟人林微音，在店内协助处理日常事务。
此林微音仍是一个瘦高个、红鼻子的男子，并非那个万人迷林徽因也。据说，林徽因当时对邵洵美颇有意见，以为邵洵美这家伙请什么人不行，干吗非得请一个跟自己同名同姓的落魄大汉？这不是故意毁损自己“一笋森森独秀”的清名嘛。
当然，到最后，邵洵美也没本事把新月书店这一单老亏本的生意，继续撑下去了。章克标乃在《世纪挥手》一文中讲：“后来，新月书店由胡适之同商务印书馆谈妥，归商务接收，由商务出一笔钱，代新月清偿债务，新月书店存货全归商务接收，新月书店出版的书册可以由商务印书馆继续出版。这样就结束了新月书店。”
当时，新月社除了新月书店，还有一份自主经营的《新月》月刊。这月刊的经营手段也很有意思。由于新月社的每一个文人都是坚忍不拔的个人主义者，大家都争做鸡头，不做凤尾。这样，便由大家议定，每期杂志的出版主编由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余上沅、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等人轮流坐庄。后期，虽然吸收罗隆基、王造时、邵洵美等新鲜血液，但轮流坐庄的宗旨是不能动摇的。
过去，新月派的多数文人是主张保持《新月》月刊的纯文艺性质的。可是，新加入的罗隆基、王造时二人与胡适之凑近一起，最喜欢谈论政治，他们希望把《新月》的政治攻击性加强。罗隆基为人做事的作风一向强悍，轮到罗隆基编辑《新月》的时期，一边在月刊上代表新月社全体同仁发表关心政治的声明，一边短期大量地选用了罗、王、胡三人的时政论文！如此，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等人，对于罗隆基的强悍风格颇为不满，大家纷纷对《新月》月刊抱了一份敬而远之的态度。这就把罗隆基一个人，留在《新月》月刊唱独幕剧了。
后来，《新月》月刊的稿源枯竭。罗隆基双手一摊，说：“大家都不把稿子交来，我又有什么办法？”罗隆基编纂《新月》月刊到得“无米下锅”的窘迫，便只好把《新月》杂志社的大门虚掩，悄悄地提起行装走人了。
所以，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月社松散文学沙龙，梁实秋后来讲了一段大实话：“《新月》一伙人，除了共同愿意办一个刊物之外，并没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办刊物不为谋利，更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兴之所至。”
新月文人的共同兴趣，本来就不过是人生的烂若披锦、气佳景清而已。太阳下山后，那远方一行桃林上方燃烧着的、一片粉红色云霞消散，新月这一帮看风景的文化人，自然也就散场了。
其实，1931年元月，邵洵美的精神导师徐志摩，还创办了一个对于今后新诗歌影响深远的刊物，叫《诗刊》。该刊物总共只出到四期，因徐志摩的罹难戛然而止。一般的人只知道这个刊物的倡议人是徐志摩、陈家梦、方玮德，却不知道还有另一个合作者邵洵美。当时，未满20岁的新诗人陈梦家从《晨报诗刊》、《新月》月刊和《诗刊》上选了18家诗人的80首新诗，编成一本《新月诗选》，基本反映出了新月诗派的风格特点。徐志摩死后，邵洵美主持刊发了《诗刊》第4期“志摩纪念号”，大力弘扬徐志摩生前的美学主张：爱、自由、美。邵洵美自己也写了一首《天下掉下一颗星》的追思诗篇，送自己的朋友、兄长，兼洗涤过他灵魂的一个导师——志摩先生上路：
假使天上掉下一颗星，我不懂
这该是谁的产业。老虎有眼睛；
游火虫也有她底下的一点红；
诗人会掏出他太阳般的灵感；
处女也会说她有光明的纯洁；
就连那将尽的柴烬，未熄的灯蕊，
也都会熙嚷这是他们的名分。
……
你爱朋友，可是你走进了
一个不能和朋友拉手的世界：
这世界里有寒凛的孤单，我怕
你不能忍受。你只能在阴空中
向身后瞟上一眼，看你的朋友
都在逼近他们自己的终点；
你一定不会去惊动他们，让他们
各自建筑着各自希望的宫殿。
等路到了尽头，宫殿也摧毁；
他们也会见到你，见到你，不能
和你拉手，因为这里不容许
人世的亲热。你需要伴侣，但是你
不能露示这一种叛逆的请求，
在神灵前，你原是个安分的灵魂。
很喜欢这首诗的情调，哀而不怒，痛亦难争。生命原本是什么？是瓦檐上一两寸的小草，是雨落在野外葫芦架上的静静而流，是在庄严静穆间悠然老去的秋天……
生命如此妖娆。有时，生命里的忧伤，也汇聚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