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新月社的生活虽然翕然而止。可是，邵洵美这边筹建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第一出版社的工作却渐入佳境。
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的前身是“中国美术刊行社”。要讲清楚“中国美术刊行社”的来龙去脉，这就又涉及前文刚刚八卦过的叶浅予了。
前文说过，1928年3月，叶浅予与张光宇、张正宇兄弟合作，创办了一个叫《上海漫画》的刊物。当时为了发行方便，同时注册了一个叫“中国美术刊行社”的出版社，这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块招牌。开始，“中国美术刊行社”的启动资金只有很少的120元钱。叶浅予与张家两兄弟每人掏了20元。剩下的60元，鬼灵精张正宇便说动郎静山、胡伯诩、张珍候三个摄影家参股，并且每人给予了一顶“高参”的头衔。后来，《上海漫画》中叶浅予、张正宇两个小老板每月可领20元的车马费，吃一顿免费午餐。其他三位摄影高参虽然没有多少入股红利可分，但他们的意见被充分地尊重着。大家的相处，还是颇为愉快的。这样，《上海漫画》从1928年一直干到1930年，共出了100多期。
就在这样的时候，张正宇的雄心开始勃然了。
当时，有一份《良友》画报是上海滩画报业的一哥。这一年，《良友》画报跟自己在新加坡的一个经销商，以及上海经销商王叔汤关系闹僵了。王叔汤与那新加坡经销商就一起唆使张正宇创办一份叫《时代画报》的刊物来跟《良友》画报对抗，销路方面张正宇不用愁。这对于年轻的张正宇而言，自然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因为这件事情，《上海漫画》内部发生了内讧。郎静山等三个高参很生气，讲，这么大的事情，张家兄弟竟捂得严严实实，张家兄弟眼里还有没有他们三个高参嘛！他们要求撤股，停办中国美术刊行社。张光宇、张正宇兄弟判断，与新加坡书商那边诱人的市场前景相比，郎静山三人不过是小玩意罢了。于是，张家兄弟就平静地接受了郎静山等人的散伙要求，《上海漫画》更名为《时代画报》之后，从麦家圈搬到了南京路日升楼附近一条弄堂里。其实，邵洵美加入到“二张一叶”的漫画圈之后，《时代画报》等时代系的刊物，仍然以中国美术刊行社的名义发行了一段时间。1933年11月，中国美术刊行社方正式为新成立的上海时代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所代替。
邵洵美与张光宇、张正宇兄弟的相识，缘于江小鹣的介绍。
不久前，邵三代邵恒曾经与邵四代的邵洵美联手折腾，向公平洋行借了140万银两的贷款，将斜桥邵府公馆改建为同和里出租屋一条街，想靠收取房租增加一点收入。但是，上海这个时候的房屋是有租户，收不上房租，政府有条保护中低收入阶层的死规定，非特殊情况，收不上房租也不准赶租户走。邵氏父子这一番折腾失算了，房租收入还还不上银行的借贷利息。邵氏父子一咬牙，便把建好不久的同和里出租屋一条街卖了。所得款项，除了偿还银行的贷款本息，邵氏父子俩对半分。邵洵美索性将史妈妈名下那烧焦了一半的牯岭路房产土地一并变卖。两项收入并在一起，对于邵洵美而言，是相当可观的。
有了钱的邵洵美，很想在出版印刷方面有一番作为，但这个时候，新月社人心已散，邵洵美可作为的空间已经不大。此时朝阳霁色、鲜映层发的张光宇、张正宇兄弟蓦然回首，恰见闳博富丽的邵洵美，这就叫适逢其时。
《时代画报》想要跟上海滩画报业的王牌《良友》画报打擂，单纯靠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三个没钱的主儿，恐怕连门都没有。张光宇、张正宇必须招商引资。张光宇、张正宇盯上了邵洵美口袋中鼓鼓的钞票，他们是这样说服邵洵美的：
邵先生做图书出版业已有数年，有关这个行业中的竞争之激烈，我们兄弟就不必多说了。所以，如果邵兄仍按传统的招数去进入市场，现在上海滩图书出版的市场份额大致已确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世界书局、民智书局、开明、华通、北新这八条出版界大鳄，要拿走市场利润的80%。剩下的20%利润，上海滩上有数百家中小出版社在血肉厮杀。多少出版社今天看着它高高兴兴地挂牌，明天即垂头丧气地把牌摘了。邵兄如果以传统的图书杂志为主营业，不要说喝粥，只怕连喝汤水的机会都没有。
张正宇告诉邵洵美，现在上海的出版界，只有办画报才是充满机会的。因为在这个行业中只有《良友》一家独秀，只要在竞争中，把《良友》压了下去，我们的生活就充满阳光！
邵洵美心底的那一盆小火苗，“呼呼”两下，就被张正宇煽了起来。后来，这件事情过了许久，邵洵美仍在文章中一往情深地写道：“画报能走到文字所走不到的地方，或是文字所没有走到的地方。”“先要用图画去满足人的眼睛，再用趣味去松弛他的神经，最后才能用思想去灌溉人的心灵。”这证明邵洵美在办画报的过程中，是倾注了大量感情的。
丁聪先生后来也回忆说：“当时上海有两个画报系统，良友出版公司属于广东帮，有《良友画报》等好几个刊物。时代图书公司属于上海帮，有张光宇、鲁少飞、叶浅予，以漫画家为主，邵洵美做老板，刊物有《上海漫画》、《时代漫画》、林语堂的《论语》等。”
张光宇的判断没有错。邵洵美的工作热情也可珍贵。可是，后来，邵洵美的“上海帮”时代图书公司运作了一段时间，即稀里哗啦一下子散架了。邵洵美只能叹息：“自来贤达士，往往在风尘。”内心之辛酸，真的只能是一声叹息。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伍联德，天生就是一个搞画报出版的主儿。
伍联德是1925年入行的。当时选择址在上海的北四川路851号。开始不过印一点结婚请柬、个人名片之类的小玩意儿，后来逐渐涉足画报、画册、图书等。但是，画报始终是他的主要出版阵地。
伍联德把《良友》画报这个蛋糕做到香喷喷的诱人，便趁势在社会上融资。1928年8月，伍联德成立上海良友图书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时，注册资金即达20万元。同年11月，良友向社会公开招募股款10万元。1929年1月，良友公司第二次扩充招股（此次筹款数目不明）。1931年10月，良友公司第三次扩充资本，招募股款10万元。这样，良友图书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的图书出版业，便成了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等出版界旗舰，并驾齐驱的一艘航空母舰。当时，“良友图书”的拳头产品《良友》画报，先后由伍联德、周瘦鹃、梁得所、马国亮等主编，其每月的销售量最少在30000册；1930年3月的第45期《良友》画报，为一个销售高峰期，发行量达42000份。这样，“凡有井水处，即翻良友画”，《良友》画报的销售形势一时达到“良友遍天下”的气势。“良友图书”还出版了《中国大观》、《中华景象》、《北伐画史》、《远东运动会特刊》、《全国运动会特刊》、《奉安大典画刊》等数以百计的，可载入出版史的画册，创办《少年良友》、《艺术界》、《现代妇女》、《体育世界》、《良友银星》等十数种期刊。1932年，赵家璧、郑伯奇任编辑之后，为了提升文化品位，更一气呵成地出版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郑振铎、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等名家的著作集，另外，还有在社会上反响很大的社科丛书，如：《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库》、《一角丛书》等。
所以，当时的张光宇、张正宇兄弟，鼓动邵洵美挑战“良友图书”这个庞然大物，还真有一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干劲呢。
但是，真正要把一份画报办好，恐怕所有的人都可以想到，图片的印刷质量为其生命线。
民国时期的现代印刷分凸版与凹版两种。当年，最先进的图片印刷技术为影写版（gravure），影写版便是凹版印刷技术中的一种。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20年代初，即拥有了最先进的影写版印刷机，但一直没有找到称心如意的技术能手来驾驭这个复杂的机器。1923年，日本大地震，东京某影写版印刷公司遭火灾，商务印书馆打听到世界级的影写版技师德国人海尼格（F。Heinicker）打算解职归国。商务印书馆大喜过望，立即花重金聘请海尼格到商务印书馆传授影写版技术。后来，商务印书馆请海尼格印刷的《东方杂志》卷首图画插页，精美无比，一时在上海滩出版印刷界引起轰动。
邵洵美被张光宇、张正宇兄弟说动心之后，也粗略地调查了一下当时画报业的发展状况。他发现伍联德固然牛，但是，要创造“良友图书”那样一个牛气冲天的公司，单凭伍联德一个牛人是远远不够的。伍联德的成功，主要在于用活了两个能人。
一个是伍联德的大学同学余汉生。这个人的管理本事十分了得，替伍联德打理印刷厂。在余汉生的精心调理下，人们形容伍联德的印刷厂是一个聚宝盆。伍联德后来事业启动的许多资金都是这个印刷厂所创造的。
一个是伍联德广东系“良友图书”腾飞的关键人物梁得所。当时，梁得所只有22岁。梁得所的朋友马国亮讲到他时说：“梁得所并没有一副使人一见倾倒的仪表。相反，他矮小瘦削，终其一生，体重未超过八十磅。举止文弱，说话也提不起嗓子。”但这个人对于“良友图书”的发展，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良友》画报最初在伍联德自己手上，以及周瘦鹃执编的时期，走的是纯纯的鸳鸯蝴蝶派路线，销量并未见得有多大起色。《良友》13期梁得所执牛耳之后，内容改为时事信息、世界科技奇闻，以及鸳鸯蝴蝶风味的大杂烩。梁得所说，凡是上海市民喜欢的东西，我们都要努力去反映。图片也从一般照片改为艺术摄影。为了追求图片的精美悦目，1930年，梁得所更果断地引进影写版技术印刷，这就使得《良友》画报进入了凌波微步的快速发展期。
邵洵美想建立一个有影响力的画报出版集团，决心也从两方面入手：办好一个印刷厂，做强做大一份刊物。
为此，邵洵美在虹口杨树浦地区靠近公兴码头的平凉路21号租了一排房子，成立了自己的时代印刷厂。当时，影写版印刷技术既然已经成为一种时尚，邵洵美要做便要最好的，所以，邵洵美向德国人订购了全套影写版印刷机，这套印刷机是一个两层楼高的大家伙，配备照相设备、磨铜机、镀铜机等一系列完整配件，是全上海滩上最先进的影写版商用印刷机。邵洵美在订购这套机器时，花费了五万美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作风豪放豁达的邵洵美，在跟五岳三山的各路文坛好汉打过交道之后，这时也留了一个心眼。他的时代印刷厂是独资的，不与任何人共享。将来，不管出版发行方面如何的风云变幻，都没有急风暴雨吹刮邵洵美的这块自留地。这样，时代印刷厂这一副重担，实际上是盛佩玉的堂弟盛毓贤在监管。盛毓贤只对邵洵美、盛佩玉夫妇负责。
这个时期，妻子盛佩玉对于邵洵美在外面的横冲直撞，有点隐隐的不安。她曾经数次正经地邵洵美讲：洵美，我知道你有诗的梦，有做出版商的理想。但是，我不管你的梦想实现到了什么程度，作为一个已婚的男人，你必须负起呵护这个家庭的责任。你看，我们家篱笆边的一长行菊花，到了秋冬季节，花已凋谢，你必须陪着我翻耕换种。我要在下一个春天，看到这长条的篱笆边上开满我们亲手种下的浅蓝带紫色的长叶蝴蝶花。
邵洵美向盛佩玉发誓：事业我所欲也，家庭我所欲也，我一定做到事业家庭两不误。当时，邵洵美为了安抚盛佩玉，便让盛佩玉穿上一件白底黑圆花的旗袍，照了一张标准像。这张照片盛佩玉后来一直在身旁珍藏着。
所谓做大做强一份刊物，一开始，邵洵美、曹涵美、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五个合作者的心并不大。他们就是憋住一股干劲，想把《时代画报》办漂亮了，令《良友》画报的那一帮人刮目相看。只是，后来，邵洵美做得兴起，前前后后，竟雨后春笋般地兴办过11种期刊。一时，邵洵美在出版界的声势，真有一种“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煊然了。
据叶浅予回忆，邵洵美自1930年11月，《时代画报》二卷一期起，即正式加入于《时代画报》。之前的六期，邵洵美还有一些新月书店的善后事务需要处理，《时代画报》的实际运作过问得比较少，叶浅予包揽着所有的实际工作。
自1931年8月至1932年5月，由于“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及技师对于邵洵美新近购入的那一套影写版印刷机尚处于磨合期等原因，《时代画报》宣布暂时停刊。1932年6月，《时代画报》二卷七期方正式恢复出版。这个时期，邵洵美的时代印刷有限公司已经开始对外承接业务。1932年11月，上海时代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便也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240号正式开张营业。
有关“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当年成立的情形，叶浅予是这样回忆的：“邵、曹（指邵洵美、曹涵美二人）二家都是有钱的主儿，各拿两千元作开办费，张氏兄弟和我都将成为这家公司的合伙投资者，也就是合法的‘老板’。为了不使二张一叶感到寒酸，决定将四千元资金分为五股，每股八百元，名义上二张一叶也成了股东，借以发挥我们三人的积极性。这么说，二张一叶仍是空头老板。可是到了1935年，时代图书公司宣布经营亏损，第一批资金快蚀光了，开临时股东会宣布暂时停业，移交邵、曹二人接办，却议定二张一叶对邵、曹二户各负债八百元，我们倒成了负债者。后来，我因家庭变故，从上海迁居南京，受聘为《朝报》画《小陈留京外史》连载长篇漫画；张氏兄弟则自立门户，办了个独立出版社，出版《独立漫画》月刊。”
大约张光宇、张正宇兄弟满怀期待的新加坡南洋销路并没有打开。时代图书公司经过一个“荷花落日红酣酒”的辉煌之后，很快便出现了经济危机。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三人要赚钱养家糊口，玩不起这赔本的艺术，宣布退出。后来，真正把时代图书公司支撑到抗战爆发者，仅邵洵美一人而已。
时代图书公司成立伊始，前排主席台上坐着的总经理为张光宇，副经理则为曹涵美、张正宇二人。邵洵美谦虚地认为，自己这时候对于画报业还只是一个新手，他不愿意过早地走向前台，更愿意在幕后做一个推手。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二张一曹”实际上是嫡亲的三兄弟。曹涵美在张家排行老二，因舅舅没有男丁承嗣香火，乃过房到舅家为子，所以改姓为曹。五个发起人之一的叶浅予则坚守旗舰刊物《时代画报》，做了一段时间的主编。
1934年，时代图书公司搬进汉口路弄堂房子办公以后，出现过一个喷薄日出似的全盛时期。当时，时代图书公司大打广告，宣布旗下同时拥有五大品牌杂志：一是林语堂主编的《论语》（1932—1937，1946—1949），二是叶浅予主编的《时代画报》（1930.11—1937），三是鲁少飞、王敦庆主编的《时代漫画》（1934—1937），四是由包可华、宗淮庭主编的《时代电影》（1934—1937）；五是张光宇、叶灵凤主编的《万象》月刊（1934—1935）。
其实，这个时期，意气干云的邵洵美名下，远不止上述五种杂志。当时，邵洵美投资，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的刊物还有：
《十日谈》（1933—1934）：由章克标、郭明，（即邵洵美）编辑。
《诗篇》月刊（1933年—1934年2月1日停刊）：为邵洵美与朱维基、庞熏琹、林微音等组织绿社时创建，共出四期。
《声色画报》（后改周报，1935—1936）：这是一份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合作的中英文双语画报，主要宗旨是促进中西方交流，让外国人真正认识中国。
《文学时代》（1935—1936）：纯文学杂志，由储安平主持，出版六期。
《人言周刊》（1934.2—1936）：由邵洵美、顾苍生、周壬林编辑。邵洵美声称，这是一本对时局能正确观察，说明事件真相，能引导读者对社会现状正确认识的健全舆论之道的刊物。由于《人言周刊》以议论时政为主，邵洵美特地为该刊物另注册了一个发行单位：“上海第一出版社”。这大约也是为了预防《人言周刊》在讨论国事之时，一旦不慎触犯时忌，不至于城门之火、烤干鱼塘，被人家把整个“时代出版系列”包了饺子。
邵洵美所出版的上述十余种出版物中，除去它们对于中国漫画界的突出贡献；其中的一本《论语》杂志，在中国的新文学史上，地位也是很突出的。当年，这份杂志历经林语堂、陶亢德、郁达夫、邵洵美、林达祖、李青崖、明耀五七大文字高手的编辑，最终形成了其幽默闲适的独特创意之文字风格。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的一个文学流派——“论语派”，即衍生于《论语》杂志。
《论语》的创刊有几分偶然。
根据现场人章克标的回顾：那是1932年9月16日的晚饭过后。酷暑刚过，新秋初来，一群文友聚集于邵洵美家的客厅闲谈。客厅外数尺的蓼花阶下，梧桐井旁，有风翛然而来。于是，有人想到，何不兴办一本轻松的刊物，给上海的大众于清寂中消闲？大家嗡然附和这个提议。于是，焦点便集中在如何取一个漂亮的刊物名字。这种事情，在座的都是文坛成名人物，不消一刻钟，所谓花色妍冶、骨力遒劲的名字便想了一箩筐。邵洵美仍嫌不能雅俗共赏。于是，章克标倏地从林语堂的大名，联想到了孔夫子老少皆知的经典《论语》。为什么不可以用《论语》来命名这个刊物呢？四坐咸击掌为之称妙。
当时，林语堂笑微微地跟大家说：《论语》这个刊物既然是由我的名字“新桐初引”而来，我就自告奋勇地担一回这“主编”的虚名了。这有何不可！《论语》新出，正需要林语堂这样的文坛高手散布雅意呢。
后来，邵洵美在《论语简史》中，回忆这一段雅事，是这样说的：“《论语》最先几期是章克标先生编辑的。后来，他为了要专心撰著《文坛登龙术》，于是由孙斯鸣先生负责。到了10期以后，方由林语堂先生来接替。这时候《论语》已渐博得读者的爱护，销数也每期激增。林语堂先生编辑以后，又加上不少心血，《论语》便一时风行，幽默二字也成为人人的口头禅了。”
《论语》草创之初，大家不过将其视为疏落笼树人家如画初秋时分的一种消遣罢了，所以当时章克标在“本刊投稿规约”煞有介事地注明“来稿概无金钱上之报酬，但酌赠本刊”一项，大家不过哄然一笑，谁也没有当真。如此，起先，无论是挂名主编的林语堂，还是列名长期撰稿员的其他文化名人，都是无偿清玩的。反正，大家也经常在邵洵美的家中白吃白喝，权当捧一个人气而已。
孰料该刊一经上市，便受到了上海市民的热捧！邵洵美很是发了一笔小财。
于是，林语堂自《论语》第10期正式上手主编后，便直接跟邵洵美谈报酬了：当初，大家以为《论语》是一只烂竹箩，谁知竟侍弄成了一个赚钱货。现在，杂志既然颇有盈余，干编辑的与投稿人都不能再做义务工了，得把工钱议一议。这期间，邵洵美的财务经理是章克标。章克标给林语堂的编辑部每月支出100元，稿费则按千字2元到3元计算。
可是，过了不久，林语堂又有意见了。他说，按《论语》当时的销量，编辑费涨到每月200元，邵洵美仍然大有赚头。章克标大为光火，他说，林语堂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林语堂“是个门槛精”这话传到了林语堂的耳中，最终导致了林语堂离开时代系。
林达祖是《论语》杂志的当事人。他后来再回忆起这一段经历也说：“……约一年之后，林语堂看到《论语》的生意兴隆而眼红了，而这个刊物毕竟是时代图书杂志公司的，或者说是邵洵美的，想自己的辛苦，只是为了他人做嫁衣裳，一念之私，他决定自己去办《人间世》、《宇宙风》，把陶亢德拉去做助手。”
林语堂离开《论语》之后，跳槽到时代图书公司的竞争对手良友图书，为其编发《人间世》半月刊。人人都知道良友图书这本杂志，是冲着邵洵美的《论语》而来的。伍联德把林语堂弄上了良友系的船，心里面自然开心。他开给林语堂每月500元的编辑费，并提供一间专门的办公室。这样优渥的条件，难道林语堂要动心了。
邵洵美为应付来自伍联德良友系的压力，只好在《论语》第36期之后，再次提高了稿酬标：“本刊本期起文字稿费增至千字四元，图画每帧三元。”
林语堂主编《论语》一年有零。后来接任的陶亢德，在民国排行榜第一的《生活》周刊做过编辑，出身名门。他一直主编《论语》至1936年2月出版的第82期。
林语堂在打开《论语》的局面之时，曾经与邵洵美两人大摆龙门阵：“我们同人时常聚首谈论，论到国家大事，男女私情，又好品论人物，又好评论新著，这是我们‘论’字的来源：至于语字，就是说话的意思，指谈天，归入论字的话题以外，我们还有不少的谈话，这是‘语’字的来源。此二字拼凑便成了《论语》。而格式内容也和孔夫子《论语》差不多，因为也是甲一句，乙一句，东一句，西一句，拉拉杂杂一大堆大道理。所以如果有人责备我们假冒了孔家店的招牌，我们也不敢极口呼冤，而且是可以发出一种会心的微笑的。”
林语堂、邵洵美当时不能预料，一本小小的杂志，竟然会孕育出一个在中国新文化史上很有地位的论语流派。此后的十余年间，先后有老舍、章克标、俞平伯、周作人、曹聚仁、赵景深、施蛰存、曹涵美、丰子恺、陈惠龄、梁实秋、沈从文、海戈、何容、王向辰等作家、学者、漫画家，在《论语》杂志上侃侃而谈。所发时论，大抵是在老虎头上拍苍蝇，语涉宋子文、行政院等党国时要，真话实话却常常于轻松的幽默之间，躲过文字审查的剪刀之劫，《论语》遂在海内外华人中畅销一时。
如此，邵洵美主办的刊物，便涵盖了文学、诗歌、漫画、电影、时事、评论等广泛的领域。但是，邵洵美在后人编纂的出版发行史却鲜为人知。
尽管邵洵美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贡献是全方位的，可是，在上世纪30年代的文化名人，邵洵美却是被严重低估的一位。
邵洵美人在江湖上行走，热热闹闹地在外面办杂志，搞出版印刷，除了对出版发行业真的有兴趣，另外他还讲究古典的江湖义气，希图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好人缘。
当时，邵洵美有一句在朋友圈中人人皆可上口的名言：“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
当时，北方活跃的文人圈子，有一个叫“京派”的松散文艺团体。他们最有名的文艺沙龙，便是坐落于北平东总布胡同梁思成家中、由林徽因组织的“客厅沙龙”。这个圈子的文人，每逢周末的休闲时间，最喜欢在林徽因那瓦屋纸窗的客厅中，用素雅陶瓷的茶具泡一壶不求解渴的绿茶，偶尔女主人也会供用一点不求解饥的点心，就这样海阔天空地清谈半天。当时，郁达夫是一位游荡于大江南北的文坛浪子。他从北方回到南方，跟南方的朋友说：林徽因的“客厅沙龙”虽然雅致，只是，对于在风雨江湖走习惯了的文坛豪士，未免流于平淡。
倘使硬要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南方上海，存在着一个叫“海派”的文人松散社团的话，则邵洵美位于淮海中路的家，可称为这个文艺沙龙的绝妙去处。邵洵美呼朋唤友，年轻时髦，出手阔绰，处处埋单，天给我财必用之，千金散去仍从容。像邵洵美这般的文坛妙人，在人们庸常的一生中，其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真的，叫人如何不想他？
邵洵美穿衣颇重品味，潘岳写《秋兴赋》，讲魏晋士大夫的气派：“高阁连云，阳景罕曜，珥蝉冕而袭纨绮之士。”邵洵美却是中西合璧的，他平时爱穿中式的长衫，却又大跳西式的交际舞，像“公羊之鹤”。他的皮肤很白，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出额上细小的静脉。他与朋友相见时便要施上一层薄薄的脂粉，他跟朋友解释这是晚唐风流、魏晋风度，中国历史上有据可依。这样，朋友再来到邵府拜访，邵洵美以轻裘缓带相迎，朋友们也就爱上了他的率直真诚。
邵洵美家的晚餐，大抵上总是准备两桌的。
一桌是邵洵美一家大小围而自助用。另一桌则同事、朋友，当然有时也有一些不请自到，连邵洵美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人。常客则有施蛰存、徐讦、林微音、孙大雨、徐迟、钱锺书、许国璋、章克标等一班文友。饭后，大家就在客厅中，亮着一盏明晃晃的灯，东拉西扯地闲聊到凌晨。如此，一生为醇酒美人所累的郁达夫，便略微兴奋地跟人家说：“那时候，我们空下来，要想找几个人谈谈天，只需上洵美的书斋去就对，因为他那里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
邵洵美另外还有一个经常与朋友聚会的场所，乃是位于四川路虬江路口的新雅茶室。这个茶室的老板是来自广东南海的蔡建卿，人很温和，做生意很会动脑筋，正是邵洵美喜欢的那一类男子。新雅茶室的座位不是很多，只是在喧嚣的闹市中，却布置得萧萧有清致，熏风徐来，清人肌骨，确是一个会友的好去处。
起先，是邵洵美的朋友林微音发现了这块风水宝地。他最爱在新雅茶室中写稿。
林微音这家伙的人缘，一向不是很好。施蜇存晚年回忆他：“夏天，他经常穿一身黑纺绸的短衫裤，在马路上走。有时左胸袋里露出一角白手帕，像穿西装一样。有时纽扣洞里挂一朵白兰花。有一天晚上，他在一条冷清马路上被一个印度巡捕拉住，以为他是一个‘相公’（男妓）。他这一套衣装，一般是上海‘白相人’才穿的。”可是林微音却跟邵洵美相处得极为融洽。林微音发现了如此清嘉可人的一个场所，自然竭力拉邵洵美过来了。
这样，邵洵美走在最前面，后来便纠纠然地跟着他的一班海上文友，诸如，戴望舒、叶灵凤、刘呐鸥、朱维基、张若谷、林微音、黄震遐、傅彦长等人。对此，邵夫人盛佩玉回忆说：“新雅茶室在北四川路上，文人雅集，每天在此喝茶、谈文，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洵美也是座上客，他不嫌路远常去相访……老朋友不用说，新朋友一见如故，谈得投契，大家都成为朋友，洵美他写诗的兴趣更浓了，也更常想去聚聚。”
后来，茶室老板蔡建卿摸准了邵洵美的脾气。只要邵洵美在座，所有在场文艺人的吃喝费用，一律找邵洵美会账。有时邵洵美不在现场，只要是报得上邵洵美名号的文化人，依然可以把吃喝费用挂在邵洵美的名下。
1936年上海《文艺》画报上，曾经刊载过漫画家鲁少飞的一副《文坛茶话图》漫画，这图画确实是饶有风趣。
漫画中，上海滩一时之文坛豪杰围席而坐，有鲁迅、巴金、茅盾、洪深、郁达夫、施蛰存、老舍、张资平、冰心、白薇、叶灵凤、林语堂、傅东华、周作人、郑振铎、沈从文、张天翼、鲁彦、凌叔华、徐霞村、穆时英、刘呐鸥、杜衡等人，神态惟妙惟肖、万壑千山。正推门进来的是田汉，隔着窗帘露出半个脸的是丁玲。
而在长方桌上一个显著位置坐着的，便是上海滩素有“文坛孟尝君”美名的邵洵美了。鲁少飞当时正为邵洵美办画报，或许不无溢美老板的意思。但是，邵洵美当年有两件壮举，却是为今天文坛所认可的。
一件是，有一次，一位朋友给邵洵美送来了一叠日本厨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记》翻译书稿。据说，作者是一个叫沈端先的年轻人，刚从日本留学归国，还没找到工作，生活十分困难，朋友希望邵洵美能帮忙出版，在这关键的坎儿拉沈端先一拉。邵洵美听完朋友的介绍，一眼都没看稿子，当即拿出500元让朋友转交给那个叫沈端先的青年人。沈端先后来改名叫夏衍，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文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只是当时的夏衍还只是一个新人，邵洵美对他根本不了解。作为一个文坛新手，夏衍那书稿也卖不了500元。
还有一件就是丁玲、胡也频的那一段公案。1931年胡也频被捕后，沈从文所丁玲之托，焦急地四处打探消息。后来，是邵洵美通过在国民政府中做高官的结拜兄弟张道藩，这才打探出胡也频已被秘密枪决的确切消息。后来，沈从文要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老家，口袋中一时羞涩，又是邵洵美慷慨大方，给了沈从文1000元作为路费，并申明这钱是不用还的。
其实，邵洵美在做上述事情之时，既出于富家公子的善良本性，也有一股子富家公子的纨绔天性。
邵洵美的行事作风，有时会令人怅惘地想到唐代温庭筠写下的数行诗：“澹然空水对斜晖，曲岛苍茫接翠微。波上马啼看棹去，柳边人歇待船归。”或许，用富贵闲人纳兰若容从前写过的一句诗来形容邵洵美，那才是贴切的：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