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研究
美国当代政治学者阿尔蒙德（G。A。Almond）和维巴（S。Verba）在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五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的基本政治态度进行大规模抽样调查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了《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与民主制》一书。这是一部政治文化比较研究的权威性着作。
在这本书中，阿尔蒙德是在政治发展的视角下提出公民文化概念的，或者说公民文化是发展视角下的政治文化。他根据一国人民对政治系统和自身的态度，划分出三种类型的政治文化。
（一）村民政治文化
被调查者对它的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目标，以及作为能动的参与者的自我，缺乏起码的认识和情感，就属于这种类型的政治文化。非洲部落社会、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文化应该属于这种类型。在这些社会里没有专业化的政治角色，即使有一些角色也可能只是意味着较分化的政治取向的开始，首领、酋长是混合的政治—经济—宗教的角色，这种政治—经济—宗教的角色恰好与他们部落的、宗教的、行业的以及地方社区的同样是非专业化的机构和运行相适应；这里的社会成员对这些角色的政治取向也没有从他们的宗教和社会的取向中分离出来，他们也从不期待从政治系统那里得到什么或者对政治系统的变化有什么影响和推动；这里的政治专业化处于最低程度，在村民政治文化中发展民主政治是非常困难的，不仅需要新的制度，而且也需要一种新的公民情感。
（二）臣民政治文化
社会成员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输出的取向明确，但是对政治输入、政治参与者的自我缺乏认识，臣民对政治系统是一种被动的关系。这个文化中的人们知道他们是“公民”，也意识到政府权威的存在，并表现出一定的感情取向，如喜欢、厌恶等，但对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无自豪感和忠诚感。他们把自己当做驯服的客体而非积极的参与者：他们也关注政治，但是他们是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卷入政治的；他们听从政治新闻的宣传，但较少相信别人；他们感到，自己对政治系统的影响力微乎其微，甚至仅限于谈谈政府的官员和当前发生的事件；他们也基本不具备什么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甚至有时候不能以正确的途径和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公民文化在这种环境难以扎根。
（三）参与者政治文化
社会成员对整体的制度、对政治制度的输入和输出部分均表现出明显的取向，同时，个人在整体中倾向于一种自我活动者的角色，个人对这种角色的情感取向和价值取向可能接受也可能反对。在参与型政治文化中，人们知道他们是国家的“公民”，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制度表示认同，对自己国家的政治体制感到自豪，他们相信通过自己能影响政治，并声称可以通过组织社团的形式来防止不公正的发生。他们知道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并积极参与选举，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积极活动于各种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间中，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这种政治文化是公民文化生长的丰厚土壤。
然而，上述分类并不意味着在一个国家里面公民文化是同质的，一种取向绝对地取代其他取向。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文化都是混合型的政治文化。由于政治化程序的不完善，以及公民个体的智力、能力、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受教育的机会和程度等不同，这三种文化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混合着。并且这种混合对于民主制度的稳定非常重要，“在这种文化中，许多人在政治中是积极的，但也有许多人充当消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甚至在扮演积极的公民角色的那些人当中，也没有排除臣民角色和村民角色。参与者角色是臣民角色和参与者角色的叠加”。阿尔蒙德等人还建构了三种“系统性混合型”的政治文化：
一是村民—臣民文化。人口的大部分已经抛弃分散的部落、村庄或封建权威的排外要求，发展到具有专业化中央政府机构的、较复杂的政治系统的程度。村民文化占主导，而臣民文化不能得到全面发展；一般存在于由村民的地方主义向中央集权政府转变的早期阶段，但这种转化有可能稳定在不充分发展的臣民文化的程度上。
二是臣民—参与者文化。在这种政治文化中，人口的主要部分已经获得专业化输入取向和一整套积极分子的自我取向，可是，人口其余部分的大多数，继续取向于命令主义的政府结构并具有一整套相对消极的自我取向。一般出现于民主政府和极权政府相互交替的状态，处于民主政体最初的艰难建设时期，容易出现政治系统的结构式不稳定。
三是村民—参与者文化。这是许多新兴国家遇到的问题。村民政治文化占主导地位，但采用的结构准则和结构规范却是参与型的，因此就需要一种参与者文化。这些政治系统的大多数在独裁主义和民主制之间摇摆，可是哪一方面都没有可以依靠的结构，既没有建立在忠诚臣民基础上的官僚机构，也没有产生体现公民责任和能力的基础结构。
二、亚伦·伊沙克的研究
美国学者亚伦·伊沙克（Alan Isaak）在《政治学概论》中，以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分类为基础，对公民文化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把不同类型的公民文化与要素之间的关系列了一个表（表12-1）：
表12-1公民文化与要素的关系
支持政府的
程度对其他层面
的信任程度效能感整合的或
分化的对政府的
影响地区的或村民的
政治文化低低或中低通常是分化的政府无能
为力臣属的或臣民的
政治文化高高至中低整合的政府享有合法
性和控制权参与者的或公
民的政治文化高高高整合的到中
度整合的多半是自由
民主国家革命的政治文化低低至中高分化的政府处于被推
翻的危险之中
然而在具体解释上，亚伦·伊沙克与阿尔蒙德又有所不同。亚伦·伊沙克认为，地区的或村民的政治文化是很少得到政府支持的，有时候甚至不知道中央政府的存在，公民的低支持率和政府的低效能感并存，在这种文化中，社会被分为多个小的团体，每个团体又隶属于特定的部落、种族等，团体之间普遍缺少共同的信任和共同的游戏规则，他们在贴近各自的小团体中表现出狭隘的隶属感；臣属的或臣民的政治文化大都对政府有更大的理解和支持，这种文化中的公民把自己看成是政治体系中的一员，公民的角色主要是国家的臣属型成员，而不是政治体系的参与者，这种文化中的公民承认政府的合法性，服从同一个政治权威，各种团体之间有一定的信任度；在参与者的政治文化中，公民普遍认为自己应该在政府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这种文化的政治效能感和社会信任度都比较高，伴随着民众高支持率的必将是政府的高效能；革命的政治文化是在政府低效能和民众高效能感的情况下出现的。如果人们不信任政府，政府的效能不能让人民满意，当只有通过暴力改造政治体制才能解决问题时，就会出现革命的政治文化。
三、维尔达夫斯基的研究
美国当代政治科学家维尔达夫斯基（A。Widavsky）根据自己的文化模式理论，对公民文化的类型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认为，阿尔蒙德等人的研究使跨国间的政治文化有了可比性，但一国的政治文化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一国内部政治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的差异程度，比起国家间的差异大得多，因此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国家层面，而应该深入到国家内部的政治文化的冲突中，深入到民族内部的文化冲突中。他根据社会团体约束力的不同强度，提出了冷漠的宿命论（团体约束力弱）、竞争的个人主义（团体约束力弱）、等级制的集体主义（团体约束力强）、均等的平等主义（团体约束力强）四种文化模式。并指出，这四种文化模式没有一种是以单纯的形式存在的：竞争性的文化需要契约法来调节交往关系，等级制需要有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强化权威的平等主义、冷漠的宿命论为基础，平等主义需要有批判不公平的竞争、不平等的等级制、非参与的宿命论，宿命论者需要外部的控制力量告诉他们做什么。他还根据自己的文化模式分类法，提出实际存在四种文化偏好：忠诚—驯服取向构成等级论的偏好；忠诚—参与取向是个人主义的偏好；疏远—参与取向是平等主义的偏好；疏远—驯服取向是宿命论的偏好。他还指出，一国内部的政治文化差异也是比较大的，疏远型、忠诚型、驯服型或参与型这几种政治文化在一国之内仍然可能同时存在，当然份额上有所差异，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