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虽然违背朝廷当中众多大臣的意见，坚持求和，同时又把王伦派往金国。但是在南宋的朝廷上，关于是否该屈辱的求和的问题依旧没有停止，南宋王朝的四个宰相中有三个是主和派。左相赵鼎和参知政事刘大中是体面的主和派，他们主张求和，但是希望高宗不要无条件求和丧失南宋最后的尊严，右丞相秦桧是以主和派面貌出现的，完全是不顾廉耻的投降派。
因为秦桧和金将挞懒有密切关系，宋高宗为了保持一条与金朝的联络渠道而重新重用他。秦桧因看透了赵构的内心的想法，也更加肆无忌惮地主张无条件投降。
到绍兴八年（1138年）十月上旬，南宋朝廷已经听到了一些消息说，在王伦与乌陵思谋一同到达金廷之后，金国最高统治集团批准了乌陵思谋与宋廷谈判的结果，而且又派遣张通古和萧哲两人随同王伦南来，依照前此谈判结果正式订立条约了。这消息促使南宋朝廷上持不同意见的各派人的争论又激化起来。
枢密副使王庶得知高宗要求和的消息之后，坚决反对，他在返回杭州的途程中就写好奏章，力说“议和”之非策：“先帝北征而不复，天地鬼神为之愤怒。陛下与贼有不共戴天之仇，忍复见其使乎？其将何以为心，其将何以为容，其将何以为说？且彼之议和割地，不过画淮、画河二者而已。若日画淮为界，则我之固有，安用和为？若日画河为界，则东西数千里荆榛无人之地，倘我欲宿兵守之，财赋无所从出，彼必厚索岁帛以重困我矣。不若拘其使而怒之。”及至回到杭州之后，王庶又写了一道奏章，力执前议，说道：“陛下当两宫北狩之后，龙飞睢阳，匹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刘之变，艰难万状，终无所伤。天之相陛下厚矣至矣。今虽未能克复旧疆，銮舆顺动，而大将星列，官军云屯，百度修举，较之前日，可谓小康。何苦不念父母之仇，不思宗庙之耻，不痛宫闱之辱，不恤百姓之冤，逆天违人，以事夷狄乎！”但是由于王庶职位低小，而且人单力薄因此并没有引起高宗的重视。
宋高宗和秦桧串通一气，赤裸裸地推行投降政策，他们原以为议和不会有多大困难，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因为高宗屈辱求和的政策，既违背了很多人的利益，也不符合地主阶级中大多数人的意愿，所以支持他的力量是极其微弱的。但他是南宋的最高统治者，手中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战与和，只在他一念之间，没有人可以阻拦。
但是王庶并不死心，他更进一步地向高宗上书，对将和的利害进行论述：“臣窃详王伦之归，以为和好可成，故地可复，皇族可归。独臣愚阁，不达事机，早夜以思，揣本齐末，未见其可。且以目今虏人利害言之：讲和为上，遣使次之，用兵为下。何以言之？虏人之破大辽，及长驱中原，几三十年矣。所得土地数倍汉唐；所得珠玉子女，莫知纪极。地广而无法以经理，财丰而恃势以相图。又老师宿将死亡殆尽，主幼权分，有患失之虑，此所以讲和为上也。”
虏人灭大辽，荡中原，信使往来，曾无虚日。得志两国，专用此道。矧自废豫之后，丑迹败露，杌陧不安，故重报使人以安反侧，兼可以察我之虚实，耗我之资粮，离我之心腹，怠我之兵势，彼何惮而不为？此所以遣使为次也。
虏人之兵，内有牵制，外多疑忌。所用之人非若昔日之勇锐，所签之军非若昔日之强悍。前出后空，尝有覆巢之虞，率众深入，不无倒戈之虑。又淮上荒墟，地无所掠；大江浩渺，未易可渡；诸将兵势不同曩时，此所以用兵为下也。
今彼所行皆上策，至为得计，吾方信之不疑，堕其术中，惟恐不如所欲。臣不敢效子胥出不祥之言，杀身以立后世之名，于国何补？惟陛下深思之，速断之，无使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天下幸甚。
臣蒙陛下过听，擢置枢庭，愚鲁自信，滞固不移，兼自今冬以来，疾疹交作，精神昏耗，脚膝重腿。伏望矜臣衰惫，保臣始终，俾解职事，以便医药。
宋高宗见王庶誓死不肯同意他同金议和，于是一怒之下便免去了他的枢密副使的职位。
朝中仍有一些官员树立鲜明的大旗，表示不愿议和。抗战派以岳飞、韩世忠为代表，他们热爱故土，痛恨侵略国土、践踏家园的金人，为国家担忧，为人民着想，始终以坚强的意志对抗投降派的卖国主张。而投降派则是为了各自的目的，聚拢到一起，从中谋取自己所想得到的利益。
但是高宗，这个居于权力顶峰的皇帝，为了保住帝位，不惜解除精忠报国的将领的兵权，不惜降低身份向金求和，只为能坐稳皇帝宝座；而秦桧，作为金国派到宋朝的奸细，想为金国立功的心思已不只存在一天两天，而是图谋很长时间了。所以当高宗表现出与金国议和的趋势，他就想尽办法跟着高宗，照着高宗的眼色办事；还有的人或出于害怕，或出于对高官厚禄的贪欲，不一而足，但却是同一个鼻孔出气的反对与金朝作军事上的对抗。
朝中反对议和的奏章还是一如既往地像雪片一样漫天飞舞，抗金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高宗卖国求和的行动陷入了异常艰难的处境，但是，他议和的主意已定，决心利用他的权力，将这项“伟大的事业”进行到底。
在反对派的呼声越来越响亮，而金国又开始催促快速议和的时候，高宗感到他非常需要培植一个得力助手，好给他增添力量，顺利地完成“议和”这项“伟大的事业”。因此高宗很快地拜秦桧为尚书右仆射、宰相兼枢密使。这是高宗一项重要的部署，既要秦桧出面负起全权处理与金议和的责任，同时也是向金朝统治者表明，由秦桧主持议和一事，自己是铁了心地要求和，绝对不会改变主意的。
虽然朝中最重要的决定权是由皇帝掌握着，但是军事大权是掌握在很有声望的韩世忠、岳飞等人手中，因此投降派不得不有所顾忌。为了笼络人心，高宗召掌握兵权的韩世忠、岳飞和张俊到朝廷，以便对他们进行说服工作。
一天，岳飞正在家中和同僚讨论当前的国家形势，对高宗、秦桧等人的投降活动大为愤慨，这时，有皇上差遣的人带来圣上的金牌，要岳飞即刻启程，往宫中议事。岳飞明白高宗议和的主张已定，再劝说也没有多大效果，于是便找借口，拒绝前去，他一再地向高宗请求，说近来身体不好，希望能够退隐山林修养身心。最后看躲不过去，只好在九月底，赶到了临安。君臣相见时，在高宗面前，岳飞没有任何的畏惧，将自己的肺腑之言说与高宗听。
他坦白地对高宗说：“对金人不可相信，不能够一味地等待议和。议和是下策，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求和只会让我们丧失自己的尊严，如果不加抵抗地对金国屈膝，一定会被后人嘲笑的。”
高宗自知无理，无话可说，场面非常尴尬。岳飞再次提出出兵北伐，收复国土的计划，企图能让陷入议和这个漩涡中的高宗回心转意。但是对于岳飞的慷慨陈词高宗依然没有任何的转变。
韩世忠是一个满腔热血的将领，很久以前他就已经向高宗提出北伐，对于高宗的议和，他早就在心里憋了一肚子的火。所以这次应召入朝，他更是直言不讳地将自己的看法和盘倒出，言词激烈，态度激昂，面对最高统治者，他和岳飞一样丝毫不畏惧。召见之后，知道高宗没有回心转意的意向，更是压抑不住满腔的悲愤，又接连上书十多封，旗帜鲜明地反对议和，主张大举北伐，并表明如果朝廷出兵，他愿意担当这个重任。一片爱国之心跃然纸上，十分令人敬佩。
他在十一月十二日的奏章中说：“窃详金人与本朝结怨至深，又金人事力炽盈，贼情窥伺已逾十年，朝夕谋划，意在吞并。今遣使讲和，及传闻许还关陕诸路，谓是惧我兵威？谓复是曾遭毒杀，事不得已，故来讲和？臣深思熟虑，但恐以交割诸路为名，先要山东、河北等路军民，或先要应北来归朝投附女真、契丹、渤海、汉儿签军等，出此声势，摇动人情。或假此讲和割地，或以兵势逼胁，有无厌难从须索，蠹耗国用，使陛下先失天下人心，坐致困弊，方为大举。”
今国家避地东南，目前军势贼尚提防，虽谋吞并，未敢轻易深入，故用此谋，诈许交还陕西，意望移兵就据，分我兵势。其贼必别有谋划，志在一举，决要倾危（本朝），绝彼后惠。况陕西诸路，出兵产马，用武根本之地，岂肯真实交割，资助我用？显是巧伪甘言以相诳赚。切恐使人暗赢陛下礼数，轻赐许诺，传播四方，人心离散，士气凋沮。事系安危在此一决，委非细事。
他从宋、金双方强弱之势进行分析，断言在金人的所谓讲和的背后，必还存在着极险恶的阴谋，但是高宗仍然不为所动。
而另一个大将张俊，却表现得与岳飞、韩世忠两人截然不同。张俊本就是胆小怕事的人，就像那墙头的草，东风来便往西边倒，西风来便往东边倒，毫无主见。当他知道高宗坚决要议和的意图后，为了赢得高宗的宠信，就抓住各种时机，对议和活动大加赞赏，以讨得高宗和秦桧的欢颜。在淮西发生兵变的时候，张俊吓破了胆，擅自逃离了盱眙。为这件事他一直提心吊胆的，生怕高宗治他的罪。
有一段时间，他弄不清楚朝廷的动向，为逃避擅自逃离驻地的罪责，抹去这个不光彩的污点，他曾神情激昂地对高宗打包票，说什么他将和岳飞等人的军队合在一起，大破金军，报效国家。但是，当岳飞等将领为北伐一事与议和派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却远远地逃开，将从前的誓言忘了个一干二净。对敌人的畏惧，对荣华富贵的欲求，使他一头扎到高宗和秦桧的投降派圈子里，做了高宗身后又一条摇尾乞怜的哈巴狗。由于张俊的及时转变，令高宗大为满意，并对张俊大加赞赏，从此，张俊就成了朝中最受宠幸的大将。
但是面对全国上下的呼声，秦桧还是有一定的惧怕的。当时任中书舍人的勾龙如渊，是一个善于见风使舵的小人，他看到秦桧为此焦虑不安，便在一个深夜里，悄悄地溜进秦桧府中。两人在一起密谋了很长时间。勾龙如渊向秦桧建议说：“相公为国家大事，尽心尽力，但是各种非议纷纷而来，令人深感不平。面对这样的情况，相公不如重新选择御使台官和御使谏官，平息这些对相公不利的言论，这样相公行动起来就方便多了。”
秦桧作为宰相最会揣摩皇帝的心意，正是因为他知道高宗一心求和，所以才会一直在高宗的耳边诉说求和的好处。为了让求和顺利地进行，秦桧还请求高宗将求和的事情完全交由他去做，不要再插手，以免造成阻碍，高宗对于秦桧的建议十分赞同，并且提出关于议和的事情专门由秦桧来处理。皇帝都应允了，别人还敢插话吗？这时候秦桧乐坏了，自己又重新掌握了大权，赢得了高宗的信任，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
高宗将国内的舆论镇压之后，立即派出使者前往金国议和，在走之前高宗还一再地嘱咐，到了金国一定要谦和，无论金廷提出什么样要求都尽量满足，要向金国表现出议和的诚意，并要求金朝派出使者，前来南宋，商议议和的条款。
对于高宗这种行为，朝中的一些爱国官员十分的无奈，于是一些没有被罢免官职的官员，也提出了辞官的请求。百姓私下纷纷责骂秦桧，朝野上下一片狼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