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武则天认为，若想易姓称帝，“流血事件”是很难避免的。她也知道一些酷吏为了私利会出卖一些人，甚至出卖自己的恩人，也可能投鼠忌器，使一些人受到伤害，但为了实现长远目标，她还需要利用这些酷吏整肃异己。只有扫除一切障碍，才能结束这种状况，消灭那些对易姓称帝不满的人。她认为现在还不是行仁政的时候，所以对这份奏文没有回答。
后来，陈子昂又屡次上书，奏请武则天罢酷吏而行仁政。
这位诗人，不愧是为维护人类尊严、国家法律、人民权利而斗争的可尊敬的勇士。他诗歌的品格，比同期向武氏及其面首歌功颂德和媚势的诗人沈亻全期、宋之问之流，要高尚百倍。
还有一位，是绝不做告密者的中书侍郎刘袆之。
刘袆之是常州晋陵人。他为人刚正不阿，是非分明，又心直口快。朋友有短处，他就当面指出，很为朋友折服。他一个友人说他：“你总骂人，可人并不恨你。”
刘袆之也非常孝敬老人。贞观年间，太宗召他入京，他以母亲年老需要服侍为名，固请不去当官。太宗很赞佩他一片孝心，准许他为母亲养老。江南大使李袭誉为其特别孝顺所感动，常奖赏给他家米帛。后又上表，把他的住所改称“孝慈里”。直到老母病逝，服丧完毕，才到吴王府任功曹。
刘袆之不但对老母十分孝顺，对亲朋也很讲信义。每逢领回俸禄，他都很大方地分给亲属。
刘袆之才华横溢、文章出众，当时人们称他和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为刘、孟、高、郭四大才子。所以他很快升为著作郎、弘文馆直学士。曾经参与修《晋书》。后为武则天选定，和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楚宾等，共同撰写《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千余卷，是有名的北门学士之一。
武则天很赏识刘袆之，任他为中书舍人、相王府司马，又升为检校中书郎。高宗曾对他说：“相王是朕之爱子，以卿这样忠孝之人为师，就像蓬草在麻里生长一样，不必扶他就自然长直了。”
当时很多诏书，都是刘袆之构思并写成的，他也为政务繁忙的武则天代为做诗。因为他辅政有功、才能出众，素有识人之明的武则天，任他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成为宰相之一。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刘袆之的为人。有一位司马员外郎叫房先敏，因为有罪被贬为卫州司马。他向宰相陈诉对自己处置不当。内史（中书令）骞味道说：“这是太后决定的处分，与本官无关。”这分明是逃避推脱责任。可是刘袆之却说：
“你这次改官，是按例由本官向太后奏请决定的。”身为宰相，光明磊落地承担了责任。
武则天听说后，认为骞味道：“善则归己，过则推君。”贬他为青州刺史。而称赞刘袆之：“推善于君，引过在己。”加授太中大夫，并给予他赏赐。
刘袆之奉太后之命，研究对吐蕃的不断入侵要采取的对策。他的策略思想和计谋，对黑齿常之大败敌军，曾起过重要作用。
但是这位忠于武则天，又为她所重用的宰相，竟背叛了她。有一天，刘袆之在与他视为心腹的部下凤阁舍人贾大隐私下闲谈时说：“太后既然已经废愚立明，何必还要临朝称制？不如早点把政权还给正统的天子，这才能安定天下人之心。”
没想到这位刘袆之信赖的人，听到上司对他的真心之谈，竟出卖了他，密奏给武则天。这种遇有机会，就整一整上司或同事，借以求得升官的人，真是十分卑鄙、可耻，古今中外，大有人在。
武则天听后，很为不满。她说：“刘袆之是朕亲自选择重用的人，现在竟然背叛于我，还希望谁能不负我之恩呢！”
原来，刘袆之以前曾有一次，因为他姐姐在后宫内为内侍，当时的天后命令她一起看望荣国夫人的疾病。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好奇，刘袆之想看看荣国夫人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竟然偷偷摸摸的，也许是混在侍女之列看了一下，结果被人发现。因此被流放。天后因爱其才能，过几年以后，奏请高宗批准，召他为中书舍人，后又转为相王府司马，又升他为检校中书侍郎，以后又提拔为宰相。这在武则天看来，确实屡加厚恩，而刘袆之却忘恩负义。
那时，有许多势利小人，如果你屡屡高升，自会出来捧场，如果你能拍马屁，他可以舐马的屁股，甚至像郭霸一样，以尝他的粪尿为幸事呢！如果你被上官不满，或上司稍有指责之意，他就会对你落井下石。他们听说太后对刘袆之说了不满的话之后，就出动了。
于是，有人诬告刘袆之，收取归州（今湖北省秭归县）都督孙万荣的贿赂，又有人上奏他和许敬宗之妾私通。武则天本想保他，因为他毕竟有才能和政绩，而且对她确实忠心耿耿，也深有感情。她想，也许是树大招风，有人诬告。但是，这些人接二连三地上奏，她也不好置之不理。何况，又有人告他说过要她还政呢！
武则天命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县）刺史王本立调查此事。这位刺史是地方官，此时正值他因有事上奏，在京都停留。武则天没交酷吏审问，只交给一般刺史检查此事。刺史审查重臣，而且是朝臣中知名的宰相，实意在于不了了之。
谁知，当王本立向他宣布太后命他受审的敕令时，刘袆之竟傲然地说：“不经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何谓敕令？”
按着唐朝的规定，敕令是由中书省审议，然后进到尚书省才能成为敕令，特殊情况下，天子直接下令称为墨敕。刘袆之明知这是个程序问题，但认为自己是个堂堂的宰相，竟交给一个不知名的刺史来审问，太后怎么能如此对待他。又气愤地说：“士可杀不可辱！”
审讯结果，刘袆之竟坦率承认：“我确实说过太后应还政的话，我认为这并非不忠，也不违犯国法！”
来俊臣逼迫他揭发别人，他严词拒绝，说：“皇天在上，我刘袆之决不做告密之徒。”
武则天哪里听得进去要她还政的话，心想：如果让这样的人辅佐天下，那只能是留下大患。于是敕令逮捕并处死他。
刘袆之这种态度，也不是偶然的。他素受儒教思想之熏陶，向来不主张女人当皇帝。尤其是当他被贬之后，知道武则天利用酷吏，实行恐怖政策，他已产生对太后的不满。因此，流露还政于正统天子的话，也是他的心腹之言。
当刘袆之下狱之后，身受刘袆之教诲，并深知其为人的睿宗，竟鼓起勇气，向太后表述刘袆之的功绩，并为他辩护，请求给予宽大处理。
刘袆之的亲友，知道睿宗上奏后，纷纷前来为他道喜祝贺。可刘袆之却对他们苦笑着说：“你们实在是浅陋之见，皇上的这样做法，只能加快我的死亡。”
真不出刘袆之所料，武则天不能留下这个未来的强敌，她立刻下达敕令：刘袆之屡次违反敕令，令在自宅赐死。
刘袆之接到敕令，坦然面对。
在从牢狱被送回自宅后，他神色自若、平心静气地淋浴，又写了一封对太后的谢表。然后和家人共进一餐，身穿朝服，从容自缢。时年57岁。
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看到他的谢表奏文，都对其奏情理之恳切、文词之高雅，十分赞佩。他们认为朝廷失去了一位忠直而有才干的宰相，深为感叹悲伤。武则天听说他们这种表现，非常厌恶。把郭翰降为巫州司法，周思钧贬为搏州司仓。直到睿宗即位之后，才追赠刘袆之为中书令。
当时的司法官吏也并不都是酷吏，也有一些正义的司法官。他们在当时酷吏们靠诬陷和使用酷刑，滥杀无辜以求晋升加爵的年代，像阴暗的夜空中闪现的星光一样，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在阴霾消失以后，他们更加闪耀着明亮的光辉，他们在青史上也留下了美名。其中的两位是徐有功和杜景俭，他俩当时被人们并称为“徐杜”。
徐有功是明经科出身，为人刚直不阿、清政廉明、宽仁有度。他在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县）任司法参军的时候，就以宽恕被告，以仁待民而著名。他连杖打犯人都不允许，但在他治理下当地治安情况却非常好。所以，他屡次升迁，载初元年即官拜司刑丞。对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判定有罪的案件，他也同他们辩论，甚至在武则天面前争论。在他的主张下，无辜的罪犯被保住性命的前后就有100多人。很多被告都说：“不知谁来审判我们。如果是‘来索’（指来俊臣、索元礼），我们活该命尽。若是碰上‘徐杜’二位，我们就可以活命。”同为御史，反映截然不同。可见，这两位御史是深孚众望的。
徐有功的部下被他的言行所感动，互相发誓：“今后绝不再杖打犯人。我们互相监督，谁再杖打犯人就惩罚谁。”
还有一次，徐有功受命审理殷王太子旦岳母庞氏被诬告施行巫术一案。他了解到，这位老人只是在她女儿神秘失踪以后为她念经祷告、驱妖避邪，不应视为违法犯罪。他敢于当堂同武后辩论。在武后毫不留情地肃清李氏宗室的情势下，他敢于为被诬告的太子的岳母辩解，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当时，他只不过是一个六品的法官。
监察御史薛季昶先是故意加罪给庞氏，现又诬告“徐有功和庞氏同党，过去就随意释放罪人，藐视国法，大逆不道，应依法治律”。
一个令史偷偷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徐有功，徐有功却说：“哼！哪有只一个人死，而别人都长生不死的道理！”
令史发现他吃完饭以后竟若无其事地睡熟了。
武后曾在判他死罪前，想责问他究竟目的何在，问他：
“朕听说，你把许多人宣判无罪，这是为什么？”
徐有功回答：“臣没能把一些人判罪，这或许有。臣以为，释放一个有罪之人，并非大过。可是保护无辜之人，使他们免受诬害，应该是明主贤君的圣德。伏请陛下广施大德，这是天下之大幸。”
武后知道酷吏们的一些胡作非为，也很清楚徐有功言之有理。终于把庞氏由死刑改为流放，和她的三个儿子一起流放到岭南。徐有功被贬为罗州（现广东省廉江县）司马。在徐有功被贬谪之后，过了几年，武后即了帝位，统治地位和权力已经巩固，她又把这位贤臣召回来重用。
再说说杜景俭，他也是一个敢直言犯上的人。年轻时，在明经科及第，任职为益州（现四川省成都市）录事参军，这是一个不大的官职。
有一次，隆州（现四川省阆中县）司马房嗣业，调到杜景俭所在的益州任职。任官令还未到达时，房嗣业就来到益州行使司马职权，并且对当时犹豫而不知所措的官吏用马鞭抽打。
杜景俭很不满意他这种行为，开诚布公地对他说：“你虽奉敕令担任奉州司马。但州内至今未接到命令，请过几天任命书到达之后，再执行职务比较合适。”
房嗣业感到这话刺耳，本想发作。可是杜景俭进而说道：“你说是奉朝廷命令来的，可我们没接到命令，不知是真是假，你怎么能马上就接管一州的大权呢？”这理直气壮的质问，弄得房嗣业面红耳赤，无法回答。不久，命令到来时，改任他为荆州司马，这才算了事。
益州衙门的官吏，都欢呼这位司马改任，并十分敬佩杜景俭这种正直、刚毅的精神。
从此，杜景俭名声在外，朝廷知道后，选他为京官，他后来逐渐晋升到司刑丞。在任期间，他也是一个维护正统司法的法官，与酷吏的邪恶相抗衡，主持正义，废止刑讯逼供，不冤枉无辜之人，深为人们所称赞。
还有一位叫李日知的司刑丞，也拒绝把清白无辜的人判罪。有一位御史在处理一件案子的时候，说：“我以侍御史身份断言，绝不容此人活命。”而李日知却坚决反对：“我李日知在职一日，此人便不得处死。”结果两人同时各写一判决书上报朝廷，朝廷采纳了李日知的意见，这名囚犯才得以免于一死。
当时，姚崇担任司刑寺的司丞，武则天已经称帝，酷吏政治已经有所收敛，但冤狱仍然层出不穷。此时的姚崇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种选择是屈从酷吏，冤枉好人，滥杀无辜，得意升迁，邀功请赏，加官晋爵。另一种选择是坚持正义，公正执法，量刑适当，实事求是。姚崇思前想后冒着极大的风险和株连九族的灭门之灾，为了正义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后者。这样以来许多被无辜陷害的人得到了公正裁判，被无罪释放而保全了家人性命。
用严刑来遏制群臣的反叛心理这种办法，随着武则天的称帝成功而逐步被废弃。武则天开始以恩威并施的对策来驾驭群臣，因此决心整顿一下刑狱，实施些仁政。特别是又一奏表引起了她的重视。
天授二年（691年）正月，武则天刚登上皇位不久，御史中丞、知御史大夫事李嗣真上疏道：“今天告密的事多得不可胜计，可是事实上多是虚构的，恐怕有些奸诈凶残的小人怀着阴谋来离间陛下与群臣的关系。古时候审案，公卿都要参加旁听，帝王要多次宽宥，然后行刑。而近来狱官们单人奉使，审讯既定，司法人员就给定罪，不再复审。有的甚至是当场审讯，就独断罪名加以处罪，根本就不上奏。这样做，就使刑法重权落到了臣下手中，这不是审慎的办法。如果有冤枉滥杀，皇上怎么能知道呢！何况以九品之官专权审讯，操生杀之权柄，盗用君主的威名，审讯不经过秋官（刑部），核定又不经过门下省，国家之利器轻易转到个人之手，恐怕会成为国家的祸患！”这种切中时弊之言，武则天虽没有答复，但内心不由一动。在此之前，她已有所醒悟，觉得应该了解司刑中的真情，对滥杀无辜的狱官给予惩治，以顺人心。
当时，有人告发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勣多次陷害无辜，并在博州平叛的过程中杀害反正的官员吏民千余家，以为己功，可谓罪大恶极。天授二年（691年）二月，武则天落实此案后，下令将丘神勣斩首示众，以平民愤。丘神勣本是武则天的亲信，靠陷害人起家，并被赐姓武，现在竟因陷害别人的罪名被诛杀，使朝野为之欢欣鼓舞。接着又有人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勣通谋，陷害无辜，罪在不赦。武则天即命来俊臣处理此案。
这次审讯很有点戏剧性。当年，周兴在酷吏中官位最高、资历很老，在罗织罪名方面很有一套方法。严格说来，他是来俊臣的老师。来俊臣奉命后，特意宴请周兴，两人谈得很投机。突然来俊臣话题一转，说：“皇上让我审讯一个罪犯，这罪犯非同一般，审讯起来，恐怕他不肯轻易招供，采用什么办法好呢？”周兴说：“这好办得很，你只要取来一个大瓮，四面架起木炭烧着，把罪犯放进瓮里。此后，你要他招供什么，他就会招供什么。”来俊臣说：“你这主意真是太妙了。”即命人抬进一只大瓮，按周兴所说的方法，在大瓮四周烧起炭火，然后阴阳怪气地对周兴说：“皇上有旨令我审讯你，请老兄入此瓮吧！”想不到一向作威作福、整治犯人连眼都不眨一下的酷吏周兴，竟有一日会尝到自己设计的逼供方法。这个杀害了数千无辜的恶魔竟吓得屁滚尿流，只得叩头服罪。这个故事就成为“请君入瓮”成语的来历。武则天念周兴的滥杀无辜也是自己的纵容所导致的，就免他一死，流放岭南。但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在押往流放地的途中，被其仇人杀死，碎尸万段。
紧接着，又一个酷吏索元礼也被武则天下令处死。索元礼开酷吏风气之始，曾杀害数千名无辜者，民愤极大，武则天耳闻其详，杀之以慰众望。接连两位酷吏被杀，朝廷内外无不拍手称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