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是指儒家的六部经典：《诗》《书》《礼》《易》《乐》《春秋》。《诗》是指《诗经》，《书》是指《尚书》，《易》又名《周易》，这六部书是儒家最早传授的典籍，非常受到儒家的重视。自从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来，这六部书的地位更是日益上升。儒家学者提出了“六经治世”的说法。六经对我国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诸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但是，“六经”的作者，一直是一件历史悬案。有人说“六经”是孔子手定，孔子以前没有经。有人说“六经”都是周公旧典，孔子只是“述而不作”，或者作了若干补充。近代学者打破门户之见，经过深入的考释，大都认为“六经”渊源很深，与西周初年的学者，吏官等有着密切关联，在其流传过程中，又经过多次修定，很难说是出于一人之手，不过，其中以周公和孔子作出的贡献最大。
周公才华出众，文化水平很高，他曾经身居高位，负有教化君主及民众的职责，又是西周最高的文化官员，这就为他创作、整理文化典籍，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而且通过历代学者对“六经”所作的考释，证明了周公确实曾参与“六经”的创作或订定，不过，那时人们还未称这六部书为“六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这三部分之中的作品，有的是周公自己创作的，有的是周公采集订定的。例如“风”，就同周公的采风有密切关系。古人曾经指出《诗经》中的“周南”和“豳风”有一部分就是周公采集的，其中《豳风七月》是周公向成王陈述王业的作品。根据今人的考证，这首诗大致作于西周初年，与周公同时。至于“雅”这一部分中，由先秦典籍的引证可以知道，《诗经·小雅》中的“棠棣”这首诗就是周公亲自创作的，是用来叹惜管叔、蔡叔失道的。《诗经》中的“颂”是最高统治者进行祭祀活动时的乐诗，多由朝中的太师等创作或编定。汉代的经学家们认为，现存“周颂”31篇，是由周公创作的。这既符合周公曾作太师的身份，也符合“周颂”作于西周初年的时间。尤其是其中有些篇章在先秦时已被确认为周公所作。因而，“周颂”是周公所作的说法是可信的。
“书”最早是史官记事的通称，到春秋战国时期，史官记载的内容和体裁都有所发展，“书”渐渐成为执政者讲话的记录或发布的文告的汇编。汉代将《书》改名为《尚书》，意思是“上古帝王的书”。据记载，西周初年仍然保存有夏、商史官记事的“书”，而且周公曾经每天读“书”上百篇。西周的史官将周公讲话和文告记录下来，成为后世的“周书”。据今人的研究，《尚书》中的《康诰》《酒诰》《多士》等篇，大体上可以确定是周初的文献，而《金縢》《无逸》《立政》《君爽》等，虽有后世加工的痕迹，但只是作了文字上的修改、润色。所以，基本上可以肯定《尚书》中的《周书》大多是周公讲话的记录和颁发的文告。
《礼》，包括《周礼》《仪礼》和《礼记》。据传《周礼》为周公所著，又有人说是汉代刘歆的伪作，也有人说它出于六国时期的人之手。当今的学者大多公认《周礼》成书于战国。不过，《周礼》虽然不是周公手定的，却同他有着密切的联系。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认为《周礼》虽然不可能是周公亲笔做成，但是大纲却是周公的意思，至于《仪礼》，古人认为也是由周公著的，不过，郭沫若认为是酝酿于成周一代而集成于周末儒家，总之，是与周公的制礼作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易》又名《周易》，本来是用于占筮的书，含有深刻的哲理，被后来儒家列为“六经”之首。古人认为，《易》是从上古流传下来的，周文王作了卦辞，周公作了爻辞，然后才参其为经。今人的研究也发现《周易》中的卦辞、爻辞确实大多是西周初年所作，不过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而是殷周之际占筮术的汇编。一些文献当中确实有周公善卜的记录。西周初年，周公在处理一些国家大事时，也多次用到占卜，如问武王病情、营建东都洛邑等。周公自己也多次宣称自己“能事鬼神”。因而，周公虽然未必一定编写了爻辞，但对于成于西周初年的爻辞必然有所影响。
《乐经》早已亡佚了，至于周公是否对其有所贡献，已不便查考。不过据一些文献记载，周公曾制礼作乐，而且对我国古乐颇有建树。如《吕氏春秋·古乐》和《庄子·天下》都记载了周公曾经作过古乐《大武》。《大武》规模宏大，有舞蹈，有歌词，共分为六段，表现了西周开国时的盛况。《大武》在周朝统治的800年间，一直演奏，东汉的经学家郑玄曾经考证过，《大武》为“六乐”之一，是西周国学乐教的重要内容。
从以上可以看出，“六经”的许多内容都与周公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孔子曾经盛赞周公之才，十分推崇周公。在六经的编撰上，周公创之在前，孔子述之于后，使我国的文化典籍得以保存和流传，对儒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公对于古代文化的发展作出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对“六经”的编撰所起的作用，还体现在他对文化教育方面作出的贡献，尤其是对“六艺”的完善。
“六艺”是指西周国学所设的六门课程，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我国奴隶社会的学校教育内容，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由夏代的尚武之教，到殷商的神道之教，至西周时才形成了“六艺”之教。
“六艺”中的礼、乐、书、数属于文，射与御属于武，因而“六艺”是文武兼备。再细分一下，礼、乐侧重于德育，书、数侧重于智育，射、御侧重于体育，乐侧重于美感教育。用“艺”来称谓各门课程，则是突出了艺能训练的重要。西周的“六艺”教育虽然属于我国早期的奴隶社会的教育，但是教育的内容还是很全面的，而且还侧重了对“人”的教育，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六艺”教育是我国早期教育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而周公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对于“六艺”的完善，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周公摄行天子的职能，受命于危难之机，以其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辅助成王制定了文武兼备的国策，一方面注重加强周王朝的“武功”，另一方面又注重加强周王朝的“文治”，这种文武并重的政策，直接影响了“六艺”文武兼备的内容特色。周公又从殷迷信天命招致灭亡的教训中，产生了“敬德保民”的思想，认识到了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在天、人的关系上，他更注重人，这就促使西周国学的教育内容，从殷商的“神道设教”，向周公提倡的“人道设教”的转化。在西周初年仍然十分迷信的情况下，这些十分实用的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教育，竟然成为国学的主要内容，要归功于周公的关心民生、注重社会实际问题的思想。
周公不仅在宏观方面影响了“六艺”之教特点的形成，还对礼、乐、射、御、书、数六个方面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前面已经提到了周公在礼、乐方面做出的贡献，在此就不再多言，着重介绍一下周公在书、数方面作出的贡献。
“六艺”之中的“书”不是前面提到的“六经”中的《书》（《尚书》），而是指识字、阅读及做文章方面的教育。西周时，文字有了很大发展，书教有相当的成就。据统计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已有5500多个，到了西周时，不仅文字数目增加了，而且文字的笔画也比以前更加繁多。要将这些文字推广，使人能够识、读、写这些字，没有系统的书教是不行的，这就需要有标准的文字规范，周公为此作了重要贡献，他倡导编撰了《尔雅》这部书。
《尔雅》是我国最早研究文字学的书籍，古人有的认为它是周公所作，成书的时间在西周初年。不过，从该书的内容来看，它不会是出于一人一时之手，应是杂采几代诸家训诗材料编辑而成的。宋代有一个叫邢爵的学者在《尔雅疏证》里指出，这部书是“周公倡之于前，子夏和之于后”。现代的文字学家唐兰先生经过深入的探讨，“肯定了在《尔雅》的编撰过程中，一部分是西周前期作的，一部分是由秦汉间人增加的。看来周公对《尔雅》的编撰，很可能起过”倡导于前的作用。
数，在古代又称数术，简称为数，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数学不同，数学相当于古代所说的算，它是数术的一项重要内容。数术之学大概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即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行法。
西周时期“六艺”中数的教育，内容比较驳杂，有数学和其他一些日常知识，大约还有一些宗教技术知识。
周公对于数的几个方面都有一些重要的建树。他对于我国古代算书的编撰，可能有着直接的影响。现在流传至今的我国古算术，大概有《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两种，加上在湖北江陵张家山三座西汉前期墓葬中发现的《算术书》，大概应算是三种了。
《周髀算经》第一章记载了周公与商高的对话，周公问商高如何测量天、地，商高回答说用勾三、股四、弦五的比率（勾股定理），以及用矩进行测量的方法。周公十分满意。后人多根据这个记载断定《周髀算经》是“周公遗书”。清代数学专著《数理精蕴》也持这种观点。《周髀》的“髀”是“表”的意思，是指天文测望时所使用的仪器。《周髀算经》内容很广泛，除包括四则运算，初等几何知识以外，还有历算学、天文学的知识。《周髀算经》有许多后人的成果渗入，不可能是由周公一人所著，不过，它可能与周公有着直接的联系。
另外一部算书《九章算术》也与周公有着密切关系。《周礼·保氏》中曾提到西周国学中的数教，是授之以“九数”。到东汉，经学家郑玄注《周礼》时，又进一步标明了九数之目。这个目与《九章》相似，后人就认为“九数”就是九章，是周公作的，用于在西周国学中传授。三国时的数学家刘徽，以及明代的数学家黄龙呤也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由于《九章》中有“均输章”，而“均输章”应成于汉武帝设立均输官之后，所以有人认为《九章》不是周公所作，而是刘徽伪作，不过新出土的早于《九章》的算书《算术书》列有“均输律”，纠正了以上的看法。因而，周公作了《九章算术》的说法还是比较可信的。
周公作为一个政治家，辅助成王，取得了很多的政绩。他还作为一名学者、诗人、教育家，对儒家典籍、文化、教育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