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设教越搞越大。封禅和祀汾阴产生虽比道教早，但后来其仪式也都与道教合流。至于天书和玉皇，纯粹是道教的玩意儿，对道教也就不能不更加尊崇。在专制体制下，只要最高统治者想做什么，马上就会有“民意”代表们出来请愿和提案。大中祥符六年六月，老子故里亳州的官吏和父老三千三百人进京请愿，强烈要求真宗亲谒亳州太清宫。数天以后，朝臣们也再次吁请。于是，真宗下诏明年春天举行这一大典，现在先为老子加上“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的尊号，另命丁谓判亳州，筹措相关事宜。
以后几个月又是瑞兆频生，丁谓居然一下子从亳州献上灵芝三万七千枝，令寇准等人大为怀疑。真宗便另辟一殿展览这些灵芝，以证实其可靠性。不过丁谓以使相的身份，命手下到各地搜刮些灵芝，还是小菜一碟的，实物展览并不能证明这些灵芝都长在亳州。附带说一句，这种献成千上万灵芝的做法在东封西祀时也有，只是还没人提出异议而已。次年正月，仍以天书打头，真宗率领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开封到亳州（今安徽亳县）太清宫拜谒老子，一个月后才回开封。
半年以后，真宗又想出了花头。他宣布玉皇的正式尊号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简称“玉皇大天帝”（“玉皇大帝”的称呼或始于此）。大中祥符八年正月初一，真宗在玉清昭应宫向玉帝奉上尊号，邀请参加这一仪式的还有少数民族领袖、宗教界僧道代表和外国使者；同时命令天下官员和百姓都在家中设案焚香，向玉帝致敬，地方官员派人检查。天禧元年（1017年）正月初一，真宗又到玉清昭应宫向玉皇大天帝献上宝册和龙服。全国各地也同日分设罗天大醮，以供军民僧道烧香礼拜，把全国都卷入这一狂热的迷信活动。
为了把以天书为中心的崇道活动搞得场面壮观，从大中祥符元年开始，真宗就在京城和全国大兴土木，营建宫观。其中最大的就是玉清昭应宫，原计划工程需要十五年，但修宫使丁谓督工三四万夜以继日，到大中祥符七年就竣工了。玉清昭应宫共有二千六百十座殿宇建筑，动用了全国最好的建筑物资，稍不合意，就推倒重来。据目击者田况说是“开辟以来未之有”，其宏大瑰丽和豪华奢美，超过了秦之阿房、汉之建章。次年，真宗命全国州县都必须建立天庆观供奉三清玉皇，其总数在一千所以上。
所谓圣祖赵玄朗显灵以后，因他自称其母是在寿丘生他的，真宗便在寿丘（今山东曲阜境内）建景灵宫供奉圣祖，造太极观祭祀圣祖母。但曲阜太远，真宗不便亲致礼敬，就在京师也分别建造景灵宫和太极观。曲阜景灵宫达一千三百二十二座建筑，京师的景灵宫也有七百二十六座楼观殿宇。
真宗时期，京师和地方上建成了一大批官办宫观，朝廷就任命了相应官员去负责管理，与此同时，真宗又设立了一种与宫观相关的荣誉性的虚衔，可以多领一份俸禄而不必赴任视事，这种官往往以提举某某宫观命名。宫观官在真宗以后成为官僚队伍中一个特殊系列，一方面说明了宋朝政府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冗官和冗费的严重程度。
与此同时，在大中祥符五年“圣祖”降临以后，真宗就命王钦若、曹谷和张君房整理新道藏。四年后，新道藏基本修成，命名为《宝文统录》；天禧三年（1019年），经增补共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抄录了七藏，真宗重新命名为《大宋天宫宝藏》，在道教史上倒有着重要的地位。
自大中祥符元年起，真宗导演的神道设教的闹剧真可谓一年一个样，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导自演的脚色之中了。《宋史·真宗纪》评说澶渊之盟以后的天书封祀是“一国君臣如病狂”。明代李贽也说：“堂堂君臣，为此魑魅魍魉之事，可笑，可叹！”
然而，当一国君臣都炫耀“皇帝的新衣”时，还是有人大声说出真相。早在天书首降之际，龙图阁待制孙奭就引用孔子的话说：“天何言哉！岂有天书？”西祀汾阴时，他上书指出，所谓祥瑞是欺天愚民惑后世，还警告真宗：“不念民疲，不恤边患，安知今日戍卒无陈胜，饥民无黄巢？”当真宗要去祭祀老子时，他提醒真宗应当牢记唐明皇后期遭受安史之乱的教训。名臣张咏多次指名抨击王钦若和丁谓，他临终上表还要求真宗先斩丁谓之头置国门以谢天下，再斩自己之头置丁氏之门以谢丁谓。真宗对这些激烈的反对意见，采取了既不采纳也不追究的方针，他还没有彻底昏头。
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去世，天书也都随葬入陵，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天书闹剧。《宋史·真宗纪》说：“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仁宗这年仅十三岁，当时是真宗刘皇后垂帘听政，这一决定应该是她做出的。不过，刘皇后做出这一决定，并不是出于对天书封祀的憎恶，而是为了满足真宗生前的追求，说不上贤明，这有后事为证。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玉清昭应宫遭雷击起火，焚毁略尽，他曾哭着表示要重修新宫，大臣们都以“天变来警”加以激烈的反对，才不得不打消原来的主张。
这场天书闹剧对真宗朝政治和财政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上，大中祥符以后，真宗一再热衷“祥瑞”粉饰太平，对朝政兴革却无所用心，听任王钦若和丁谓等“五鬼”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真宗晚年更是神魂颠倒，甚至满口胡话，在真宗迷信的长期暗示作用下，他自己也进入了迷狂状态，朝政大事多由皇后刘氏决断。
在财政上，东封泰山耗费八百余万贯，西祀汾阴耗资更增二十万贯，这还不计亳州之行。营造玉清昭应宫缺少具体的支出记载，但仅雕三座塑像就用去金一万两，银五千两，则二千六百十座建筑的糜费可以想见。倘若将京城景灵宫、太极观和各地宫观都计算在内，其费用之大恐怕不是几千万贯所能打住的。真宗前期，进过近四十年的经济恢复，天下富庶，财政良好；由于装神弄鬼的折腾，几乎把太祖太宗的积蓄挥霍殆尽，到其晚年“内之蓄藏，稍已空尽”，留给后人的是一个空壳子。
自从所谓天书降之后，各地大兴土木建造道教宫观，还不断地启建道场。宋真宗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劳民伤财，给百姓造成极大痛苦，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宋朝攻灭诸割据势力后，经济发展迟缓与宋真宗的倒行逆施有很大的关系。
当时也有少数头脑清醒的大臣劝谏真宗，反对这种劳民伤财的事，但大多数大臣迫于形势，只是随波逐流。令人痛惜的是两个在宋真宗时任过宰相的人物：寇准和王旦，他们一生以正直闻名于世，却在天书等事上栽了大筋斗，遗恨千古。
天书初降时，王旦恰任首相。真宗与王钦若谋划天书降之事，很怕王旦反对，王钦若事先找王旦商量，软硬兼施，王旦勉强表示同意。宋真宗怕他反悔，又单独召见他，宴饮之后，赐他一尊酒，说：“这可是极好的美酒，拿回去与夫人孩子们一同享用吧。”回来王旦打开一看，尊内装的竟全是珍珠。一方面是皇帝的天威，一方面是丰厚的赏赐，王旦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顺从了。
然而这从此成了王旦的心病。事情闹得越大、越离谱，王旦的内心就越痛苦，终日郁郁不乐。他深以未直言劝谏为憾，在自责中死去。
寇准对王钦若等人搞天书降一事也不赞同，且有所表示，但他知道这事有宋真宗的支持，便未公开反对。
后来他出任知永兴军，管内军官朱能报称发现天书降临（时为天禧三年三月，按顺序应为第四次天书降）。有人给真宗出主意：“众人都知道寇准不相信天书降临之事，这次天书降临在寇准管区之内，应当让他写奏公开报告，这样朝廷上下都会相信天书降临实有其事了。”真宗依从。
寇准起初不肯写奏，无奈皇帝派贴身宦官周怀政去给他施加压力，只得依令行事。后来寇准被任命为宰相，有人劝他揭露此事真象以争取主动，寇准怕丢宰相名位，没有采纳。不料，不久周怀政、朱能犯了谋反罪，伪造天书之事也被揭发出来，寇准因此被贬死雷州。他一生清白，却因天书事件污了晚节。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