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寇准同时代的还有一位贤相，就是王旦。他担任宰相11年，为政清廉，处事谨慎，善断大事，为人宽厚，备受当时人们尊敬和赞誉。寇准耿直强硬，王旦在朝中经常谦让他，两人配合默契，共同处理朝中大事。
王旦，生于957年，山东莘县人，父亲王佑，五代汉、周之间便已出仕，在赵匡胤、赵光义时期当过尚书兵部侍郎（国防部的正部级副部长），以清廉正直闻名。王旦幼年，“好学有文”，父亲对他寄予很高期望，说“此儿当至公相”。王旦二十三岁进士及第，官授大理评事（最高法院的一般法官），任职平江（今江苏苏州）知县（宋时官与职是分离的，官只是享受待遇的衔级）。平江的官衙里，相传一直闹鬼。王旦到任的前一天夜里，守吏就听见群鬼互相呼叫：“相君至矣，当避去。”从此再无鬼魅作祟的事情发生。这当然是后人附会的传闻，但一个小小地方官，倘若没有很好的政声，这类传闻是绝不会产生的，即使一时出自谄谀的宵小，也很快就会被湮没。由于政声良好，王旦被荐为著作佐郎（相当于中央级研究机构的编审之类），编了一部《文苑英华·诗类》，很受好评，升迁为殿中丞（官），任郑州通判（职），算是上了“副厅级”的台阶。后来又转调濠州等地，任过转运使、知州之类。
王旦不喜欢处理琐碎繁杂的刑名、钱谷等事务，因而不愿待在地方上做官，主动献文朝廷并通过面试，被调到中央，先是入直史馆，后不久授官右正言，知制诰。入直史馆，是很高的荣衔，相当于龙图阁或枢密院直学士的地位，右正言和左正言则类于中书省的纪检组长，而王旦的实际职务是知制诰，干的是中央研究室主任的活，当然，知制诰往往不止一人，但至少要算副部级吧。十年前他父亲也曾是知制诰，现在子承父业，一时传为佳话。懂得相术的知开封府钱若水，见到王旦就夸他：“真宰相器也。”并且在朝堂上说：“王君凌霄耸壑，栋梁之才，贵不可涯，非吾所及。”但是，王旦晋升却不算快。他比寇准大四岁，两人同年中进士，而寇准三十三岁就当上了参知政事，王旦任参知政事却已经四十四岁了。到了将满五十岁那年，才接替了寇准的相位。提升得慢，可能是由于作风过于沉稳持重，但他登上相位之后，却一干就是十二年，直到因病重而在临死前辞职。宋代宰相更换很频繁，连续任职时间之长好像没有出王旦之右者，这说明王旦确实是一个当宰相的材料，虽然他似乎没有建立什么可以彪炳于史册的勋业，但绝没有人因此而视他为尸位素餐的庸相，相反，史籍的评价都认可他一代贤相的地位。
人们常把宰相比为帝国的大管家，从理论上说，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事，都在他的职责范围以内，然而实际上，这职责却绝非一个人的能力所能胜任，要协调这一矛盾，只能靠他在宏观上的运筹和决策的功夫，其中包括对国家事务轻重缓急的准确权衡、对方针政策的缜密思考和切实贯彻，所有这些，概言之，就是要“胸中有全局”。但是，这仍然不是竟一人之力就可以做到的，毫无疏漏的全局了然于心，谈何容易！于是，对宰相退而求其次的要求就是“大事不糊涂”。吕端就是因为“大事不糊涂”而被评价为一个称职的宰相，他一生最辉煌的事迹就是太宗死后拥立太子（真宗），平时有点黏黏糊糊的他，当机立断，粉碎了宣政使王继恩（就是当年赵匡胤临终时把赵光义领入宫的那个太监）、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等人改立楚王元佐的政变阴谋，表现了过人的机智与胆量。王旦在这方面也有过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表现。
景德元年（1004年）冬天，真宗赵恒在寇准的推动下亲征澶州。留守东京的雍王元份突发暴病，当时任参知政事随驾出征的王旦被派回东京主持留守事务。重任在肩，王旦向皇帝提出，请将寇准召来，他有话要当面陈说。寇准来了，王旦启奏真宗：“十日之间未有捷报时，当如何？”真宗当然懂得他的意思，“默然良久，”说，“立皇太子。”王旦领命赶回东京，直接进入禁城，并严令封锁消息，连家人也不知道，直到皇帝班师时，全家大小迎于郊外，才发现他早已回京。在特殊情况下，王旦能预见到自己所接受的任务可能遇到的最大难题——一旦兵败皇帝遭遇不测时作为留守如何维持大局？册立新君当然是首务之急，而事先提出任何这方面的建议都是十分敏感甚至忌讳的。王旦果断而巧妙地把宋真宗置于不得不明确表态的处境，为了稳妥而不留下日后可能产生的疑点，他让首辅寇准出场担任见证的角色。回京以后，他深藏不露，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危机被其他野心家所利用。在这整个过程中所显示的胆略和智慧，充分证明了王旦驾驭“全局”和处理“大事”的能力。
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景德四年（1007年），王旦刚当上宰相不久，就对“扰民特甚”的酒税征收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酒类（包括制酒的曲）作为国家专卖商品由来已久。五代之际，法苛刑峻，后汉的规定是私制酒曲者一律处死，后周时改为制曲五斤以上处死，宋初进一步放宽，私制酒曲十五斤以上、以私酒入城三斗以上才处极刑，数额以下，量刑递减。为了控制民间制酒流入市场，政府对酒类生产课以重税。当酒税成为国家的重要财源时，政府表现出高度的兴趣，要创造政绩的官员积极性更是高涨。为了核实制酒和收税的数量，中央向地方派出大量的“专员”，这些“专员”都希望自己负责核查的地区数额高，以此显现自己的能力，于是虚报成风。虚报了产量自然就要多交税，这种毫无道理的负担使民众苦不堪言。免除这项苛政，王旦制定的政策其实很简单，一条是撤销酒税官员，因为这些官员“务贪劳绩，不恤民困，竞以增益课利为功”。道理是谁都明白的，想升官，得有政绩，当了征税的专员，征税的多少自然就是衡量政绩的标准，要纾解民困，首先得撤掉这些官；第二条是根据中等年景（民间酿酒数量必然是由当年的年景确定的），立下一个定额，“自今中外（指中央和地方）勿得更议增课”。这两条政策的效果很成功，一举去掉了多年以来压在百姓头上的一个沉重的包袱。
还可以从一个例子看王旦在处理危机问题时的见识和技巧。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马军都指挥使张旻，奉旨选兵——北宋时国防军（禁军）的兵源来自招募和从地方部队（厢军）中选补。候选的军士要经过一个较长阶段的训练和考核过程，张旻性格暴躁，执行了一系列严厉而苛刻的政策，候选者大都是久历戎行而且孔武有力者，小忍一时或无不可，反复折腾势必由惧而恨，于是“欲谋为变”。畿辅重地，这样一个群体一旦作起乱来，其后果是十分可怕的。情况反映上来，皇帝立即召集二府（中书省和枢密院）的负责官员开会。会上王旦说：
若罪，则自今帅臣何以御众？急捕谋者，则震惊都邑，此尤不可。
意思是说，如果这时候追究张旻的责任，那今后的继任者还怎么管理得了这些军士？但如果此时抓捕这些谋变的士兵，一定会造成首都的动乱，这办法尤其不可行。于是皇帝问：“那该怎么办？（然则奈何）”王旦答道：“陛下好几次准备任命张旻当枢密使，我一直不敢奉诏行事；现在如果擢用他，就此解除了他的兵权，那些准备作乱的兵丁自然就会安定下来。”宋真宗接受了他的建议，军队果然没有再闹事。
在关键的时候处理危机的能力，是衡量一个宰辅重臣才具的重要指标。
执行什么样的人事路线，同样也是不能糊涂的大事。任人唯亲，培植党羽，往往是许多宰相的通病，而要真正做到选贤与能，唯才是举，谈何容易？除了需要见识弘远，更重要的是必须没有私心。
王旦的没有私心是从自己家里做起的。他的弟弟王旭久负才名，因为王旦的谦让和恳辞，一直没有得到重用。某次王旭在引对选人时见到了真宗，事后真宗不无感动地对王旦说：“朕向不知卿弟犹衣绿也！”——绿色是下级吏员官服的颜色。至于王旦的子侄，更是无一人在他生前得到过官位。女婿苏耆本已中了进士，殿试唱名时被格在诸科（即进士以外的明经、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科），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当时便向皇帝介绍了有关情况。皇帝问王旦，王旦却站在一边不做声。苏耆只好讪讪而退。接下来的事，史书这样记载：
既出，尧叟谓旦曰：“公一言，则耆及第矣。”旦笑曰：“上亲临轩试天下士，示至公也。旦为宰相，自荐亲属于冕旒之前，士子盈庭，得无失礼？”尧叟愧谢曰：“乃知宰相真自有体。”
宋朝的大臣都有举荐贤良的任务。王旦对于朝野的贤士平日的表现和舆情都很注意，根据自己的考察，向朝廷举荐而不让他们本人知道，其中不少成为栋梁之才。这个情况直到宋仁宗时期，史官们整理《真宗实录》时才得以公开，王旦“不树私恩”的胸怀引发了一片赞扬。他对于走后门“跑官”之类行为（哪怕只是迹象）极力抵制。谏议大夫张师德两次上王旦家，都没见着人，他怀疑有人说了他的坏话，请参知政事向敏中向王旦作些解释。恰好此时知制诰出缺，王旦主动对向敏中说：“可惜了张师德。”向问所以然，王旦说：“累于上（皇帝）前言师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两及吾门。状元及第，荣进素定，但当静以待之尔。若复奔竞，使无阶而入者当如何也。”——已经是状元，分配个好位子是没有问题的，何必还要两次上我家走后门？让那些没有门路的怎么办？——向还想替张求求情，王旦说：“等等再说吧，让他吸取教训对于匡正风气也有好处。”
“正邪自古同冰炭”，王旦的是非判断力是很强的。王钦若和丁谓两人后来都当过宰相，是历史上有定评的奸邪小人，但当时却被公认为有才干而受到皇帝宠信。《宋史》中有如下一段记载，很有意思：
帝欲相王钦若，旦曰：“钦若遭逢陛下，恩礼已隆，且乞留之枢密，两府（指中书省和枢密院）亦均。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真宗遂止。旦没后，钦若始大用，语人曰：“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
王旦反对任命王钦若的理由似乎有些牵强——怎么能说南方人就不能当宰相？然而当时这话却是很具说服力的，于是王旦才得以实现自己所坚持的政治原则。至于丁谓，当时的劣迹还不甚彰显，有人问王旦：“丁谓久远当何如？”王旦说：“有才，德行却不行。将来得了高位，让有德的人帮助他，也许能得个善终，若独握大权，必然自取其祸。”后来丁谓的命运证明了这一预言的正确。
寇准这人也有些毛病，但王旦一直认定他是正面人物，在寇准起伏坎坷的政治生涯中，给予他许多保护和支持。王旦病危辞职的时候，皇帝再三问他让谁接班合适，他不肯说，皇帝提名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表态，最后要他试着说一个，他挣扎着坐起来奏道：“以臣之愚，莫如寇准。”真宗说寇准性格不好，要他再提一个。他说：“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说完就让人把自己抬回家——显然是固执己见的意思。
王旦身为一千年前的封建官僚，在人事这一最重要的行政权力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公正、清廉和坚持原则，实属难能可贵，因为即使是现代的民主制度下，大大小小的政治家和官员们，在这方面还应该抱着谦虚的态度，以王旦为自己崇尚和追求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