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首任宰相范质曾有一句名言：“人能以鼻子吸进三斗醋，才可以当得宰相。”这是他在周、宋两朝任职宰相的最中肯的心得。用鼻子吸醋，而且要多达三斗，无疑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它需要多大的忍耐力！为什么痛苦呢？想必就是宰相履行职务时所招致的猜疑、误解、敌视和攻讦等等。由于宰相的独特地位，这些痛苦源出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包括君主、宫闱、同僚、部属、士林、百姓，有时甚至源于自己的内心，那就是政治上犯了错误的时候，那种“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感觉。民谚说：“宰相肚里好撑船”，也就是指当面临上述这一切时，一个称职的宰相必须具有超出常人的胸怀。王旦在这方面的表现也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
宫廷和政府之间，矛盾的消长起伏，贯穿于封建帝国的全部历史。因为皇帝掌握着最高权力，协调宫府关系往往成为检验宰相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指标。作为政府首脑，他既是皇帝意志主要的忠实的执行者，而当这一意志发生谬误的时候，他又必须承担起维护国家稳定和保护民众权益的责任。真宗赵恒是个很平庸的皇帝，无论是忠良或者奸佞都能影响甚至左右他的意志。王旦在政府主持工作十八年（参知政事六年、宰相十二年），内政、外交各方面都出过不少好主意，特别是帮助赵恒规避过一些严重错误，因而颇受皇帝的信任和尊重，就像史书里所说的“言无不听，凡大臣有所请，必曰：‘王旦以为如何？’”——这里显然已经不止信任和尊重，而且含有忌惮的成分。一次宫廷失火，王旦对真宗说：“陛下富有天下，财帛不足忧，所虑者政令赏罚之不当。臣备位宰府，天灾如此，臣当罢免。”这意思是要真宗下罪己诏，因为天灾示惩首要目标当然是皇帝而不是宰相，真宗觉得有理，照办了。后来查出失火并非天灾，而是人祸，皇帝觉得很没面子，便下令彻查此案，论死罪的达一百多人。王旦又说话了：“始火时，陛下已罪己诏天下，今反归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虽有迹，宁知非天谴耶？”王旦这样说，救人的动机是好的，但逻辑上显然有问题，有点强词夺理，赵恒却接受了，此事不了了之。
王旦深知，皇帝言听计从是宰相发挥政治作用的重要而难得的条件，而要长期而稳固地保持这种状况，自己也必须有所妥协，有时就要牺牲原则，“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赵恒这人，虽然平庸，却也并无太昭著的劣迹，留给后世最大的疵议当属“天书”事件——自欺欺人，无聊愚昧，而且劳民伤财，败坏风气。从一开始，他就担心王旦不支持、不配合，问身边的人道：“王旦得无不可乎？”等到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他把王旦召到宫内君臣对饮，席前尽拣好话说，最后送给王旦一坛酒，并且说：“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王旦回家打开一看，里面尽是珍珠。“旦自是不复持异，天书、封禅等事始作。”王旦一生清廉，当然不会是因为得了财宝而放弃原则。试想，至高无上的皇帝居然不惜对臣下实行“贿买”，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这里已经是妥协的底线，下一步他将采取不惜一切的手段来实施他所认定的计划。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太多，儒家明哲保身的信条是发挥作用的时候了。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墙倒下来，人砸死了，什么戏也没法往下唱了。积极的态度应该是先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从而继续发挥在历史中的正面作用。
然而，一旦妥协，就很难收缩。王旦被推到了这场闹剧的最前台，扮演了一个煞有介事欺骗天下的小丑。作为首相，他被封为天书仪仗使，“每有大礼，辄奉（捧）天书以行”，还要念诵连篇累牍的鬼话，一直到临死前病退时才一并摆脱了这个职务。自从介入了这件明知其荒谬的骗局，王旦就一直生活在自责的阴影里，“恒悒悒不乐”。因为他做过许多好事，后人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对他多加指责，但他却无法原谅自己，临死前，还对家人说：“我别无过，惟不谏天书一节，为过莫赎。我死之后，当削发披缁以敛。”王旦是儒士出身，选择和尚的葬仪是自我责罚的意思：即自己愧对先圣先贤，理当被逐出门墙。
王旦和同僚的相处之道，更能证明他博大的胸怀。他把宽容视为政治家最重要的品格，因此终生奉行在妥协中求团结的原则。虽然对于危害国家和百姓的人和事，他也斗争，也抵制，但从来不使用整人的手段，可以说，他没有一个基于个人原因的私敌，即使是对他曾经有过误会甚至抱怨的人，到头来都只会发出一声感叹：“王公器识，人所难及也。”寇准做枢密使的时候，王旦主持中书省。有次中书省给枢密院发文，违反了公文格式，寇准向皇帝打小报告，皇帝批评了王旦，还处分了有关人员。后来枢密院给中书省发文，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小吏以为报复的机会到了，兴冲冲地呈交给王旦，王旦却让退回枢密院，寇准知道后，惭愧已极。《续资治通鉴》里还有如下一段记载：
（王）旦每见帝，必称（寇）准才，而准数短之。帝谓旦曰：“卿虽谈其美，彼专道卿恶。”旦谢曰：“臣在相位久，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此臣所以重准也！”
官员之间的关系，倘若不是同一条线上的人，很难与人为善，不诽谤中伤，不落井下石，便已十分难得，像王旦这样的胸怀，古今能有几人？而且绝对不是口里说得好听，背后却使出阴招睚眦必报。王旦后来竭力保举寇准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他的举荐从来不让寇准本人知道，直到1015年寇准因犯错误被罢了官，找王旦说情，想保留原级别待遇下放去当节度使，当时被王旦以不受私请为由拒绝，可事后，王旦却对真宗说：“准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指中书省和枢密院），且有才望，若与使相（宰相级别的节度使），其风采亦足为朝廷之光。”真宗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在寇准去谢恩的时候，告诉其中原委，寇准这才慨叹王旦的人格为自己所不如。
王旦当首相，有些奏章常常不经皇帝披阅就直接批示，时任参知政事的王曾、张知白等提出：“每见奏事，其间有不经上览者，公批旨行下，恐人言之以为不可。”王旦对他们的意见表示感谢，不作解释。王曾等人后来只好向真宗打小报告——《宋史》里写道：
一日奏对，旦退，曾等稍留，帝惊曰：“有何事不与王旦来？”皆以前事对。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无毫发私。……朕谕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谨奉之。”曾等退而愧谢，旦曰：“正赖诸公规益。”略不介意。
这种“略不介意”的态度，在充满机心和敌忾的官场是十分难得的。王旦之所以享有极高的人望，被尊为“一代贤相”，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这种“肚里好撑船”的宽广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