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方面就是日常生活中作者的内心世界，这比前面所呈现的人格更为复杂，因为这才能体现一个文人的真正的生活和情感。这就是作为一个文人对于生活的高度敏感，正是作者对生活的敏锐的艺术感受力，才会形成他多重人格中最具特色的一面。他的《阳关引》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更尽一杯酒，歌一阕。欢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沈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这首送别词化用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诗意，结合自身的体验，能够情景交融，另出新意，一改送别的极度伤感别离之悲，以独到的见解来劝解友人，把相隔两地的真挚友谊绾结在一起，这种较为开阔达观的境界和情怀在苏轼之前并不多见，确实令人叹服。
再看他的《甘草子》一词：“春早。柳丝无力，低拂青门道。暖日笼啼鸟。初坼桃花小。遥望碧天净如扫，曳一缕、轻烟缥缈。堪惜流年谢芳草。任玉壶倾倒。”全词流露了对于时光飞逝、青春易去的哀怨与叹息，雄浑洒脱的词人形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更加成熟的词人，多了几分人生的体验和感悟，饱经人世沧桑的作者，言语中透漏了凄婉忧伤的人世感慨。细加品味，不难发现，作为一个政治文人的寇准在他的词中展现了一个丰富而真实的自身形象，即一个多重人格的综合体。究其原因，我们不仅仅感受到时代和阶级的根源，而且会深切的体会到作者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寇准的诗文，也是他复杂内心世界的表达。
纵观作者为数不多的几首词作，便可发现其中所反映的思想、表达的情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既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般士大夫阶层的普遍的人生理想和功成名就后的自豪感，也有叹息时光易逝、青春难再的伤感情怀，还有抒发闺中思妇的哀怨凄婉之情。这是与当时西昆派作家有很大不同的，作者并不象他们那样坐在房子里搜肠刮肚，以逞才显能为消遣，而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和内心世界的强烈要求，反映了作者自己那个天地中个人的生活感受和喜怒哀乐。
作为政治家的寇准，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一样，胸怀兼济天下之志，读前面的《蝶恋花》一词，就能深切的体会到一位几度拜相，功业彪炳的宰相通过词传递给读者的那种豪迈气概，然而，这只是作者内心世界的一角，看他的《甘草子》一词，已经脱去了位极人臣的雄浑气势，增添了几分凄凉之感，虽然词中描绘的是早春景色，但作者借以抒发的却是人生易逝、青春难留的凋零之感，从中我们就能真切的感受到作者那颗敏感、孤寂的内心世界。这便是一个文人所具有的独特的气质和情怀，正是这种情怀的作者集中反映了对于生命的深沉思索。除此之外，我们读他的《点绛唇》，却是另一种心态的折射，词中以社日雨后清新明净的春景来衬托闺中思情的。词描写闺妇由于思念远人针线懒做，卧又不眠的情景，这是作为封建士大夫的他所具有的对于豪华奢侈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因为所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这也就构成他复杂内心的一部分，但与同阶级人所不同的是，作者并不是以此来填补内心空虚世界的需要，而以更为精工细腻的笔调，广阔幽雅的情思反映了封建社会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从而打破晚唐五代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那种幽闭狭破感，可谓“遣词凄婉，姿态甚饶”，为后来词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读寇准的词，我们能深深的体会到这是一位内心世界丰富而又复杂的政治文人的心灵写照，无论其或俗或雅，都是作者那颗敏锐的词心的真实反映，而正也是从多角度构成一个完整而丰富的人的内心情感世界。
从以上这些诗词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寇词的艺术个性。
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称其为词人，但是在晚唐五代柔糜词风笼罩的宋初，他的作品还是具有自身独特的艺术特色的，具体表现在：首先是情真。寇准词抒情感情率真。这种情真意切表现为对于时光流逝、青春无法永驻的感伤和惋叹；也有对友情对生命的深层思索和独到见解。前如《甘草子》，此词通过对时光飞逝、青春易去的叹息和思索中传递出寇词的特色：词境开阔，实境与意蕴的融合中表达了丰富的内涵，可谓直抒胸臆，放情率真。后者如《阳关引》，作者以新颖独到的见解，把满腔的真情投注到真挚的友情中，读来意浅而情深，似淡而实浓，若不是真情的流露是绝对不会有如此动情之作。
其次，寇词所表达的情感也是丰富而细腻的，这种真切的情思融注到字里行间便形成寇词独特的风格，即清新自然、含思凄婉、意境浑然，即宋人所言“含思凄婉，盖富于情者。”这给晚唐五代之风盛行的宋初词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以他的《踏莎行》为例，这是一首闺中思妇怀念远人的佳作。上片前三句写室外的景色，营造气氛，接着写室内的静，含蓄的道出女主人对于远人的渺茫期待，下片在落寞失望中，写女主人懒于梳妆，镜匣都积满了尘土，全词通过句句加深、层层加重的重叠手法，给人一种情思绵绵、凄婉动人的感觉。整首词的字里行间跃动着女主人对于红英落尽、芳歇春去的感伤，流露出一种美人迟暮、青春易逝的惆怅之情。难道这种情思仅仅是女主人公的心灵写照吗？
总的来说，寇词融合时代的性格的因素，又加之个人对词风的新创，从而造就了一种新风貌，透过其词，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位封建时代政治文人的多重性格和复杂的内心世界，他的词作的确无法比及后来的柳永和苏轼等人，但在当时的五代浮艳词风笼罩下的词坛，为宋初词风突破五代藩篱，推动宋词的发展、变革做出了自己积极的贡献，因为从渐变到突变是事物发展的共同规律，词风的转变毫无例外，而寇词便是这个渐变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寇准作为“晚唐体”诗风的代表诗人之一，在宋初诗坛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研究他的文学交游，有助于对他的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和把握。
由于寇准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因此他的文学交游对象遍布朝野，既有居庙堂之高的勋臣权贵，也有处江湖之远的在野隐士，更不乏淡出尘世的和尚僧侣。与寇准有文学交游的在朝官员有以下一些。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人，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宋初“白体”代表诗人，也是宋初诗坛诗名最显的诗人。宋人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尝言：“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
太宗淳化元年（990）正月，寇准迁葬父母于洛阳，王禹偁作《送寇密直西京迁葬序》相送。淳化四年（993），寇准因触怒太宗，以左谏议大夫出知青州，自商州回汴京不久的王禹偁为他送行，写下了《送寇谏议赴青州》一诗，其结句曰：“征还都几日，莫爱妓娉婷。”如此直白无隐的激励劝慰，足见两人友情之深厚。
张咏（946-1015），字复之，号乖崖，濮州鄄城人，与寇准同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张、寇之交，史料多有记载，尤其是张咏对寇准的评价。据《宋史·张咏传》记载，真宗景德元年（1004），寇准第一次拜相，张咏议论曰：“寇公奇材，惜学术不足尔。”《乖崖集·附录》亦载：“张定公守蜀，闻莱公大拜，曰：‘寇准真宰相也’，又曰‘苍生无福’，门人李吵怪而问之，曰：人千言而尽者，准一言而尽，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学耳。”景德三年，寇准罢相知陕州，张咏还京经陕州，寇准为其送行，“问曰：‘何以教准？’咏徐曰：‘《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准莫谕其意，归取其传读之，至‘不学无术’，笑曰：‘此张公谓我矣。’”
关于这一对诤友的关系，用宋人陈师道的话说，就是：“张，寇布衣交也，莱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虽贵不改也。”
陈师道所说的“布衣之交”，是指两人未登第时即已相识，太平兴国四年秋，张咏至大名府参加发解试，与寇准相互推重而成一生之挚友。临别之时，张咏作诗曰《邺中留别平仲》：
闻说怀经济，乘简过隐庐。话言殊不逆，交分合何如。
道愧将时背，心非与世疏。凄凄重惜别，蝉噪古槐初。
“凄凄重惜别，蝉噪古槐初”，依依不舍的友情在此句中展露无疑。
杨亿（974-1020），字大年，建宁蒲城人，淳化三年赐进士出身。他是“西昆体”的代表诗人，素与寇准友善。澶渊之战时，杨亿正任知制诰，随真宗亲征。当时真宗畏惧辽人，便使人探视寇准的动静，却见“准方与杨亿饮博，歌谑欢呼”，于是破敌之信心陡增。寇准一些重要表文，例如拜相时的辞让表、罢相后的谢表，也常由杨亿代笔。天禧四年（1020），真宗不豫，寇准、周怀政等共谋以太子监国，准密令杨亿草诏。这些都说明两人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可惜的是，两人诗集中并没有留下他们交往的诗作，这可能与寇准诗歌保存不完整有关。
向敏中（949-1020），字常之，开封人，也是寇准的同年，太平兴国五年进士。两人有诗唱和，时间在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其时寇准徙知永兴军。向敏中有《寄寇平仲》诗相赠：“九万鹏霄振翼时，与君同折月中枝。细思淳化持衡者，得到于今更有谁！”寇准也有和作《和向相公见寄》：“玉殿登科四十年，当时交友尽英贤。岁寒唯有君兼我，头白犹持将相权。”颇有惺惺相惜、识英雄重英雄之感。
梅询（964-1041），字昌言，宣州宣城人，太宗端拱二年（989）进士及第。梅询在文学史上声明不显，但他的侄子梅尧臣却是宋诗史上的一大家。梅询素与寇准友善，天禧二年冬，梅询因公事赴边地，寇准作《送转运梅学士询巡边郡四首》绝句相赠。
温仲舒（943-1010），字秉阳，河南人，太平兴国二年进士。《宋史》称他“自为正言至贰枢密，皆与寇准同进，时人谓之‘温寇’”，寇准有诗《送温尚书入洛》。
张士逊（964-1049），字顺之，阴城人，淳化中进士。寇准有诗《夜坐有怀寄张士逊》。
与寇准有文学交游的官员中，还有部分生平已不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