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义宠信寇准，私人交情很深。有人献给赵光义一个宝物——通天犀，一种上下贯通的犀牛角，非常珍贵。赵光义命人制作成两条犀带，一条自用，另一条赐给了寇准。此后寇准一生一直珍藏赵光义赐个的犀带，死时也陪在身边，可见寇准对赵光义的敬爱。
至道二年（996年）正月，在京城南郊，太宗亲自举行祭祀天地的祭拜大礼。按照以往的习俗，祭拜天地的仪式结束后，就意味着开始过年了。而每次祭祀天地之后，辛勤工作了一年的每个官员都会自动官升一级，为的是奖励朝臣们的辛勤鞠躬尽瘁，辛勤付出，借着这个机会，皇帝也让大臣们都高兴高兴。
当时，举行封官加爵，犒赏大臣的人是正是寇准。当是时，寇准正处于意气风发，雄心万丈的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他也难免落入俗套，不拘小节，任情行事，以展现自我，张扬个性。时位移人，此言不谬也。也就是说，封官加爵之大事，寇准却是听凭自己个人的喜好论功行赏，喜欢谁就升到重要的位置，厌恶谁，就安排一个无所作为的位置。这一点，很多朝臣都一眼看出来了。寇准喜欢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节，便将他擢升到了屯田员外郎；寇准不喜欢左通判、左正言冯拯，便将他安排到了虞部员外郎一职。
这样一来，原先官居冯拯之下的彭惟节，现在却高高在上，冯拯呢，反而落在了下面。寇准赏赐百官之后，冯拯发现了问题所在，不对啊，彭惟节原来官比我小一级，大家都应该升一级的话，我还是应该比他大一级啊！怎么他反而比我大一级了呢？思来想去，冯拯想，一定是寇准在从中作梗，因为寇准一直对冯拯很有偏见，不大待见这个左通判、左正言冯拯。这次封封百官，寇准跟冯拯之间，也结下了仇怨。但碍于寇准当时的炙手可热，冯拯咽下了这口气。但他并不甘心，一直在寻找复仇的机会。
当时北宋有个不成文的制度，就是官员们给皇帝上奏章时，奏章基本是按照官职大小，排列好给皇帝过目的。因为彭惟节一直都比冯拯官阶小，奏章就一直排在冯拯后面。习惯使然，后来彭惟节官阶比冯拯大了一级时，奏章依然习惯性地排在冯拯后面。不知为什么，就是这样一点几乎被人忽略掉，也从来没有人注意过的小事，不知为何居然被寇准知道了。寇准非常愤怒，因为居然有人胆敢蔑视他对彭惟节的擢拨，难道这不是变相地藐视他寇准本人吗？盛怒之下，寇准动用自己参政知事的权利，以政事堂下达命令，把彭惟节的奏章压在了冯拯的上面，并且把这事情给太宗赵光义做了一番说明。寇准认为，此事虽然小，但分明是乱了次序，满朝文武官员有升有降，长此以往，朝臣们的奏章渐渐都会流于无序，那将还有何尊卑之分，又将成何体统？
冯拯也不是寻常之辈，他比寇准还早一年中进士。他是探花郎，是中榜进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当年还得到了太宗的赐诗。每次科举考试结果出来之后，按照惯例，皇帝都会给状元赐诗，但是给探花赐诗，则只有冯拯这一次。“二三千客里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这个少年说的就是冯拯。冯拯也是得到太宗的器重的良材，现在寇准竟然百般刁难、压制他，冯拯当然不能接受这种现实。
太宗听了寇准的话，没有多想，便点名批评了冯拯。冯拯因此怀恨在心，伺机还击。他上书圣上，弹劾寇准，说寇准在南郊祭祀天地，封官晋爵时任人唯亲，有所不公。但这次上书似乎犹如石沉大海，皇上一点反应也没有，并没有收到他所预期的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时，居然还有另外一个人配合着冯拯，继续上书圣上，弹劾寇准。要知道，寇准在官场上确实升迁太快了，这难免遭人嫉恨。这个上书弹劾寇准的人是谁呢？原来，此人乃是岭南东路转运使康戬，他不远千里，上书圣上说：“圣上明鉴：现在的寇准，己经是权倾朝野，无人敢管，亦无人敢言了。皇上您还不知道，我们这些朝臣，没有谁不怕寇准的。吕端、张洎、李昌龄这些人都是寇准一手推荐的，吕端对寇准感恩戴德，张洎曲意奉承他人，李昌龄无能怯懦，他们都不敢和寇准抗争，寇准目中无人，为所欲为，扰乱法纪，已经到了让人无可忍耐的地步！”
看到这封火上浇油的奏章，太宗尽管龙颜大怒，但平静下来之后，他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将奏章中涉及的当事人召来，亲自问讯一下，才称稳妥。恰好当时正赶上寇准要主持祭祀祖庙的活动，此事更加大意不得。于是，太宗就把吕端、张洎、李昌龄召来，让他们看了康戬的奏章，并问他们究竟是怎么回事。李昌龄和张洎担心言多有所失误，没敢吱声。无奈吕端只好出来说话：“不瞒皇上，寇准性格强硬，刚愎自用，凡事喜欢自作主张，并不听从他人的意见。臣等诸事不想和他相争，唯恐有伤国体。臣等有罪，请皇上开恩赦我等之罪。”
久居官场之人，说话自然很有官场的艺术风格，绵里藏针，藏而不露，却又时时显山露水，露出峥嵘。吕端所言，基本属实。寇准性格一贯如此强硬，太宗再熟悉不过了。至于他欺压下级，对同僚吹毛求疵，对上级貌似不恭，还有待考证。这样一番滴水不漏的话，让吕端那三人同时也撇清了自己，暗示着他们既没有与寇准结党营私，也不是为了报寇准的知遇之恩，一切都是为了朝廷大计和国家利益，才选择了保持沉默，不和寇准争高低。吕端这一番话，实在有诸多高明之处，不愧成为北宋朝廷后来屈指可数的托孤大臣。
太宗召见了吕端、李昌龄和张洎，了解了康戬的上书事情之后，让他们暂且退下，当时并没有就此事表明自己的态度。因为太宗太喜欢寇准了。如果说寇准的刚愎自用，做事强硬的确是一种缺点的话，那么就连寇准的这些缺点，太宗觉得自己居然都是喜欢的，欣赏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太宗对寇准的感情，真有情同父子的意思。而这种感情，是张洎、吕端和李昌龄等揣摩不到的。太宗想，寇准为人不会拐弯，刚正有余，委婉不足，难免会惹人嫉恨，事实究竟如何，还是将寇准召来，亲自求证一下，看他如何作答。
翌日早朝之时，太宗问寇准，新年伊始，冯拯的升迁之事究竟是怎么回事。朝文武都在非议此事，认为寇准有失偏颇，处事不公。寇准当然不会轻易承认自己有什么过错。他给皇上摆事实，讲道理，剥丝抽茧，一一将如此论功行赏的道理讲出来，认为自己这样安排冯拯是有理有据的。寇准声若铜钟，义正词严，似乎不是下级在给上级述职，而是在给上级讲课一般，丝毫没有半点的让步和悔过之意。看到寇准这样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当时太宗非常恼火。这毕竟是在大殿之上，而不是君臣的二人世界，让太宗有回旋和包容寇准的余地。而寇准则完全无暇顾及太宗的感受。寇准那咄咄逼人的架势，让太宗龙颜颇有些不悦。他警告寇准说：“这可是大殿之上，你身为宰相，跟皇上吵架成何体统？”
寇准心想，吵架算什么，想当初您的龙袍袖子扯住的事情我都干过，这算什么事呢？因此，寇准对太宗的提醒置若罔闻，继续为自己据理力争，吵得不亦乐乎。无奈之下，太宗便差人将他的这位寇爱卿撵出大殿，拂袖而去。
寇准还是很顾大局的，看到皇上龙颜大怒，他没有返回大殿，这次寇准好像很时务，默默地退朝回家。第二天早朝时，寇准起了个大早，他手中拿着中书省官员的名册，厚厚一摞子，意气风发地走进了大殿。寇准躬身参拜皇上，说“皇上，您不是听人说寇准任人唯亲，处事不公吗？现在我拿证据来了，我们可以挨个对一对，看看寇准是否是在论功行赏。看看到底是某人之错，还是寇准之错？”
谁知太宗却一声叹息，心想，寇准啊寇准，你为何要屡次让朕下不来台呢？这可是在大殿之上，多少双眼睛看着呢，就算我年老体迈了，也还是一国之君，究竟还至于仅仅是一个摆设。就算是麻雀和耗子，关键时刻脑袋都能拐个弯儿，寇准你怎么就这样直来直去，不懂人心呢？你这不是故意为难皇上我吗？太宗想，说到底，还是自己把寇准给宠坏了，宠得他连自己究竟是谁都分不清了。看来不让他清醒清醒，以后更会害得他更惨的。
宋朝有一点值得称道，那就是皇帝都比较人性，轻易不杀大臣。因为赵匡胤当年开了个好头，坐稳江山后，没杀身边的武将，而是赐给良田美宅，让他们退休享福。想想看，秦皇汉武、唐宗明祖，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啊。所以，北宋的官员们很少因言惹上杀头之祸，虽说三番五次被贬官，但是没有性命之忧，贬了官，写写诗，喝喝酒，发发牢骚，也就算了。因此，对于寇准，太宗长叹一声，说了声“朕不想再见到你了”。当日就颁旨，又将寇准贬到邓州做知州去了。太宗素喜欢下棋，心中也自有一盘棋。受“万岁事件”的牵连，寇准被贬出京城，张逊也降了一级，就连明哲保身的温仲舒也未能幸免。因为事件的当事人都是太宗的特别信赖的宠臣，因此这不能不说是规模比较大的一次大换血。
事实不幸被太宗一语道中，“朕不想再见到你了”居然成为了一句谶语。从那以后，也就是公元996年7月寇准离京之后，太宗一直到临终之时，的确再也没见到他的这位爱臣。一年之后（997年），太宗驾崩。在弥留之际，不知道太宗是否还记得一年前他说的这句话，也不知道在弥留之际，他是否还记得他的爱臣寇准。当是时，寇准一直在邓州任知州，不奉诏不能回京奔丧，为太宗守孝，扶柩而哭。这对情同父子、形影不离的君臣，就此永别了。